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委內瑞拉玻利瓦爾省革命的核心裏存在著一種緊張局勢。這種緊張局勢已經存在了若干年。但是自從雨果· 查韋斯2006年12月再次當選總統，宣佈啟動“五部發動機”來推動國家走向“21世紀的社會主義”，以及他號召組成一個新的統一社會主義黨來組織這一過渡的幾個月以來，這種局勢變得更突出了。這是存在於革命的反新自由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成就與對社會主義承諾之間的緊張局勢――反新自由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成就是不可否認的，而對社會主義的承諾卻依然只是一個承諾。
正是委內瑞拉政治結構改革的深入――它的通常是喧鬧的，然而是對華盛頓輿論認為的市場驅動優先的真正破除－－首先為全球公平運動和國際左派建立起了一種如同燈塔似的進程。也正是這種一貫的反新自由主義的立場使得雨果· 查韋斯在2005年1月阿雷格里港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上受到歡迎，甚至是在這位委內瑞拉領袖對那個“S”開頭的字（社會主義）做出任何承諾之前。
這種影響超越了拉丁美洲和傳統的歐美聯盟。有幾個例子可以說明。一個是來自印尼， 在那裏新的左派黨PAPERNAS 反復參照委內瑞拉的樣板來為重新確定國家自然資源和經濟發展的主權進行解釋和定位。另外一個例子來自埃及，在那裏開羅的集市有個傳統，人們常用公眾人物的名字來命名打折扣日， 作為每一批乾果質量的評判手段。難怪在去年的黎巴嫩戰爭之後，最貧窮，最受苦的人被叫作“布殊”、“貝理雅” 和“奧爾默特”。也就更不奇怪最美好的，最甜蜜的日子被叫作“Nasrallah”--真主党領袖的名字。但是在這些好聽的名字裏， 有一個來得稍遲一步，他就是“查韋斯”。這位委內瑞拉總統為了抗議以色列的侵略從以色列撤回了大使。
這不過顯示 了委內瑞拉對帝國主義無畏的反抗在曾被稱為“地球魔鬼”的上千萬帶頭巾的人當中的一種非同尋常的共鳴：這是一種在2002年4月反查韋斯政變失敗以及自2003年以來健康與文化“使命”發展之後開始感覺到的共鳴，是幾十年來未曾經歷過的。
但就在最近，出現的其他事情給了委內瑞拉的發展進程一個更大的，意義更為深刻的影響。這始於2005 年受查韋斯的邀請開始討論“21 世紀的社會主義”，這種討論在2006年他做出承諾之後的今天甚至更強烈地延續著，這正是委內瑞拉接下來一個時期所面臨的主要挑戰。當然這對委內瑞拉國內鬥爭是至關重要的。但是這也改變了它的國際潛力。
首先對於那些生活在“社會主義”這個字眼在過去17 年甚至更長時間裏已經從大多數人的政治辭彙表裏消失的國家裏的人來講，突然間變得有可能談論社會主義，而不會顯得像是剛剛從另外一個星系飛回來。不僅如此，委內瑞拉是第一個活實驗室――至少從80年代的尼加拉瓜以來是這樣――這個實驗室可以測試出21 世紀的社會主義民主究竟可能是個什麼樣子，以及有什麼樣的戰略可以實現它。這樣的一些戰略性的問題在最近一些年裏已經開始以理論的形式重新出現。例如在法國的LCR（革命共產主義聯盟）的<<共產黨員批評>> 裏就已經有了一個很重要的辯論，涉及到了丹尼爾 · 本賽德、安托尼· 阿爾圖斯、阿萊克斯· 卡裏尼克斯和其他人。圍繞著這些中心問題他們提出：在目前的情況下，難道社會主義革命和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必須經歷好象當年“東宮風暴”那樣的舊的國家機構崩潰時危機的、爆炸性的時刻，經歷暴動者的總罷工，或者經歷一種漫長的、眾人參與的軍事鬥爭嗎？或者可能想像一個保護新階級利益的新國家機構能夠伴隨著或甚至就在保護舊階級利益的舊國家裏出現嗎？
這很可能是委內瑞拉玻利瓦爾省運動所面臨的最具決定性的問題。為了避免簡單化，委內瑞拉的政治進程可以描述為一種民族主義的、反新自由主義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在其中有社會主義革命鬥爭的出現。奇怪的是這兩方面都在查韋斯的個性當中顯現出來。社會主義革命正在爭取出現，因為這是一個首先發展自1998常規（那是中產階級的代表）選舉獲勝的進程，當時得到了各階級聯盟的廣泛支持，而至少到2002 年的未遂政變發生時， 還沒有做什麼來跨越制度上框架。當然2000年的新玻利瓦爾省憲法對其制度進行了大幅改動，而且談到了許多關於公眾參與、人們需求與潛力的核心等根本的問題。但它並沒有觸動基本的財產（既有授權的財產、也有代表性民主的財產、或者私有財產）。在某些程度上，這保護了曾支持他的階級聯盟。
自從2002年反對政變的起義以來，特別是從當年底反抗雇主的停工鬥爭以來，民眾的動員、Missions（派出執行任務）、城市土地委員會、一些控制工人的零星的或部分經驗、鄉村和城市的合作組織、和最近出現的公社委員會，已經開始超越舊的框架甚至要挑戰它。但是委內瑞拉權力的中心杠杆――包括總統辦公室本身――在舊的管理機構下，仍保持制度上的原封不動，甚至“陷入其中”。玻利瓦爾省運動遇到的問題――也許也是當今世界大多數能夠想像到的革命所遇到的問題――是第一次掌握政權時（比如當選），如何回避現存的機構？
委內瑞拉的情況是，這個問題與另外一個問題相關聯：這個運動怎樣發展成一個真正的集體領導格局，而從一個革命“領袖”的全面統治中解放出來，當誠信且有能力的查韋斯本人似乎也承認轉變是必須的時候？
委內瑞拉最近發展的兩個情形，其中一個稍稍早一些，似乎找到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稍晚一些的則是開始於2005年早些時候在一些工廠發展起來的工人監督的聯合管理模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在Ciudad Guayana 的ALCASA鋁廠。這種嘗試的傳播還是有限的，實際應用也不完全，同時有一些令人擔憂的跡象出現，它已經失去了核心領導層的支持。在12月和1月概括了革命新階段優先考慮的問題的主要講話當中，查韋斯幾乎根本沒有談到這個。但它仍然是迄今最有雄心壯志和最鼓舞人心的對舊體制進行根本更替的範例。另外兩個最新的發展是號召成立統一社會主義黨，作為“委內瑞拉曾有過的最民主的黨派”，還有就是被查韋斯定義為第五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委內瑞拉向21世紀社會主義過渡的發動機。
這三點合起來再次驗證了一個古老的事實。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民主――民主從根本上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正由於此，歸根結底，社會主義就是這樣。實際上，生產手段的“集體所有”是沒有意義的，除非它意味著對經濟的民主的、集體的監督和控制。
這也就是查韋斯總統在１月８日向他的新政府宣誓時所描述的公社權力的挑戰。
“今年我們要隨著公社委員會超越地方局限。我們要首先立法產生一個地區、地方和國家的公社委員會聯盟。我們要向公社國家前進。在我們建立公社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玻利瓦爾省國家――一個有能力進行革命的國家的時候，舊的中產階級國家還存在著，還在垂死掙扎，我們要一點一點打破它。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天生會阻撓革命。所以我們的任務很重：要把一個反革命的國家轉變成一個革命的國家。
這的確是高瞻遠矚的見解。委內瑞拉革命的前任部長羅蘭德·鄧尼斯――通常是來自左派的查韋斯的批評者――在說到公社委員會時還是很公正的――公社委員會計畫將200到400個家庭聚集起來，討論和決定地方的開銷與發展計畫――提供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撇開中產階級國家來做這件事情。理論上講，已經有了18000個家庭。這個數字應該上升到30000。實際上很多已經建立起來並開始運作。
但是目前有兩個能夠預料的關係公社委員會的問題。一則他們不是完全自治的。他們依照“舊國家”起草通過的法律法產生和控制，雖然這個舊國家居住著查韋斯派的人。這與阿雷格里港 的參與式財政和巴西其他地方的一些激進的示威行動大不相同，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鼓舞了委內瑞拉的主動性。那裏參與式財政是由貧窮的鄰國的社會運動和在地方政府中的黨派（工人党或叫PT）非正規地建立起來的，他們鑽了巴西後獨裁憲法的空子。它的一個基本指導原則是它必須是自治的和自主的； 從來沒有對參與式財政進行過立法，它自己起草自己的章程並可以任意修改，而且地方政府和黨派的代表都不能直接對此事發言。
二則，也是與阿雷格里港 的參與式財政不同的是，公社委員會對地方財政沒有百分之百的主宰權 （這是阿雷格里港 經驗的另一個主要的原則，雖然只是部分實現）。事實上委內瑞拉公社委員會討論和花費的錢是由公社權力總統委員會一次性劃撥的，去年總數大約16億美元，今年大概兩倍於這個數字。他們不控制現有的公共財政，也不清楚他們與目前由當選的市長、州長和地方立法機構委任的資源和管理機構的關係,是否他們將會開始吸納並取代這些或者僅僅是和他們共存。
這兩個問題是彼此互為因果關係的。除了近年來爆發的各種各樣的地方運動外，委內瑞拉既沒有一個強大的有組織的社會運動的傳統，也沒有一個群眾革命的，或甚至只是階級鬥爭的，能夠組織這些行動的黨派。某種程度上，“查韋斯現象”代表著這兩者。
這就是為什麼號召建立新的統一社會主義黨（PSUV）是一個潛在的重要步驟。這也許是超越對核心領導依賴的最佳途徑。但是它必須是一個真正開放和民主的黨派，而不僅僅只是傳遞已經做好的決定的龐大機器。這對委內瑞拉的幾支已經把他們自己定格為馬克思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的小流派和黨派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其中最重要的來自明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傳統(PRS或叫革命與社會主義黨),包括目前分化的國家工黨（UNT）的工會聯盟的核心領導,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分裂，一些著名的領袖選擇加入PSUV的計畫，而另一些已經決定不參與到其中去。在我們看來，前者絕對是主張不能錯過這次機會，而且主張正是由於存在計畫可能被一些舊的官僚分子劫持的危險，革命者們必須起來鬥爭，從而保證PSUV是完全民主的，而不包含一直從內部破壞著玻利瓦爾省革命的委內瑞拉資產階級和新官僚主義的代表們。這與由80年代第四國際（FI）的同志們發動的鬥爭是非常相似的，那次鬥爭將工人黨（PT）發展成一個“沒有老闆的工人黨” 而且擁有最大的內部民主，有完全的選擇政治傾向的權力，按比例分配領導層中的少數派別代表，30%的席位給予婦女，等等――那是一個取得巨大勝利的鬥爭，而且在使工人黨（PT）在十年或更長的時間裏成為國際左派的燈塔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總之，委內瑞拉的革命進程似乎面臨著三種當前的和中期的挑戰。1）這一新的黨能不能變成一個真正的群眾的革命黨 就是說它能不能提供一種徹底的多元化的、民主的空間來組織和協調委內瑞拉工人階級（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講）的所有分支和流派，還有社會的其他受壓迫的階層？2）開始於ALCASA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監督和工人共同管理的範例性模式能夠延伸到更廣泛的公共和私有的部門嗎？這些能夠和公社委員會還有其他形式的大眾區域權力聯繫起來，並把民主監督貫徹到工作場所和更廣泛的經濟活動中嗎？3）新的公社委員會能成為真正的大眾權力中心，接管地方和區域的財政與發展計畫的主宰權嗎？這些團體能夠在全國範圍內聯繫起來建立一個能夠保護大眾利益的國家嗎？
換句話說，當前的挑戰是民主。他們指向參與式民主由正式的政治範圍向社會大廈的各個角落的根本的延伸。那當然就是社會主義在21世紀之前、當中和之後 本來應該的面目――一個史無前例的民主權力的深化。如若這樣看待這個問題，那私有資本的國有化和剝奪的問題就變成了一個自然的結果而不是前提。因為一旦資本家不再控制資本，而是在地方和國家範圍內都交由工人和社會做出民主的決定，那它就不再是私有資本而開始遵循不同的邏輯――人類需求與潛力，還有目前最緊迫的生存環境問題。這兩點之間的距離也是不斷革命理論提出來分析的問題之一，有的甚至是在一百年前。
（斯圖阿爾特 · 派普爾是《國際觀點》在委內瑞拉和拉美其他地方的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