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都知道，我們已經進入“帝國主義的一個新時代”了。複雜的世界貨幣市場的興起，越來越互相協調的全球生產系統，像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這類的組織所強加的極富侵略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以及美國的好戰的軍國主義——所有這些都被認出是資本主義帝國的新模式。

對激進左派中的一些人而言，這個新帝國主義卻激發了他們重新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國際左派各主要人物所詳細闡述的分析。這理由不難看出。在那段時間中，許多本關於帝國主義的有重大影響的著作出現了，其中最主要的有：羅莎‧盞森堡的《資本的積累》（1910年），布哈林的《帝國主義和世界經濟》（1915年）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7年）。

這三本書，雖然有不同之處，但是共有好幾個真正優點。第一，每個理論家都試圖把歐洲列強（以及美國和日本）的領土擴張與資本積累過程聯繫在一起。他們認識到，那個時代的帝國主義之所以這樣做，﹝即領土擴張﹞，不只是推行一個政治政策，而且是與資本積累的戰略直接有關的。

第二，為了証明這個聯繫，他們指向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盧森堡的書中，　朝向那個戰爭的推動），認為這個戰爭在本質上是一次資本主義的衝突，是世界資本主義不斷競爭的血腥的使人震驚的表現。

這些馬克思主義著作家寧可把這次戰爭解釋為資本主義競爭的一個極端形式，而不把它描繪為一次歷史的意外事件。他們認為，貿易戰最終是要通過真正的開火來解決的。布哈林說，最後分析起來，經濟上的衝突的解決是要“靠軍火的力量……所以最後的贏家是軍事技術最好的一方”。

最後一點是，由於以上這些分析的結果，這三位革命作家都以堅決反對全球軍事衝突的立場而受人注目。當時在歐洲各主要的社會主義政黨都轉而支持它們各自的政府的戰爭政策——因而出賣長期所持有的對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的承諾——的時候，這些革命理論家卻與反戰左派的積極份子走在一起，保存了國際團結的榮譽。

雖然有了所有這些成就，可是，這些理論也真正是有局限的——特別在今天，這些局限已變得會礙事了。首先他們所提出的對資本積累的分析就有相當大的缺陷。例如，羅莎‧盧森堡認為帝國主義是以在資本主義世界之外尋求新市場為基礎的。

她認為，如果資本主義的商品沒有國外的新市場，資本主義本身就會由於反覆出現的生產過剩而崩潰。可是，不但現在沒有什麼証據顯示新的殖民地構成重要的出口商品市場——考慮到這些殖民地的貧窮，它們怎麼可能呢？——而且當時盧森堡也沒有理解到資本主義的密集增長和外延增長的能力。

簡單地說來，資本主義經常在所謂“發達世界”之內為消費品和資本貨物——不管是為速食食品或者電腦——創立新市場。雖然為密集增長和外延增長這兩種增長都找到市場是比較可取，但是為後一種增長服務的市場的消失並不一定是表示資本主義的末日已到。

列寧的分析也有真正的缺陷。例如，他認為，殖民主義是以過剩資本——即無法在本國作可獲利的投資的資本——之輸向殖民地為中心的。

可是，他在他的小冊子中所列出的圖表上卻顯示大部份的外輸資本是從一個富裕資本主義國家輸到另一個富裕資本主義國家——它到現在還是這樣做。至於布哈林，他以二十世紀初期的一段特定歷史時期的資本與民族國家的融合的統計資料為根據，將它擴張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趨勢，再爭辯說，資本與國家會漸漸地結合在一起的。可是，近年的私有化和撤銷管制的浪潮卻指示，國家與資本之間的關係是更有流動性、更易變化的。

但是，這些帝國主義論的最大缺陷，也許是他們把列強之佔領領土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必要特徵。這理由不難看出。從大約1875年開始，列強就拼命爭奪殖民地。

在那以後的四十年中，英國為它的帝國增添了400萬平方哩的領土，法國增加了350萬平方哩，德國、義大利和比利時也各自增大了100萬平方哩。

在這個時候，在世界制度中所擁有的權力的大小就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所控制的領土有多大多好——以及在這領土上所含有的土地、資源、市場和勞動力等有多豐富。

因此，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戰爭，就變成一條可被用來在全球制度中積聚更大力量的戰略——一條對德國及日本這些在上段時期沒有能夠變成重大殖民帝國的新興列強特別有吸引力的戰略。考慮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強盛與領土的征服有著極密切的關係，盧森堡、列寧和布哈林之把列強之間爭領土之戰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主要特徵，是不難理解的。其實，列寧把這種戰爭描述為“絕對不可避免的”。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20年之後被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跟著的時候，這第二次戰爭似乎証明瞭他們的評價的正確。可是，雖然當年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因此認為世界資本主義需要領土的擴張，而且始終不變地製造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歷史的發展卻是變幻莫測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了決定性的改變。在二戰後的三十多年中，幾乎所有的殖民地——出乎大眾的意料——脫離了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變得獨立了。但是，統治世界的方式都漸增地依靠市場力量，不依靠領土的佔領。

在這裏，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跨國公司的興起。這些跨國公司的總部雖然設在某一國家，但是它的業務卻遍及全球。這就可以使富國的資本家利用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工和原料，作為綜合生產過程的一部份。這就允許西方公司不必招致殖民化某一領土時所花的金錢和所負的風險而剝削地球南方的窮苦人民。同樣的原則也應用到把財富從地球南方抽走而流進地球北方的金融機構中來的、比較近代的、充滿爆炸性的全球借貸現象上來：這些形式的私佔剩餘也可以用主要是經濟的方法來實行。

正當領土的征服之作為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模式逐漸消失的時候，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也逐漸消失了。在列強於30年之內（1914-1945）打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現在經過了60年都沒有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

並不是戰爭本身已經消失了。恰恰相反！但是，戰爭的軌跡已經移轉到帝國主義國家與地球南方的人民之間的戰鬥，因為後者不聽從前者的命令。越南就是明顯的例子。同樣原則也應用到美國戰爭機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進行的冒險，雖然每個地方的情況是不同的。

可是，緊要的是，這些並不是為控制領土而起的戰爭。美帝國主義當然希望剝削地球南方。但是它寧願用經濟方法來這樣做，不要招致為了建立新殖民地政府和佔領所要花的政治和軍事的費用。它當然會作出軍事干涉。但是如果它不是為了佔領而這樣做，那末今天什麼事物或什麼人物驅使帝國主義進行軍事干涉呢？

資本的帝國

對這個問題最有力、最有挑撥性的馬克思主義回應來自伍德女士（Elllen Wood）在她的最近的書《Empire of Capital》（《資本的帝國》）中。伍德女士在一次內容豐富的歷史分析中認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不以佔領領土為主的帝國主義形式，大概是最典型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

她指出，資本主義的剝削畢竟是建基在通過市場組織的經濟權力上。與封建領主不同，封建領主搾取剩值的能力要視政治級別（封建領主靠政治級別取得土地、收取地租以及控制莊園內的法庭）以及對軍事權力的獨佔程度而定，但是資本家不需要用擔任公職、司法或者攜帶武器等方式來剝削工資勞動者。

他們多半通過純粹經濟的方法來完成後一任務：財產的擁有和市場的力量。他們當然時時要求立法者、員警、法庭和軍隊來支持他們的統治；但是日常的剝削並不需要使用武力或法庭的干涉。

純粹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可被期望用同樣手法來運作——那就是運用財產權利和市場力量來積累剩餘價值，不是用政治管理或軍事控制的方法來佔領領土。

但是，這是不是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不需要擔憂領土關係，可以完全忽視世界各地進行剝削、進行積累的實際空間和場所呢？絕對不是。

伍德女士反對各種時髦的膚淺的民族國家消失的理論。她堅稱，世界資本主義正越來越依賴以領土為基地的民族國家網絡。世界資本與其鼓吹國家的解散，與其追求單一世界政府這個不可能實現的前景，反而十分高興地與對互不相關的領土行使主權的各民族國家有著密切的關係。

其實，國際資本依靠如此的國家網絡來執行財產權利，穩固金融交易，保証勞工的順從，控制社會不安等等。

伍德寫道，“全球化的本質是一個由建構在統治和隸屬的複雜關係上的大、小國家全球網絡所管理的全球經濟”。（原文在《Empire of Capital》第141頁）。

伍德女士認為，民族國家網絡，如果有什麼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對資本的用處比過去更重要，因為它，而且只有它，才為剩餘價值的積累提供局部的先決條件。

那麼對戰爭的看法怎樣呢？在這個問題上，伍德又有一個新穎的見解。她並不認為在新形式的資本主義帝國中戰爭會消亡了。可是她卻暗示，在經濟上佔主宰地位的國家與也在經濟上佔主宰地位的國家之間的戰爭，不再有列寧等人所認為的必然性了。

在這同時，由於管治真正是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永遠是個做不完的工作，戰爭還是會有的。又因為人民的抗議，地區性的衝突和民族主義的起義，都能夠產生對帝國主義列強敵視的情況，全球化資本不能老是依靠小國來保証能促進平穩積累的一切條件。

所以，佔主宰地位的參與者有需要向世界各地——特別是在世界上對西方資本和西方國家的權力最敵對的那些地區——發出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資訊：對全球資本主義市場採取抵抗的行動是決不被容忍的。他們需要向世界宣示，帝國的權力——最主要的是美國的權力——將會在任何時候對任何地方進行干涉。

這就是布殊在9‧11事件後在他的臭名昭彰的演說中所展示的立場。他在該演說中聲稱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國家會在美國的攻擊目標名單上。美國政府的官員在詳盡說明布殊的主義時宣稱，美國已進入不斷戰爭的狀況，“沒有時空的限制”。

伍德女士說，這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階段會引導我們走向的前景。今天的帝國主義不甘願統治世界上某一地區，反而要對整個地球可讓資本主義積累的空間進行管治。

她寫道，“新帝國主義不尋求領土擴張或對貿易路線的佔領”。它要的是“對全球經濟有無限制的主宰，對管理全球經濟的各個國家也有無限制的主宰，〔有〕無休止地、有目的地、時時刻刻地發動軍事行動〔的自由〕。（同書第144頁）

這個結果就是戰爭和佔領領土的事件不時發生，戰爭佔領領土事件不時發生，戰爭和佔領的對象因時空而轉移。

伍德女士的分析特別令人信服，因為它幫助我們理解一個主要以財產權利和市場力量，不是以直接佔領領土為主的帝國主義的獨特動力。雖然她認為列強之間的軍事對立不會像二十世紀上半葉時候那樣的尖銳，她的論點，還是幫助我們澄清了美國在全球化時代所展現的戰爭主義和軍力主義的一些獨一無二的特徵。

新帝國主義

在伍德女士出版《資本的帝國》差不多同時，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哈維（David Harvey）發表了《The New Imperialism》（《新帝國主義》）一書。哈維在這本書中的開始稍為與伍德女士不同，他確認了在帝國主義中起作用的兩個動力：經濟的必要性（其目的是積累資本）和領土的必要性（在提高資本的利潤率的大前提下控制空間）。

哈維正確地指出，這兩個邏輯時常是互相矛盾的。畢竟追求領土的邏輯時所花的成本，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可能會變得“沒有效率”（美國佔領伊拉克的費用急劇上升就是一個例子）。

還有，他在書中又指出，各帝國主義在行使這兩個動力時是不對等的：有些帝國主義國家偏重經濟的邏輯，有些則偏重領土的邏輯。可是，哈維卻沒有像伍德女士那樣明顯地區分對領土的直接控制和對領土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控制。

他的分析有時似乎轉向到在列寧、盧森堡和布哈林的分析中佔重要位置的領土擴張的觀點。哈維似乎經常只從佔領的角度來思考領土的邏輯，而沒有從推廣資本的市場規則和財產權利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哈維的貢獻中與人最不同的地方，也許是他之重視靠剝奪土地而積累的這個手段。他認為這是新帝國主義的一個中心特色。他向我們提醒，資本主義起源自剝奪農民的土地（這就迫使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他指出，同樣的過程也在今天起作用。

在農民被剝奪土地這個古典型式正在加速進行的同時——數以百萬計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農民因此而拋棄農地的生活——，其他型式的剝奪，例如公共資產的私有化和植物、種子等生命型式的專利化，也在加速進行。

所有諸如其類的行動將財產從公共領域拿走，轉給私人擁有。

哈維的分析另一個特點是以下這個觀念：資本主義強國與資本主義強國（包括與像中國那樣的新興國家）之間的緊張和對立已成為新帝國主義時代的主要特色。雖然他認為這些緊張狀態和對立不致於引發帝國主義之間的大戰,他卻清楚地看出，今天的帝國主義被各種衝突弄得一團糟，而這些衝突是因對市場和利潤的競爭而起的。

在這裏，哈維的分析就與帕尼奇（Leo Panich）和金丁（Sam Gindin）近年來在《Socialist Register》（《社會主義文獻記錄》）年報上所詳細闡述的論點相對立了。他們兩人的著作在今天以英文發表的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可以說是構成對帝國主義的第三個有意義的觀點。

帕尼奇—金丁立場的最大強處，很可能是它對缺乏新意地重覆列寧一布哈林帝國主義論的批評，好像它構成了對我們今日所生活的世界的一個合適指針。他們的立場也正確地堅持，在全球資本和民族國家之間，存在著相互的關係。

除此之外，他們的觀點，也對新帝國主義的特有機構形式加以密切地注意，特別地記述了美國聯邦儲備局之作為監管這個制度的金融結構、維護美元之霸佔為世界貨幣的機構的緊要角色。

他們的觀點不太令人信服的地方，依本文作者的看法，是在於他們在事實上拒絕考慮這樣的概念：在強大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中間的對立，決定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的發展方向。帕尼奇和金丁傾向於確認美國，而且只有美國，才是帝國主義國家。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歐洲、加拿大、日本等等，事實上都被看成為美國的附庸。

歸根究底說來，這個論點非常接近於把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依賴理論——根據這個理論，第三世界是在“依賴”地球北部的情況下存在的——推延到除了美國以外的每一個國家去。可是，在朝向這個方向發展的時候，他們的觀點，卻犯依賴理論的同樣的毛病，那就是它不但忽視了第三世界的階級構成和內部的階級鬥爭，而且淡化了在例如巴西這個世界上第十個經濟大國和馬裏〔一個非洲窮國〕之間重要的差別。

帕尼奇—金丁的分析也迴避了哈維所提出的帝國主義的經濟邏輯和領土邏輯之間的差異。就軍事—領土的意義上看來，毫無疑問，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這對世事的發展確有重大的影響。但是，我們卻不能接著說，其他的地區資本是在帝國主義的經濟邏輯的範疇之外運作的。

其實，使用財產權利和市場力量剝削勞工、私佔資源和操縱市場，並不是美國資本主義獨有的。許多富裕國家的資本，在其原屬國政府的支持下，追循同樣的積累策略。這些資本真的常常指望美國政府來作為全球資本的終極保護者。但是，這並不意味，例如波音公司和空中巴士公司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這可從美國與歐洲之間因這兩個航太公司的各自習慣做法不同而引起的貿易爭端來証明。

由於帕尼奇和金丁不注重帝國主義的經濟邏輯和領上邏輯之間的差異，他們就傾向於拒絕考慮其他強權——例如歐洲、日本和加拿大——在與它們的從屬國的關係上，也許會依據帝國的型式而行動的觀念。

以加拿大為例，目前在地球南部，發生了抗議以加拿大為基地的礦產公司的大型行動。墨西哥、危地馬拉和許多非洲國家的群眾運動，正朝向這些加拿大跨國公司，抗議它們的侵略性的、新殖民主義的實施。

很難看出為什麼這些公司（及支撐它們的國家）不應該被定性為帝國主義。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歐洲、日本的資本在地球南部的行動。可是，有的時候，帕尼奇一金丁的分析卻建議：像加拿大、日本甚至於法國、德國那樣的國家有點反帝國主義的味道（因為反對美國），認為它們在美國壓力下仍堅持維護主權。

這個論調似乎滑進了上面所說的依賴理論所犯的毛病：以民族來代替階級作為今日世界鬥爭的軸心。

更有甚者，這樣的理論也往往會忽視了許多這些國家的特性：內部殖民主義。在加拿大，對原住民的壓迫及對魁北克佔絕大多數說法語的人民的壓迫都是明顯的例子。可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在表面上說是為了反對帝國主義）也容易滑入保衛以侵佔、壓迫他人為基礎的國家的權力。

它也往往會貶低了移民、難民和有色人種反對各級政府的種族主義的鬥爭的重要性。用民族國家的等級（以及主要是美國與所有其他大國的對立）等字眼來描述世界列強，因此，就有不著重民族、種族壓迫和國內的階級分歧的危險。

公正地說，帕尼奇和金丁非常明白階級鬥爭的緊要——而《社會主義文獻記錄》有著突顯全球工人運動的驕傲記錄 （特別是它的2001年刊）。其實，他們正確地建議，內部的鬥爭很可能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期的特徵。但是，雖然帕尼奇和金丁正確強調，作為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特徵的領土、軍事的對立的減少，他們之反對“對立”的想法，卻把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排出應考慮的問題之外。

因此，他們對世界資本主義的描述已經變得過份地單極，而他們的帝國主義論已變成完全以華盛頓為焦點。還有，他們的理論一方面貶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地區、民族衝突，另方面卻推廣一個左派民族主義的觀點，那就是，反對美國強權的鬥爭已變成左派政治的最重要的焦點。

這個理論就對在世界的以下部份活動的社會主義者特別麻煩了：有著高度發展的、從剝削地球南部中得利的資產階級。要克服這些弱點、就需要改編他們的理論，使之重新採納對全球資本主義競爭的分析。

與我們需要理解今天的帝國主義有什麼新鮮的東西一樣——所有這三個理論對這方面都有真正的洞察力——我們也需要闡述界定資本主義世界制度的資本主義間的競爭和矛盾的新形式。對我來說，歐元之崛起為對美元的世界貨幣角色的一個局部競爭者，似乎在這方面特別有意義。從較長遠看來，中國之崛起為一個有活力的經濟中心也許會大大地重新改變世界權力的佈局——只要它的統治者能夠控制社會的動亂，發展出更精密的金融市場和限制投機性的泡沫的危害。在這些工作中，沒有一樣是容易辦得到的。

在對今日國際資本主義競爭的新形式提供詳盡的描述方面，伍德之以財產權利和市場力量、不以領土佔領為焦點，仍然是極其重要的，哈維之區別推動帝國活動的兩個邏輯也是。帕尼奇一金丁之依據創造帝國的貨幣和財政體制來對〔美國〕聯邦儲備局的角色作出分析，也對帝國的功能增添更深遠的洞察，雖然它需要對其他貨幣，例如歐元，作出進一步的描述。

毫不驚奇的是，要對新帝國主義作出在理論上比較全面、在政治上比較可活用的敍述，還需要很多工作要做。但是，當我們向一個我們設法挑戰、最終設法推翻的帝國主義的現實搏鬥的時候，我們也需要對各個新解釋的強處和弱點，進行清晰的、同志式的爭論。

〔作者簡介〕

大衛‧麥克納利（David Mc Nally）在多倫多的約克大學教政治學，是新社會主義團體的一位活躍份子，而且是該團體的機關報《新社會主義》（New Socialist）的一位副編輯。他的近作《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Globalization and Anti- Capitalism》（《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全球化與反資本主義》）。這篇文章是基於對新社會主義團體的一次演講而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