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日益擴大推行資本主義，由此造成的不良後果，和人民所遭受的困難，就日益增多、普遍、而且嚴重。關於這些，在剛結束的人大、政協兩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許多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的發言中，都比以前有較多的承認（雖然還不是完全的、明确的)。而各地傳媒對這些問題和實況的報道也較多，可幫助外間對這些方面有更多的瞭解（包括對中共推行資本主義的各種改革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困難。）
對於中共政策所造成的許多問題，總理溫家寶言不由衷向人民彷彿表示歉意地宣稱：「最覺得痛心的是在這三年的工作中，還沒能夠把人民最關心的醫療、上學、住房、安全等各方面問題解決得更好。」他雖然把當前幾個重要問題點出了，但依然認為「還沒有能夠把各方面問題解決得更好。」這就是說：已經解決得夠好了，但還不是「更好」！而實際上卻是相反，有關各種問題是越來越惡化、嚴重化。
現在，讓我們就這些問題具體來看吧！
中國實行的市場經濟路線，其中的醫療改革，也是以金錢掛帥，放棄國家應有的責任，財政投入日益不足，促使各醫院以高收費來維持開支，實際上就是把負擔轉嫁在病人肩上；它所推出的「以藥養醫」，實則又是鼓勵醫療機構夥同藥廠藥商抬高藥價，以賣貴藥來牟利，「養」醫院的開支，結果又是大大加重病人的負擔。從以下的調查結果中，可反映出貴到什麼程度：2005年全國最大暴利的行業中，醫藥業高踞第一位。例如抗生素的出廠價僅為12元，醫院零售價達170元，利潤率高達13倍。「難怪某醫生說，現在醫院就成了暴利的代名詞，而消費者則理所當然地成為『冤大頭』」。<1>
又如，在福建壽寧縣，一支「硫酸軟骨素注射液」在醫院售價28元9角2分人民幣，但在藥品超市卻僅售4角5分，醫院售價高出藥店超過63倍<2>，而且經衛生局調查證實，醫院所標「天價」是合法的。
藥價虛高的總源頭是當局監管不力，這也與官員貪污腐敗有關，政治腐敗連帶產生醫療腐敗。
這些就是現時中國人民「看病難」的多種重要原因，政府對此實不能辭其主要責任。
儘管當局聲稱：國家已連續7年降了17次藥價，但藥商仍有對策，例如降價藥品停產而斷貨了，藥廠把舊藥換個新名字和包裝，再申請註冊，而藥價更可大大提高。
據《文匯報》兩會報道組在3月9日報道：「有調查指出，近年來中國的人均 GDP上升了，而公共衛生費用所佔的比重反而持續萎縮，導致個人衛生負擔急劇增加。從1980年至今，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增長了30多倍，城鎮職工的工資增長了20多倍。然而與此同時，到2003年時，在衛生總費用中，個人支出竟增長了122倍以上。
看不起病的人也越來越多了。據衛生部的統計資料，全國有48.9%的病患者不去就診，29.6%應當住院的病患者沒有住院。更可怕的是，生一次病往往可以使已經脫貧的農民重新一貧如洗，這樣的情況甚至在相對富裕的城市也無法避免。有關資料顯示，城市貧困戶中有30%是因病致貧。
「從『看病難』到『因病致貧』，普通百姓的身體健康沒有得到切實的保障。」
在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的衛生總費用是80－90%，美國政府則承擔了45.6%，甚至泰國政府也有56.3%。但是，在（中共誇稱為「社會主義」的）中國，目前有44.8%的城鎮人口和79.1%的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障，大部份人民是自費就醫。（引自06年1月20日《文匯報》韻婷的＜醫德與高藥費的反思＞一文）
上引的《文匯報》兩會報道組還跟著指出：「小病拖，大病挨，要死才往醫院抬。」這句廣為流傳的順口溜，一針見血地道出了農村人口得不到基本醫療保障的悽苦。因而連出席的人大代表宋益喬也說：目前的合作醫療制度，「主要在於政府投入太少，與實際需求相差太大，因此在實際推行過程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陷入了『大病保不住，小病顧不了』的兩難境地。」
在市場化、利潤掛帥的驅動下，各醫院出現了「天價醫藥費」的浪潮。其中被揭發的一宗是：中央電視台11月21日報道一宗駭人聽聞的事件，哈爾濱一癌症病人住院67天竟然花掉550萬元人民幣醫藥費，即平均每天花費超過8萬元。這宗「最昂貴死亡事件」的主角是74歲的翁文輝，他今年（05年）6月1日被送進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心外科重症監護室（ICU)，67天後的8月6日凌晨病逝。在事主家屬追究後，院方一負責人還表示，經過明確核查，發現不但沒有多收，還漏收了130多萬元。<3>
與上述的報道一起，還轉引了衛生部長高強的話，批評公立醫院「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公益性質淡漠，不正之風不能從根本上糾正，加重了群眾的醫療負擔。」看病難、看病貴成為民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高強說：「不能把醫療衛生機構變成追求經濟利益的場所。」然而調查顯示，全國超過七成醫院出現過病人及其家屬與醫務人員的糾紛，以及病人拒絕出院和交費。<4>
再舉具體的事例看：國家審計署05年公佈的報告指出，抽查的衛生部及北京屬下的10間醫院，在03年虛報藥價和濫收費就多榨了病人2千多萬元。<5>
於是，本應有的救死扶危、助人為重的醫德，逐漸被唯利是圖的貪慾所泯沒。這就湧現了許多原可避免發生的悲劇。
其中從近來的報章可見到的事例就有：其一是，中國有900萬人失明，內有600萬本是可以治癒的，例如，白內障原本是最易治好的病患之一，發達國家視白內障造成的失明為「不必要的失明。」祇由於中國當局對此投入及分配的資金和設備缺少等原因，使大多數鄉村病者得不到治療。
其二是，醫院前院長昏倒在門口無醫護人員過問。根据《楚天都市報》10月30日消息：一老人昏倒在黃石市醫院門口，偌大的醫院卻沒有一位醫生主動對其緊急救治。該老人是該院剛退休的老院長。後來由路人報警；民警才揹他入該院醫治。<6>《楚天都市報》的記者認為，這事件折射著醫療道德的缺位……更重的是，它暴露出當前醫療體制的缺陷。
其三是，湖南《瀟湘晨報》報道：13歲的李娜，遭貨車拖行幾十咪，重傷送醫院，要37萬元治療。肇事司機只拿出6萬元後就消失了。她的父母耗盡了所有的積蓄，能借錢的地方都去借了，共只籌得17萬元，還需20萬元左右。李娜不忍心看著貧窮的父母為醫藥費而苦惱，寫下遺書託記者交給父母，其中寫道：「爸爸媽媽，家裏巳經沒有錢了，你們也不要再為我操心了，就讓我走吧！」她父母要她堅持下去。各間學校的老師、同學們知道後，正為李娜募捐。（據3月18日《蘋果日報》轉載)
李娜的不幸遭遇又一次說明了：醫療費是巨大的，病人卻得不到公費醫治，生命全無保障，交通安全幾無人管，平民被車傷後，當局也無援助。而醫院所流行的車禍「見錢先救，沒錢不救」做法，在李娜身上也得到曲折反映，李娜要付出的醫藥費也是天價般的！但造成李娜和其他病人的無比痛苦的，從以上幾宗事例中可以清楚看到，禍根都正正是中共推行的市場經濟路線和許多醫療改革政策措施！
《人民日報》（海外版）在06年1月出版的第一期，《醫藥衛生》就以「看病難、看病貴；難題待解」的大標題，整版刊出了「百姓聲音」，同樣反映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其中幾則的標題是：陝西農民老漢閻樹懷說：「一跤摔沒了好日子」；山東退休教師陳常英提出：「別忘了看不起病的百姓」(說鄉醫院「現在甚至都沒人去」，「現在的問題是許多老百姓就根本看不起病」)；福建白血病患者周愛珍希望：「適當報銷進口藥就好了」（因每個月要付一萬多元的高昂藥費）；遼寧下崗職工徐春梅「希望醫保政策能落實」。對於解決難和貴應從何著手？選出5個讀者的留言是：從管理體制入手；提高醫務人員的素質；遏制不合理的醫療費用；改變醫療資源分佈不均；政府要加大衛生投入（明確指出「當前醫院的市場化和政府的不投入，成為醫院和醫生要增加收入的利益驅動因素」）。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李楯則認為：解決中國人看病「難」和「貴」，需要由政府負起積極的責任，建立最低限度的、覆蓋全體國民的、城鄉一體的醫療保障制度。
求學貴和難
與看病貴、看病難幾乎相同的原因，由於中共推行前面指出的路線政策，使學費越來越貴，尤其是越高等的越貴，以致流行著「高中生拖累全家，大學生拖垮全家」的怨憤「順口溜」。全國政協委員孫繼業早前直指高校收費問題嚴重：改革前是免費教育，20年前增加至200元，1995年增加至800元，2005年再增加至5000元，20年間增加25倍。<8>
據《明報》駐京記者報道：目前內地有經濟困難的大學生人數在240萬以上，佔總數兩成，而特別困難的學生比例在5%至10%。在城鄉貧富懸殊的二元經濟結構下，供養一個大學生，中等收入農民要不吃不喝地工作11年。不少主管官員認為：教育是一種「產業」，要與市場掛鈎；接受高等教育服務的學生是消費者。
2005年底，甘肅省蘭州理工大學貼出公告，勒令超過20名欠交學費的學生停課，校方要求這些學生出外打工掙錢再來上課。省教育廳高教處仍表示：學生拖欠學費已給學校教學造成很大壓力，「停學打工」方法可行。這實在是把政府本應承擔的相當大部份高等教育經費轉嫁給民眾，把教育變成了從民眾口袋裏掏錢的商業，實際上是間接令家長填補了部份官員腐敗浪費的資金來源。通過教育產業化來擴大內需，高昂學費勢必把絕大多數工農子女淘汰出局，嚴重違反社會公正原則。
在學費由1995年起的10年間上升近20倍的同時，中國公共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直徘徊在2.5%至3.5%之間，而世界各國的平均比重在1998年已達到4.8%。教育部負責人曾指出，目前維繫高等教育正常運轉的經費約需4000億，而國家實際投入只有800億，高校現在向銀行借貸的總金額巳經超過1000億，差額部分就是各高校靠收學費來填補。
調查顯示，大學裏農村學生的比例已從以前的六至七成，降到目前的三成左右。<9>
而事實上，不單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國家財政支助嚴重不足，在中小學等的財政支助也更為不足。而農村比城市又更少得多。
在農村，上學難的問題尤為嚴重。中共中央黨校04年所做的調查報告批評，教育撥款嚴重不足下，政府還濟富不扶貧，置農村學校於不顧，將大部份教育資源投放在城市重點中、小學。
中央黨校04年在內地16個省市所做的調查發現，內地農村學生輟學問題嚴重，較統計數字高很多。負責調查的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潘雲良指出，部份地區上報的學童輟學數字和實際情況相差很大，以黑龍江省賓縣久太中學為例，上報輟學率僅2%，但實際輟學率卻是8%以上，嚴重了4倍。<10>
該報同時還報道了重慶開縣貧困山區的感人事例：有一位小學教師劉念友多年來把薪金大部份幫助貧困學生交學費等，3年前開始，每逢假期都到煤礦挖煤，賺的錢大部份用來幫助幾個學生交學費。這也反映出農村貧困和上學難的嚴重情況。
國家對農村職業教育的投入也同樣嚴重不足。例如，根据中國統計年鑒，國家財政投入到中等專業學校的經費，從2001年開始急劇下滑，而投入高等院校、義務教育的經費卻逐年增加。東北師範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調查資料顯示，2004年河南某縣用於職業高中發展經費佔該縣教育總經費的29.1%，山東某縣為15.2%，而吉林兩縣則少於10%，分別為3.3%和8.5%，而且吉林兩縣水平一直在下降。
東北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通過調研發現，8個縣域，除浙江、山東之外，職業教育現有基礎都十分薄弱。國務院「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對職業教育投入100億元，相當於平均每年投入20億支持1,000所職教中心，平均每所職教中心得到中央財政大約200萬元。但以服裝專業為例，一台縫紉設備約40萬元，200萬只夠買5台縫紉設備，這對於目前因歷史欠賬、經費不足等問題困擾的縣域職業教育來說，仍然遠遠不夠。（報道上述消息的3月12日《文匯報》的大標題更稱是「杯水車薪」。）
由上可見，國家撥款嚴重不足，是各種學校被迫要高收學費等的原因，也即是學生上學難的主要禍根。也因如此，身兼兩會代表的北京幾間大學校長呼籲，國家應實踐落空了6年的4%撥款承諾。
當局連低於世界平均標準的承諾也久不兌現，從而造成教育經費的巨大困難，卻以公佈把被迫多收學費的許多校長撤職，這也是找替罪羔羊，轉移社會視線的手法。
當然，除了上述的主因禍根外，在資本主義唯利是圖意識驅動、並在貪污腐敗錢權勾結的政治影響下，也難免有許多學校、主事人會乘機從高收費亂收費中謀取私利，而不少學生家長的不滿目標也轉移到學校當局身上。
部分因為如此，新華社報道，從2000年開始，教育亂收費成為各類價格舉報之首。去年有關部門共查處教育亂收費舉報超過1.3萬宗，仍居各類價格舉報首位。
住房等生活困難
除了上述的看病貴、上學貴困難外，隨著房地產的價格連年飆升，使老百姓的住房租金也日益昂貴，更加劇了他們的生活困苦。
由於市場經濟的邏輯使然，投資和炒賣房地產成為圖利的捷徑，且使它成為2005年高踞全國九大最獲暴利的行業之一，地方官員協助強迫收地，從中得利，使大量原有住屋的居民被賤價迫遷而受害；地產商在重建後以高價出售，使房地產價格日益飆升，無數市民要捱貴租，從而促使更多人日趨貧困。對於需要買物業自住的市民，也須付出高昂的樓價，付出高額利息。
著名社會學家李培林，就2005年至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進行報告。他說，買房貴、上學貴、看病貴成為新的民生3大問題。由此報告可反映出這3大問題的嚴重程度。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又必然產生通貨膨脹，百物不斷漲價，市民的生活負擔加重。例如，以最近的廣州市來看，根據廣州《信息時報》不久前報道：廣州衣食住行樣樣加價，令低保（最低生活保障，類似香港的綜援）戶生活更加艱難。舉例來看，鄭學登失業後，一家三口的生活依賴政府發放的每月990元低保。說起家庭困境，年過50的鄭先生禁不住淚流滿面。面對陡然增加的交通費（巴士由1元變2元），緩緩上漲的糧食、油料、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支出，每月990元的固定收入，對於這個還需供一個孩子讀大學的家庭而言，是難以應付。廣東省民政廳官員也慨歎，廣州的低保戶...「都在過著跟燈紅酒綠的城市無關的生活」。在白雲區擁有一套約九百呎住宅的林姓夫婦，每月收入接近八千元。但林先生說，兩人每月起碼要二千元支付生活、交通、通訊等費用，剩下的錢用於還按揭，買東西也處於「只選對的、不選貴的」。林先生說：我們現在連孩子也不敢要，其實我們也是窮人。<11>
廣州這個全國最繁榮的城市之一的省會尚且如此 ，其他地方的人民生活也可想而知了。
試從「民以食為先」問題來看。國務院扶貧辦公室主任劉堅透露，目前內地貧困農戶和低收入農民的糧食年消費量處於人均150公斤的警戒線上。592個扶貧重點縣中，有332個縣不同程度缺糧，即近1億3千萬人口隨時三餐不繼。
劉堅說，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總數僅次於印度，列世界的第二位。到年底，內地農村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還有2,365萬人，低收入貧困人口還有4,067萬人，而全國的扶貧工作對象有近1億人。
去年，扶貧重點縣農民人均純收入1,723元，僅為全國平均水準的53%（3月26日《新華網》）。
官方的數字已是這樣，實際情況將會更壞，這是過去經驗告訴大眾的。
貧富日益懸殊
引發社會更多矛盾和鬥爭
以上所指出的各種困難，加上大量的失業，資本家盡量剝削，積聚財富、政府官員壓搾勢必加速加劇百姓的貧窮化，使更多人陷入貧困行列中，促進社會日益兩極分化，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對於這個問題，原中華全國總工會總書記、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李永海在接受採訪時指出，「有統計說，2003年，在中國，擁有超過100萬美元金融資產的人有23.6萬。這些人佔有的財富已經超過了9,690億美元。而2003年中國的GDP是1.4萬億美元。這是個驚人的數字。這是《2004年度全球財富報告》上的統計。這個報告的統計不見得非常準確，但貧富差距拉大，中國已成為當今世界上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最快的地區之一，卻是不爭的事實」。<12>
經濟學家吳敬璉半年多前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文警告，中國貧富懸殊嚴重，今後5年內若不採取措施，將惡化至危險水平，引發各種社會不穩定現象。文章又批評相當一部分暴富階層是靠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起家。
文章刊載後，新浪網評論版網民議論紛紛。有網民以親身經歷表明官商勾結的情況十分普遍，無奈地說，「在中國，不靠官商勾結，哪個能富起來？」有網民則認為靠官商勾結致富者「不是部份，而是很多」，「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力」是造成這種情況的禍根。<13>
中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新的統計數據比舊的更為驚人：《中國證券報》引述波士頓諮詢公司（北京）副總裁鄧俊豪指出，在中國，不到0.5%的家庭擁有全國60%以上個人財富。即使在這些富有的群體內部，也有大約70%的財富掌握在資產超過50萬美元的家庭手中。
而在美國，佔人口總數5﹪的人掌握全國59.2﹪的財富。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富人正變得更加富有。<14>
由於市場經濟而加劇的懸殊差距，不僅在個人之間、城與鄉之間、沿海省份與中西部省份之間擴大，而且在城市居民收入之間擴大。據國家發改委日前發佈的數據顯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擁有（城市）全部收入的2.75%，僅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擁有收入的4.6%。<15>
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引發了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治安急劇惡化。零點公司最新發佈的一項針對4,128名18－60歲常住居民的調查顯示，內地城鄉居民的社會治安安全感，從2003年開始連續3年呈下降趨勢。安全社會學研究者顏燁認為，目前，農村村霸勢力、地痞流氓等社會惡性勢力，在有些地方一度膨脹。另一方面，一些村和鄉鎮的公共機構對農民的非法盤剝現象，再加上市場經濟轉軌條件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這些都導致了農村居民對自己的財產安全更為擔心。<16>
貧窮化擴大，助長一些人或者鋌而走險，淪為盜賊；或者加入黑社會，為非作歹，而不少地方官僚則利用、勾結他們，朋比為奸，助長惡勢力的發展，因而使城鄉的治安大壞，人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都更受威脅。治安形勢的惡劣，從北京公安部在05年11月17日公佈的數字可以看到：05年1至9月份，全國公安機關共接報案4,780萬宗，較去年同期上升逾兩成，即全國每日平均接獲報案17萬宗，顯示治安形勢嚴峻。公安部發言人武和平指出，目前的治安形勢是在持續嚴打高壓 狀態下形成的，犯罪正處活躍期，犯案區和犯罪場所不斷由農村移向城鎮，由住宅轉向公共場所，流動人口犯罪增多，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突出。
再從0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向人大會議作的工作報告看：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全年共審結一審刑事案件683,997件，判處罪犯844,717人.分別上升6.17%和10%。依法嚴懲爆炸、故意殺人、搶劫、強姦、綁架、黑社會性質組織等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的犯罪。審結案件238,738件，判處罪犯321,395人。
雖然上引的法院工作報告數字沒有列出黑社會的案件與上年的升降相比較，但中國有關部門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將是黑惡勢力犯罪的高發期。中國政府從2000年開始的打黑除惡工作的力度將繼續加大。官員腐敗與黑惡勢力勾結互動現象嚴重。有資料指出，社會弱勢人群增加，矛盾激化，扶助與關愛缺失，客觀上為黑惡勢力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土壤。<17>
又據新華社旗下《瞭望》周刊最近的調查發現，在黑惡勢力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存在弱勢社群由「弱」轉「黑」的現象。內地社會學家指出，經濟發展的非均衡化與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化，帶來了城鄉差別、失業、收入分配差距等問題，弱勢社群愈來愈多，矛盾日漸激化，同時又缺乏社會援助及關注，客觀上為黑惡勢力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空間。
黑社會問題專家，南京大學教授蔡少卿曾估計，內地黑社會成員至少有一百萬人。<18>
黑幫勢力壯大，原因之一是得到部份官員包庇。据公安部警務督察局副局長鄭百崗透露，在內地部分地區確實存在「警匪勾結」現象，警務督察除了對一般警容警紀進行督察外，有時還直接參與到一些案件偵查過程中。2002年，督查局接到安徽省某縣群眾舉報，稱當地有人結夥欺行霸市，已成為危害一方的黑惡勢力。督察民警於是前往暗訪，發現舉報情況果然屬實。<19>
一般民眾抗議社會不公的正確而有效的途徑是集體抗爭，以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2005年發表的《社會藍皮書》顯示，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宗增至6萬宗，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至307萬。剛剛過去的2005年，「群體性事件」更急增至87,000宗。<20>
而公安部的統計顯示，2004年內地共發生74,000宗「群體性事件」，較1994年的一萬多宗增加了逾6倍，參與人數多達376萬人次。官方指出，勞資關係、農村徵地、城市拆遷、企業改制重組、移民安置補償等問題，是釀成「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在經濟利益驅使下，不少地方政府在全國各地「圈地」、攔河、「圈水」、「圈油田」等。
受影響的民眾往往只能透過上訪或法律途徑作出申訴，但成效往往甚微。部份人因此抱著「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心態，不少官民衝突因此發生。<21>
從上引的逐年大增數字可說明：中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民眾不滿日益加劇，因而不得不聯合起來抗議、鬥爭。
此外，部分民眾對當前許多問題的不滿，也往往利用網上園地來提出。比如，在溫家寶總理記者會開場之前，內地多家官方及商業網站開闢了「我向總理提個問題」的專題討論，民眾反應極為熱烈。據不完全統計，近50萬網民參加了「網上人代會」，留言板上主要圍繞官場腐敗、教育、醫療、『三農』等關乎民生及觸及社會深層矛盾的問題，或針砭或獻策。<22>
這種表達方式雖然是較溫和的，但一下子就有這麼多網民發表「針砭」時弊意見，顯示人民對現狀不滿的普遍。
雖然中國經濟連年迅速發展，5年來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5%，05年達到18.23萬億元（人均逾13,000元）；財政收入突破3萬億元，外匯儲備高達8537億美元，超過日本而佔全球第一位；最高領導人更聲稱要「以民為本」，實行「新三民主義」，建設和諧社會，又宣傳要以教育、科技興國；可是，正如以上指出的，中國老百姓的看病、上學、住房等起碼需求，卻因為當局的政策等失誤而陷於越來越難解決的困境，但國家卻不肯負起應負的責任，動用足夠的財力物力去幫助人民解決困難。
面對著人民的各種困難，當局將仍不會改變既定的市場經濟路線和重要具體政策，而最多只會增加一些撥款等，但這樣的小修小補、小恩小惠，正如前面引述的《文匯報》的標題的評語(「杯水車薪」等)，是不能基本上解決民眾那麼多困難的；雖然它對「三農」問題比以前作出多些讓步（例如比預定幾年提前免徵農業稅），但壓在農民肩上的地方許多捐稅重擔，仍難以在實際上解除。
這又一次說明了：造成人民各種困難的禍根，不但在於當局的錯誤路線、政策、措施，而且主要在於制定路線、政策等並確保它們執行的政治體制。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人民的困難，便必須徹底地民主地改革政治體制，而不是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2006年4月21日所宣稱的「穩妥有序地推進政治改革」！
註釋：
<1>06年2月8日《文匯報》根據《中國經濟網》作的報道。
<2>05年12月18日《蘋果日報》轉載《新華網》報道。
<3>、<4>05年12月16日《明報》報道。
<5>3月30日《文匯報》。
<6>05年10月31日《文匯報》。
<7>3月18日《蘋果日報》轉載，再據《文匯報》4月20日的報道，遠至香港的一些學校師生，也捐集了款項送去了給李娜醫治。
<8>3月18日《蘋果日報》。
<9>俱見2月8日《明報》。
<10>05年12月16日《蘋果日報》。
<11>2月25日《蘋果日報》轉載。
<12>3月9日《文匯報》引述《中國青年報》8日的報道。
<13>05年9月20日《明報》。
<14>05年12月15日《明報》。
<15>2月6日《文匯報》。
<16>2月21日《文匯報》。
<17>1月21日《文匯報》。
<18>1月22日《蘋果日報》。
<19>2月15日《文匯報》。
<20>2月10日《明報》。
<21>1月6日《蘋果日報》。
<22>3月16日《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