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达尔文主义者,你们走得太远了!

克利夫.科纳

 


 

  物竞天择,是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核心,但几乎没有别的学说,能像达尔文学说这样会引起更持久的思想论战,1859年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便提出这个学说。

  尽管达尔文本人心中也很明白,由于他在生物学上所作的贡献因而带来颇有权威性的实质意义,必将影响到人类所关心的其它领域——特别是宗教领域——但是他无法预见到在多大程度上会动摇人们对人类社会的思考。

  卡尔.马克思很快就认识到,达尔文的观点对于社会学说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当《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不久,马克思便兴高采烈地给恩格斯写道:「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达尔文提出用令人信服的唯物主义论点来解释生存的有机动为何会在漫长时间内发生变化,这就把人类历史范围引进自然领域的研究中去了。

  马克思因此从达尔文学说里,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强有力论证,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形成他自己的社会革命学说的基础。

  正当马克思从达尔文主义中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时,亲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尤其是赫伯特.斯宾塞,成为煽惑人们的著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主要辩护人,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法,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这个法则,不仅在生物进化中,而且还在人类社会中发挥作用。

  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发展了的论点是:在一切可能的经济体制中,唯有自由的资本主义是最合于「自然法则」的:富人之所以富有,是由于他们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而穷人之所以穷苦,是由于他们生来就缺乏才能,而才能则是通向经济成就的必经之路。

  有些资产阶级理论家竟然认为,让穷人俄死,则是淘汰劣等人的「自然道路」,也是使人种经过长时间的进化而得到改善所必需的道路。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以很恶毒的方式建议道:让穷人死去,而不是通过个人慈善行为或国家福利计划去帮助他们活下去,是最有利于人类的事业。

  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法西斯理论的主要来源。二次大战前以及二次大战期间,法西斯政权把这种理论应用在欧洲,其实践的恐怖后果,已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声誉丧尽。

  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应声虫们还在坚持他们的主张,不时地浮出面上来。例如,在辩论依靠社会福利而生存的妇女,是否应当强迫他们接受绝育的问题上,就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余音缭绕。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社会生物学

  与此同时,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支持提出反动政治课题的运用方面,起到了鼓励作用。最近几十年中,最突出的政治课题之一是「社会生物学」理论,这种理论助长了一种思想,即人类社会行为基本上是继承特性的产物。

  如果母爱、温顺听话、侵略、智能、犯罪行为等属性,都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话,则个人的社会作用生来就已固定下来,很像工蚁和蜂后的作用一样了。

  这样的论调还常常被用来为教育政策辩护,这种政策规定,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注定要被送到劣等学校去学习,理由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工人家庭的子女,没有能力取得重大学术知识的成就。社会生物学的另一个含义是「生物学决定了妇女命运」,女权主义者运动已经对此作出了强有力的抗议,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严重地损害了妇女的利益。

  另一方面,遗传基因决定智力的观念,得出的必然结果是,非洲后裔的美国人永远是低级智力的——这种既恶毒又虚伪的观念,已经受到彻底地驳斥,但似乎还没有完全消失。

 

「达尔文的危险概念」

  最近,在对哲学家丹尼特的书《达尔文的危险概念》进行辩论时,一种有关滥用达尔文主义的,尽管是更为巧妙的表现,浮出面上来了。

  丹尼特用了大量篇幅,来攻击著名的生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古尔德的著作。古尔德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写了两篇长文章反驳丹尼特的攻击。古尔德在指控时提出:这次争论并非象牙塔里的事,而且带有强烈的政治弦外之音,丹尼特争论策略的武库中,包含有给对方扣上一顶红帽子。

  在这次有关达尔文主义的辩论中,政治问题占据着什么位置呢?

  丹尼特公开表明:「古尔德发动一场战役,反对特定科学家,反对科学领域内的特定思想学派……采用了十分明确的政治术语,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措词」。

  丹尼特攻击说:古尔德的非渐进主义的进化观(或称断续性平衡),源于马克思主义者对古生物学上起作用的改良的反感,诚如大家所知道的,改良者是革命者的最凶恶敌人。

  最后,丹尼特(Dennett)报道说:1992年,古尔德「从访问俄罗斯归来之后,」又一次指出「在渐变的改良与突变的革命之间是有区别的」。他并说:「马克思关于大规模突变模式的有效性已经被证明为是正确的。」

  丹尼特作这样报道的潜在动机,是想把古尔德描绘为他的科学判断已经蒙上一层理论偏见的思想家,并暗示在达尔文主义讨论中,马克思已失去合法的地位了。

  在检到正在争论中的「超达尔文主义」这一问题之前,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对古尔德在进化论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影响力是颇有意义的。

 

断续性平衡理论

  1972年,古尔德与他的同事奈尔斯.埃尔德里奇(Niles Elclridgt)发表一篇论文,题为《断续性平衡理论:取代物种渐进主义的新途径》他们建设标准的达尔文进化论模式需要修正。达尔文及其追随者向来认为,新的物种的发展,要通过一个渐进而又均匀划一的演变过程。

  必须强调的是:渐进主义者的论断,并非从自然现象中得出的推论,而是一种理论的构想,这是很明显的,而构想很少给予进一步的考虑。但实际上,进化的最初自然现象——按时间序列保存在地质层里的化石形式记录——不会提供渐变的画面。

  化石形式记录,是由一系列各自不同的物种组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的中断或空缺,几乎没有中间性的生命形式来填补。在古尔德与埃尔德里奇以前的进化论者,一贯相信,化石形式记录中的中断或空缺,只不过是表明其不完全性——已知物种之间「失去的环节」肯定是存在的,但没有以化石形式保存下来,或尚未发掘出来。

  然而,古尔德和埃尔德里奇得出相反的论断:化石形式记录是相当精确地反映出实际出现过的进化过程。他们主张,物种形成不是缓慢地进行的行动。

  他们断言,有机物群体在很长时间内总是保持稳定的,直到经受一次向不同种类的有机物快速转变时,稳定便失去了(这也许是受到环境改变的刺激而发生)。这些转变并非像以前人们所认为的需要几百万年,可能只需要若干千年——若干千年,从地质学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仅等于一眨眼之间。

  按照古尔德和埃尔德里奇的看法,生存着的有机物群体的典型史,也就是长时期平衡史,这平衡被新物种形成的急变事件所中断。

  任何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法则的人,将会很快承认古尔德和埃尔德里奇的学说,是同辩证唯物主义相适应、相符合的。两人对变的概念都认为是以「质的飞跃」形式出现的。

  人们可以推测,断续性平衡理论,是源于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的一种见解。丹尼特,一再重复古尔德的早期批评家说过的话,对古尔德提出怀疑,并利用来作为论战时攻击的大棒。古尔德这样做,实际上已毫无根据地任意作出结论,即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结论。

 

先验论方法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生物学上去调查研究问题,通常有两种方法,即正统的和非正统的。丹尼特认定古尔德所采取的就是非正统的方法,说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当做一整套不可违反的原则,生物学(或任何其它科学)的一切细节都可以根据这整套原则推导出来的。

  很早以来,这种方法被称为先验论方法,事实上,这与马克思主义正好是对立的,因为先验论是以唯心主义而不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先验论试图运用推理,而不是运用系统观察或实验来发现物质世界的运作,这就是认识先于物质了。

  有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家,确曾试图利用辩论主义作为一套「首要原则」,根据这首要原则可以推论出物质世界的运作。这在苏联斯大林时代最为普遍,那时,许多罪行都是借用马克思主义名义而犯下的。

  最惊人的例子便是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事件,李森科是斯大林的手下人,他宣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推导出植物遗传法则,从而得出荒谬的结论,造成极其惨痛的社会后果。

  但古尔德的方法,与先验论是完全相反的,他不应该对斯大林主义的御用文人所犯下的罪行,负有任何责任。他的方法是正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解世界的总框架来使用——不仅可适用于人类社会,而且也可适用于自然界。

  由于古尔德熟悉马克思的理论,因此他已注意到人类社会变革的模式(革命爆炸性与表面稳定时期的相互区分)同呈现在化石形式记录中物种进化模式之间的对比。

  然而,古尔德从未想到过,要去宣布新的真理的发现,说这发现是通过一套抽象观念的推导而得证明的。古尔德所做的只是提出新的假说,这假说的概念不可能出现在达尔文及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者生物学家的头脑中,因为他们的社会条件预先决定了他们只能作出渐变的论断。

  25年前,当古尔德和埃尔德里奇的观点公布之后,他们受到大多数同事的抵制。这种经得起客观事物检验的成就,在今天来说几乎没有争议了,但仍有他们的反对者,不过信奉这种理论的信徒的人数远远超过反对者。

  当继续性平衡理论,尚未达到无法挑战的「科学事实」的地位时,却被吸收到正统进化论的框架中去了。但不管如何,断续性平衡论全面地提供了一个杰出的实例,说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如何能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

 

「简化法」(归纳法)与「逐步解决法」

Reductionism and Algorithm

  尽管丹尼特明确地把他自己与反动的社会生物学概念区分开来,他对「达尔文的危险理论」的中心论点构成一道防线为他的基本前提辩护:即大量人类的行为,包括社会行为在内,都可以归入到我们遗传基因的范围之内。

  丹尼特将其归属于达尔文的「危险概念」(显然是挖苦的话),就是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他相信,这是「任何人都曾有过的唯一的最佳概念」。

  对于那些感受到达尔文学说威胁的人们来说,这学说就具有危险性,这威胁表现在无情地排除一切,连神圣这一个词也在排除之列了。正确地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达尔文学说不仅彻底摧毁了传统

的上帝观念,而且也摧毁了超自然的创造论,不管这种创造论的解释是何等的强词夺理,牵强附会。

  达尔文的「危险概念」告诉我们,没有任何最高智慧监视着我们,没有任何成为理论与道德源泉的无限智慧,也没有任何宇宙意识或宇宙方案会给人类生活带来更大的意义。

  丹尼特对于达尔文主义的唯物主义内容的诠释是精采的——也是切中要害的。他在解释「物竞天择」(即自然选择)时,借用计算机技术中的一个比喻。他说:「达尔文发现了逐步解决法的动力」。

  达尔文的危险概念就体现在:逐步解决法是最好标尺,解释羚羊的步速,鹰的翅膀,兰花的形态,物种的多样化,自然界的一切奇迹……

  不管因逐步解决法所得到的产物多么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基本过程,除了在没有任何智能监督的帮助下,一系列独立的无意识的一步接一步之外,就别无其它了。

  上述这段话中,「除……外,就别无其它了」,正是简化法(归纳法)方法论上错误的象征——把极端复杂的自然现象,简化为除综合少数简单的因素或过程之外就别无其它,这种企图是绝无效果的。

  古尔德及其它生物学家力图向丹尼特说明这个问题,但丹尼特置他们的异议于不顾。他甚至说「简化法这个术语被滥用了」,简化法是没有固定意义的。

  尽管丹尼特加以否认,但简化法或归纳法是确有其意义的,他的观点——集中地体现在他所说的「生物学就是工程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最普通的简化法形式,就是试图把在自然界一个领域中已被证明为有效的科学法则,应用到尚未得

到证实的领域中去。例如化学法则已经成功地被推广应用到生物学的研究中,形成了份子生物学的杂交体系中。

  然而科学史上对归纳法所作的种种的努力,也常常出现过失败,例如要把古典牛顿物理学定律推广应用到亚原子物理学上,便是失败的例子。

  丹尼特把达尔文的正确学说推到太远了。古尔德说:「当把有效的原则变成了中心教条主义时,丹尼特实际上已发展了「达尔文原教旨主义」或「超达尔文主义」,也就歪曲了达尔文学说,使之成为一幅讽刺画。

  古尔德将「物竞天择」作「至高无上原则」接受下来的,但他补充说,「还必须引用一系列附加法则以及不可预测的历史偶然性的巨大作用,来解释生命进化道路的模式和规律性。」

  打破丹尼特简化论计划的范例,就是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过的断续性平衡理论。因为单用「物竞天择」,还不能充份说明问题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丹尼特要贬低「断续性平衡」,认为把非正统的马克思理论偷运到科学中来。

  丹尼特相信:唯一可以代替「物竞天择」来说明进化演变,就是乞求超自然的力。然而,古尔德要我们深信,他所引的「附加法则」像「物竞天择」本身一样,是无人指导的,无目的的唯物主义——但所有的「附加法则」都各自在发挥作用。

 

超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者反对达尔文本人说过的话。达尔文不止一次地说:我坚信物竞天择这个原则,是生物变异的主要手段,而不是绝对手段。(着重点由本文作者添加的)

  当然,引证达尔文的话,并不能解决科学上的争论;因为达尔文主义所包含的一整套概念,也在演变和发展中,如同有关「渐进主义」的争论所表明的一样。丹尼特和古尔德两人论点的相对价值,最终须取决于物质的证明。要评价这物质证明,首先必须考虑适应论者的推理在达到科学结论过程中的地位。

 

适应论者的「假设故事」

  有一种信念认为:每一生物的每一特征——从单细胞有机物的膜直到人脑——都是物竞天择的产品,但这一信念有其必然的推理后果,这就是:这样的一种特征代表着一种适应性,这一适应性是为有机物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某一有用目的而服务的。

  因此,超达尔文主义者的纲领,就需要提出并发展表面上看似有理的适应论的解释,即解释无明显适应性价值的动植物器官的起源。

  这种努力有时所带来的只是自我讽刺而已;在拙劣的模仿中,更可笑的是这样一种解释,它认为:人的鼻子也是一种适应作用,人鼻的进化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安放眼镜的位置。

  适应论者的解释,通常是带有想象性的,十分有趣的,而且由于物竞天择毕竟是进化论的「至高无上原则」,因此,多数解释已被证明是可以成立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些解释只能表明为科学探索中的推理方式,而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方式。

  从最坏的方面来看,适应论者的解释只能像基普林(Kipling)的假设故事那样的富有幻想(《豹斑是怎样获得的》)。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解释的价值是导向深入研究的一个假设。

  检验超达尔文主义信条的一个办法,就是要看:不为适应性目的服务的那些持久性变化,是否得以证明已在有机物的群体中发生过。古尔德列举了具有这样变化的若干种类,并给每一种类提出特殊的实例。

  最重要的一类也许就是:它的变化是作为其它变化的「非适应性的次要结果或副作用。」(达尔文称此为「生长的联系性」)

  古尔德解释说:各个有机物的进化「是以复杂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出现,而不是以各个分离部分的松散结合而出现的,根据物竞天择的原则独立地作出最佳的选择。此外,任一适应性变化,必定也会产生一系列……非适应性的副产品」

  他举出一个例子——这是无穷数目中可以选择出来当作例子的一个——这例子是关于蜗牛的脐孔,脐孔是一个虚空的圆筒形空间,这空间是蜗牛在构筑它们的贝壳过程中形成的。

  有些蜗牛类,利用脐孔作为贮存蜗牛蛋的场所。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职能并不是作为改善蜗牛繁殖系统的适应性而发生,而是作为构筑蜗牛贝壳的次要结果而发生的。

  古尔德补充说:如果有什么器官是完全以非适应性副产品而形成的,那么「人脑就是最有代表性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器官——这便使得适应主义成为人的行为的一种,特别值得怀疑的方法……物竞天择使人脑逐渐变大,但是我们人的大部份思维特性及其潜力却可能是——非适应性的次要结果,也就是说在形成具有如此结构复杂性的器官时,所带来的非适应性的次要结果了。」

  不错,这就是把适应主义论者的解释应用在人类文化发展上,使得超达尔文主义者的归纳主义,或简化主义显得贫乏不堪,那是最明显不过了。

  按照丹尼特的说法,「人类文化的一切成就——语言、艺术、宗教、伦理学以及科学本身——都跟细菌、哺乳动物以及人类的形成一样,是属于同一基本过程的人为现象。」这个形成过程,当然也就是属于……物竞天择的不容改变的、不断上升的计算系统了。但正像丹尼特曾经振振有词地解释过一样,物竞天择是一种盲目的、无意识的,无目的的过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者说「文明的进化」——是由完全不同的一系列原则起作用的结果。科技进步,社会实践以及其它形式的人类经验并非通过基因密码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是从父辈、教师有目的地转移给孩子们的。

  使现代人类与史前穴居人区分开来的那些不同方面,并非物竞天择的产物,而是人为的或有目的选择的产物。正如古尔德所指出的,文明进化的「有方向性」或「有目的性」的性质,使文明进化极其迅速地向前推进,结果把物竞天择的缓慢过程,作为影响人类历史的因素,减小到成为毫无意义的事了。

  古尔德说:「我深信,如果把生物进化同人类文明或科技发展两者拿来作模拟或对照,所造成的害处远远超过益处。」

  丹尼特的超达尔文主义是基因决定论的变体,基因决定论,不管有意或无意,实际上是打开了通向社会生物学各种反动含义的大门。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直在反对种种意图:即把社会学的法则降低为心理学或生物学的法则上去,这样做,实际上就是鼓励有害社会政策的有害科学。

  古尔德反驳了丹尼特的意图,因为丹尼特企图「把物竞天择这一普遍的酸性药应用到把人类文明发展降低为达尔文的计算系统,这就是这一场斗争的新一轮回合。

 

周仁生译自《社会主义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