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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谢山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抗战胜利后，上海育才中学有个「哲学班」，中国托派领袖彭述之讲唯物辩证法，听课的有四、五十人，有位个子修长，眉清目秀，文质彬彬，一派书生风采的同学，人家介绍说：“他叫嵇山”，这个名字很优雅而响亮，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候环境复杂，大家都不用真姓名，有的人起的名字很古怪，如“无住”等。我们称彭述之为“陈教授”，如果外头有人来时，就由彭述之的女儿站起来念英文。我与嵇山只见过几面，谈过什么都忘记了，不久，听说他在沪江大学毕业后去香港工作了。在《青年与妇女》杂志中看到他写的几篇书评和剧评，逻辑性强，文笔流畅，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评中，激情洋溢，令人鼓舞。

有一年，我回广东老家去，在香港陆绩家里又遇到嵇山，他住在陆绩前房，已经结婚，我们好比老朋友，一见如故，他十分客气，情深谊重，才知道他的真名叫谢越秀。我悄悄地问陆绩：“他是同志吗？”回答说：“同情者”。当时托派中央已迁至香港，彭述之也在香港，陆绩又是香港的负责人之一，他们对越秀的思想影响一定很大。

1948年底我被国民党逮捕，半年后交保释放，当时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为恐再次被捕，我回到了广州。得知越秀因信箱接收第四国际刊物，被港英当局逮捕后驱逐出境。听说谢在审讯时，用英语愤怒地质问洋帮办：“接收外国邮件犯什么法？你们这叫什么民主？”竟然遭到一拳一脚，把他打倒在地，连眼镜也打掉。其后越秀毅然在狱中加入了「中国革命共产党」（托派）。

香港当年还有陆绩、王凡西等人也由于几个信箱接收国际邮件被捕，驱逐出境。陆绩到农村参加土改，越秀则到广州，考入糖业公司当会计。我曾去公司找过他，知道他工作很好，我希望他注意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斯大林反托中共也反托，他表现得很坚强。不久广州刘潮被捕，我就没有再与越秀联系了。

几年后我再次见到越秀时，是1954年在湖北劳改队里。1952年12月22日全国肃托，一昼夜间“一网打尽”，越秀也被捕了。关禁了一年多后，才被莫须有地宣判为“反革命”，他被判五年刑，我15年刑，劳动改造。

中南区的部分同案，从广东、广西和江西，集中到武汉，共二十余人，几个女的在监狱被服厂劳改，男的除陆绩一人留在监狱修理汽车外，其余被送到汉阳一砖瓦厂劳改。我们大都是知识分子，八成是大学生，有的是中学校长或日报主编，大家都坐了一年多牢狱，不见天日，没有走动，个个面黄肌瘦，步履维艰，如今要在砖瓦厂劳改，都得去挑土，与泥巴打交道，经受这苦役的磨练！越秀本是个弱质，瘦骨嶙峋，从未搞过体力劳动的人，要他挑土，那怕每只竹筐只装一拳头的泥土，也是难以承受的。但越秀从不畏难叫苦，宁死不屈，硬是拼出全身力气，用双手垫住肩膀，把担子挑起来，七颠八倒地往前走。难怪厂里的老犯人看了喊“作孽”！但也有讥笑我们这些人是在扭秧歌哩！

劳改生活：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所谓学习，就是“认罪服法，改造思想”，天天批判托派的“罪行”，谁不喊“托匪”，就得挨批受斗。中国有句老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大都消极学习，不得不说几句假话，“难得胡涂”。学习时越秀总是坐在后头，从不发言，非轮到他发言不可时，才人云亦云，胡乱说几句。他性格内向，本来不大爱说话，其实他想得很多，思想清晰，理念坚强，就是含而不露，装得落后的样子，不为人注意。有个小江，是个胖子，他大学毕业，能说会道，原是托派的活动分子，如今在劳改队里，只见他拼命劳动，却哑口不言，或则语无伦次，使人莫明其妙，他得了一个绰号：“胡涂”，连劳改干部也喊他“江胡涂”。

队里后来调来一个林松棋，他是中大历史系助教，为人刚直，认为历史是不可歪曲窜改的，他坚决不承认托派是反革命，不肯说什么“托匪”，结果惨遭残酷批斗！一些相信“立功赎罪，提前释放”的，积极参加了批斗，按他的头，抓他的发，踢他的腰，惨不忍睹！由于他“不认罪服法”，后来被单独关押禁闭，不久便惨死狱中，中托史上又添了一具冤魂！这样的批斗会，越秀往往看不下去，就装作小便离开了会场，在厕所里遇到同样心情的李唐，相对苦笑一下，愤慨之情尽在不言中。我与越秀在一个小组里，同吃同睡同劳动，真是形影不离，亲如兄弟。他喜欢背诵诗词，古文底子极好，我也口头跟他学了李煜的几首词，有时候他在自吟自唱，但从不告诉别人创作了什么诗词。越秀体弱多病，大家都很关心他，可他从不要别人照顾，反而尽力去帮助别人，例如，他看到有的“内务”不整齐，便去替他把被物折迭好；看到那里脏了，就去打扫干净。后来越秀也得了一个有趣的雅号：“林妹妹”，一来形容他弱不禁风，二来为人可爱的意思吧。

一年之后，原来我们与其它犯人隔离劳动，生怕这些人煽动闹事的，后来，大概上头看到这些人积极劳动，又有文化，便把这个小分队全部调到铁工厂去劳改，搞技术工作。铁工厂担负全厂机器的维修，这些人调来后，有的打铁，有的翻砂，有的做钳工，有的学车工，唯独越秀以其名牌大学会计本科毕业的资历，被分配在办公室当劳改记工员。原来他身体瘦弱，搞体力劳动无力可使，全无工效；如今当了记工员之后，如鱼得水，所学的会计本领，用在这小小铁工厂里，大材小用。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从而改进了铁工厂的管理，有条不紊，增产节约，一清二楚。干部做总结，对犯人讲生产，数据都是越秀提供的，照讲无误。铁工厂因而成了先进单位，后来迅速发展成为机修车间，越秀是功不可没的。

1957年3月，越秀五年刑期提前释放，所有五年刑期的也都一起释放，女的超过五年的也一律假释，我和“江胡涂”也减了刑，劳改干部反复讲：“你们的案件，今冬明春就会解决的。”后来，开展了反右运动，政策越来越左，“今冬明春”就无声无息了。

听说越秀回到广州，原单位已把他开除了，他没有工作，只好去挑泥，每天一元钱。那时候他已有一男一女，妻子含辛茹苦，等了他五年，如今他回来后又没有工作，一家四口怎样生活？妻与儿女便先后去香港定居，文革前他们就离了婚！万万没有想到服刑五年后，又遭到妻离子散的惨剧！而后来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又作为“牛鬼蛇神”，在自行车厂原来搞统计的，却要他下车间搞重体力劳动，遭受到时间更长、更加悲惨的迫害！

我爱人也劳改五年，与越秀先后释放，起初大家常通通信，互相勉励，到“文革”时就音信断绝了。直到我1983年回家后第二年，才试着跟越秀通信，不久就接到他给我一首热情洋溢的诗篇《寄故交》（后来收入他的《苦口诗词草》内）。诗中“生来风骨尚铮铮”，正是他的为人之道，光明磊落，风骨傲然，虽然一生坎坷，但终身无悔！

越秀的晚年，却有一段感人的罗曼司，我曾赞誉之为“刑场婚礼真擎爱”：小胡与他先后释放，之后互通音信，互相勉励与关怀，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悲惨的岁月，各自都遭受不幸，越秀被折磨得病魔缠身，几乎夺去他的生命；而小胡在艰苦劳动中又发生工伤，被货架上倒下来的重物压伤，生活不能自理！而他们却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武汉，千里迢迢，不能互相帮助和照顾，多么的焦急，多么的难受！于是小胡果断地提出结婚，却遭到单位领导的阻挠，一拖三年！他们的相爱，是革命同志真挚的爱，不为金钱，甘心情愿牺牲自己为了对方健好，全心全意为挽救对方垂危的生命，这样的结合，就好比刑场上枪毙前的婚礼，是在死亡在线的挣扎，这是世间最纯洁、最真擎、最伟大的爱！

若干年后，我与越秀久别重逢时，中国已改革开放，他被借用到广州会计师事务所，成为注册会计师，以他的高等学历，精通英语和丰富经验，经常到外资企业检查账目，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成为经济建设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与小胡一起互相体贴，互相照顾，过着晚年幸福的生活。家里有个很大的书橱，藏书丰富，分门别类，连报纸、书信都保存得有条不紊。可见他工作之余，还努力学习，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90年后，我在上海郑超麟老人处，看到越秀给老人的好些书信和论文，字迹清秀恭整，洋洋数千言，内容有谈论时政的，有研讨诗词的，可见他那几年思想十分清清晰，精力依然充沛，他是多么希望“留将老眼看沧桑”啊，却不幸于96年过早与世长辞了！

他临终前，付出极大的努力，把所写的诗词整理成册，这本《苦口诗词草》与郑老的《玉尹残集》可说是狱里外吟咏的姊妹篇，绝非世间风花雪月之作。越秀的无畏精神和跌宕有致的诗词、剀切中理的政论，将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