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誰能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資本主義體制作一次透徹研究，那麼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利特爾頓市的科洛姆拜中學裡新近發生的暴力事件，即14名學生和一位教師的被殺事件，就不會感到驚奇了。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大眾媒體以及其他流行文化，註定了年輕人會接受並參予反社會的暴力活動。

　　有關犯罪報道——如果觸及到的是屬於一般犯罪行為，而不是大規模的集體犯罪行為——通常都是以混亂不堪的資料數據為根據的。部分原因是由於每年都有互相矛盾的政府犯罪報告而引起的。

　　一份報告是由聯邦調查局根據執法機關的犯罪資料而公佈的，另一份報告是根據全國犯罪受害者的民意調查而得出的年度報告。這年度報告又依據每戶的犯罪數為基礎的資料而來。

　　1994年聯邦調查局的報告指出：平均每人的惡性襲擊率下降0.4%，這是近10年來第一次下降。但在同一報告中又指出平均每人的殺人率卻上升2.2%。另一份政府報告則反映出總暴力犯罪率的穩定上升——上升率為5.6%。

　　同樣，有更多跡象表明，在犯罪率高的地區，暴力襲擊早在30年前已經引起注意，而今天卻被當作例行公事而無人過問了。（例如駕車經過時的襲擊，打鬥而無人死傷等等）蘭夫．格洛斯曼在他的《論殺人》一書裡寫道——隱性的暴力從襲擊率表明美國人試圖相互殺害的事故，正以驚人的速率增加（見1995年波斯頓利特爾布朗公司出版的該書）。

　　1955年—1991年間，在15-19歲男少年中殺人犯罪率增加159%。儘管醫療技術質與量的應用標準不斷提高，但在同年齡的男少年中，引起死亡的殺人率仍居第二位，而在同年齡的黑人男少年中則位居第一。

　　了解了上述事實本是十分重要的，但政府與大眾媒體對於暴力犯罪行為的增加，卻提不出任何令人滿意的說明——特別是由年輕人犯下的暴力罪行。

　　瓦特林的著作《心靈之戰：或「軍方利用與濫用心理學》一書中報道了美國政府在培訓殺人兇手時所使用的技術問題。

　　該書中提到納魯特博士是軍隊指揮官中的精神病學家，他談到了由他發展而成的技術，而根據這種技術，條件反射與社會學方法論可用來幫助軍方兇手克服殺人的阻力。

　　所用的這種方法定將暴露出「有象徵意義的典型」課題，這將涉及到「專門設計，來表明以暴力方法去殺死或殺傷那些人的影片。」

　　看了電影之後，觀眾心理上已感到適應了的人，終於能夠把他們的感情與現場情景分離開來。

　　接受培訓的人被迫在看電影時，把他們的頭部像螺釘般地栓在一塊夾板中，動也不能動，然後用一種特制的儀器，使他們不會閉上眼睛。不錯，有些影片的表現的就是現實的殺人事故，而另一些影片則達到了現實性的、高質量的特殊效果。

電影與電視卡通片

　　如果說我們多數人發現，這種可怕的方法被應用到17-19歲青少年軍人身上而感到毛骨悚然，那麼為什麼我們卻容許同樣的方法在全國千百萬兒童身上出現呢？

　　這種方法首先應用在卡通片上，用來描寫暴力行為，然後當孩子們逐漸長大起來時，就有數不清的暴力行為出現在電視上，最終由於爭奪電視觀眾的競爭，迫使不斷地放鬆了對電視暴力行為鏡頭的限制了。

　　當孩子們到了一定年齡段，他們便開始到劇院去觀看電影，由於這種影片要受到PG13率的限制（在父母指導下讓孩子看電影的限制），為什麼要限制呢？因為電影映出的是被子彈射傷的流血或砍斷手腳的場面。

　　大約過了一年左右，大部分父母便容許孩子們觀看只有一定限制的電影，因為有更多的從人體背後爆炸子彈、流血如注和腦漿噴發的暴力場面，等等。

　　最後，年滿17歲的孩子便可合法地觀看R電影，而到18歲時，他們便可觀看高於R限制率的電影了。這些影片有時當軍、警特殊部隊受訓而幹出的暴力行為時，甚至放映出「摳出眼珠子，連同腦漿飛濺」的慘絕人寰的暴力場面。

　　因此，在17-18歲這個可塑性很強的年齡段，軍隊長期來以這種傳統方式開始給士兵們灌輸殺人的專門技術，而我們的孩子們也跟著接受軍隊訓練的非人道模式。

　　電影人物漢尼拔是一個食人者，以及賈森和弗雪迪，都是病態的，無疑是兇惡的，犯罪的反社會份子，他們與早一代外來的、受到誤解的美國女作家法蘭肯斯坦創造出來的怪物以及狼人等沒有任何共同之點。

　　現今的恐怖電影，制作得色彩逼真，可說是非常可怕的暴力行為，同時，恐怖電影會給成人觀眾們提供糖果、飲料、集體交往甚至男女間那種親嫟的肉體接觸場面。這樣，這些觀眾學會了把從電影中得到的心得效益，與剛才看到的場面聯繫起來。

　　集體看電影的壓力是很大的，每當觀眾們看到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時，如果他們把視線轉移開來，就會感到丟臉出醜，甚至被人小看，因此他們中多數人從心理上要把頭牢牢地栓在一隻夾板裡似的，一動也不動，而合群的壓力使他們的眼臉永遠張開。

孩子好像「空白的政治板」

　　B.F.斯金納在可起作用的條件反射學中進行實驗時，否定了弗洛伊德與人性學家關於個性發展的學說，他堅持認為所有行為都是以往獎勵與懲罰的後果。

　　對斯金納來說，孩子好像「空白的政治板」，只要在孩子早期適當年齡的時候，為他建立起對環境的充分監督與控制，人們要他變成什麼樣的人，他就會是什麼樣的人。

　　軍事部門意識到了斯金納氏的研究成果，他們不採用舊式打靶中心作為射擊目標，凡士兵在17歲到20歲之間。要他們瞄準突出在指定的射擊第一線內的人形側像開槍。他們射擊時間僅有短暫的幾秒鐘，如果他們射中了，恰好把靶心擊倒，就會得到一枚特殊獎章，通常還有三天免費通行證。

　　據說，這種訓練法是射擊率從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2-15%，提高到現在越南戰爭的90-95%的主要原因。

　　今天各不同年齡的孩子們，在電視遊戲中心，站到了塑料機關槍和其他武器的背後，對準突出在電視銀屏上的電子靶心射擊，當他們壓一下電子引爆器時，武器真的搖動了，發出了槍聲，如果他們真的射中「敵人」，這「敵人」便應聲倒在地面，通常還可看見肢體與一大堆血肉在空中飛濺。

　　發生在電視娛樂中心的殺人行為，與軍隊裡的殺人行為之間的大區別在於：軍隊殺人要把目標對準敵人士兵，還要特別強調確保士兵行動在軍事當局的控制之下。而孩子們在電視遊戲裡所進行的戰鬥訓練，即使開槍打不中目標，也是不會受到真正制裁的。

　　電視遊戲機是不會出現訓練軍官來監督我們的孩子學習殺人術，這與部隊裡有訓練軍官是不一樣的。但是一當這樣的「訓練軍官」有了一次深刻的印象，並且可用來作為年輕士兵楷模作用的，那麼這些電影、電視等在其存在時間所凝聚起來的效果要遠遠超過了訓練軍官的效果。

「一個民族國家的誕生」

　　長期以來，人們早已了解到，電影通過這種楷模作用，會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例如1917年影片《一個民族國家的誕生》應對三K黨的流行負責（該影片的首映是在白宮、為在弗吉尼亞州出生長大的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而舉行的）。

　　我記得：當影片《一個民族國家的誕生》於1950年在德克薩斯州的拉博克城上映時，若干大型十字架僅在第二天晚上便在全城多處被人燒毀了，但只有非洲裔美國人的社區是例外。

　　格洛斯曼指出，一般說來，「在西方的戰爭影片和偵探影片中，只有在法律授權下，英雄們才可以殺人。如果法律不容許，他們必受懲罰。因此，壞人永遠不會因其暴力行為而受到獎勵，反之，他會因犯罪而受到公正審判。

　　「道理很簡單：任何人不得超越法律，犯罪得不到報酬，只能付出代價。暴力行為只能受法律的制限、受法律的指導才是允許的。英雄只有服從法律，經過法律授權下發洩他的雪恥復仇之恨，才能得到獎勵。

　　「這樣的英雄會得到觀眾們的認可，不論什麼時候當英雄出現時，在觀眾們當中會得到強有力的共鳴。觀眾們離開劇院時，自我感覺良好，而且意識到一個公正的法治必須存在。

　　「但是，今天電影只是為一類英雄們，他們的行為不受法律限制，復仇已成為老透了的、更陰暗、更返祖性、更原始的觀念，而不是法律了。這些新的反英雄派人物，被作者描繪為服從復仇之神，而不是服從法律權威，而受到激發和獎勵的。

　　如果說美國的警察部隊不能遏制暴力行為，而其人民卻學會了恐嚇與威脅警察，那麼其中原因卻可從娛樂界中找到。」

暴力就是國家之法

　　自從1941年以來，美國已受戰時經濟的統治，被捲進了「警察行動」，或這一類、那一類戰爭之中，所有這些都同它在經濟上使美國變成統治世界的大帝國有關（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帝國主義）。

　　總暴力和集體屠殺，不僅成為美國國家之法，而且在美國資本主義力圖征服的世界各國也成了國家之法，如同我們每天在媒體報道中所談到的一樣。在某一意義上來說，今天的美國生活可從「口袋裡裝滿一切的屠夫式生活中加以總結：「不論是非，只要在他死時，佔有大量財物，那便是勝利者」。

　　所有資本主義社會都是以貪婪性為基礎，因此唯有通過暴力威脅或實際的暴力行為才能繼續存在，不斷擴大。

　　對於美帝國來說，為了不斷擴大，美國統治者們深知，他們必須使年輕人軍事化而不計後果（通過了更多法律，增加了警察力量，把更多人拋進了監獄、等等）

　　當美國生活開始分解時，如同現在正在進行中的一樣，各小集團所表現出來的暴力行為就會增加起來，這是很自然的事了。我想每一個美國人需要的是他或她可以引為自豪的社會。但這樣一個社會的到來，只有經過工人社會主義政府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