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打敗帝國主義的反革命運動！
──保衛、擴展一九四九年革命的成果！
支持把斯大林主義官僚層攆下台的工人政治革命！
《工人前鋒報》社論 兆立譯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1949年革命中誕生的。這個革命雖然遭受了極大官僚變態，卻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社會革命。數以億計的農民起義了，奪取了從很早以前他們的祖先即已為之而遭受殘酷剝削的土地。兇殘的軍閥、吸血的高利貸，窮兇極惡的地主和使人憤怒的資產階級等的統治被摧毀了。
中央計劃和集體化的經濟制度的建立，為中國之從絕望無助的農民落後性向前進展，在社會進步上作出巨大跳躍，奠定了基礎。革命使中國的婦女，超越了她們先前的、以纏足這種野蠻習俗為象徵的惡劣地位，大踏步地向前躍進。一個被列強蹂躪、瓜分了達一個世紀之久的民族，終於統一起來，解除了帝國主義的束縛。
然而，1949年革命從開始，就在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統治下被變形了。
中共這個政權代表一個騎在集體化經濟上的民族主義官僚層。與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不同，因為十月革命是由一個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布爾什維克國際主義的指導下而實現的，中國革命卻是毛澤東的斯大林主義──民族主義的力量所領導的農民游擊戰的結果。毛的政權仿效從蘇聯無產階級篡奪了政治權力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層，也宣揚這樣的徹底反馬克思主義的觀念：社會主義──一個以物質豐裕為基礎的、無階級、平等的社會──可以在單一國家之內建立起來。在實踐中，“一國社會主義”在中國，就像在斯大林及其繼承者的蘇聯一樣，不但意味著在國際上對工人革命的前景的反對，而且意味著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遷就。
特別是，中國由毛澤東在1970年代初所開始的，再由他的繼任者鄧小平所繼續的與美帝國主義所結合的反蘇聯同盟，促成了蘇聯最終在1991-92年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中的消滅。
這對國際工人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都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失敗。在目前這個蘇聯垮台以後的時期，世界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增加了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壓力。因此五角大廈〔美國國防部〕一直積極追求有效的、有先發制人能力的核攻擊計劃，以對付中國的小小的核武器庫。這是華盛頓的布殊幫公開聲稱的戰略。
國際共產主義同盟主張無條件地軍事保衛中國變形的工人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的攻擊和資本主義反革命。中國工人階級必須徹底消除斯大林主義官僚層，因為後者在國際上與帝國主義妥協，而在國內已經嚴重地減弱國有化財產制度。我們主張一個無產階級政治革命，使政治權力操在工人和農民委員會的手中。中國工人階級所面對的緊要任務是，建立一個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政黨，作為一個重新鍜造了的第四國際的一部份，來準備、領導這個政治革命，站在勞苦大眾的前列，指導工人們的自發的、地方化的鬥爭朝向政治權力的奪取。
中共正在中國恢復資本主義嗎？
自從鄧小平政權於1990年代初期引進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以來，一股愈來愈有影響力的西方資產階級意見認為，中國共產黨在緊抓政治權力的同時，正逐漸地在中國恢復資本主義。這個意見在中共於2002年底的第十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上准許資本企業家入黨的時候，被吹噓得很響，傳佈得很廣。“中國背棄了共產主義，參加資本家的長征”，就是西方報紙上一個典型標題，在這裏則是在2002年11月9日的倫敦《衛報》上的標題。
事實上，這次黨大會既沒有在黨的社會成份的性質上(因為它有六千六百萬名黨員)，又沒有在實用的意識形態上，引進了重大改變。根據官方調查，在二百萬私有企業主中，六十萬是黨員，而且是老黨員。他們之中極大多數是黨的管理層老幹部。在過去幾年中，當他們所管理的小型國有企業被私有化時，他們就自己把它們接收過來了。
有些虛假地宣稱自己是托派的團體已經欣然接受現在在西方資產階級圈子中普遍的看法，說在中國的統治者中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以英國為中心、由塔菲(Peter Taaffe)所領導的派別，在評論中共第十六次黨大會時寫道，“中國正向資本主義全面復辟邁進，但是統治層正試圖逐漸地、用嚴苛的、專制的控制方式去做。”(《Socialist》，2002年11月22日)。
我們在堅稱中國繼續是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時，並不否認或者低估大陸上的新生資本主義企業家和在台灣、香港早已確立的華僑資產階級在中國社會中日漸增大的影響。政府或黨中很多高級官員都有兒子、弟弟、侄兒(或者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情況中有女婿)是商人。
可是，北京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主體的政治權力仍然是以中國經濟中的核心集體化部份為基礎的。更有甚者，中共政權的經濟政策仍然受到恐懼社會的──特別是工人的──不安的限制，因為這種不安可能會將它推翻。這個情況幾乎在1989年發生。當時以學生為中心的爭取政治自由、反對腐敗的抗議運動引發了工人們的自動參與。眾所週知，這個反叛運動不久以後遭到了效忠政府軍隊的血腥鎮壓。
(像在東歐及前蘇聯一樣，)中國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也會被斯大林主義波拿帕政治體系的突然瓦解和執政的共產黨的政治破碎所伴隨。北京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鼓勵資本主義企業的經濟政策(以及官僚層的正式的意識形態姿態相應的向右移轉)，已經漸增地加強一些社會力量。這些社會力量，當中共不再能夠保持它現有的對政治權力的壟斷的時候，就會引起由帝國主義者支持的、公開反革命的各派系各政黨的出現。這個情況可以在已回歸中國、但是有資產階級反對黨存在的香港這個資本家聚居地上清楚地看出。去年夏天，香港的民主黨組織了由華盛頓的布殊政府及其在倫敦的資淺伙伴所公開支持的群眾性反共動員。
郭蘇堅(譯音Guo Sujian)，是一位流亡美國的右翼中國智識份子。他在(2003年8月號的)《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發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中國已變成或者正在快速地變成資本主義的觀點(文章題目是“中國的所有制改革：朝什麼方向走和走多遠？”)。根據一個簡介，郭蘇堅過去是“中共中委會的一位政策分析專家”。考慮到他目前在意識形態上的偏見，他還是把中國經濟中資本主義因素的生長減至最小程度，同時又認為中共最高領導層就歷史的遠景來看，是繼續相信社會主義的。但是，這位極力提倡“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反共份子卻懂得一個基本真理，這個真理是許多左派人士，包括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內都未曾具有的：
“如何在現有的政治體系和結構中將這麼巨大的國有財產私有化是個極大的問題，是在技術上極難做到的。其他前共產主義國家的經驗已經証明，如果共產黨仍舊抓住政權，它的政治體系仍舊不變的話，現在都還沒有一個私有化能搞成功的例子。”〔著重線是原有的〕。
中共領導人也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東歐的各“人民民主共和國”和前蘇聯所發生的事故中，得出他們自己的教訓，作出相應的行動。他們也從幾乎要使他們垮台的1989年天安門反叛運動中得出一些教訓。他們所得出的結論是：即使在學術方面，也不能有政治的自由化。在1997年鄧小平去世後繼續他的江澤民政權，卻能夠在一個一向有內爭的斯大林主義執政黨中，阻止任何有組織的派系鬥爭。在今日的中國大陸，似乎沒有比中共領導中心還要右或者還要左的有意義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或環境。
中國斯大林主義最新的幻想
中國經濟近來的高增長率──尤其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一般化經濟衰退之中──已在中共領導層、中共幹部和與中共有關係的智識份子中間產生了一些趾高氣揚的心態。可是人們在從數以百萬計被國有企業解僱的工人、鄉下來的窮苦的流動工人和在小塊土地上用簡陋的農具勞作以勉強度日的貧農中間，自然會感到非常不同的心態。但是在具有主流政治觀點的中國智識份子中間，人們漸多地聽到這樣的說法，那就是他們的國家已經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無政府性和舊式斯大林主義“指令經濟”的僵硬性之間不知怎麼地找到了一條中間道路。
江澤民、胡錦濤等人在較年輕的時候，無疑地贊同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單以自己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的信條。他們現在認為那個觀點是“教條主義的想法”，認為他們自己是以頭腦清醒的態度依照實際情況來面對和應付世界其他地方。可是，江、胡及他們的追隨者卻被超出了毛主席最狂暴的想像力的妄自尊大所推動。
中共目前的領導人相信他們可以使中國現代化，而且可以通過與世界資本主義更大的融合，把中國轉變為世界的一大強國──也就是廿一世紀的世界超級大國。他們真正地相信他們可以控制、操縱花旗銀行集團、德意志銀行和東京三菱銀行來幫忙建設中國以致它在一代或兩代以後就會超過美國、德國和日本。其實，他們絕不是正在把中國轉變為一個世界超級大國。他們在實際上正在替中國倒回革命前受帝國主義百般欺壓的時代舖下道路。
自從蘇聯崩潰以後，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敵對態度的增長，就足以証明世界各國資產階級決不贊同北京官僚層要使中國成為強權的野心。在過去十年中，五角大廈〔美國國防部〕為了大力推進“戰區導彈防禦”計劃，已將它的很大部份的軍力重新部署在太平洋邊緣地區。由於美國侵入阿富汗和中亞細亞，也由於它重新在菲律賓及其他地區駐軍隊，它已在中國周圍大大地加強了軍事上的邪惡行徑。北京之報名參加美國所領頭的“反恐戰爭，”只鼓勵了美帝國主義的反革命活動。中國領導層也參加了反對北朝鮮的核子武器計劃的活動。這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叛賣，這種叛賣只會損害中國這個變形工人國家的本身；北朝鮮若發生資本主義反革命，只會使以中國為對象的資本主義復辟勢力增加勇氣。
確實地說來，佔統治地位的中國斯大林主義者並沒有對美國的軍事包圍苟安漠然：他們在兩年前對華盛頓的間諜飛機的強烈反應就是明証。中央政權也抵拒了美國對北朝鮮這個變形工人國家實施經濟禁運的要求。但是斯大林主義者之以為與帝國主義可以“和平共存”的這個白日夢卻是能使中國群眾放鬆警惕，損害他們對這個工人國家的防護。
防止帝國主義所支持的血腥的反革命的發生，只有實行無產階級政治革命。過去幾年來，大規模的廣泛的人民抗議運動和勞工鬥爭時有發生，特別是有關於國有工業企業中大量的解僱的問題。到今天為止，這個政權已通過鎮壓、讓步雙管齊下的手段把這些爭議控制在當地的範圍之內，不使之擴大。儘管如此，歸根究底說來，中國是一個極其不穩定的社會。總有一天，社會緊張狀態的爆破將會粉碎官僚統治層的政治結構。當那種情況發生的時候，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就會面對著以下兩個嚴峻的選擇：以無產階級政治革命來開設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或是資本主義的奴役被帝國主義所征服。
那個重大鬥爭的結果，不但對中國的勞動群眾、而且對全世界的勞動群眾將會有決定性的意義。正如蘇聯的反革命的破壞性後果所顯示的，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將會更加鼓舞帝國主義者的勇氣，來猛烈攻擊他們自己國家的工人和其他地方的半殖民地人民。它也會增高各帝國主義之間對於誰來更多地剝削中國發生激烈的競爭，使這個地球更接近帝國主義之間一次新的世界大戰。這就強調顯示國際無產階級有責任站出來保衛中國革命所取得的進展。從另一方面來看，在無產階級的旗幟下所實行的政治革命就真正會震撼世界。
建立在工人和農民委員會的基礎上的政府就會沒收──本土和海外來的──中國資本家和西方、日本投資人所擁有的數以千億美元計的生產性財富不作任何賠償。它也會重新建立中央計劃、中央管理的經濟制度──包括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這樣一種中央計劃和管理的經濟，將不會依據一個封閉的官僚層所任意設想的(曾經產生過像毛澤東的“大躍進”那樣的災禍的)“指令主義”，而建基在最廣闊的無產階級民主上。
這些措施將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引起帝國主義的強烈反對(例如經濟禁運)。但是在國際上，包括在帝國主義的核心地區，他們將會得到工人和被壓迫人民的巨大的同情和團結一致。
由於深深地受到斯大林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教義的影響，即使是思想最左的中國工人也許認為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景是非常遙遠或烏托邦的。但是中國若發生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就會打碎自從蘇聯崩潰以來資產階級所散佈的“共產主義已死亡”的意識形態氣氛。它也會使日本這個東亞工業強國的無產階級再度激進化。它會觸發在朝鮮半島──通過在被圍困的北邊的政治革命和在南部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革命統一的鬥爭，而且會在被帝國主義緊縮政策將其財富抽乾的南亞、印尼和菲律賓產生巨大反響。它會使遭受了十年的資本主義窮苦化的俄國勞動工人復蘇起來。
只有通過在國際上，特別是北美、西歐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中心推翻了資本主義的階級統治，才能夠實現中國之作為社會主義亞洲的一部份的全面現代化。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尋求重建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就是為了向在這些鬥爭的無產階級提供必要的領導層。
中國經濟中的核心集體主義成份
中共領導層正式地把中國〔的經濟制度〕描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是這個“社會主義的”(那就是集體主義的)部份，才造成中國近年來正面的經濟發展：基礎設施投資的擴大(例如城市改建、運河、鐵路和巨大的三峽水壩工程等等)，中國之安然渡過1997年至1998年東亞金融/經濟危機和接著而來的一般化全球經濟衰退。而且正是中國經濟中的市場部份引起了負面的發展──貧富差距的日漸擴大，人口中越來越大部份的貧窮化，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國有企業解僱，因無法在鄉村維持生計而流落到城市中的貧困流動民工大軍。
在今日的中國，經濟中的核心集體化部份繼續佔據主宰地位。可是，由於機構安排和政府的政策之間不斷移動的相互矛盾和相互影響，核心集體部份在經濟中的這種主宰地位並不是穩定、前後一致的。在2001年，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合佔57%的全國工業生產總值(〔2002年〕《中國統計年鑑》)。但是這個簡單的統計數字遮蔽了國有企業的戰略中心地位。私有部份(包括外資企業)極大部份是由以勞動密集方法製造輕工業產品的工廠所組成的。重工業、高科技部門、現代軍備生產等極大部份集中在國有企業中。使中國的太空人升空的，就是這些企業。更重要的是，就是國有工業才能夠使中國建立核子武器和長程導彈的軍火庫，防止美帝國主義用核子武器先發制人的威脅。
中國所有的大銀行都是國有的。家庭的儲蓄幾乎全部──估計有一萬億美元──儲存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政府對金融系統的控制，一向是保持和擴張國有工業生產的關鍵，也是促進整個國有部份擴張的關鍵。
從1998年到2001年，政府的支出從12%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到20%的國內生產總值。在政府的支出中，最大、最快速增長的部份，是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這個投資在這三年中增高了81%。更有甚者，在中國正有這種生產增長的時候，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包括北美、西歐的最富裕國家在內──一直在進行預算緊縮〔即減少政府的支出〕。為了灌溉，興築從長江到黃河的運河網〔即“南水北調”工程〕的計劃支出約合590億美元。擴張國有鐵路系統的計劃支出約合420億美元。與前二個數字的總和相比，2002年外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總數是530億美元。
到現在為止，對金融制度繼續施行國有制，使北京政權有效地(雖然不是完全地)控制著貨幣資本之流進、流出中國大陸。中國的貨幣，人民幣，是不能自由兌換的；它不能(合法地)在國際貨幣市場上交易。人民幣這種受限制的兌換性已使中國避免受到短期資本(所謂“熱錢”)的動盪不安的移動影響。這種熱錢曾經週期性地引起從拉丁美洲到東亞的第三世界新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大混亂。
不僅如此，北京政權在過去一年中，繼續使人民幣的匯率低於“自由市場”的價值，激起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資本家們的極度不滿。像英國這樣第二流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就曾經像現在中國那樣控制它的貨幣在世界市場上的匯價。投機性的貨幣資本曾經在幾個月(如果不是在幾個星期)之內湧入倫敦城〔即英國的金融中心〕，迫使英鎊不得不升值，不管貝理雅政府願不願意。
世界帝國主義勢力要消滅要拆卸的，正是中國經濟中以上所描述的核心集體主義部份。他們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中國降低為一個屈服於新殖民主義者的巨大的血汗工廠。華爾街投資銀行Goodman Sachs〔《明報》譯為高盛〕的中國問題“專家”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斷言：“不得不接受的事實是，中國正在變成一個替世界其他地方製造低檔次、勞動密集型的貨物的中心。與大家目前的恐懼剛好相反，世界其他地方卻正在變成一個替中國製造高檔次，資本密集型的貨物的中心”(2003年2月25日倫敦《金融時報》)。高盛投資銀行的這個傢伙，正在這裏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現實為根據，替華爾街設計關於中國前途的計劃。
北京官僚層放棄了國家對對外貿易的嚴格壟斷。可是，這種做法只對華爾街的這種計劃有利。儘管中國經濟近幾年有了快速的增長，它與即使是較小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比較，仍是落後的。北京現在正在大量地進行的建築，你幾乎可以到處看到吊車。但是，一位最近去過中國旅行的同志告訴《工人前鋒報》：“建築工地上的工人隊伍總是很大的，但是，他們所用的工具，除了獨輪手推車和鶴嘴鋤以外，我沒有看到大型掘土機。有一天我在北京郊區還看到大約30人在建造一道3呎高的牆。他們旁邊有一輛馬車，上面裝滿了磚頭。”
雖然中國向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輸出繼續以高速度來增加，這些輸出大部份是以像衣服、玩具和家庭用具那樣的低工資、低價值的輕工業產品和消費品為主的。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中國的工業生產總值從1993年到2002年的增加──從4,800億美元到13,000億美元──幾乎完全被像機械和資本設備那樣的工業產品的總購買量的增加所抵消。
中國的工業，由於它相對低的勞動生產力，是不能夠在世界市場上與美國、日本或歐洲的經濟競爭的。托洛茨基在蘇聯反駁斯大林主義的“一國可建成社會主義”的教條時所寫的話仍然全部適用於今日的中國：
“資本主義世界以它的進出口數字向我們証明，它除了使用軍事干涉的方法以外，還有其他的勸說方法。在一個社會制度的勞動生產力以及整個制度的生產力是由市場上價格之間的相互關係來測量的時候，對蘇維埃的經濟構成也許是最大威脅的，與其說是軍事干涉，不如說是資本主義較便宜的商品的干涉。”──《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1928年)
一個孤立的、經濟上相對地落後的工人國家在面對著外來較便宜的貨品時可使用的主要武器，就是國家對對外貿易的壟斷──那就是政府對輸入品和輸出品的嚴格管制。但是，解決中國的經濟落後的終極辦法以及到達社會主義社會──那就是無階級、平等的社會──的唯一道路，在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融入國際性的計劃經濟之中。
帝國主義促進資本主義復辟的經濟戰略
讓我們看看世界帝國主義及其中心──美國帝國主義──的代表們和發言人為在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經濟“改革”而提出的綱領。那個綱領是世界銀行在幾年前的一份關於中國的報告中所概括的：“最重要的建議是：政府的角色要從控制者、生產者改變為更能自動制約自動調整的制度的設計師。”
實行這個“建議”首先要做的是，國有銀行停止對老是虧本的國有企業的信用貸款，而且對營利的企業強加較高的利率和較嚴格的還款條件。中國的銀行若實行這樣一個“緊縮銀根”政策，就會把更多的、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趕到街頭。它也會永久地拆卸中國的大部份近代的、資本密集的生產物資工業(例如機械工具、重電氣裝備、農業機械、建築設備等)。
從更基本的角度來看，西方和日本的資本家要以他們自己的銀行來取代中國的國有銀行。開放中國的金融系統、讓外國銀行進來，就會引致大量資金的流出，因為中國的銀行不能夠提供可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獲得的較高利率。大部份在中國產生的經濟剩餘就會被轉移到華爾街、倫敦城、法蘭克福和東京的銀行。這些錢就會被用來購買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公司及政府的有價証券。中國的工人們，和鄉村勞動者們的儲蓄就會真正地替〔美國〕國防部的對準中國的核子導彈幫忙付款！背信棄義的北京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現在就是這樣子──這是一個真正反對中國人民的罪惡──以其巨大的外匯儲備，正在購買美國的短期國債券。而且它已答應以後會多買。
在過去幾年中，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機構，例如國際貨幣基金，曾“建議”中國政府以特別削減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來減少它的預算赤字。這樣一種走向緊縮預算開支的舉動就會破壞中國的勞動者中許多最貧窮、最受壓迫的人們的生計。上海、北京等城市中的建築大都僱用鄉下來的民工。大的內部工程(開鑿運河、鋪鐵路)僱用貧苦農民和村民。更有甚者，削減這些工程就會減慢、翻轉中國的經濟發展。例如擴大中國的鐵路系統，對於在經濟上聯繫較富裕的沿海省份和中國中、西部較落後的區域是絕對必要的。
近幾個月來，美、歐、日的統治圈對中國的經濟要求一直是：人民幣要升值。這樣一個舉動，就會因為中國產品價格的提高而急遽減少中國的輸出品的利潤和數量。許多私營，甚至國有的企業都會被迫解僱工人，減少生產，在有些情況中會破產。
在美國、西歐和日本資產階級現行的壓力的背後，卻是一個更基本的方針，那就是對中國的國有金融系統進行攻擊。帝國主義者要強使北京政權讓人民幣可以自由匯兌，以使中國大開門戶，讓華爾街、法蘭克福和東京的銀行可以毫無限制地進行金融滲透。
私有化：外貌與實體
在過去二十年中，不管你是從企業的數目、勞動力或從生產量來測量，大部份國有工業已被私有化了。大多數小企業賣給個人。在這些購買者中，最多的是曾經管理過這些工業的經理。較大一點的企業卻被通過一種分股權的規劃“私有化”了。十多年前，當中國開辦第一個股票市場時，很多西方資產階級傳媒贊美這個做法，說它是確鑿的証明：“共產主義”中國已經決定性地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真正發生了什麼呢？
在中國兩大股票交易所上列出名單的1,240個公司中，有些是由政府持有大多數股份，有些是由政府持有相當大的少數股份。
但是，即使是後一種公司，它仍然在實際上是由政府控制的，因為中共持有政治獨霸權。中國沒有工人民主，中國也沒有股東民主。一位不滿的股東急躁到要組織一個股東大會來推翻現任的經理，就會很快地發現他自己處於很惡劣的地位，因為經理多半是跟政治顯貴人物有關係的中共幹部。
中國的公司的股東沒有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了解的那種所有權。他們有權利從他們的金融資產中得到收入，他們可以賣掉股份。但是他們不能決定或者影響經理部門和公司的政策。這些政策是由各種各樣的、時常互相矛盾的政治和經濟的壓力來決定的。
對這種事實的一個明顯例子是金峰〔譯音Golden Summit〕，金峰是四川樂山的一個製造水泥的公司，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成立，90年代初在上海股票交易所掛牌。這個公司很賺錢。1997年，也擔任樂山的中共黨委的公司總經理辜松〔譯音Gu Song〕利用他的雙重職位，安排高峰公司收購了樂山市內的大肚河鋼鐵廠。大肚河鋼鐵廠是一個正在虧本的國有企業。明顯的是，這種收購，從經濟上看，是不合道理的。那末，為什麼它被收購呢？因為大肚河鋼鐵廠的工人們因工廠拖欠工資，曾發動激烈的抗議。所以中共地方幹部就利用金峰的充裕現款儲備金來抑制當地的勞工騷動。因此，一個影響到公司財政情況的經營決策卻在政治的，不在經濟的基礎上作出。
最近澳洲二位學術的經濟學家所寫的一本關於中國財政結構的書就如此描述股份公司的實在性質：
“中國股票市場的主要問題是：所有權的高度集中在實際上反映國家所有權在許多登記上市交易的公司中的優勢地位。…因此，就絕大多數登記上市交易的公司而言，在市場上爭奪某一公司的控制權的情況是不存在的。就此可以得出結論，不管是來自‘內部的人’或‘外部的人’，經理作錯決定以後只面對著有限的受處罰的威脅。也應該被注意到的是，國家的影響力甚至比佔優勢所有權地位的單位或個人還要大。”(J. Laurenceson and J. Chai, 《Financi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2003年)
此外，中國的股票和公司債券的市場仍然只在金融總資產中佔極小部份，極大部份的金融資產仍是儲存在國有銀行中。因此，股份公司依靠銀行貸款來提供大部份所需的資金。總而言之，在這兩大股票交易所登記上市交易的公司，大都像它們在完全國有化的時候那樣，保持同樣的經理部門財務安排。
有人也許會很有道理地發問：這種情況今天也許如此，那末明天還會如此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會由政治的控制來決定，不是由對中國股票市場的規章作這個或那個的改變來決定。
2002年夏天，國外投資者首次被容許在中國股票市場上(在嚴格的範圍之內)購買(以人民幣為面值單位的)主要股票〔所謂H股〕。國外的單一投資者不能夠擁有一個公司的超過10%的市值資本，所有國外投資者不能夠總共擁有超過20%。第一個利用這個機會的金融機構是瑞士大投資銀行UBS〔明報簡譯為瑞銀〕。瑞銀購買了中國最大鋼鐵廠寶山鋼鐵公司的股份。
如果瑞銀和其他國外投資者對寶鋼的業績失望了以後怎麼辦？他們可能以虧本價錢賣掉股票。但是，讓我們假設，他們不賣，反而與其他西方銀行投資者聯合起來賄賂中國政府管財政的官員把現任經理趕走，代之以這些銀行所喜愛的經理。西方財團這樣一個在實際上接收中國最大鋼鐵廠的企圖就會是對中共政權政治權威的直接挑戰。中國政府為著保持它的權威，就會不得不處罰受賄賂的官員，並會對國外銀行採取某些懲罰性措施。如果它不這樣做，國有企業和銀行的許多經理就會變成拿帝國主義的金融家、工業家的錢的代理人，政府就會開始失去實行它自己的經濟政策的能力，而中共就會像戈爾巴喬夫時期(1985-91)蘇聯共產黨內部所發生的那樣，開始陷入無節制的派系鬥爭之中。
但是中國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派系內鬥也會開啟了從下面而來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社會力量進行干涉的政治局面。人們可能會見到獨立工會和工廠委員會、左翼團體和政黨的形成。到結果，西方、日本和華僑資本家可能發現他們現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所建立的立足點被無產階級政治革命所破壞、消滅。
中國的銀行制度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制度中主要的結構性變化，是在國有企業的融資方法上。在舊的中央計劃制度下，如果企業的成本超過正常收入，這個企業就會從管理它的政府某一工業部收到不需償還的撥款。同樣地，不需償還的撥款也可用來資助企業生產的擴大，例如更換機器，建築新廠房等等。
在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企業本來應該變成經常賺錢、財政自足的。向外籌措的資金可由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來提供。這貸款到期時本來應該附利息而償還。我們不知道鄧小平及其他早期“改革”設計師是否實際上期望這個制度會依照新經濟信條及伴隨它的政策指導方針去做。我們只知道這個制度週期性地出毛病，不能好好地運轉。如果所有沒有而且不能償還銀行貸款的企業都關閉的話，中國早就完全變成一個經濟災難區域了。但是那種情況是不容許發生的。所容許發生的是有計劃地、不合適地、隨意地把“壞帳”當作政府的直接財政資助。
銀行向老是虧本和不賺錢的企業貸款，例行地被代之以新貸款或者在不期望真正被償還的情況下被增加。結果中國所有的大銀行，因“壞、呆”帳大過生利的資產，按理說是應該“破產的”。這個情況之所以能維持這麼多年，是因為政府資助銀行，而銀行倒過來資助企業。
因此，在1998年，中央銀行向大商業銀行撥了相等於2,000億美元的巨款來交換它們的“呆壞帳”。這筆企業的債務就被轉移到政府所擁有的資產管理公司。這個公司的責任就是收回(即使是局部的)企業欠款或者把欠債的企業賣給私人。自從那時以來，資產管理公司這兩種工作都沒有做到。
中國金融制度的相對穩定主要是由於以下兩個因素。第一，每個人都知道政府站在銀行的背後。第二，私人的，特別是外國的銀行(還)沒有被允許與它們競爭。
美國大金融信用評價機構穆廸公司去年一份報告作出結論說：“雖然中國銀行制度根據規則來說也許是破產的，充裕水平的流動資產卻能作為這種緊張狀態的緩衝物。強大的存款水平更加反映民眾對國家銀行的信任。”
西方帝國主義的博學的發言人承認，打破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一個必要步驟是金融制度的私有化和特別是國際化。今年初(3月8日)倫敦《經濟學人》──英、美銀行家的一份半官方機關報──寫道：
“所有中國的銀行都是直接或間接由國家經營的，而且政府，不管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干預經理的任命和貸款政策。因此，中國沒有像由市場推動、精英集團管理的銀行這種東西。沒有控制權，外國投資人就會覺得很難創立那一種銀行。可是中國人沒有意思要讓出控制權。”
正如《經濟學人》的抱怨所指出的，外國銀行一直到今天還是被局限在中國金融制度的邊緣，主要是在外貿部份。不用說，國際金融資本一直在想推倒這些局限。例如今年早些時候，華爾街巨頭花旗銀行集團被容許購買中國第九大銀行5％的股權。他們共同發展了信用卡業務，以中國的新富精英──資本企業家、黨和政府高級官員，富裕的小資產階級型（工程師、學術界人士）等──為對象。對花旗而言，這個業務正是它要更深地滲入中國金融制度的一個開路機。花旗銀行集團香港辦事處主任史丹利宣稱：“中國是金融方面最後的大邊遠地區之一。”（《華爾街日報》，9月15日）
江澤民和他的助手們理解到，將中國的金融制度向外國銀行開放就可能會有災難性的經濟後果，尤其會嚴重削弱政府向它的支出提供資金的能力。所以兩年前中國在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中就把金融部門的“自由化”推遲到2006年。中國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才會容許外國銀行與國家銀行平等地競爭。不過，三年以後到底真正會發生什麼，將不會自動地由世貿組織的協定所定下的時間表來決定。它將會由中國內部的和在中國與資本帝國主義力量之間的社會矛盾來決定。最近幾個月來，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官僚變形工人國家之間的經濟衝突已經變得重要了。
關於人民幣的爭執
中國的貨幣，人民幣，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稱的國際交易的資本帳戶上是不可兌換的。中國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和國有企業經理只有繳了輸入和其他與貿易有關的費用以後（而且經過中央銀行事先的批准）才可以獲得外幣。按照規定，中國大陸的國民需要將所獲得的外幣轉移到中央銀行去兌換成人民幣。
在最近幾年中，非法移進、移出中國的貨幣的數量，真是按照所預測的，大為增加，主要是由或者通過香港的金融商。這些非法流通的貨幣的數量到底有多少現在沒有準確數字，但是它還沒有達到嚴重影响中國經濟或政權的經濟政策的地步。
中國把人民幣按固定比率同美元掛鈎〔人民幣於2005年7月21日與美元脫鈎，並升值2％──譯者註〕。由於今年（2003年）美元對歐元、日圓和大多數其他貨幣貶值，中國輸出品的價格也跟着在世界市場上急劇地降落。這方面的許多專家估計，如果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它就會對美元升值20－40％。
有些美國（以及歐洲、日本）的大的資本主義公司也受益於人民幣目前幣值的低估。中國的一半以上經過製造的輸出品是由外國人擁有的工廠或合資企業所製造的。戴爾電腦公司和摩多羅拉都是在中國的十大輸出公司的排名榜上。在太平洋這一邊的巨大廉價零售商店Wal Mart買進了中國輸美10％的商品。
可是，美國製造業資本家的主體相信他們正在受到中國“不公平貿易實施”的傷害。全國產業家協會副主席伐爾果在剛過去的春天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我們必須迫使中國結束對其貨幣的操縱，讓人民幣對美元的兌換率由市場來決定”（《商業週刋》，7月7日）。一個主要是民主黨、也包括一些共和黨的參、眾議員的集團正在推動國會通過一條對來自中國的輸入品強加額外關稅以“抵銷”人民幣價值的低估的法案。更有甚者，國際金融資本的所有巨頭─美國及歐盟的中央銀行主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董事等－都催促北京政權將它的貨幣升值。
但是，中國的領導層還沒有對這個問題讓步。上個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宣佈：“保持人民幣匯價的穩定對中國的經濟表現有幫助，而且符合亞太地區以至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的需要”。
為了在外交上敷衍帝國主義者，胡錦濤答應成立一個小組來“研究”如何在將來使中國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將來的什麼時候？以香港為基地的一向消息靈通的期刋《遠東經濟評論》（5月29日）對這個問題如此寫道：“人民幣在資本帳上是不可自由兌換的。大多數分析家不期望這在幾年內會有什麼變動。他們的恐懼是由於缺乏對銀行制度的信心，太早開放這個國家的資本帳，將會引致大規模的〔資金〕外流”。
但是，即使北京的政策製訂人計劃要將現存的匯率和國際安排維持幾年不變，他們也許不能夠做到這樣子。香港這個資本家集合所是非法的貨幣交易流進、流出中國的一個越來越大的缺口。沒收香港的金融商及其他部份的資產階級的財產，是保護中國的經濟、使之不會受到華爾街、法蘭克福和東京的銀行家破壞性極大的攻擊的一個極其必要的措施。
農業問題再度成為重要
西方資產階級傳媒及學術界對中國的經濟及其所謂“向資本主義的過渡”的討論，通常是以工業和金融為焦點的。可是，在中國的十三億人民中，七億仍然從事農業。1949年革命的主要社會動力是一個巨大、農民反對地主的暴動。很多地主階級份子從他們曾經黯然地壓迫、剝削過的農民那裏得到了應得的懲罰。所有耕地都被國有化了。
鄧小平政權最初的經濟“改革”之一是解散人民公社，每家農戶以長期租用的方式分到他們原先耕種的一塊小田地。但是，土地並沒有重新被私有化，而租約的轉移是有限制的。即使是如此，農戶與農戶之間的競爭必定在農村中產生越來越大的經濟區分。富農階級就這樣興起了。這些富農，通過半合法或非法的安排就能夠剝削比他們窮一點的鄰居的勞動。儘管如此，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結構在基本上而且明顯地是與例如印度的農業經濟不同的。在印度，超過一億的無地農業勞動者在富有地主的大片私有土地上辛苦勞作。
但是，考慮到中國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中國農業經濟目前的結構是不能長久維持的。國有的工業企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政府通過銀行所提供的額外資助來緩解增多的輸入品的競爭。但是中國的小農卻根本沒有辦法與美國及其他大的食物輸出國的資本密集的、科學管理的農業進行競爭。在北京政權已經適時地減低對農業品的關稅和限額的同時，它也訴諸專門安排的保護主義措施。去年它把“安全”規則應用到輸入的基因改造的穀物上。今年，從美國、巴西和阿根廷運來的大豆被暫停卸貨，理由是裡面有真菌（其實中國自己種植的大豆也有這種真菌）。
儘管如此，這個政權的農業政策的基本路線不是保護小農的利益，而是朝向大型的、事實上的私有農場。因此，在10月舉行的中共中全會，通過了一個決議案，更加放寛對農田轉移的限制。一位報導這一次會議的美國記者說：“一位農學家說，‘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擔憂外國來的食品的競爭，而大農場的興起增加農業的效率’”（《華盛頓郵報》，10月15日）。
然而，中共領導層在這方面的決議和意圖並不自動地、必定地轉移成經濟現實。1949年的革命仍然在中國農村中留下活生生的印象。貧農們知道，他們的祖父母輩懲罰了野蠻的地主階級和貪婪的高利貸者。中國今天的準地主可能會遭受同樣命運。事實上，在過去十年中，我們已經見到中國發生了許多次大規模的農民抗議和騷動，特別是針對增高的稅收和貪污腐敗。
可是，中國必須從小農耕作進展到近代、大規模、機械化的農業。一個建基在工人農民會議上的政府不但會禁止或者限制僱傭勞動和將額外的農地租給富農，而且會促進農業的再度集體化。後者並不意味著倒回毛澤東時代的農業公社，因為這些農村的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由以落後方法來耕作的農地所集合起來的。要使中國的農民大眾放棄他們自己的小塊田地而參加集體農場，必須要使他們相信這樣做將會給他們及他們的家庭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一個建基在工人農民會議的政府就會向參加了集體農場的農民徵收較低的稅和提供較廉價的信用貸款。
中國農業合理的集體化和機械化就意味着社會的深刻轉變。向農村引進近代技術──從聯合收割機、化學肥料到整個科學耕種的綜合體──就會需要比現有的在質上更高的工業基礎。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也會反過來增加在城市中極力擴大工業方面的工作職位的需要，以吸收農村中不再需要的剩餘勞動力。明顯的是，這就需要很長的時間，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工業基礎的相對有限的規模和相對低的勞動生產力。這個遠景的步調，以及從最後分析起來，這個遠景的可實現性，將會取決於中國從社會主義的日本或者從社會主義的美國所收到的援助。這就再度著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
工人反叛的幽靈
2000年初，在中國東北老的不景氣的工業地區的楊家莊〔譯音〕鎮的一個大的國有鉬礦公司關閉了。這個礦的幾個還賺錢的部份被私有化──主要是被與現任領導有密切關係的人們接管了。被解僱的礦工在公司辦公大樓門前就微不足道的遣散費而舉行的抗議行動迅速地升級為全面發展的工人反叛。二萬多名礦工及其家屬走上街頭，設立路障燒毀汽車而且將油桶點火。
當局謹慎行事，惟恐工人在礦上使用庫存的炸藥來保衛他們自己。工人們與人民武警抗爭了兩日。人民武警是在80年代中特別設立來鎮壓日增的社會不安的一支準軍事力量。最後，軍隊開進來了。他們向抗議者的頭部以上開槍，因此平息了這次反叛。兩年以後中國東北的工人又發動了自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這個國家的最大規模的反叛運動，標誌著即將到來的政治革命。
北京斯大林主義官僚層以它自己的方式承認它正騎在一個社會不安的火山口上。江澤民去年宣佈，“擴大就業和促進再就業，不但是一個大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可是，江澤民和他的追隨者們不能夠──而且完全不能夠──實現他們自己所定的政策目標。
勞動部部長張左己去年報告，自從1998年以來，在2,300萬名從國有企業下崗的工人中，只有1,700萬名工人已經再就業，而這方面的情況正在快速地惡化。根據政府統計，在2002年上半年間，只有9%下崗工人得到再就業，而在1998年的同時期，卻有50%。在中國的許多城市中，尋求再就業的工人排在路旁，頭頸上掛著指示他們的工作技能的牌子：電工、木匠、鉛管工……。
北京政權尋求減慢失業增長的速度所施用的主要方法，曾經是政府通過越來越大的赤字財政來資助極力在國內各地擴大的公共工程。但是，北京斯大林主義政權在不久的將來必須作出某些困難的選擇。大量增加社會產物中稅收的成份，將需要減少資本主義企業家的利潤和較富裕小資產階級份子的收入。《遠東經濟評論》這份雜誌，極不可能有反對資本主義的看法，但是它在2002年10月10日的另一期上注意到：“沿海經濟充滿活力的私營部份對付稅卻離奇地疏忽”。另一個選擇是：大量減少政府的支出，
就需要把更多工人趕上街頭，削減他們的微小的社會福利（例如退休金）。到了那個時候，中共領導層內部的政策分歧與日漸增大的社會緊張狀態交織在一起，可能會開始使官僚層斷裂。
在過去一年中，江澤民政權已被以作為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和作為國家總理的溫家寶為代表的所謂中共的“第四代”領導人所代替。江澤民本人，像他之前的鄧小平一樣，以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這個中國的武裝力量實際的總司令，來保留最終的權威。“第四代”領導人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立場表示他們正受到各種相互矛盾的社會壓力。在一方面，他們更公開地做出親資本主義的舉動（使企業家可以合法地成為黨員，提議把神聖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記載在憲法內）。
在這同時，中共領導層卻採取了一個比年老的、技術專家政治的江政權更“聲稱代表人民的”政治作風。因此，溫家寶在接任總理之前不久，在極冷的冬天，走下了一個煤礦，與礦工們共慶農曆新年。前不久，《中國日報》(10月3日)讚美溫家寶親自幫助流動的建築工人討回拖欠的工資，還評論說：“這件事証明這樣的事實：當這個新的、接近人民的領導層要處理這個國家的貧困問題的時候，它的地位就確立了。”
這些“親近人民”的姿態還與縮小貧富差距、縮小較富裕的沿海省份與較貧窮的中西部之間的差距等諾言在一起發生。如果這不是空話，而表示在政權之內對於經濟的政策和優先處理次序存在著分歧，那末因此而發生的派系鬥爭就可能會開啟新的政治形勢。在那種形勢下，決定的因素將會是中國工人階級及其他勞苦民眾的政治意識以及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那就是列寧主義者一托洛茨基主義者)進行干涉來改變、提升那個政治意識的能力。
主張建立工人民主的制度！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及90年代初期，東歐、前蘇聯的許多工人和大多數智識份子抵抗不住西方式資本主義的引進會快速產生西方式生活水平的幻想。但是中國的工人和城市貧民已經體驗到以數以十億美元計的外國投資和合資企業的形式出現的大劑量西方(及日本)的資本主義。他們也從日益增多的中國本土和華僑的資本主義剝削者那裏體驗到資本主義。所有這些體驗的總結就是：失業人數大量增加、經濟上的不安全感、社會不平等以及收入的差距。
一切証據顯示，人民對目前在中國存在的這些資本家份子的仇視，是深刻，而且分佈很廣的。人民大學今年初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只有5%的回答者認為新富人是以合法手段獲得他們的財富。去年在中共十六大上為了了解大家的想法而提出的要將“財產權”寫入憲法的建議引起了有點像人民的反衝。在過去幾年中，大量出現了謀殺富豪的事件。
如果說中國工人不大可能對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產生幻想，對西方式“民主”則不同了。當中國的政治局勢逐漸開放的時候，反對共產主義的反革命團體和政黨無疑地就會掩飾他們要推進“自由市場”經濟的本意，來推進“民主”，那就是在一人一選票的基礎上選出的議會政體。這些人物中的一個典型人物就是韓東方這個親帝國主義的“不同政見人士”。他在香港出版一份《中國勞工公報》。他是美國右翼國會議員和反共的勞聯──產聯官僚層的寵愛人物。
議會政體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專政的一個政治形式。在這個政體之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被縮減為支離破碎的個別份子。雖然在這個制度中，工廠的一個工人的選票與工廠的一個經理或技術人員的選票，在點數中，都各是一張票，但是資產階級可以通過它對傳媒的控制、教育制度和其他塑造輿論的機構來有效地操縱全體選民。在所有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政府官員──不管是選出的或非經選舉產生的──都是銀行和大公司所收買的。
正如列寧在他的(1918年11月)與社會民主主義者辯論的文章《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所解釋的：
“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中，被壓迫群眾隨時隨地都可以踫到這個驚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資本家‘民主’所標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無產者成為僱傭奴隸的千百種事實上的限制和詭計。…在資產階級民主下，資本家千方百計地(‘純粹的’民主愈發達，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眾，使他們不能參加管理，不能享受集會、出版自由等等。…勞動群眾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在資產階級民主下，議會任何時候也解決不了極為重大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是股票交易所和銀行)的門徑被千百道牆垣阻隔著，所以工人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覺到，看到和感觸到：資產階級的議會是別人的機構…。”〔著重處是原有的〕
在資產階級民主下，工人們只幻想著以為對政府有某些控制或權力。但是在工人國家中，工人民主的問題既不是抽象概念，又不是幻覺，而在實際上是一個權力的問題。在像中國這樣一個工人國家中，無產階級專政被斯大林主義者錯誤統治所變形(deformed)──無產階級之作為一個階級被剝奪了政治權力，而這個政治權力反而被一個反工人階級的官僚階層所壟斷，而這個官僚階層的政策最終會威脅到這個工人國家的生存。工人階級和農村勞動者只能通過一個由以他們自己的階級為基礎的管理機構即蘇維埃(會議一詞的俄文名稱)所統治的無產階級專政來行使真正的政治權力。這個蘇維埃將會向保衛工人國家的集體化基石的一切政黨開放。列寧在以上所引的同一文章中解釋說：
“蘇維埃是被剝削勞動群眾自己的直接的組織，它便於這些群眾自己用一切可能的辦法來建設國家和管理國家。這裏，恰恰是被剝削勞動者的先鋒隊──城市無產階級具有一種優越條件，就是大企業把他們極好地聯合起來了；他們最容易進行選舉和監督當選人。蘇維埃組織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剝削勞動者便於團結在他們的先鋒隊即無產階級的周圍。舊的資產階級機構，即官吏，財富特權，資產階級教育、和聯繫等等特權(資產階級民主愈發達，這些事實上的特權也就愈多種多樣)──所有這些，在蘇維埃組織下正在消失。…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著重處是原有的〕
中國所面對的抉擇是無產階級政治革命或者血腥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必須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的復辟決不會產生任何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我們可以從蘇聯墮落工人國家和東歐各變形工人國家的反革命的破壞中，看出一點點資本主義到底將會給中國工人什麼東西──自相殘殺的戰爭、貧窮和失業，社會的全面破壞。
在1991年葉利欽發動反革命政變的那段時期，許多葉利欽派“民主人士”之爭辯地說出前蘇聯需要“像〔在1973年在智利發動政變的〕皮諾思這樣的俄國人”來推行初生的資本主義統治，決不是偶然的。經濟學家波波夫(Gavriil Popov)是葉利欽的一個主要盟友，也是蘇共“民主綱領”派的主要理論家，於1991年當選為莫斯科市長。他坦白承認，資本主義的引進是不會與資產階級民主相容的：
“現在我們必須創立一個具有各種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包括私有財產在內的社會；而且這將是一個經濟上不平等的社會。這將會引致這樣的矛盾：一方面有導向去國有化、私有化和不平等的政策；一方面有為了達到這些目的而啟動的各種力量的聲稱代表人民的特性。群眾渴望公平和經濟平等。轉變的進程，走得愈遠，這些渴望與經濟現實之間的差距就愈尖銳，愈顯眼”。
1990年8月16日的《紐約書評》上“民主所帶來的危險”一文，甚至在前蘇聯這樣一個全球工業軍事強國之中，各加盟共和國的資本主義政權的性質是多種多樣的：從半拿破崙主義的“議會”統治到直截了當的獨裁制。資本主義的中國就會使它的人民遭受到更大的社會混亂和更大的貧窮。
更有甚者，舊俄的資產階級之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毀滅了，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只是被革命趕出中國大陸。今天他們仍舊準備要收回失去的財產，並且向富於戰鬥精神的無產階級進行報復。資本主義的復辟可能會使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成為革命前中國的標誌的軍閥主義再度興起。這不但會導致這個國家屈服於西方和日本的帝國主義，而且被後者所肢解，同時也會使北朝鮮和越南受到重大的破壞。
要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實現蘇維埃民主，需要一個會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推翻資本主義利潤制度的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相比之下，在中國實現蘇維埃民主，需要一個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強迫佔統治地位的官僚層放棄政權，使工人、兵士和農民的委員會掌握政權。實行這樣一個政治革命的前提，就是要無條件地保衛作為工人國家的社會基石的集體化經濟。它(即政治革命)的綱領已被托洛茨基概括在他對斯大林的俄羅斯的古典分析《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一書上：
“它不是以一個統治小圈子代替另一個統治小圈子的問題，而是改變管理這個國家的經濟的方法、改變指導這個國家的文化的方法的問題。官僚的專制統治必須讓位給蘇維埃民主。恢復批評的權利、恢復真正的選舉自由是使這個國家繼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實現這些必要條件的前提是，恢復蘇維埃各政黨的自由活動，首先要從恢復布爾什維克黨開始，以及恢復工會的自由活動。把民主帶進工業中來意味著對計劃作出徹底的修改以至使其符合勞動者的利益。…‘資產階級分配準則’將會被局限在嚴格地必要的範圍之內，而且將隨著社會財富的增長而讓位給社會主義的平等。…青年人將會接受自由呼吸、批評、犯錯誤和成長的機會。科學和藝術將會從一切對它們的朿縛中解脫出來。最後，外交政策將會回到革命國際主義的傳統。”
爭取工人民主的鬥爭是與擴張革命的鬥爭密不可分的。卡爾．馬克思曾經寫過，隨著短缺，需求被普遍化了，而“隨著需求，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再度開始，而且意味著舊的廢物必會重現”。官僚主義的物質基礎在於短缺──官僚層認為它自己是短缺的物資如何使用如何分配的裁決人。歷史的必要性再度強烈地提出了革命國際主義的問題。沒有社會主義的美國、社會主義的歐洲、社會主義的日本，中國的工人階級將不能夠消除短缺和需求。其實，中國無產階級的命運──全世界勞動人民和被壓迫者的命運──將會在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中來決定。
國際共產主義同盟承諾將這個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這個唯一能夠保衛中國抗拒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強大反革命力量的綱領──帶給今日中國的工人和農村勞動者。
2003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