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松祺，又名林逸白，化名宋直。生於1920年，卒於1955年。浙江樂清烏牛人。少時，家境清寒，世代務農，祖父及父親粗識字，信天主教。
我認識他時，已是1936年，正值抗戰前夕。據他告訴我，在溫州九小（後改名康清小學，現在是瓦市小學）讀書時，家庭無力負擔學費、膳宿費，只好在周宅祠巷附近的天主教堂裏寄宿，由於是教友家庭，也得到天主教一點幫助，解決部分費用。實際上，他能在康樂小學一直讀到畢業，全靠兩位傾向托洛茨基主義的教師的大力支援。一位是潘泰運，另一位是李察志。從此，他接受托洛茨基主義思想。
1936年春，他考進省立溫州中學初中部；1939年春，他進溫中高中部，1942年春畢業；他在溫州中學先後讀了六年書，母校的事事物物，在他的腦海裏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在溫中讀書時，品學兼優，名列前茅。主編過溫中校刊，出版 “細流”墻報，主持過民眾夜校，推選為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成員之一。校內與他旦夕相處同學有章宏業（即章濤，江濤），洪秀榮，曾昌勛等，前兩人成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骨幹分子，而曾昌勛是他的好友，同情者。1940年，溫中遷校青田己一年餘，來了一位留學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教師安明波，成了我們最親近的老師。我和松祺此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生活道路，都是與安明波先生甘苦與共，休戚相關，這是後話。抗戰時間，松祺參加了溫州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所領導的外圍團體──救亡大同盟。他擔任溫中該團體的主要負責人，與他接近的溫州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有曾猛、王國龍、錢川、黃禹石等。松祺在此期間自然成為溫中托派學生的領袖，因此與中共領導的學生領袖之間成了針鋒相對的兩種思想體系，兩股不同勢力的代表人物。抗戰期間，我們的口號是支持國民黨抗戰，只要蔣介石抗戰一天，我們就支持他，但決不與他談統一戰線，這是與中共不同的。我們對中共的統一戰線持批評態度。松祺在抗戰八年中始終忠於這個口號，執行這條路線。這樣勢必與中共學生意見分歧，也就避免不了爭論。他在爭論中，以理服人，但堅決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反對一國社會主義，反對斯大林的罪惡統治。今天蘇聯解體，東歐變色，恰好證明了松祺幾十年前就堅持的信念，是經得住歷史的考驗。也只有我們才有發言權。
1941年秋，我考進浙江大學龍泉分校，1942年秋，松祺也考進龍泉分校。同時，考進的還有章宏業、洪秀榮，我們四人旦夕相處，思想上，感情上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去浙大分校之前，除洪之外，我們三人曾在溫州府前街模範小學教過幾個月的書。模範小學校長，前是余立天，後是黃禹石。模範小學師生中間，正因為有此一段歷史關係，留下托洛茨基主義的種子，這批種子發芽滋長，培養出數十名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的學生領袖。
松祺在浙大龍泉分校讀書時間不長，從1942年秋天末進去，1943年秋出來，前後僅一年時間。這一年我們主要是在安明波先生指導下走過來的。安先生此時已從溫中辭退，受聘為浙大龍泉分校，任經濟學教授。安先生勉勵我們深入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廣泛閱讀中外歷史、政治經濟學、哲學（包括資產階級學者們的著作），那時，我們年輕，精力充沛，所以如饑如渴地博覽群書。我們還關心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常在安先生家裏召開時事討論會，舉行座談。參加的人不僅有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還有少數幾個靠近中共的人，也有政治立場並不鮮明的人。松祺是很積極的，富有熱情。他同我一起共同寫作，共同翻譯，廣結朋友。如果說往後幾年，浙大總校、分校曾經出現過一個規模不大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那就應該說，運動的根子就在浙大龍泉分校。
不幸的是，1943年春初，松祺的健康發生了變化，他的神經衰弱症逐漸嚴重起來，思想顧慮多了，精神負擔重了，這就妨礙了他的積極性。究其原因，還是家庭包袱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他家中還有父親和一個年幼的弟弟，收入微薄，生活困難。雖說我們在浙大讀書，都是公費生，膳食不愁，但總得有一點其他費用，同學之間的互助不在言下的，但他本人總是憂心忡忡。1943年秋上學時，就繼續升學或停學問題，他躊躇不決，反復再三。結果我們七八個人同坐一條小木船，從溫州西門碼頭出發，到了青田縣，他就毅然隻身一人離開我們去教書了。
回想浙大這一年，盡管松祺後期身體虛弱，心境不暢，但他與我的友情是更加深厚了。1936年我開始認識他，到了1943年已有6、7年歷史。但他給我的印象最深，對我的影響最大，莫過於模範小學的幾個月和浙大的一年。是他，給了政治上的啟蒙思想；是他，使我從埋頭讀書，而走向認識社會，理解人生；是他，帶給我托洛茨基主義；是他，使我結識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資深領導人彭述之、劉家良，溫州的王國龍、王禹石；是他，第一次給我談起蘇聯的托洛茨基，中國的陳獨秀。從那以後，我就跟他們共吸呼，同命運。有人曾經問我，你對林松祺有甚麼感想嗎？這意思是，你要埋怨，還是別的甚麼呢？這就使我聯想起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另一位資深領導人鄭超麟的話了。那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們都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裏。陳獨秀時代的省委書記，彭述之、鄭超麟的戰友尹寬也關在那裏。一天，尹寬因病保外就醫，上海監獄的負責人請來上海市公安局的兩位處長，然後把我們十多個階下囚集中起來，要尹寬談談保外就醫的感想。尹寬干脆得很，講了一兩分鐘話，原話大意是：毛澤東搞農村包圍城市，成功了。我們反對農村包圍城市，錯了。但我今天有機會回家，你們也會有這一天的。＂之後，監獄長要我們談談感想，鄭超麟是最後一個發言。他說：“尹寬把我引向中國共產黨，又把我引向托洛茨基主義──左派反對派，那麼，我該埋怨他，還是感謝他呢？我考慮了之後，還是應該感謝他。” 鄭超麟的這番話，也正是我對松祺該說的話：我應該感謝他。
1943年秋，他離開我們之後，便留在青田縣，經人介紹，在青田縣城教書。1944年春，直到1945年夏，他轉到雁蕩山靈岩寺的樂清師範學校執教，此時與他最接近的是浙大龍泉分校教授，中國著名詞人夏承燾。夏先生是避難來到樂清的。夏先生十分愛惜松祺的文才，松祺也非常愛戴夏先生。他對我說，夏先生臥室裏掛的那幅親筆寫的對聯，一直鼓勵著他另找人生樂趣。這對聯是“房攏雖小天地大，不足回旋睡有餘。”夏先生是一位好人，學識淵博，執中國詞壇牛耳，吸引力很強，這就在松祺的世界觀裏，打開另一扇窗口。
1945年秋，巧合的是，我從浙江省立第三臨時中學，松祺從樂清師範，分別應聘到位於鄭樓的溫州師範執教。我教歷史、英語；他教語文。同時應聘到溫師執教的，還有我們自己人錢思敬和梁庭。梁是中國托派領袖之一劉家良的妻子。
兩年闊別，一旦在鄭樓重逢，彼此間內心喜悅的“青枝綠葉，郁郁葱葱；鄭樓的夜景、月色；溫師後院沿河的綠柳垂楊，都會令人觸景生情。這時，抗戰結束了，時局未定。國共兩黨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我們的人，本來各處一方，現在都向上海集中了。《求真》、《新旗》、《青年與婦女（後改名新聲）》三個刊物也相繼面世。這時候，我們曾經設想，我們的事業正在迎朝霞、舞彩虹，會像春雷般地震撼長空。但是，不容諱言，松祺卻有另一種心態。他對現實生活，個人婚姻、家庭、父親、弟弟、未來，想多了。對打開社會關係，擴大我們的隊伍；對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共產主義事業，想少了。夏先生無意中給他啟開的那扇窗口卻是陣陣清風向他撲來。
夜深，我與他坐在一起，有時也有思敬在旁，當然是無話不談。他的話題總是轉向生活，自然也流露出：“我們太苦了，前途茫茫。”如果把此時的思敬拿來與松祺作一對比，前者是積極、樂觀、虎虎有生氣；而後者則是棉花一團，懶洋洋、軟綿綿。此時，我為我們的好友擔心，為他的“轉變＂而感到無比驚異。但是，我從來沒有對他失望過。在他短暫的三十五後生命史中，這是一段令人傷心的插曲。
值得提一筆的是，他後來的女友，應該說是戀人唐玉蓮，就是他在樂清師範時的學生，1945年秋季也轉學到溫州師範了。他們兩人相愛甚深，心心相印，但是歷史命運註定了，他倆始終沒有成婚。“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這是中國人的佳句，也許可以適用於許多人，但還需要指出，著重點是個“願＂字。至於我們許多托洛茨基主義者來說，這只能是一個諷刺。松祺如此，宏業如此，熊安東，楊博，我的學生胡振東也都如此……。
在溫師半年，鄭樓的土壤裏，長出了我們的花朵。白素冰就是一個。後來在上海期間，宏業、松祺都幫助她提高認識，使她成為中國女托洛茨基主義者中的出色人物。
離開溫師之後，松祺逐漸振作起來。他雖然仍懷念夏承燾，但已身不由己地把人生的航向撥回到宏業和我這邊來。他重讀馬、恩、列、托的書，走陳、彭的路。1946年春，在永嘉濟時中學一邊教書，一邊準備到上海去──這是中國工人階級閙革命的發祥地啊！他終於找到了劉志婉，一位早期革命者的遺孀，1946年秋季，他經王季恩先生介紹，在溫州甌海中學執教，與他在一處的還有洪秀榮、黃禹石、趙養性等，他們成了甌海中學的左派教師。
1946年，是溫州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再度掀起的一年。在王國龍領導下，恢復了組織；安明波、章宏業和我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挺進隊也併進來了，一時山花爛漫。各中學都有我們的支部。我們的人幾乎都是各校各班裏的高材生。在反蔣、反獨裁、反饑餓的學生運動中，我們的人是與中共領導的學生共同進軍，兩路分兵。無疑地，松祺在運動中又發揮了他獨有的創造力。溫州被人視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四大基地之一。這份殊榮，也有我的帶路人──林松祺流的汗和血。
1947年，正是經劉志婉的介紹，林松祺來到上海，先是在肇和小學教書，後來經錢天起先生的介紹，先後執教於國強小學、建承中學和正始中學。教書只不過是我們的職業，無非混口飯吃，好在上海立定腳跟。從1947年起，直到我們離開時止，我們一心撲在事業上──想望著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會在神州大地，星火燎原，風捲巨瀾。松祺、宏業和我三人簡直形影不離。我們分頭參加學運工作，工運工作，婦運工作。上海是個各種政治勢力的大熔爐，鬥爭非常激烈。國民黨視我們為死敵，要抓、要關、要殺。自從出現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以來，我們的人被抓、被關、被殺的難道還少嗎？但是在我們的前頭、旁邊，還有中國共產黨員，他們接受了第三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也視我們為“反革命”、“托匪”、“漢奸”、“特務”。我們的運動之所以規模如此之小，力量如此之弱，同時我們的步履維艱，前進一步就必須後退兩步不無關係。松祺是處在這種嚴酷環境中進行鬥爭的能手。他態度沉著，目光銳利；在宣傳中有驚人的耐性。我們的領袖彭述之異常器重他。在建黨大會召開之前，親自帶領松祺前往南京看望我們的人。1947年底，上海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Ｓ.Ｙ.）市委籌委會，松祺被指派為籌委之一。他與宏業一道領導交通大學、上海師專、同濟大學、复旦大學、暨南大學，還有幾所有關中學的學生支部。上海Ｓ.Ｙ.正式成立時，宏業被選為市委書記，松祺被選為市委宣傳部長。我們還共同參加《青年與婦女》（後改名《新聲》）編輯部，共同主持香港、台灣、南京、杭州等地的通訊聯系工作。1947年底，1948年初，活動開展起來，工作也相當順利，彷彿已是“滿眼生機”。加上1948年8月，我們的建黨大會召開，建成了中國革命共產黨。彭述之、劉家良、尹寬、喻守一、陳碧蘭等領導人，對我們的事業前途，滿懷信心。我從建黨大會開會歸來之後，把信息帶給了松祺、宏業。那時，我們三人何等高興：“已見好花在，更期明月圓。＂這是理想嗎？抑或是“遙遠的夢＂？大概萬里長江，也要繞過千灘萬壑。1948年底，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共產黨就要兵臨上海了。我們的中央，作出了“應變決定＂。我和松祺、宏業奉命撤離上海。我、松祺、我妻先走，到廈門投奔安明波先生，而宏業帶著未婚妻出走台灣轉香港。松祺與唐玉蓮從此分手，人間無處再相見。宏業帶著未婚妻，按理應該是有情人可成眷屬，卻不料他的未婚妻於1950年回大陸探親，從此永遠成了未婚妻。
1949年2月底，松祺、我、我妻三人，靠我妻變賣了一點可憐的黃金首飾，湊足盤纏，買了“元培輪＂五等艙票，離開了上海。記得托洛茨基最後一次離開莫斯科時，他向第一次到達莫斯科時所看到的“塔樓＂和“城墻＂投去最後一瞥。而我們這次離開上海時，也向第一次到上海時所看到的黃埔江水投去一瞥，而我的好友松祺，正好是投去了他那最後“一瞥＂。
我們到了廈門，就去找安明波先生。安先生把我們安置到漳州專區的海澄中學當教師。我們又與安先生的命運相逢了。
在海澄中學，松祺只生活了半年。那時，國民黨的特勤學校退居海澄。名為特勤學校，實際上這裏面的編制，多數是國民黨的軍長、師長，正集中起來要向金門、台灣撤退。他們閑著無事，偏要海澄中學校長林汝昌派個教師去作報告。校長就派松祺去。這是個難題。講甚麼？智者不惑，他就以“美國的門羅主義＂為題，作學術報告。借門羅主義大罵一通美國佬。這些軍長、師長們心中有數，罵美國就是罵蔣介石的主子，只差一點未點蔣介石的名罷了。因此特勤學校的教務長（姓張的）私下通知海澄中學，要注意我們從上海去的人。幸得松祺不久離開海澄到香港去了。我和我妻留了下來。但是，一因他的那次學術報告，二因安先生在廈門大學被警備司令部特務頭子毛森抓去。海澄人便懷疑我們夫妻是共產黨。接著海澄解放，又接著到了1952年冬至節，這是全國一網打盡“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冬至節。當我們夫妻二人以及在海澄的其他托洛茨基主義者周履鏘等被押上囚車之後，從此“紅皮白心＂的交響樂，大概在海澄縣（即今龍海縣）上空至少回蕩了四十年。
1949年7月間，松祺搭乘最後一班荷蘭郵輪離開廈門前往香港。到港之後，他見到了宏業、錢川、康溪、丁毅，還見到了彭述之、陳碧蘭。他在第一封信中，心情極端興奮，詳細地描述了香港風光，我們的組織活動，自己人的生活情況，他還忘不了給我妻道歉：“真想不到她在懷孕六七個月的關鍵時刻，竟把他積蓄起來幾乎所有的錢都贈送給我了。這種深情厚誼，對照我平時對她的想像，實在於心有愧。”
那時，中共大軍已經南下，漳州、海澄一帶不戰而克。廈門的解放，則拖延了兩個月左右。我與松祺通訊因此中斷。待到廈門解放，郵路恢復時，他的信已是從廣州發來了。
如果記憶沒錯，松祺該是1949年下半年返回廣州的。承王季思教授的作保並推薦，考取了中山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班。1952年畢業，留校任助教，並兼講師職，可以開課。一個從鄉村貧苦家庭出身，如今有了這樣學術地位，松祺已感到心滿意足了。在來信中時常有這種情緒的流露，但是，個人命運，不能不與歷史命運緊密相連。禍兮、福兮，並不單純掌握在自己手裏。在中大歷史系，恰好碰到了一個從溫州樂清的一位姓連的（連東京？），政治蓋子揭開了。一場“斯──托”論戰被迫在中山大學的小範圍內重演。顯然，松祺處於極端劣勢，壓力很大。真是天旋地轉，局面早已不同了。王季思教授，迫於自身的利害權衡，一再勸說松祺向當權者自首，許多因素的結合，也為了考慮王季思教授的特殊地位，松祺屈服了，向當權者寫了自白書。他在自首之後，給我寄來一封信，大約是在1952年10間寫的，這是他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他在信中說：“他們都已知道我的情況，季思先生也要我交待自己問題和你的問題。我向季思先生說明在不談你的問題作為條件，我可以自首。無論如何，你必須小心謹慎，最好是轉移陣地。”（大意如此）
1952年12月22日──冬至節，一份獻給斯大林的壽禮──中國大陸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全體被捕。
我們失去了一切聯繫，身陷囹圄，靠幻想度日了。1957年8月，當權者集中部份被捕的托派分子進行六大城市參觀學習。從武漢監獄來的陸績告訴我，松祺已經身亡。他臨終前碰到熟透者，總是重複三句話：(1) 我要回到中山大學； (2) 這是個誤會； (3)我對不起自己的朋友。他於1955年左右死於武漢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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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車輪飛轉，松祺離開我們將近四十年。我常對妻子說：松祺早去了，我們能活到今天，都是撿來的。晚風吹來，不能不回首當年，松祺是我的好友，我的帶路人。當年相處的音容笑貌，彷彿就在眼前閃現。但每想到他臨終前的三句話：就滿腹狐疑，到底是甚麼意思？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
1993年春節，松祺的阿弟夫婦，出人意料之外地到我家拜年。他們對哥哥一片深情，無限懷念。他們要我做兩件事。第一弄清哥哥死亡的確切日期，骨灰的安放地；第二要給他哥哥寫點東西。這兩件事都是義不容辭的。
四月間，我向上海朋友，並通過他向廣州、廣西、湖北等地曾與松祺一起關押過的，共同勞改過的老朋友打聽真實情況。上海的李培轉來廣東謝山、廣西姜君羊的信，湖北徐燕蓀直接寄信給我。他們異口同聲，說他被捕以來，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從廣州押解到武漢的途中，向押送人員宣講：“我們不是反革命。”小組學習開會，他始終表示：“我們與中共只是有不同的政見”。因此被扣上了“頑固分子”，小組批鬥他，捆綁他，肉體受到摧殘，刑期也由原判七年加刑到十五年。對待所有這一切，他寧可玉碎，而不願瓦全。三句話的真實含義，全都弄明白了。也許當年傳話的人，迫於環境特殊，故意把話淡化了。然而，譬如一江春水“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在托洛茨基主義旗幟下，我的好友松祺，最終不愧為一位英雄。
（松祺的弟弟，後來親自到湖北尋找他的哥哥的骨灰，結果只取回一包黃土。）
[未標明寫作日期]
周履鏘注：
2006年4月，我到溫州尋找周仁生翻譯的《托洛茨基文集》補編的譯稿，在仁生家裏，和趙青音共同整理，除了基本上找到了上下兩卷的譯稿的底稿之外，還企圖尋找周仁生其他的遺稿。仁生原沒有打算寫回憶錄，在朋友的一再督促下，也有了寫回憶的想法了，曾在給我的信中談及寫作的大綱。仁生去世後，我曾問趙青音，仁生寫的回憶錄完成了多少。青音說，他還沒有寫。這次我在仁生的遺稿中，全部找了一次，結果僅發現這篇遺稿。未標日期，我估計是應松祺弟弟之請而寫的，大約寫於1993-94年。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