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谁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体制作一次透彻研究，那么对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市的科洛姆拜中学里新近发生的暴力事件，即14名学生和一位教师的被杀事件，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大众媒体以及其它流行文化，注定了年轻人会接受并参予反社会的暴力活动。

　　有关犯罪报道——如果触及到的是属于一般犯罪行为，而不是大规模的集体犯罪行为——通常都是以混乱不堪的数据数据为根据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每年都有互相矛盾的政府犯罪报告而引起的。

　　一份报告是由联邦调查局根据执法机关的犯罪资料而公布的，另一份报告是根据全国犯罪受害者的民意调查而得出的年度报告。这年度报告又依据每户的犯罪数为基础的资料而来。

　　1994年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指出：平均每人的恶性袭击率下降0.4%，这是近10年来第一次下降。但在同一报告中又指出平均每人的杀人率却上升2.2%。另一份政府报告则反映出总暴力犯罪率的稳定上升——上升率为5.6%。

　　同样，有更多迹象表明，在犯罪率高的地区，暴力袭击早在30年前已经引起注意，而今天却被当作例行公事而无人过问了。（例如驾车经过时的袭击，打斗而无人死伤等等）兰夫．格洛斯曼在他的《论杀人》一书里写道——隐性的暴力从袭击率表明美国人试图相互杀害的事故，正以惊人的速率增加（见1995年波斯顿利特尔布朗公司出版的该书）。

　　1955年—1991年间，在15-19岁男少年中杀人犯罪率增加159%。尽管医疗技术质与量的应用标准不断提高，但在同年龄的男少年中，引起死亡的杀人率仍居第二位，而在同年龄的黑人男少年中则位居第一。

　　了解了上述事实本是十分重要的，但政府与大众媒体对于暴力犯罪行为的增加，却提不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说明——特别是由年轻人犯下的暴力罪行。

　　瓦特林的著作《心灵之战：或「军方利用与滥用心理学》一书中报道了美国政府在培训杀人凶手时所使用的技术问题。

　　该书中提到纳鲁特博士是军队指挥官中的精神病学家，他谈到了由他发展而成的技术，而根据这种技术，条件反射与社会学方法论可用来帮助军方凶手克服杀人的阻力。

　　所用的这种方法定将暴露出「有象征意义的典型」课题，这将涉及到「专门设计，来表明以暴力方法去杀死或杀伤那些人的影片。」

　　看了电影之后，观众心理上已感到适应了的人，终于能够把他们的感情与现场情景分离开来。

　　接受培训的人被迫在看电影时，把他们的头部像螺钉般地栓在一块夹板中，动也不能动，然后用一种特制的仪器，使他们不会闭上眼睛。不错，有些影片的表现的就是现实的杀人事故，而另一些影片则达到了现实性的、高质量的特殊效果。

电影与电视卡通片

　　如果说我们多数人发现，这种可怕的方法被应用到17-19岁青少年军人身上而感到毛骨悚然，那么为什么我们却容许同样的方法在全国千百万儿童身上出现呢？

　　这种方法首先应用在卡通片上，用来描写暴力行为，然后当孩子们逐渐长大起来时，就有数不清的暴力行为出现在电视上，最终由于争夺电视观众的竞争，迫使不断地放松了对电视暴力行为镜头的限制了。

　　当孩子们到了一定年龄段，他们便开始到剧院去观看电影，由于这种影片要受到PG13率的限制（在父母指导下让孩子看电影的限制），为什么要限制呢？因为电影映出的是被子弹射伤的流血或砍断手脚的场面。

　　大约过了一年左右，大部分父母便容许孩子们观看只有一定限制的电影，因为有更多的从人体背后爆炸子弹、流血如注和脑浆喷发的暴力场面，等等。

　　最后，年满17岁的孩子便可合法地观看R电影，而到18岁时，他们便可观看高于R限制率的电影了。这些影片有时当军、警特殊部队受训而干出的暴力行为时，甚至放映出「抠出眼珠子，连同脑浆飞溅」的惨绝人寰的暴力场面。

　　因此，在17-18岁这个可塑性很强的年龄段，军队长期来以这种传统方式开始给士兵们灌输杀人的专门技术，而我们的孩子们也跟着接受军队训练的非人道模式。

　　电影人物汉尼拔是一个食人者，以及贾森和弗雪迪，都是病态的，无疑是凶恶的，犯罪的反社会份子，他们与早一代外来的、受到误解的美国女作家法兰肯斯坦创造出来的怪物以及狼人等没有任何共同之点。

　　现今的恐怖电影，制作得色彩逼真，可说是非常可怕的暴力行为，同时，恐怖电影会给成人观众们提供糖果、饮料、集体交往甚至男女间那种亲嫟的肉体接触场面。这样，这些观众学会了把从电影中得到的心得效益，与刚才看到的场面联系起来。

　　集体看电影的压力是很大的，每当观众们看到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时，如果他们把视线转移开来，就会感到丢脸出丑，甚至被人小看，因此他们中多数人从心理上要把头牢牢地栓在一只夹板里似的，一动也不动，而合群的压力使他们的眼脸永远张开。

孩子好像「空白的政治板」

　　B.F.斯金纳在可起作用的条件反射学中进行实验时，否定了弗洛伊德与人性学家关于个性发展的学说，他坚持认为所有行为都是以往奖励与惩罚的后果。

　　对斯金纳来说，孩子好像「空白的政治板」，只要在孩子早期适当年龄的时候，为他建立起对环境的充分监督与控制，人们要他变成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是什么样的人。

　　军事部门意识到了斯金纳氏的研究成果，他们不采用旧式打靶中心作为射击目标，凡士兵在17岁到20岁之间。要他们瞄准突出在指定的射击第一线内的人形侧像开枪。他们射击时间仅有短暂的几秒钟，如果他们射中了，恰好把靶心击倒，就会得到一枚特殊奖章，通常还有三天免费通行证。

　　据说，这种训练法是射击率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2-15%，提高到现在越南战争的90-95%的主要原因。

　　今天各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在电视游戏中心，站到了塑料机关枪和其它武器的背后，对准突出在电视银屏上的电子靶心射击，当他们压一下电子引爆器时，武器真的摇动了，发出了枪声，如果他们真的射中「敌人」，这「敌人」便应声倒在地面，通常还可看见肢体与一大堆血肉在空中飞溅。

　　发生在电视娱乐中心的杀人行为，与军队里的杀人行为之间的大区别在于：军队杀人要把目标对准敌人士兵，还要特别强调确保士兵行动在军事当局的控制之下。而孩子们在电视游戏里所进行的战斗训练，即使开枪打不中目标，也是不会受到真正制裁的。

　　电视游戏机是不会出现训练军官来监督我们的孩子学习杀人术，这与部队里有训练军官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当这样的「训练军官」有了一次深刻的印象，并且可用来作为年轻士兵楷模作用的，那么这些电影、电视等在其存在时间所凝聚起来的效果要远远超过了训练军官的效果。

「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

　　长期以来，人们早已了解到，电影通过这种楷模作用，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1917年影片《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应对三K党的流行负责（该影片的首映是在白宫、为在弗吉尼亚州出生长大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而举行的）。

　　我记得：当影片《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于1950年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城上映时，若干大型十字架仅在第二天晚上便在全城多处被人烧毁了，但只有非洲裔美国人的小区是例外。

　　格洛斯曼指出，一般说来，「在西方的战争影片和侦探影片中，只有在法律授权下，英雄们才可以杀人。如果法律不容许，他们必受惩罚。因此，坏人永远不会因其暴力行为而受到奖励，反之，他会因犯罪而受到公正审判。

　　「道理很简单：任何人不得超越法律，犯罪得不到报酬，只能付出代价。暴力行为只能受法律的制限、受法律的指导才是允许的。英雄只有服从法律，经过法律授权下发泄他的雪耻复仇之恨，才能得到奖励。

　　「这样的英雄会得到观众们的认可，不论什么时候当英雄出现时，在观众们当中会得到强有力的共鸣。观众们离开剧院时，自我感觉良好，而且意识到一个公正的法治必须存在。

　　「但是，今天电影只是为一类英雄们，他们的行为不受法律限制，复仇已成为老透了的、更阴暗、更返祖性、更原始的观念，而不是法律了。这些新的反英雄派人物，被作者描绘为服从复仇之神，而不是服从法律权威，而受到激发和奖励的。

　　如果说美国的警察部队不能遏制暴力行为，而其人民却学会了恐吓与威胁警察，那么其中原因却可从娱乐界中找到。」

暴力就是国家之法

　　自从1941年以来，美国已受战时经济的统治，被卷进了「警察行动」，或这一类、那一类战争之中，所有这些都同它在经济上使美国变成统治世界的大帝国有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帝国主义）。

　　总暴力和集体屠杀，不仅成为美国国家之法，而且在美国资本主义力图征服的世界各国也成了国家之法，如同我们每天在媒体报道中所谈到的一样。在某一意义上来说，今天的美国生活可从「口袋里装满一切的屠夫式生活中加以总结：「不论是非，只要在他死时，占有大量财物，那便是胜利者」。

　　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贪婪性为基础，因此唯有通过暴力威胁或实际的暴力行为才能继续存在，不断扩大。

　　对于美帝国来说，为了不断扩大，美国统治者们深知，他们必须使年轻人军事化而不计后果（通过了更多法律，增加了警察力量，把更多人抛进了监狱、等等）

　　当美国生活开始分解时，如同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一样，各小集团所表现出来的暴力行为就会增加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事了。我想每一个美国人需要的是他或她可以引为自豪的社会。但这样一个社会的到来，只有经过工人社会主义政府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