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的核心里存在着一种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已经存在了若干年。但是自从雨果· 查韦斯2006年12月再次当选总统，宣布启动“五部发动机”来推动国家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以及他号召组成一个新的统一社会主义党来组织这一过渡的几个月以来，这种局势变得更突出了。这是存在于革命的反新自由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成就与对社会主义承诺之间的紧张局势――反新自由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而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却依然只是一个承诺。
正是委内瑞拉政治结构改革的深入――它的通常是喧闹的，然而是对华盛顿舆论认为的市场驱动优先的真正破除－－首先为全球公平运动和国际左派建立起了一种如同灯塔似的进程。也正是这种一贯的反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使得雨果· 查韦斯在2005年1月阿雷格里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上受到欢迎，甚至是在这位委内瑞拉领袖对那个“S”开头的字（社会主义）做出任何承诺之前。
这种影响超越了拉丁美洲和传统的欧美联盟。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个是来自印度尼西亚， 在那里新的左派党PAPERNAS 反复参照委内瑞拉的样板来为重新确定国家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的主权进行解释和定位。另外一个例子来自埃及，在那里开罗的集市有个传统，人们常用公众人物的名字来命名打折扣日， 作为每一批干果质量的评判手段。难怪在去年的黎巴嫩战争之后，最贫穷，最受苦的人被叫作“布殊”、“贝理雅” 和“奥尔默特”。也就更不奇怪最美好的，最甜蜜的日子被叫作“Nasrallah”--真主党领袖的名字。但是在这些好听的名字里， 有一个来得稍迟一步，他就是“查韦斯”。这位委内瑞拉总统为了抗议以色列的侵略从以色列撤回了大使。
这不过显示 了委内瑞拉对帝国主义无畏的反抗在曾被称为“地球魔鬼”的上千万带头巾的人当中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共鸣：这是一种在2002年4月反查韦斯政变失败以及自2003年以来健康与文化“使命”发展之后开始感觉到的共鸣，是几十年来未曾经历过的。
但就在最近，出现的其它事情给了委内瑞拉的发展进程一个更大的，意义更为深刻的影响。这始于2005 年受查韦斯的邀请开始讨论“21 世纪的社会主义”，这种讨论在2006年他做出承诺之后的今天甚至更强烈地延续着，这正是委内瑞拉接下来一个时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当然这对委内瑞拉国内斗争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也改变了它的国际潜力。
首先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在过去17 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已经从大多数人的政治词汇表里消失的国家里的人来讲，突然间变得有可能谈论社会主义，而不会显得像是刚刚从另外一个星系飞回来。不仅如此，委内瑞拉是第一个活实验室――至少从80年代的尼加拉瓜以来是这样――这个实验室可以测试出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民主究竟可能是个什么样子，以及有什么样的战略可以实现它。这样的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在最近一些年里已经开始以理论的形式重新出现。例如在法国的LCR（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共产党员批评>> 里就已经有了一个很重要的辩论，涉及到了丹尼尔 · 本赛德、安托尼· 阿尔图斯、阿莱克斯· 卡里尼克斯和其它人。围绕着这些中心问题他们提出：在目前的情况下，难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必须经历好象当年“东宫风暴”那样的旧的国家机构崩溃时危机的、爆炸性的时刻，经历暴动者的总罢工，或者经历一种漫长的、众人参与的军事斗争吗？或者可能想象一个保护新阶级利益的新国家机构能够伴随着或甚至就在保护旧阶级利益的旧国家里出现吗？
这很可能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运动所面临的最具决定性的问题。为了避免简单化，委内瑞拉的政治进程可以描述为一种民族主义的、反新自由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在其中有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出现。奇怪的是这两方面都在查韦斯的个性当中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革命正在争取出现，因为这是一个首先发展自1998常规（那是中产阶级的代表）选举获胜的进程，当时得到了各阶级联盟的广泛支持，而至少到2002 年的未遂政变发生时， 还没有做什么来跨越制度上框架。当然2000年的新玻利瓦尔宪法对其制度进行了大幅改动，而且谈到了许多关于公众参与、人们需求与潜力的核心等根本的问题。但它并没有触动基本的财产（既有授权的财产、也有代表性民主的财产、或者私有财产）。在某些程度上，这保护了曾支持他的阶级联盟。
自从2002年反对政变的起义以来，特别是从当年底反抗雇主的停工斗争以来，民众的动员、Missions（派出执行任务）、城市土地委员会、一些控制工人的零星的或部分经验、乡村和城市的合作组织、和最近出现的公社委员会，已经开始超越旧的框架甚至要挑战它。但是委内瑞拉权力的中心杠杆――包括总统办公室本身――在旧的管理机构下，仍保持制度上的原封不动，甚至“陷入其中”。玻利瓦尔运动遇到的问题――也许也是当今世界大多数能够想象到的革命所遇到的问题――是第一次掌握政权时（比如当选），如何回避现存的机构？
委内瑞拉的情况是，这个问题与另外一个问题相关联：这个运动怎样发展成一个真正的集体领导格局，而从一个革命“领袖”的全面统治中解放出来，当诚信且有能力的查韦斯本人似乎也承认转变是必须的时候？
委内瑞拉最近发展的两个情形，其中一个稍稍早一些，似乎找到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稍晚一些的则是开始于2005年早些时候在一些工厂发展起来的工人监督的联合管理模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在Ciudad Guayana 的ALCASA铝厂。这种尝试的传播还是有限的，实际应用也不完全，同时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出现，它已经失去了核心领导层的支持。在12月和1月概括了革命新阶段优先考虑的问题的主要讲话当中，查韦斯几乎根本没有谈到这个。但它仍然是迄今最有雄心壮志和最鼓舞人心的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更替的范例。另外两个最新的发展是号召成立统一社会主义党，作为“委内瑞拉曾有过的最民主的党派”，还有就是被查韦斯定义为第五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委内瑞拉向21世纪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动机。
这三点合起来再次验证了一个古老的事实。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民主――民主从根本上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由于此，归根结底，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实际上，生产手段的“集体所有”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意味着对经济的民主的、集体的监督和控制。
这也就是查韦斯总统在１月８日向他的新政府宣誓时所描述的公社权力的挑战。
“今年我们要随着公社委员会超越地方局限。我们要首先立法产生一个地区、地方和国家的公社委员会联盟。我们要向公社国家前进。在我们建立公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玻利瓦尔国家――一个有能力进行革命的国家的时候，旧的中产阶级国家还存在着，还在垂死挣扎，我们要一点一点打破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天生会阻挠革命。所以我们的任务很重：要把一个反革命的国家转变成一个革命的国家。
这的确是高瞻远瞩的见解。委内瑞拉革命的前任部长罗兰德·丹尼斯――通常是来自左派的查韦斯的批评者――在说到公社委员会时还是很公正的――公社委员会计划将200到400个家庭聚集起来，讨论和决定地方的开销与发展计划――提供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撇开中产阶级国家来做这件事情。理论上讲，已经有了18000个家庭。这个数字应该上升到30000。实际上很多已经建立起来并开始运作。
但是目前有两个能够预料的关系公社委员会的问题。一则他们不是完全自治的。他们依照“旧国家”起草通过的法律法产生和控制，虽然这个旧国家居住着查韦斯派的人。这与阿雷格里港 的参与式财政和巴西其它地方的一些激进的示威行动大不相同，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鼓舞了委内瑞拉的主动性。那里参与式财政是由贫穷的邻国的社会运动和在地方政府中的党派（工人党或叫PT）非正规地建立起来的，他们钻了巴西后独裁宪法的空子。它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是它必须是自治的和自主的； 从来没有对参与式财政进行过立法，它自己起草自己的章程并可以任意修改，而且地方政府和党派的代表都不能直接对此事发言。
二则，也是与阿雷格里港 的参与式财政不同的是，公社委员会对地方财政没有百分之百的主宰权 （这是阿雷格里港 经验的另一个主要的原则，虽然只是部分实现）。事实上委内瑞拉公社委员会讨论和花费的钱是由公社权力总统委员会一次性划拨的，去年总数大约16亿美元，今年大概两倍于这个数字。他们不控制现有的公共财政，也不清楚他们与目前由当选的市长、州长和地方立法机构委任的资源和管理机构的关系,是否他们将会开始吸纳并取代这些或者仅仅是和他们共存。
这两个问题是彼此互为因果关系的。除了近年来爆发的各种各样的地方运动外，委内瑞拉既没有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的传统，也没有一个群众革命的，或甚至只是阶级斗争的，能够组织这些行动的党派。某种程度上，“查韦斯现象”代表着这两者。
这就是为什么号召建立新的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是一个潜在的重要步骤。这也许是超越对核心领导依赖的最佳途径。但是它必须是一个真正开放和民主的党派，而不仅仅只是传递已经做好的决定的庞大机器。这对委内瑞拉的几支已经把他们自己定格为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小流派和党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来自明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PRS或叫革命与社会主义党),包括目前分化的国家工党（UNT）的工会联盟的核心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裂，一些著名的领袖选择加入PSUV的计划，而另一些已经决定不参与到其中去。在我们看来，前者绝对是主张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而且主张正是由于存在计划可能被一些旧的官僚分子劫持的危险，革命者们必须起来斗争，从而保证PSUV是完全民主的，而不包含一直从内部破坏着玻利瓦尔革命的委内瑞拉资产阶级和新官僚主义的代表们。这与由80年代第四国际（FI）的同志们发动的斗争是非常相似的，那次斗争将工人党（PT）发展成一个“没有老板的工人党” 而且拥有最大的内部民主，有完全的选择政治倾向的权力，按比例分配领导层中的少数派别代表，30%的席位给予妇女，等等――那是一个取得巨大胜利的斗争，而且在使工人党（PT）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成为国际左派的灯塔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总之，委内瑞拉的革命进程似乎面临着三种当前的和中期的挑战。1）这一新的党能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群众的革命党 就是说它能不能提供一种彻底的多元化的、民主的空间来组织和协调委内瑞拉工人阶级（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的所有分支和流派，还有社会的其它受压迫的阶层？2）开始于ALCASA和其它地方的工人监督和工人共同管理的范例性模式能够延伸到更广泛的公共和私有的部门吗？这些能够和公社委员会还有其它形式的大众区域权力联系起来，并把民主监督贯彻到工作场所和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中吗？3）新的公社委员会能成为真正的大众权力中心，接管地方和区域的财政与发展计划的主宰权吗？这些团体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联系起来建立一个能够保护大众利益的国家吗？
换句话说，当前的挑战是民主。他们指向参与式民主由正式的政治范围向社会大厦的各个角落的根本的延伸。那当然就是社会主义在21世纪之前、当中和之后 本来应该的面目――一个史无前例的民主权力的深化。如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那私有资本的国有化和剥夺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因为一旦资本家不再控制资本，而是在地方和国家范围内都交由工人和社会做出民主的决定，那它就不再是私有资本而开始遵循不同的逻辑――人类需求与潜力，还有目前最紧迫的生存环境问题。这两点之间的距离也是不断革命理论提出来分析的问题之一，有的甚至是在一百年前。
（斯图阿尔特 · 派普尔是《国际观点》在委内瑞拉和拉美其它地方的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