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致命缺陷

新自由主义的致命缺陷

评论人：斯密斯兆立译

书名：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作者：Joseph Stiglitz

〔全球化和它令人不满的地方〕

出版社：（New York and Londan：WW Norton & Company, 2002）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以下简称斯氏）是主流经济学各大期刋上多篇具开创性的论文的作者。他曾担任〔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内阁阁员、总统的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世界银行的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师。他得过诺贝尔奬。当一位斯氏的声望的经济学家用以下的言语来宣布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在许多方面对全球经济的了解比精英决策者更深刻的时候，这种发展就应该令人注目了：“今天的全球化对世界上大多数穷人是没有用的。它对环境的保护有许多地方也是没有用的。它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也是没有用的。”（该书第214页）

并不令人惊奇的是，在各进步的出版物上，对斯氏的这本书的评论，大多数是相当热情的。可是，理解他的看法的有限，是与赞赏他的批判的有力一样重要的。

斯氏的论点可以分为三类。他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骨架中一系列深刻的缺陷。他提供了大量从经验得来的事例，来说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实践中的失败。他也企图解释，尽管新自由主义议程有相当明显的缺点，它为什么继续被推行。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基于这样的教条信念：无论什么时候市场被允许毫无干扰地运转，它就自动导致最佳效果。政府对企业的拥有，对贸易、投资的限制，都被认为是破坏市场的这种卓越性质的外来阻碍力的典型例子。接下来在政策上的含意就是：公共所有的国家企业必须被私有化，贸易上的障碍必须被移除，资本市场的管制必须被解除，政府支出必须被严格控制等等。所有这些转变必须赶快实行。

相比之下，斯氏则坚持主张，市场会合适地运转，如果而且只要一组适当的幕后机构早已到位。缺乏合适的力促竞争的法律，私有化将会引致伤害消费者利益的寡头卖主垄断和专卖。如果合适的安全网和创造工作的方案没有被建立起来，那末必然随着保护主义贸易屏障的拆除而来的失业现象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苦难。虽然富裕经济可以经得起资本汹涌而进汹涌而出的情势，这些汹涌却会严重破坏较小的发展中经济。当经济下降趋势发生的时候，它的持续期间和伤害性不能被减至最小，除非国家能够以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的发展。斯氏的另类理论在政策上的主要含意，就是需要排好政策推行的次序。私有化应该只有在一组有效的反托拉斯法律到位以后才实行。贸易的开放应该只有在一个解决自由贸易的社会成本这个问题的机构设立以后才开始。而对资本的控制，应该只有在一国的经济达到预期效果所需的足够数量之后才被撤销。

依照斯氏的看法，凭经验得来的证据颢然支持了他的远景。他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干预东亚、东欧在1990年代后期所爆发的金融危机，提供了全面的报告。IMF在这些地区过早地鼓励解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这种过早地解除管制时常导致投机资本汹涌进入已经过热的股票、房地产市场。当几乎不可避免的市场暴跌和资本汹涌外逃终于发生的时候，IMF就强加了紧缩方案（从该书第98页开始）。政府被迫限制信用贷款和限制支出，不顾经济下降正是放寛借贷、增加政府支出的时候这个事实。

为了恐惧货币贬值会提高输入品的价格、导致通货膨胀，IMF也向这些受困扰的经济提供资金以帮助它们维持既定汇率。正如斯氏所注意到的，这些资金事实上却在帮助国际投资者脱离困境同时，让当地精英有机会大规模撤离资本以保护他们自己的金融资产（第95页）。可是没有多久汇率还是贬值了。日后偿还这些IMF借款的担子就由受益最少的群体——男女工人们——去挑起。

最后一点，私有化计划在俄国等国家猛烈地推行，不顾只有当地匪徒资本家（gangster capitalists）才有钱购买私有化了的资产这个事实，不顾继续不断的经济放慢使这些匪徒能够非常便宜地购买到私有化了的企业和自然资源这个事实。

当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从理论和历史经验的观点来看明显是如此不合适的时候，为什么高层向这些政策提供资金（而且在今天只作少许修改继续被提供资金呢）？斯氏的解释主要是求助于意识形态的压倒力量。“华盛顿一致意见”的辩护者们是如此信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以致确实无法想出任何另类意见或者接受任何负面证据。他们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规诫应用到任何及所有的情况中也许会是不恰当的，不管它们过去的成功记录是多么稀少。

可是斯氏也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许多前任的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官员。这些离职官员已在那些曾从他们过去所推行的政策中得极大利益的金融公司中取得薪俸无理之高的职位。他的含意是，以为政府和华尔街之间这扇“旋转门”对政策的制定絶对没有影响，就是最天真的想法。据笔者所知，没有一位“内幕人士”比他更接近于承认马克思说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句名言是有道理的。斯氏把马克思这句名言扩大到包括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那样的国际性机构：“它〔指IMF等机构——译者注〕的主要人员中有许多人来自金融界，它的主要人员中有许多人忠诚地服务了多年以后离开它到金融界担任高薪职位。费雪（Stan Fischer）这位曾在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几个事例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的IMF副总裁，就直接从IMF来到花旗集团这个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巨大金融公司担任一位副董事长。花旗集团的现任董事长（执行委员会主席）是鲁宾（Robert Robin）。他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时曾在制定IMF的政策方面扮演过中心角色。人们不禁要发问：‘费雪之获得高薪职位是不是因为他曾忠诚地执行过上面交下的任务？’”（第208页）

斯氏的分析反映了维布伦（Theodore Veblen）在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观点。在维布伦对他的时代的资本主义的记述中，意义最重大的社会分野是在生产者（工业企业家和他们所雇用的工人），与金融投机商之间的分野。前者的行动注重长期技术进展；而后者则主要关心从金融资产的交易中所得到的短期利润。金融商的权力和声望越大于生产者的权力和声望，社会就越难推动对社会进展所必需的固定资本作出长期投资。简单地说来，维布伦的中心论点就是：从金融资本的观点看来是合理的东西与从整个社会的观点看来是合理的东西，这两者之间能够存在紧张的状态。为了保证金融资本的运转严格地服从工业的发展，必须开始进行体制的改革。

斯氏用同样的观点来指出美国财政部和IMF所追循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在对全球经济总的社会合理性不利的情况下推进了金融资本的利益：

“贸易自由化加上高利率几乎必定招致工作的丧失和失业的增加——以损害工人的利益为代价。金融市场在没有恰当的调节结构的情况下之自由，几乎必定造成经济不稳定——而且会导致较高而不是较低的利率，因而使贫农更难买到较廉价的种子和肥料来帮助他们脱贫。私有化，但是没有同时进行促进竞争的政策，而且不同时保证专买权不被滥用，就能导致较高不是较低的消费品价格。盲目追求政府预算的紧缩，如果时机不对，就会导致高失业和社会契约的撕碎。”（第84页）

‧当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停止债务的偿还，让原本是健康的公司有机会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第130页）。

‧当异常的宏观经济混乱爆发的时候，颁布特别的破产条例，向管理层提供重建处境困难的公司的机会（第130页）。

‧IMF在设计脱离困境的方案时，应该再三考虑是否贷出以十亿美元计的巨款。

‧改善银行业务的规则，包括譬如限制投机性的房地产贷款。

‧使用短期资本控制和“资金流出税”来保护国家免受“投机商的蹂躏”（第211页）。

‧在IMF、世界贸易组织和其它国际机构中应该有更多公开讨论。

‧缩小IMF处理危机的范围，让其它机构譬如世界银行来设计发展和过渡的政策。

‧发达国家应该和国际金融机构一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借款，以帮助后者购买防止国际资本市场暴涨暴落的保险。

在这些政策性的建议中，有许多条是值得支持的。但是我认为，维布伦、斯氏这些‘体制改革主义者’的批评是被一连串深刻困难所困扰的。第一点令人注意到的是，体制改革主义者是与他们所反对的市场基要主义者一样的毫无批判地使用像‘资本’、‘货币’那样的基要的范畴。维布伦和斯氏既不了解货币是抽象劳动的外表的异己形式，也不了解资本是集体社会劳动的外表的异己形式。所以他们两人都没有质疑金钱崇拜、资本崇拜对人类生活的主宰。

即使我们把这个极端紧要的问题放在一边不谈，维布伦之把各种“生产者”统统归为一类、不能了解在产业资本和工资劳动之间巨大的阶级分歧，仍然是令人惊异的。在斯氏的这本书中，全球经济的产业部门中的阶级分歧也没有被包括在内。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机构时常同时伤害产业资本及其工人的利益。当然这是事实。举例来说，IMF的紧缩方案迫使原本是获利的公司破产，迫使工资劳动者失业。

但是，与今日的全球化有密切关系的一个最深刻的历史发展是跨越国界的生产联线的形成。这些联线是由跨国资本所建立的，其目的是利用“分而治之”的战略来对付全球的劳动大军。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工人面对着可能将其工厂搬到墨西哥去的威胁，而在其墨西哥的工厂工作的工人，则面对着资本逃离到中美洲的危地马拉、或者现在甚至于越南或中国的威胁。

在缺乏国际平面上有效的组织的情况下，资本与工资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趋向于对资本有利，其结果是日渐增大的经济不安定和更高的剥削率。从一个阶级的立场来看，斯氏最终的政策目的可被描述为：使这种资本和工资劳动之间的关系，在不受金融部门无理性扰乱的情形下，在国际平面上有系统地重现。换句话说，使剥削在全球的平面上有系统地重现。

也必须指出的是，为了辩论起见，我们假想有一个不受金融部门过份干预的资本主义界市场存在，但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它的特征仍然是发展的不平衡。不过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有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只能作简短的讨论。

资本与资本之间竞争的中心部份，是通过对产品或生产过程创新的暂时垄断，将剩余利润据为己有的那种推动力。研究和开发是这种创新中的一个紧要因素。对先进的研究和开发有享用权的资本单位，最能够赢取这种形式的剩余利润。这些资本单位也最能够建立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剩余利润使提供大量的研究、开发基金成为可能，这些基金就为私占未来的剩余利润提供重要的先决条件。与之对比，无法在开头就享用先进的研究和开发的资本单位，往往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而产生的无能力引入重要的创新，就阻止了剩余利润的占用。这就反过来往往会限制日后参加先进的研究和开发的机会。这又会限制未来的创新、未来的获利机会。

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基本动力有多种深远的含意。对先进的研究和开发有最大享用权的资本单位，几乎根据定义，往往会聚集在世界上经济富裕地区。没有这样的享用权的资本单位往往会聚集在较穷地区。前者较易建立、保持良性循环，后者则有很大困难避免恶性循环。当较穷地区的资本单位，与对程序和产品的创新暂时享有垄断权的资本单位，进行经济交易的时候，它们因此必定往往会在进出口比价上吃亏。换句话说，在生产、分配的连锁中所产生的价值，会从全球经济的边缘地区再分配到中心地区去。就这样子，通过技术创新而占用剩余利润的这种推动力——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一个内在特征——，往往会经年累月地在世界市场上，有系统地再生产、加深巨大经济差异。

斯氏在他对世界市场的这个描述中，一点都没有提到有系统地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向。他在这本书中的几个关键地方，提到了东亚几个国家在最近几十年内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加。他显然意指，这个“东亚奇迹”，由于建基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在世界出口市场上成功地竞争的能力，强有力地反驳了不平衡发展理论。斯氏的立场重心是这样的主张：在原则上，要是所有贫穷国家采用明智的政策，不被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所妨碍，它们就能在世界市场上享受到良好的成果。

斯氏必须解决的第一个困难，是与以下事实有关：能够在最近几十年中脱离了贫穷的少数几个国家都是通过“发展中国家”模式而达到的。这种“发展中国家”模式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国民经济中的储蓄先被“存放在中间机构中”——那就是被储存在国家银行系统中。第二，资本之分配到经济的非金融部门去，必须由一个在银行、国家机构和工业公司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洽商过程来决定。第三、银行须持有它所贷款的公司高百分比的产权。令人困扰的是，这个模式现在正处于被拆卸的过程中。

斯氏充份了解这个模式现在所受到美国和IMF的决策层攻击的程度，这些决策层人士希望强迫已在实行这个模式的国家向华尔街打开它的金融业的门户。但是他既低估又高估了这个因素。说他低估，是指他不能了解，拆卸发展国家模式，对美国在这个全球制度中的霸权地位有多重要。戈温（Peter Gowan）正确地把这个发展国家模式放在美国所发动的“全球大反攻”的背景中。他认为，美国之发动这个“全球大反攻”是为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所明确提出的新国际经济秩序作出反应。1982年的债务危机向美国提供了对拉丁美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发动这个大反攻的良好机会，其目的有二：

1.以一条以西方跨国公司向目标国家直接投资、从目标国家向世界市场输出为基础战略来代替一条以发展输入品代替物、发展国内市场为主的民族工业战略。

2.以私营金融市场、经济资产所有权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劳动市场解除管制和西方对外的直接投资和证券组合投资扮演强大角色等等来代替一条以国家为中心，在国家范围之内的金融、工业制度。

在东亚，持续不断的冷战逼使美国政府接受从那些既不允许美国产品输入（除非制造输出品的公司所需的材料、机器等），又不允许美国证券资本的投资的国家大量的输出。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安排就不被美国的政治、经济精英所接受了。

从这个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并不仅仅反映国家机构中资本家的某一派短暂的权力。它代表世界市场中霸权势力的基本利益。也从这个观点来看，光是埋怨美国所控制的IMF强加了导致经济衰退、不导致经济繁荣这种未曾预见到的后果的各种政策，是不充足的，因为“IMF需要衰退，不需要繁荣作为推行重整计划的背景，而IMF之需要经济衰退作为其推行重整计划的背景是因为衰退不但向各个主要经济演员提供强大压力，而且破坏劳工在经济、政治生活中的社会权力。”

由于斯氏缺乏有关于世界经济中霸权和霸权利益的理论，所以他低估了美国和IMF对解散发展国家模式所施加的压力。但是他在其它方面却高估了这个压力。他暗示，要是这个压力能够因某种方式而被中立化，一切就好了。这种“奇迹”就能够再度在包括东亚在内的任何地方出现了。这种说法极度低估了目前历史阶段以下这个一般趋势：发展国家模式朝向远离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制度的方向过渡。这个趋势在世界市场几乎所有地区中，受到工业如金融资本大多数主要部门的支持。我们不能说它全是美国和IMF决策层的阴谋策划。全球经济各个角落有钱的储户现在都要寻求比存放在国家储蓄系统中所得到的利润率更高的利润率。巨型公司宁愿依靠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不愿依靠特定银行来获得信用贷款，因为通过后者的渠道是要受到打扰人的监管的。全球经济中的巨型银行，为了避免被那些难以适应急速变化的技术和经济环境的公司所拖垮，希望摆脱与这些公司的长期联系。愈来愈多、愈来愈大的跨强界的生产联机和跨强界的公司合并、公司获得，也使发展国家模式在全球经济中愈来愈行不通。

在试图评估东亚发展国家模式的成功事例驳倒了不平衡发展论这个说法的时候，另外一个要考虑的紧要事情是：在世界市场中，有系统地产生过份积累危机的倾向。这个问题也是太复杂了，所以不能在这里作出合适的讨论。就写作本文的目的而言，注意到以下这一点就足够了：当私占剩余利润的欲望往往必定引起效率更高的工厂、公司进入某一行业的时候，已建立的公司或工厂决不会自动退出该行业。由于这些旧公司、旧工厂的固定资本已经“下沉”（即深深地投资）到里面去，因此它们也许觉得它们在流通中的资本能够产生平均利润率就高兴了。它们也许已经与供应厂商和顾客建立良好关系，所以在相关时间在别的地方重建工厂或公司是不可能的或者极端昂贵的。

还有，它们的管理层和劳动力也许己经具有操作该行业的特定技能。或者，政府也许对人员训练、基础结构或研究、开发提供了补助，如果它们转移到别的部门或行业去，这些补助也许就得不到了。当相当多的公司和工厂因这些原因不撤退的时候，其结果就是资本的过份积累。这种过份积累就表现在过剩的生产量和下降的利润率上。用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明，那就是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不足以使固定资本的投资增值。在某种情况下，这个动力也许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引起全经济范围内的利润率下降。

当过份积累的危机爆发的时候，先前在固定资本上的投资必定会减值。在这个时候，为了要把减值的损失转移到别地方去或给别人，整个制度就会受到猛烈的震动。资本的每个单位每个网络每个地区都想把减值的损失转移给别的单位别的网络别的地区。还有，那些控制着资本的人们就会动员大量的、任由他们支配的大量经济、政治、思想的武器，试图把尽可能多的减值损失，通过增加失业、降低工资和忽视工作环璄恶化，转移给工资劳动者。当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继续进行的时候，过份积累和因此而来的减值，必定趋向于更时常、更大量地发生。全球动荡和一般化的经济不稳渐增地变为正常事态。

以上这些考虑强有力地增强以下这个论点：所谓“东亚奇迹”并没有驳倒不平衡发展的理论。虽然在某个时候，有些发展中国家也许可以在某些出口市场上享受到很大的成功，这并不能说，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够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市场上做到这一点。

当愈来愈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出口市场，过剩的供应品必定有增多的趋势。换句话说，发展国家模式愈成功、它就愈接近失败。

还有，东亚奇迹至少局部以能向美国输出为前提。而向美国的输出之所以能够被吸收，是由于美国史无前例的信货膨胀率。这个信贷膨胀的极限——那就是说这个信货膨胀没有消除积累过多这个困难——表明了美国市场吸收东亚输出品能力的极限。

斯蒂洛里茨一点都没有提到今天折磨着全球经济几乎每一个主要部门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也没有提到只有在全球规模上对资本进行大量减值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事实。因此他没有充份意识到，从占主宰地位的资本和国家立场上来看，IMF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资本减值的过程是通过公司之倒闭和公司之被竞争对手所买走而发生的。当IMF强加各种条件迫使公司倒闭、迫使国家将其经济开放给外来投资者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把减值的损失转移给弱的公司弱的国家的合理战略的一部份。要求领头的资本和国家——以及它们所控制的各国际机构——不这样做，就是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要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到这里为止，我一直在争辩说，即使为辩论起见我们假定金融危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仍然会与社会的合理性发生冲突。在那种情况下，有系统地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向和过份积累的危机仍然会继续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但是，我们有充份理由相信，斯氏的希望是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幻想。与不平衡的发展和过份积累的危机一样，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它的发生并不是由于支配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也不能用连接IMF、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那一扇旋转门来作适当的解释。它的发生是植根在资本主义财产和生产关系的逻辑之中的。

金融业是与过份积累危机的形成有密切牵连的。从世界市场各地流来的金融资本趋向于集中在世界金融秩序几个中心点，然后被分配到世界各地去。由于信用货币和虚假资本，资金的供应可以是暂时闲置的利润、贬值损失基金和金融业为防万一所设的准备金的倍数。就这样，金融资本“作为过多生产和在商业上过份投机的主要杠杆出现”。

一旦过份积累的危机开始，在遭受生产能力过剩之苦的部门的投资速度即大量减慢。以投资为目的的联合基金再次被形成，其目的在于寻求在未来有高增长率潜力的部门进行投资。当这样的部门被找到了，从世界市场各个角落来的金融资本就流向那个部门。如果流向这些新部门的投资资本多到某一程度，就会产生系统地朝向资本资产膨胀的倾向。当投资人购买金融资产是为了希望日后售卖它们时可得丰厚利润的时候，期望日后从这些资本资产上赚取花红就变成次要了。当先前在资本资产上的（纸面）增值被用来作为借钱的担保品而继续购买更多的资本资产的时候，这就触发了更快速的资本资产的膨胀。在这整个投机泡沫中，金融资产在基本上只不过是在生产未来剩余价值的锁链上一个环节而已。当这些资产愈来愈大的价格明显地愈少可能被未来利润所偿付的时候，这个投机泡沫就爆破了，金融危机就随之而来了。

过份积累危机的倾向和金融危机的倾向之缠绕在一起意味着资本的积聚和只中对前者的冲击也扩张到后者去。紧接着金融危机，货款和虚假资本的贬值必定往往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量地发生。资本的某单位、某网络、某地区要将这种贬值的损失转移给其它单位，其它网络，其它地区的这种压力也因此会大大增加。情况最严重的是，资本要将尽可能多的损失转移给工资劳动者及其社区的这种企图也会加紧进行。

这些政策建议会不会转变金融业使它在过份积累危机的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呢？不会。

这些政策建议会不会在金融界排除投机泡沫的发生？不会——斯氏所提出的许多措施早已在美国到位，但是它们并不能防止历史上最大投机泡沫之一的发生。

这些措施中之任何一个能够阻止金融危机的最大泡沫损害最不能从过过久的金融活动中得到利益的团体——即男女劳动者及其社区——吗？不能够。

最后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些政策建议中有没有一条建议会澈底改变产生不平衡发展的结构性机制吗？没有一条。

所有这些问题都植根在资本主义财产和生产关系的制度之中。了解这一点就了解斯氏的论述的局限性，不管他与新自由主义的决裂是多么令人钦佩，甚至于多么勇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