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依可诺咪女士（以下简称「依女士」）在这本讨论中国生态危机的书的第一章中，就清楚详细地描述了２００１年７月底影响淮河的污染危机。淮河是中国东部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主要水道。

          当３８０亿加仑以上的高度污染的水流入淮河以后，河水确实变黑了，农业、渔业给摧残了，污骨症肆虐，其长期后果无可计量。淮河的水连供工业及农田灌溉之用都不行，更不必说给人类和动物饮用了。

          中国官员对淮河这个危机的反应，正像他们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对待其它环保危机一样，是缓慢、犹豫和半心半意的，所以淮河及其肥沃流域的命运，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不确定的。

          但是，正如依女士在《河里流着黑水》书中较详细地指出的，因中国领导层大力追求它所定义的“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较大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由来已久，而且正在继续。这个“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中国环境恶化是否将会受到探讨，更不必说受到纠正，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上层的美丽词藻和主动力常常因地方及省级官员执意维持他们从“发展”中得来的特权而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尽管政治上有所开放，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仍被要求对上级服从和保持静默。

对生命及发育的威胁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抛弃了它以前的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政策转而积极地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放”，也随着工业化和新的经济方案以忙乱的步伐向前进──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有了快速的增长。

          可是，正是这个经济增长之是否切实可行、是否能够保持一定速度，现在因为当局一直容许对自然环境的损害而成为问题。正如依女士在本书第一页上说的：“今天，自然环境正开始对中国人民造成伤害，正开始阻碍经济的继续发展，正开始强迫人民进行大迁移，而且正开始对人民的健康造成巨大损害。”

          其实，依女士在《河里流着黑水》的开头部份，就列出了几个已因狂乱地，据说是非依据意识形态地着重“经济发展”而引起的生态问题。

          对自然的损害包括：

──长江及其它主要河流重复出现的、失控的洪水泛滥；

──沙漠化的扩大，致使现在中国十分之一的土地变成沙漠，而且逐渐吞噬了越来越多的可耕地，造成北京及其它北方城市的天空因重复出现的沙暴而变暗；

──严重的、越来越多产生的缺水现象；

──森林的日益缩小，多数现有森林区因非法砍伐而继续缩小；

──以及巨大的、日增的人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可耕地从开始就不足、而且遭受继续不断的污染和自然环境恶化。

          依女士有点是一个认为通过自由市场就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社会改良者，虽然她不迷恋毫无节制的市场经济。她虽然承认，中国从１９７６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这个“改革”使中国的经济增长转向到依靠市场力量，而且不管社会损失有多大，融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去──是酿成中国目前生态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她也认为，这同一的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做法，也能够成为中国解决其生态危机的方法。

          在依女士对中国生态危机的这个解决方法中，除了她希望中国能对它的专制政治结构进行更广泛的非意识形态的民主化以外，所缺乏的是人民大众的反应，这个反应最终会达到彻底的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她设想一个“非意识形态的”、由技术专家掌权的方法，这个方法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中国之参与其中，不但看成为永恒的“已知事实”，而且看成为上帝赐与中国及世界的东西。

以市场来解决一切问题吗？

          在这方面，她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外国资本家投资者向某些环境保护措施提供资金、向中国提供不会产生污染的技术，再加上中国官员对环保规章采取较认真的态度等等，作为值得支持的事情，又把市场作为一个非意识形态的的技术工具来加深对生态问题的关心。

          在这一点上，依女士倒没有像从１９７６年开始的、从邓小平一直到当今的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等中国“经济改革”领导人那样的着迷，因为中国这些领导人几乎完全把市场本身作为目的那样来利用、继续利用市场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

          独立的环保机构是在“经济改革”开始后的二十多年以后才在中国政府官僚机构中成立的。在那以前，环境保护一直在经济发展部和对外贸易部的控制下，而且仍旧易于受到它们的反对。

          中国代表们在联合国各种关于环境的会议上，总是坚持主张，全世界的人对于中国的污染和环境恶化的关切其实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诡计，其目的是要阻碍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而且使它一直处于依赖的地位。

          虽然依女士也立即排除中国的这些反对之词，她却没有注意到其中所牵涉到的半真半假的陈述，即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最先产生世界污染危机。不过，她正确地注意到中国的领导层认真地对待世界对中国的污染和环境恶化的关切，是从１９９２年里约热内卢会议开始的。

基层民众的积极绿色活动

          依女士也以赞许的口吻，广泛地记载了中国日增的绿色运动，一个由公民、非政府团体所组成、已被准许存在、但有时得到官方的赞同、有时受官员的骚扰的基层民众运动。这个运动已带头促进公众对中国生态危机的认识，进行反对某些较明目张胆地对环境误用的行动。

          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绿色运动包括各种人物，从注重回收利用和其它减轻作用的环保措施、真正不谈政治的人，到把中国政府之忽略环保与在中国的政治过程中之缺乏民主联系起来的积极份子。中国的政治过程仍旧是专制主义的，尽管在胡锦涛的带领下官方做法有“透明化”的趋向，而且与毛泽东时代比较起来，有相当大的宽松。

          依女士也注意到，以经济发展的名义对环境的忽视，不但在日期上早于１９７６年的“经济改革”，或者甚至在１９４９年革命以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这个对环境忽视的观念也是深深植根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精神气质中的。

          尽管道教和佛教着重人与自然的调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却认为，自然只是一个工具。人类选择怎样利用它，就怎样利用它。在这里，人是主动的，自然只是一个被动的工具。孔夫子的这个思想，在毛泽东的统治下，被给以共产主义的面目；这个新面目，在１９７６年的“经济改革”开始以后，仍被沿用。

          所以，对自然环境的关切，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在四千多年之久的中国文化中，一般说来，是一个新现象；这种关切，不但在中国的官场上，而且在中国人民中间，决不是普遍有的。

          以上的一切，我已扼要地提出，在《河里流着黑水》一书中，详细说明、列举和用丰富的中、英文资料和与主要人物的访谈来加以证明。它也以如此的方法来陈述，以致使非中国问题专家可以了解，使中国问题专家得到丰富的数据。

一个更广阔的看法

          在紧接着最后的有极大吸引力的一章中，依女士说明了中国的生态危机与在东欧、苏联“已存在社会主义”的指令经济及在东亚、东南亚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南韩、日本、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发生的生态危机有相似之处。

          她说，这些危机的发生，都是由于精英份子在选择经济发展的道路的时候，没有对他们的公众负责。她注意到，正像与今日中国一样，东欧、苏联的指令“社会主义”经济和东亚、东南亚的自由市场发展经济都一直缺乏透明度、缺乏民主、缺乏它们的普通公民在政治上参与经济政策和发展的各种决定。

          像在中国那样，不受限制的污染和环境恶化，不达到灾难性的程度，是不会有人管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精英份子，喜爱和受惠于只注重国内生产总值和各种工业计划的“成功”的经济增长，不能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监督，他们也应该从这些经济进步中“得到利益”的。

          够有趣的是，依女士对于东欧的绿色运动，怎样破坏“已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整个稳定，谈了很详细。因为参与非政治性的环保活动是唯一被准许的参与形式，进行其它改变的政治欲望就偷偷摸摸地在这些环保运动中蓬勃发展了。

          依女士看到同样的过程在今日中国的绿色运动中不断地发展。在这些运动中，有些环保积极份子公开地把生态的继续恶化跟民主化和政治参与等问题联系起来。

不能确定的前途

在最后一章中，依女士为中国生态的未来，定出了三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她认为，在目前，在这三个情况中，出现任何一个的可能性是均等的。

          第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生态恶化继续加重，以致也许随着生态损害之无可挽回，生态恶化猛烈向这种发展踩煞车。

          第二个情况是：“中国的绿化”和生态意识终于在中国政治和经济民主化过程中的加深，也许再加上像上海市长所领导的绿化活动那样的地方绿色计划的成功的传布。在这里，上海市长曾经成功地领导了将上海这个无计划地扩展、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转变为一个绿色城市的工作。

          第三个情况是：目前不稳定现状的继续。那就是说，官方在不惜任何代价地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下只犹豫不决、半心半意地催促大家关心生态，但人民大众的声音仍被压抑。

          那末，在《河里流着黑水》中详细描述的中国生态危机，对我们这些主张面向平民民主的社会主义者有甚么意义呢？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生态的问题是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问题分不开的，后者不解决，前者是不能完全解决的。

          因此，期望中的中国绿化，是与在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在中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分不开的。

一个不稳定的混合物

这就导致在左方的我们现在要探讨一下中国目前的政权的性质了。依本文作者的意见，这个性质仍是up for grabs〔美国俚语，“人人都可争取得到”之意，在这里，暂译为：没有最后决定──译者注〕，因为中国现在是在不稳定的半途之中。最重要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David Schweickart认为今日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市场社会主义”，而对毛泽东主义派和一些其它的非毛派的理论工作者（例如，张开在美国《逆流前进》双月刊第１１３期〔张开原文刊在《十月评论》第２１５期〕）而言，中国已经“恢复了资本主义”〔译者注：译者查看了张开原文，只发现他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接近全面地完成”。两者意思是否差不多，请读者自己判断。〕

          本文作者认为今日中国在基本上是一个专制的、在中国革命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新“民主主义”时期占优势的那种形式的经济混合物。它是公共和私人经济专业的一个混合经济，尽管是一个已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放”、不是被冷战时期的敌对和孤立所强迫进行的那种自给自足制的混合经济。

          其实，中国领导层“开放”中国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也向中国“开放”，当然后者的意图是把中国及其广大的市场潜力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制度。

在这里，只要提出以下指出的就够了：虽然中国经济的国有企业部门因这些公司之被出售而继续收缩，这个部门大多数企业本来就是无效率的经济累赘。还有，多数中国公司是合作社式联合──股份企业，其工人本身是该公司的股东，而所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都需要与中方单位合股。

          当然，在中国官方所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含有很多资本主义剥削的成份。但是，对本文作者来说，光是为了那一点而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就像我们宣布瑞典是“社会主义”一样。

          无论如何，我们这些“从下面来推动的社会主义者”从来不认为国家所有制本身是用来决定某国是否社会主义的特征。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总是包含了整套与解放有关的关系。这些关系必定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我们赞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主义的定性，说它的意思是一种社会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便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斯大林否定了这个定性，把以下的观念当作圣言：社会主义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正确的经济关系”。可悲的是，太多的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像斯大林主义者那样，不加批评地吞下了这个灵丹妙药。

          其实，当我们考虑例如中国领导层之臭名昭著的宠物工程、那个以在长江上建筑破坏中国无价的文化遗产、破坏环境的水坝来创建巨大的蓄水池和水力发电厂的三峡水坝工程──一个使中国及非中国人都义愤不已的工程──的时候，我们就以最怀疑的目光注视中国领导层所追求的“经济改革”。

          但是我们也以最怀疑的目光注视像Robert Weil那样的毛泽东主义者。他在《红猫，白猫》一书中，在批评中国“经济改革”的同时，却赞美毛泽东领导下的所谓“适度的经济增长”。甚至在三峡水坝开始动工的很久以前，毛泽东所领导的“经济改革”也意味着巨大丑陋的怪异──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专制主义的、受政治操纵的、突然向暴力倾斜的举动。

          这些灾祸，不但不能产生“适度的”或非适度的“经济增长”，而且在它们之后，留下要好好收拾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烂摊子。我们之作为承诺支持平民民主、平民参与的社会主义者，决不把自己局限在接受这一个或那一个“主流”范例以作为唯一可能的范例。

          我们既拒绝接受“社会主义”只是由高层领导人所公布的东西的观念，也拒绝接受经济发展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支持下发生的信条。而在我们拒绝接受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昨天在东欧、苏联只知道从上面向下面发施号令的“社会主义者”却变成了明天的资本家。

          中国向何处走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在实际上和在理论上，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的确提出了关于任何形式的集体所有制的可存活性和可行性的实际、理论的问题，不只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可行性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的。

          所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中国的各种发展。特别地，我们应该密切关注中国的生态危机及新兴的绿色运动。我们不但要对中国，而且要在所有政治工作中，要求绿色运动的红化和红色大地的绿化（the Redding of the Green and the Greening of the Red），而且为这两种变化努力工作。在这样的工作中，我们就会发现依女士的《河里流着黑水》有价值而且有丰富的数据。〔译自《逆流前进》双月刊，第１１６期，２００５年５、６月号〕

注：本文所评论的书名：《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河里流着黑水：环境对中国前途的挑战》，作者：Elizabeth C. Economy （依可诺咪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