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盧拉和查韋斯的兩極分化

 

 

薩巴多著       兆立譯

 

        最近在阿雷格里港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是盧拉和查韋斯之間產生象徵性和政治性的兩極分化的場合。除了兩國之間關於拉丁美洲的統一和結合以及在兩國之間外交關係上有一致意見以外,盧拉和查韋斯各自的經驗還有極為不同的動力。

        拉丁美洲的局勢仍然是極端不穩定,在有些情況中簡直充滿了爆炸性。它是世界上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蹂躪最大的地區之一,也是積累了最多革命經驗、見證了革命運動發展的地區之一。

        然而,各國的經濟已被嚴格地“調整”為適應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機構的邏輯。公用事業已被大量地私有化,勞力市場已多半被解除管制,農田種植則要服從農產品輸出的要求,而且受到大莊園主和大經濟集團的控制。總而言之,整個部門已因新自由主義的破壞而變得一片荒蕪;而在阿根廷,整個國家已被毀壞了。

        在這種情況下,拉美洲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鬥爭浪潮,出現了不斷地激起抵抗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各種社會運動:玻利維亞人的爭取控制自然資源(煤氣和水)的起義;在阿根廷的抗拒失業和貧窮的工會工人、失業工人抗議運動;在厄瓜多爾的以原住民運動為基礎的社會、民主動員;在巴西的與無地農民根深蒂固的運動結合起來的、反對養老金改革的公務員和銀行職員的動員;在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革命進程。

        這些社會運動所凝聚的力量,也已在左派的選舉勝利中表現出來:厄瓜多爾的古鐵雷斯,阿根廷的克奇納,巴西的盧拉,烏拉圭的塔巴勒茲及廣大陣線。它在委內瑞拉也在查韋斯在最近的公民複決投票的勝利中表現出來。這些事件的同時發生又倒回來促使我們進行一連串戰略性的爭論。

 

盧拉向新自由主義適應

        盧拉為了保持前任總統卡爾多索的傳統,一上任,就指派幾位新自由主義方案最出名的代表人,擔任政府要職:帕洛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米雷萊斯。在這同時,他宣布,巴西會承認並如期支付一切需償付的款項,特別是對它的外債。

        這就界定了這樣一個在財政和預算上屬於正統觀念的古典政策:預算的剩餘率從──IMF為使債務能夠償付而要求的──3.75%增加到4.5%;利率上升到18.25%;社會預算被削減,特別是對於分派給“零飢餓”計劃的基金;由於為土地的佔領籌措資金出了問題,對土地改革施加限制;拒絕兌現在選舉中所作的提高最低工資的承諾;在養老金基金的增強上,採取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可能是指削減養老金的金額以及/或者提高退休年齡──譯者註〕;通過以非常低價格將電銷售給私有部門,事實上把電力供應部門私有化了;進行以減少工作場所工會支會的權力為目的的反改革來限制罷工權和協商權。...... 總而言之,這些措施雖然抑制了通貨膨脹和支持了農工部門的輸出,但對農業的改革極為不利。它使巴西有了中等的經濟增長,卻加劇了巴西社會中的不平等。

        除了使巴西工人的社會動員忽上忽下以外,這些措施還對群眾產生以下的結果:在與老板的力量對比上,它減弱了工人的力量,使工人們解除武裝、迷失方向和停止進行動員。......

巴西的事例是有啟發性的:如果你接受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準則,如果你拒絕對抗統治階級,希望統治階級會頒佈一個滿足人民要求的政策是極渺茫的。一個替金融市場服務的政府不會同時向任何種類的社會政策提供基金。問題不是在經濟上。它是在政治上。

 

玻利瓦爾革命進程

        以上所描述的巴西情況就是與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進程的經驗根本上不同的地方。盧拉曾設法遷就金融市場和國際機構,而且與右派結盟,但查韋斯及在他周圍的人們卻選擇了將他們的基石建立在委內瑞拉人民廣大的動員上;勇敢地面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委內瑞拉右派中的盟友。政府能夠強行收回國家石油工業的管理權,將大部份石油收入轉移到資助社會福利上來。外匯管制,土地改革的動力──土地改革的方案准許無地農民佔領被大地主棄的不生產的土地,以及最近的被沒收了因政治理由被其主人所關閉的委內帕爾造紙廠,所有這些都加強了這個革命“進程”的熱情支持者的動員。

        我們還要指出在基層上組織了健康和教育委員會的重要性。這些在基層的委員會,通過了古巴人的幫助,在健康和教育這兩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委內瑞拉人民現在都可以得到免費醫療。數以百萬計的人民重新開始上學,從基礎的識字班一直到較高等的教育。六所優先收容從窮家庭來的學生的新大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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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開學了。五十萬份以上的贈款,每份一百元,已經分配給極需要的人民。所有這些利民措施都激勵了直接民主的經驗。在世界社會論壇上,委內瑞拉一位工會份子說得好:“查韋斯的話已經使人民大眾釋放出活力。”

        這就是查韋斯的選擇──推行一個與美帝國主義和統治階級局部決裂的政策。這個選擇正在開啟了數以百萬計的委內瑞拉人的動員和自我組織。這不是為它而得出一個新模式的問題。玻利瓦爾領導層還沒有推翻財產關係。看起來,也沒有有組織的革命政治運動正在興起。因此預料這個新政治經驗將來會怎樣逐漸演變,是困難的。但是,玻利瓦爾進程證明,天下不是“只有一條”被迫接受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統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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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石油的收入當然使查韋斯能夠多向社會計劃提供資金。但是他仍舊選擇勇敢地面對美帝國主義,一直到2002年4月11日的政變。盧拉就拒絕進行這樣的針鋒相對。可是,巴西企業和大地主的巨額利潤也構成了實現財富再分配的基礎。這是一個政治決心的問題。在那裏,玻利瓦爾革命進程是一個令人敬畏的支持點。

 

        〔譯自2005年3月號的《國際觀點》(總第365期)。本文原載於革命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法國支部2005年3月3日的機關報《Rouge》(紅色)週刊上。作者François Sabado是該同盟的政治局和第四國際執行局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