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達爾文主義者

超達爾文主義者，你們走得太遠了！

克利夫．科納

　　物競天擇，是查爾斯．達爾文進化論學說的核心，但幾乎沒有別的學說，能像達爾文學說這樣會引起更持久的思想論戰，1859年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一書中便提出這個學說。

　　儘管達爾文本人心中也很明白，由於他在生物學上所作的貢獻因而帶來頗有權威性的實質意義，必將影響到人類所關心的其他領域——特別是宗教領域——但是他無法預見到在多大程度上會動搖人們對人類社會的思考。

　　卡爾．馬克思很快就認識到，達爾文的觀點對於社會學說是具有革命意義的。當《物種起源》一書出版後不久，馬克思便興高采烈地給恩格斯寫道：「這本書，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

　　按照馬克思的看法，達爾文提出用令人信服的唯物主義論點來解釋生存的有機動為何會在漫長時間內發生變化，這就把人類歷史範圍引進自然領域的研究中去了。

　　馬克思因此從達爾文學說裡，找到了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強有力論證，而辯證唯物主義則是形成他自己的社會革命學說的基礎。

　　正當馬克思從達爾文主義中得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持時，親資本主義的社會理論家卻得出相反的結論。尤其是赫伯特．斯賓塞，成為煽惑人們的著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的主要辯護人，按照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說法，達爾文的「適者生存」這個法則，不僅在生物進化中，而且還在人類社會中發揮作用。

　　社會達爾文主義所發展了的論點是：在一切可能的經濟體制中，唯有自由的資本主義是最合於「自然法則」的：富人之所以富有，是由於他們具有天然的優越性，而窮人之所以窮苦，是由於他們生來就缺乏才能，而才能則是通向經濟成就的必經之路。

　　有些資產階級理論家竟然認為，讓窮人俄死，則是淘汰劣等人的「自然道路」，也是使人種經過長時間的進化而得到改善所必需的道路。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以很惡毒的方式建議道：讓窮人死去，而不是通過個人慈善行為或國家福利計劃去幫助他們活下去，是最有利於人類的事業。

　　極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成了法西斯理論的主要來源。二次大戰前以及二次大戰期間，法西斯政權把這種理論應用在歐洲，其實踐的恐怖後果，已使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聲譽喪盡。

　　然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應聲蟲們還在堅持他們的主張，不時地浮出面上來。例如，在辯論依靠社會福利而生存的婦女，是否應當強迫他們接受絕育的問題上，就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餘音繚繞。

　　與此同時，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在支持提出反動政治課題的運用方面，起到了鼓勵作用。最近幾十年中，最突出的政治課題之一是「社會生物學」理論，這種理論助長了一種思想，即人類社會行為基本上是繼承特性的產物。

　　如果母愛、溫順聽話、侵略、智慧、犯罪行為等屬性，都是由遺傳基因決定的話，則個人的社會作用生來就已固定下來，很像工蟻和蜂后的作用一樣了。

　　這樣的論調還常常被用來為教育政策辯護，這種政策規定，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孩子，注定要被送到劣等學校去學習，理由是從生物學的觀點來看，工人家庭的子女，沒有能力取得重大學術知識的成就。社會生物學的另一個含義是「生物學決定了婦女命運」，女權主義者運動已經對此作出了強有力的抗議，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嚴重地損害了婦女的利益。

　　另一方面，遺傳基因決定智力的觀念，得出的必然結果是，非洲後裔的美國人永遠是低級智力的——這種既惡毒又虛偽的觀念，已經受到徹底地駁斥，但似乎還沒有完全消失。

　　最近，在對哲學家丹尼特的書《達爾文的危險概念》進行辯論時，一種有關濫用達爾文主義的，儘管是更為巧妙的表現，浮出面上來了。

　　丹尼特用了大量篇幅，來攻擊著名的生物學家、古生物學家古爾德的著作。古爾德在《紐約書評》雜誌上，寫了兩篇長文章反駁丹尼特的攻擊。古爾德在指控時提出：這次爭論並非象牙塔裡的事，而且帶有強烈的政治弦外之音，丹尼特爭論策略的武庫中，包含有給對方扣上一頂紅帽子。

　　在這次有關達爾文主義的辯論中，政治問題佔據著什麼位置呢？

　　丹尼特公開表明：「古爾德發動一場戰役，反對特定科學家，反對科學領域內的特定思想學派……採用了十分明確的政治術語，明確的馬克思主義措詞」。

　　丹尼特攻擊說：古爾德的非漸進主義的進化觀（或稱斷續性平衡），源於馬克思主義者對古生物學上起作用的改良的反感，誠如大家所知道的，改良者是革命者的最兇惡敵人。

　　最後，丹尼特（Dennett）報道說：1992年，古爾德「從訪問俄羅斯歸來之後，」又一次指出「在漸變的改良與突變的革命之間是有區別的」。他並說：「馬克思關於大規模突變模式的有效性已經被證明為是正確的。」

　　丹尼特作這樣報道的潛在動機，是想把古爾德描繪為他的科學判斷已經蒙上一層理論偏見的思想家，並暗示在達爾文主義討論中，馬克思已失去合法的地位了。

　　在檢到正在爭論中的「超達爾文主義」這一問題之前，先讓我們來考察一下，馬克思主義對古爾德在進化論中作出重大貢獻的影響力是頗有意義的。

　　1972年，古爾德與他的同事奈爾斯．埃爾德里奇（Niles Elclridgt）發表一篇論文，題為《斷續性平衡理論：取代物種漸進主義的新途徑》他們建設標準的達爾文進化論模式需要修正。達爾文及其追隨者向來認為，新的物種的發展，要通過一個漸進而又均勻劃一的演變過程。

　　必須強調的是：漸進主義者的論斷，並非從自然現象中得出的推論，而是一種理論的構想，這是很明顯的，而構想很少給予進一步的考慮。但實際上，進化的最初自然現象——按時間序列保存在地質層裡的化石形式記錄——不會提供漸變的畫面。

　　化石形式記錄，是由一系列各自不同的物種組成，物種與物種之間的中斷或空缺，幾乎沒有中間性的生命形式來填補。在古爾德與埃爾德里奇以前的進化論者，一貫相信，化石形式記錄中的中斷或空缺，只不過是表明其不完全性——已知物種之間「失去的環節」肯定是存在的，但沒有以化石形式保存下來，或尚未發掘出來。

　　然而，古爾德和埃爾德里奇得出相反的論斷：化石形式記錄是相當精確地反映出實際出現過的進化過程。他們主張，物種形成不是緩慢地進行的行動。

　　他們斷言，有機物群體在很長時間內總是保持穩定的，直到經受一次向不同種類的有機物快速轉變時，穩定便失去了（這也許是受到環境改變的刺激而發生）。這些轉變並非像以前人們所認為的需要幾百萬年，可能只需要若干千年——若干千年，從地質學的時間尺度來衡量，僅等於一眨眼之間。

　　按照古爾德和埃爾德里奇的看法，生存著的有機物群體的典型史，也就是長時期平衡史，這平衡被新物種形成的急變事件所中斷。

　　任何熟悉馬克思主義哲學一般法則的人，將會很快承認古爾德和埃爾德里奇的學說，是同辯證唯物主義相適應、相符合的。兩人對變的概念都認為是以「質的飛躍」形式出現的。

　　人們可以推測，斷續性平衡理論，是源於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啟發的一種見解。丹尼特，一再重複古爾德的早期批評家說過的話，對古爾德提出懷疑，並利用來作為論戰時攻擊的大棒。古爾德這樣做，實際上已毫無根據地任意作出結論，即有關自然科學方面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結論。

　　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到生物學上去調查研究問題，通常有兩種方法，即正統的和非正統的。丹尼特認定古爾德所採取的就是非正統的方法，說他把辯證唯物主義原則當做一整套不可違反的原則，生物學（或任何其他科學）的一切細節都可以根據這整套原則推導出來的。

　　很早以來，這種方法被稱為先驗論方法，事實上，這與馬克思主義正好是對立的，因為先驗論是以唯心主義而不是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先驗論試圖運用推理，而不是運用系統觀察或實驗來發現物質世界的運作，這就是認識先於物質了。

　　有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科學家，確曾試圖利用辯論主義作為一套「首要原則」，根據這首要原則可以推論出物質世界的運作。這在蘇聯斯大林時代最為普遍，那時，許多罪行都是借用馬克思主義名義而犯下的。

　　最驚人的例子便是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事件，李森科是斯大林的手下人，他宣稱：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已經推導出植物遺傳法則，從而得出荒謬的結論，造成極其慘痛的社會後果。

　　但古爾德的方法，與先驗論是完全相反的，他不應該對斯大林主義的御用文人所犯下的罪行，負有任何責任。他的方法是正統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理解世界的總框架來使用——不僅可適用於人類社會，而且也可適用於自然界。

　　由於古爾德熟悉馬克思的理論，因此他已注意到人類社會變革的模式（革命爆炸性與表面穩定時期的相互區分）同呈現在化石形式記錄中物種進化模式之間的對比。

　　然而，古爾德從未想到過，要去宣佈新的真理的發現，說這發現是通過一套抽象觀念的推導而得證明的。古爾德所做的只是提出新的假說，這假說的概念不可能出現在達爾文及大多數非馬克思主義者生物學家的頭腦中，因為他們的社會條件預先決定了他們只能作出漸變的論斷。

　　25年前，當古爾德和埃爾德里奇的觀點公佈之後，他們受到大多數同事的抵制。這種經得起客觀事物檢驗的成就，在今天來說幾乎沒有爭議了，但仍有他們的反對者，不過信奉這種理論的信徒的人數遠遠超過反對者。

　　當繼續性平衡理論，尚未達到無法挑戰的「科學事實」的地位時，卻被吸收到正統進化論的框架中去了。但不管如何，斷續性平衡論全面地提供了一個傑出的實例，說明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如何能推動自然科學的發展。

　　儘管丹尼特明確地把他自己與反動的社會生物學概念區分開來，他對「達爾文的危險理論」的中心論點構成一道防線為他的基本前提辯護：即大量人類的行為，包括社會行為在內，都可以歸入到我們遺傳基因的範圍之內。

　　丹尼特將其歸屬於達爾文的「危險概念」（顯然是挖苦的話），就是物競天擇的進化論。他相信，這是「任何人都曾有過的唯一的最佳概念」。

　　對於那些感受到達爾文學說威脅的人們來說，這學說就具有危險性，這威脅表現在無情地排除一切，連神聖這一個詞也在排除之列了。正確地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達爾文學說不僅徹底摧毀了傳統

的上帝觀念，而且也摧毀了超自然的創造論，不管這種創造論的解釋是何等的強詞奪理，牽強附會。

　　達爾文的「危險概念」告訴我們，沒有任何最高智慧監視著我們，沒有任何成為理論與道德源泉的無限智慧，也沒有任何宇宙意識或宇宙方案會給人類生活帶來更大的意義。

　　丹尼特對於達爾文主義的唯物主義內容的詮釋是精采的——也是切中要害的。他在解釋「物競天擇」（即自然選擇）時，借用電腦技術中的一個比喻。他說：「達爾文發現了逐步解決法的動力」。

　　達爾文的危險概念就體現在：逐步解決法是最好標尺，解釋羚羊的步速，鷹的翅膀，蘭花的形態，物種的多樣化，自然界的一切奇跡……

　　不管因逐步解決法所得到的產物多麼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基本過程，除了在沒有任何智慧監督的幫助下，一系列獨立的無意識的一步接一步之外，就別無其他了。

　　上述這段話中，「除……外，就別無其他了」，正是簡化法（歸納法）方法論上錯誤的象徵——把極端複雜的自然現象，簡化為除綜合少數簡單的因素或過程之外就別無其他，這種企圖是絕無效果的。

　　古爾德及其他生物學家力圖向丹尼特說明這個問題，但丹尼特置他們的異議於不顧。他甚至說「簡化法這個術語被濫用了」，簡化法是沒有固定意義的。

　　儘管丹尼特加以否認，但簡化法或歸納法是確有其意義的，他的觀點——集中地體現在他所說的「生物學就是工程學」——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最普通的簡化法形式，就是試圖把在自然界一個領域中已被證明為有效的科學法則，應用到尚未得

到證實的領域中去。例如化學法則已經成功地被推廣應用到生物學的研究中，形成了份子生物學的雜交體系中。

　　然而科學史上對歸納法所作的種種的努力，也常常出現過失敗，例如要把古典牛頓物理學定律推廣應用到亞原子物理學上，便是失敗的例子。

　　丹尼特把達爾文的正確學說推到太遠了。古爾德說：「當把有效的原則變成了中心教條主義時，丹尼特實際上已發展了「達爾文原教旨主義」或「超達爾文主義」，也就歪曲了達爾文學說，使之成為一幅諷刺畫。

　　古爾德將「物競天擇」作「至高無上原則」接受下來的，但他補充說，「還必須引用一系列附加法則以及不可預測的歷史偶然性的巨大作用，來解釋生命進化道路的模式和規律性。」

　　打破丹尼特簡化論計劃的範例，就是我們在上文已經討論過的斷續性平衡理論。因為單用「物競天擇」，還不能充份說明問題的。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丹尼特要貶低「斷續性平衡」，認為把非正統的馬克思理論偷運到科學中來。

　　丹尼特相信：唯一可以代替「物競天擇」來說明進化演變，就是乞求超自然的力。然而，古爾德要我們深信，他所引的「附加法則」像「物競天擇」本身一樣，是無人指導的，無目的的唯物主義——但所有的「附加法則」都各自在發揮作用。

　　達爾文主義者反對達爾文本人說過的話。達爾文不止一次地說：我堅信物競天擇這個原則，是生物變異的主要手段，而不是絕對手段。（著重點由本文作者添加的）

　　當然，引證達爾文的話，並不能解決科學上的爭論；因為達爾文主義所包含的一整套概念，也在演變和發展中，如同有關「漸進主義」的爭論所表明的一樣。丹尼特和古爾德兩人論點的相對價值，最終須取決於物質的證明。要評價這物質證明，首先必須考慮適應論者的推理在達到科學結論過程中的地位。

　　有一種信念認為：每一生物的每一特徵——從單細胞有機物的膜直到人腦——都是物競天擇的產品，但這一信念有其必然的推理後果，這就是：這樣的一種特徵代表著一種適應性，這一適應性是為有機物在為生存而鬥爭的、某一有用目的而服務的。

　　因此，超達爾文主義者的綱領，就需要提出並發展表面上看似有理的適應論的解釋，即解釋無明顯適應性價值的動植物器官的起源。

　　這種努力有時所帶來的只是自我諷刺而已；在拙劣的模仿中，更可笑的是這樣一種解釋，它認為：人的鼻子也是一種適應作用，人鼻的進化給我們提供了可以安放眼鏡的位置。

　　適應論者的解釋，通常是帶有想象性的，十分有趣的，而且由於物競天擇畢竟是進化論的「至高無上原則」，因此，多數解釋已被證明是可以成立的，但不管怎麼說，這些解釋只能表明為科學探索中的推理方式，而不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方式。

　　從最壞的方面來看，適應論者的解釋只能像基普林（Kipling）的假設故事那樣的富有幻想（《豹斑是怎樣獲得的》）。從最好的方面來看，這種解釋的價值是導向深入研究的一個假設。

　　檢驗超達爾文主義信條的一個辦法，就是要看：不為適應性目的服務的那些持久性變化，是否得以證明已在有機物的群體中發生過。古爾德列舉了具有這樣變化的若干種類，並給每一種類提出特殊的實例。

　　最重要的一類也許就是：它的變化是作為其他變化的「非適應性的次要結果或副作用。」（達爾文稱此為「生長的聯繫性」）

　　古爾德解釋說：各個有機物的進化「是以複雜的、相互聯繫的整體出現，而不是以各個分離部分的鬆散結合而出現的，根據物競天擇的原則獨立地作出最佳的選擇。此外，任一適應性變化，必定也會產生一系列……非適應性的副產品」

　　他舉出一個例子——這是無窮數目中可以選擇出來當作例子的一個——這例子是關於蝸牛的臍孔，臍孔是一個虛空的圓筒形空間，這空間是蝸牛在構築它們的貝殼過程中形成的。

　　有些蝸牛類，利用臍孔作為貯存蝸牛蛋的場所。然而，顯而易見的是：這一職能並不是作為改善蝸牛繁殖系統的適應性而發生，而是作為構築蝸牛貝殼的次要結果而發生的。

　　古爾德補充說：如果有什麼器官是完全以非適應性副產品而形成的，那麼「人腦就是最有代表性可以用來說明這個問題的器官——這便使得適應主義成為人的行為的一種，特別值得懷疑的方法……物競天擇使人腦逐漸變大，但是我們人的大部份思維特性及其潛力卻可能是——非適應性的次要結果，也就是說在形成具有如此結構複雜性的器官時，所帶來的非適應性的次要結果了。」

　　不錯，這就是把適應主義論者的解釋應用在人類文化發展上，使得超達爾文主義者的歸納主義，或簡化主義顯得貧乏不堪，那是最明顯不過了。

　　按照丹尼特的說法，「人類文化的一切成就——語言、藝術、宗教、倫理學以及科學本身——都跟細菌、哺乳動物以及人類的形成一樣，是屬於同一基本過程的人為現象。」這個形成過程，當然也就是屬於……物競天擇的不容改變的、不斷上升的計算系統了。但正像丹尼特曾經振振有詞地解釋過一樣，物競天擇是一種盲目的、無意識的，無目的的過程。

　　人類社會的發展——或者說「文明的進化」——是由完全不同的一系列原則起作用的結果。科技進步，社會實踐以及其他形式的人類經驗並非通過基因密碼而一代一代地傳下去，而是從父輩、教師有目的地轉移給孩子們的。

　　使現代人類與史前穴居人區分開來的那些不同方面，並非物競天擇的產物，而是人為的或有目的選擇的產物。正如古爾德所指出的，文明進化的「有方向性」或「有目的性」的性質，使文明進化極其迅速地向前推進，結果把物競天擇的緩慢過程，作為影響人類歷史的因素，減小到成為毫無意義的事了。

　　古爾德說：「我深信，如果把生物進化同人類文明或科技發展兩者拿來作類比或對照，所造成的害處遠遠超過益處。」

　　丹尼特的超達爾文主義是基因決定論的變體，基因決定論，不管有意或無意，實際上是打開了通向社會生物學各種反動含義的大門。

　　一個多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在一直在反對種種意圖：即把社會學的法則降低為心理學或生物學的法則上去，這樣做，實際上就是鼓勵有害社會政策的有害科學。

　　古爾德反駁了丹尼特的意圖，因為丹尼特企圖「把物競天擇這一普遍的酸性藥應用到把人類文明發展降低為達爾文的計算系統，這就是這一場鬥爭的新一輪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