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謝山已有半個多世紀了。抗戰勝利後，上海育才中學有個「哲學班」，中國托派領袖彭述之講唯物辯證法，聽課的有四、五十人，有位個子修長，眉清目秀，文質彬彬，一派書生風采的同學，人家介紹說：“他叫嵇山”，這個名字很優雅而響亮，給我很深的印象。那時候環境複雜，大家都不用真姓名，有的人起的名字很古怪，如“無住”等。我們稱彭述之為“陳教授”，如果外頭有人來時，就由彭述之的女兒站起來念英文。我與嵇山只見過幾面，談過什麼都忘記了，不久，聽說他在滬江大學畢業後去香港工作了。在《青年與婦女》雜誌中看到他寫的幾篇書評和劇評，邏輯性強，文筆流暢，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評中，激情洋溢，令人鼓舞。
有一年，我回廣東老家去，在香港陸績家裏又遇到嵇山，他住在陸績前房，已經結婚，我們好比老朋友，一見如故，他十分客氣，情深誼重，才知道他的真名叫謝越秀。我悄悄地問陸績：“他是同志嗎？”回答說：“同情者”。當時托派中央已遷至香港，彭述之也在香港，陸績又是香港的負責人之一，他們對越秀的思想影響一定很大。
1948年底我被國民黨逮捕，半年後交保釋放，當時國民黨已兵敗如山倒，為恐再次被捕，我回到了廣州。得知越秀因信箱接收第四國際刊物，被港英當局逮捕後驅逐出境。聽說謝在審訊時，用英語憤怒地質問洋幫辦：“接收外國郵件犯什麼法？你們這叫什麼民主？”竟然遭到一拳一腳，把他打倒在地，連眼鏡也打掉。其後越秀毅然在獄中加入了「中國革命共產黨」（托派）。
香港當年還有陸績、王凡西等人也由於幾個信箱接收國際郵件被捕，驅逐出境。陸績到農村參加土改，越秀則到廣州，考入糖業公司當會計。我曾去公司找過他，知道他工作很好，我希望他注意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因為史達林反托中共也反托，他表現得很堅強。不久廣州劉潮被捕，我就沒有再與越秀聯繫了。
幾年後我再次見到越秀時，是1954年在湖北勞改隊裡。1952年12月22日全國肅托，一晝夜間“一網打盡”，越秀也被捕了。關禁了一年多後，才被莫須有地宣判為“反革命”，他被判五年刑，我15年刑，勞動改造。
中南區的部分同案，從廣東、廣西和江西，集中到武漢，共二十餘人，幾個女的在監獄被服廠勞改，男的除陸績一人留在監獄修理汽車外，其餘被送到漢陽一磚瓦廠勞改。我們大都是知識份子，八成是大學生，有的是中學校長或日報主編，大家都坐了一年多牢獄，不見天日，沒有走動，個個面黃肌瘦，步履維艱，如今要在磚瓦廠勞改，都得去挑土，與泥巴打交道，經受這苦役的磨練！越秀本是個弱質，瘦骨嶙峋，從未搞過體力勞動的人，要他挑土，那怕每只竹筐只裝一拳頭的泥土，也是難以承受的。但越秀從不畏難叫苦，寧死不屈，硬是拼出全身力氣，用雙手墊住肩膀，把擔子挑起來，七顛八倒地往前走。難怪廠裏的老犯人看了喊“作孽”！但也有譏笑我們這些人是在扭秧歌哩！
勞改生活：白天勞動，晚上學習。所謂學習，就是“認罪服法，改造思想”，天天批判托派的“罪行”，誰不喊“托匪”，就得挨批受鬥。中國有句老話：“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所以大都消極學習，不得不說幾句假話，“難得糊塗”。學習時越秀總是坐在後頭，從不發言，非輪到他發言不可時，才人云亦云，胡亂說幾句。他性格內向，本來不大愛說話，其實他想得很多，思想清晰，理念堅強，就是含而不露，裝得落後的樣子，不為人注意。有個小江，是個胖子，他大學畢業，能說會道，原是托派的活動分子，如今在勞改隊裡，只見他拼命勞動，卻啞口不言，或則語無倫次，使人莫明其妙，他得了一個綽號：“糊塗”，連勞改幹部也喊他“江糊塗”。
隊裡後來調來一個林松棋，他是中大歷史系助教，為人剛直，認為歷史是不可歪曲竄改的，他堅決不承認托派是反革命，不肯說什麼“托匪”，結果慘遭殘酷批鬥！一些相信“立功贖罪，提前釋放”的，積極參加了批鬥，按他的頭，抓他的發，踢他的腰，慘不忍睹！由於他“不認罪服法”，後來被單獨關押禁閉，不久便慘死獄中，中托史上又添了一具冤魂！這樣的批鬥會，越秀往往看不下去，就裝作小便離開了會場，在廁所裡遇到同樣心情的李唐，相對苦笑一下，憤慨之情盡在不言中。我與越秀在一個小組裡，同吃同睡同勞動，真是形影不離，親如兄弟。他喜歡背誦詩詞，古文底子極好，我也口頭跟他學了李煜的幾首詞，有時候他在自吟自唱，但從不告訴別人創作了什麼詩詞。越秀體弱多病，大家都很關心他，可他從不要別人照顧，反而盡力去幫助別人，例如，他看到有的“內務”不整齊，便去替他把被物折疊好；看到那裡髒了，就去打掃乾淨。後來越秀也得了一個有趣的雅號：“林妹妹”，一來形容他弱不禁風，二來為人可愛的意思吧。
一年之後，原來我們與其他犯人隔離勞動，生怕這些人煽動鬧事的，後來，大概上頭看到這些人積極勞動，又有文化，便把這個小分隊全部調到鐵工廠去勞改，搞技術工作。 鐵工廠擔負全廠機器的維修，這些人調來後，有的打鐵，有的翻砂，有的做鉗工，有的學車工，唯獨越秀以其名牌大學會計本科畢業的資歷，被分配在辦公室當勞改記工員。原來他身體瘦弱，搞體力勞動無力可使，全無工效；如今當了記工員之後，如魚得水，所學的會計本領，用在這小小鐵工廠裡，大材小用。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會計制度，從而改進了鐵工廠的管理，有條不紊，增產節約，一清二楚。幹部做總結，對犯人講生產，資料都是越秀提供的，照講無誤。鐵工廠因而成了先進單位，後來迅速發展成為機修車間，越秀是功不可沒的。
1957年3月，越秀五年刑期提前釋放，所有五年刑期的也都一起釋放，女的超過五年的也一律假釋，我和“江糊塗”也減了刑，勞改幹部反覆講：“你們的案件，今冬明春就會解決的。”後來，開展了反右運動，政策越來越左，“今冬明春”就無聲無息了。
聽說越秀回到廣州，原單位已把他開除了，他沒有工作，只好去挑泥，每天一元錢。那時候他已有一男一女，妻子含辛茹苦，等了他五年，如今他回來後又沒有工作，一家四口怎樣生活？妻與兒女便先後去香港定居，文革前他們就離了婚！萬萬沒有想到服刑五年後，又遭到妻離子散的慘劇！而後來在那史無前例的“文革”中，他又作為“牛鬼蛇神”，在自行車廠原來搞統計的，卻要他下車間搞重體力勞動，遭受到時間更長、更加悲慘的迫害！
我愛人也勞改五年，與越秀先後釋放，起初大家常通通信，互相勉勵，到“文革”時就音信斷絕了。直到我1983年回家後第二年，才試著跟越秀通信，不久就接到他給我一首熱情洋溢的詩篇《寄故交》（後來收入他的《苦口詩詞草》內）。詩中“生來風骨尚錚錚”，正是他的為人之道，光明磊落，風骨傲然，雖然一生坎坷，但終身無悔！
越秀的晚年，卻有一段感人的羅曼司，我曾讚譽之為“刑場婚禮真擎愛”：小胡與他先後釋放，之後互通音信，互相勉勵與關懷，逐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悲慘的歲月，各自都遭受不幸，越秀被折磨得病魔纏身，幾乎奪去他的生命；而小胡在艱苦勞動中又發生工傷，被貨架上倒下來的重物壓傷，生活不能自理！而他們卻一個在廣州，一個在武漢，千里迢迢，不能互相幫助和照顧，多麼的焦急，多麼的難受！於是小胡果斷地提出結婚，卻遭到單位領導的阻撓，一拖三年！他們的相愛，是革命同志真摯的愛，不為金錢，甘心情願犧牲自己為了對方健好，全心全意為挽救對方垂危的生命，這樣的結合，就好比刑場上槍斃前的婚禮，是在死亡線上的掙扎，這是世間最純潔、最真擎、最偉大的愛！
若干年後，我與越秀久別重逢時，中國已改革開放，他被借用到廣州會計師事務所，成為註冊會計師，以他的高等學歷，精通英語和豐富經驗，經常到外資企業檢查賬目，作出了顯著的成績，成為經濟建設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與小胡一起互相體貼，互相照顧，過著晚年幸福的生活。家裡有個很大的書櫥，藏書豐富，分門別類，連報紙、書信都保存得有條不紊。可見他工作之餘，還努力學習，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90年後，我在上海鄭超麟老人處，看到越秀給老人的好些書信和論文，字跡清秀恭整，洋洋數千言，內容有談論時政的，有研討詩詞的，可見他那幾年思想十分清清晰，精力依然充沛，他是多麼希望“留將老眼看滄桑”啊，卻不幸於96年過早與世長辭了！
他臨終前，付出極大的努力，把所寫的詩詞整理成冊，這本《苦口詩詞草》與鄭老的《玉尹殘集》可說是獄裏外吟詠的姊妹篇，絕非世間風花雪月之作。越秀的無畏精神和跌宕有致的詩詞、剴切中理的政論，將永留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