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作者在2004年10月16日的欧洲社会论坛上就“进行社会转变的战略”这个问题的争论所发表演说的文字记录。〕

（墨西哥萨巴达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副指挥官马科斯在1990年代的一次宣告中触到了这个争论的核心。他宣布，在原则上，萨巴达主义者拒绝为取得国家权力而战斗。我不要对马科斯作太大的抨击，因为依我的意见，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运动的真正开始，是1994年1月1日的萨巴达起义。但是马科斯及与他思想相同的人们不去对付国家权力这个问题，反而认为只要对国家掉头不顾就有可能实现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变。他们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这可以从现代几个紧要的社会斗争中看出。第一，阿根廷。依我的意见，在过去四年中，阿根廷的社会、政治斗争曾经是世界上最先锋的。当阿根廷的经济、因“其货币与美元挂钩”和推行极端新自由主义政策等的直接结果，在2001年12月崩溃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阶级、中等阶级的储蓄金和生计被剥夺了。这就导致庞大的社会爆炸。

    因此，一个巨大的自我组织过程展开了，包括街坊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形成，工厂的占领并使其在工人自我管理下继续生产，失业者抗议运动的形成以及许多其它形式的斗争。巨大规模的自我组织，同时，所有的资本主义政党及其领导者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但是今天，这个运动在那里？它大部份已经消失或者甚至被笼络过去做工资极低的政府工程了。

    克莱恩（Naomi Klein）写了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说群众运动的衰落是因为极左派组织的宗派主义。她声称，他们把他们之间关于不同思想的争论和为琐事的争吵带到运动中来，因此，群众不但厌倦了，而且觉得灰心丧气，就走掉了。

    我并不低估这样的可能性，即她对这些组织的批评带有真理的成份，但是，那不是基本的问题。基本的问题在于，没有大的反资本主义政党，能够以一个全面的、以取得政权为目的的方案，将这些运动这些组织团结起来。这就是我对阿根廷左派各团体的批评——那就是，在过去三十年中，它们有t着比大多数国家更多更好的机会，但是纵然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机会，它们郄无法在团结的基础上，创立这样一个政党。

    阿根廷运动的衰落是一个巨大悲剧，因为有一段时期，在那个国家里，高层束手无策，所以用反资本主义的道路来解脱危机极有可能。现在，我们只有资本主义的正常化和腐败的右翼的庇隆主义者的回朝。如James Petras 所说的一样，“人民起义的原先强处——它的自发性、群众性和自主性——变成了它的关键弱点，那就是：缺乏一个全国性领导层，能够把各种不同的力量，在一个一致的、以取得国家权力为目的的纲领背后团结起来。”（全文登在www.rebelion.com网址）。

    同样问题，在委内瑞拉不同的环境中，被提了出来。2003年某一日，伦敦《观察家》报登载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报导克拉克斯市郊外各集居区的广大群众的自我组织。这个记者向我们报告人民群众怎样接收学校和像水、电那样的公共企业，怎样发动扫除文盲运动等等。一位积极份子告诉记者，“我们不要像查韦斯政府那样的政府来代表我们，我们要自己组织政府”。这篇文章也告诉我们，集居区的有些积极份子对玻利瓦尔圈子里的人有些仇视，指责他们把政治拖进斗争之中。

    我对这些反政府、反国家的情绪，表示同情，但是最后分析起来，这些感情是一条死路，一个陷阱。为什么委内瑞拉现在有这么巨大的玻利瓦尔过程、这么高水平的反对右翼、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选出了一个左派政府。支持扫除文盲运动、支持增加养老金和工资、支持儿童免费早餐计划的一切资源从那里来呢？当然是从政府那里来的。

    如果你说我们必须抛弃这个国家这个政权，那末查韦斯是否在右翼的公民投票中被打败，就变得无关重要了，因为所有一切是国家的事，与我们无关。

    实在说来，如果查韦斯在8月23日的公投中被打败的话，那就会是玻利瓦尔革命过程的巨大失败——事实上，它就会在反动的狂欢中结束了。广大数目的工人阶级和穷人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不要背弃查韦斯，不要背弃他们的革命。他们以数以百万计的人数从集居区出来投票支持查韦斯，在政治上对歇斯底里的资产阶级、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和美国帝国主义给以极大的打击。

    我现在并不是说查韦斯这位左翼平民主义者是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转变的最后结果。我只说我们保卫他反对右翼。但是，要进展到玻利瓦尔革命的胜利，委国群众需要创立由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全国行政系统。那并不是抛弃国家，而是创立一个不同形式的国家、一个不同形式的政权。

    你可以在墨西哥看到同样的事情。萨巴达主义者已经在奇阿柏斯的高地村落里开辟了他们自己的自我组织空间，在2003年9月正式宣布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市政组织。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这是各种非常特殊情况的产物，包括地理上的孤立和受到整个墨西哥平民社会的保卫的事实。在这个时刻，对墨西哥资产阶级而言，对他们发动全面攻击，在政治上是太危险了。在将来，这个情况能够容易地改变。

    然而，自治还没有解决萨巴达基地社区的各种问题。它们是贫穷的社区。那里的人民，与墨西哥许多其它地方的穷人一样，同样有健康、营养和生活水准等方面的问题。萨巴达运动只提出了一些不能单独由他们自己社区或者由奇阿帕斯整个区域来解决的问题。要帮助奇阿帕斯的原住民脱离贫穷，你（至少需要）在整个墨西哥进行社会转变。

    我就要向霍洛威（John Holloway）问一个问题。萨巴达主义者已经凭借他们自己的起义，创立了一个解放区。假定同样事情在整个墨西哥各地发生的话——那就是群众起义了，取得了他们自己的工厂和社区的控制权。那末，这些自我组织的社区——譬如在Veracrux、墨西哥市、Monterry、Guadulajara等地的自我组织的社会——应不应该彼此之间进行会议？应不应该大家一起讨论将来怎么办？应不应该根据一个全墨西哥社会发展的计划来协调各地的经济计划？应不应该对一个全墨大会选出可被罢免的代表来决定这些事务？对于从国内、外的一定会发生的巨大反革命浪潮，他们应不应该协调他们的对策？

    当然，他们应该。假如他们不去更换墨西哥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对它置之不理的话——可是，资本主义国家却不会对他们置之不理。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创立他们自己的全国性、自我管理的协调，那末，他们将会创立墨西哥全部战斗左派的以下口号所说的东西——工人、农民、原住民和普通公民的政府。不但是那一点：他们将会创立一个另类权力形式，一个另类国家形式。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公社国家”（Commune State）。

    霍洛威拒絶接受这两个另类国家形式和另类政党形式。依我之见，拒絶组成左派的政党、拒絶为任何另类国家权力形式而战斗，都是不好的选择，都会造成灾难的。

    今天，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政治代表有巨大的危机。这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党向右转所造成的。这就威胁着工人阶级在全国政治舞台上的存在。这非但不是件好事情，而且对全国性政治交谈，对斗争、对群众运动都有不好的影响，要了解这一点，你就要看看苏格兰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苏社党）的好榜样。

    现在苏社党在苏格兰议会中有六个议员，而且拥有相当的选民基础（将近10%的选票）。这是件坏事情，是个偏离吗？当然不是。事实上，苏社党的议员总是参加工厂门外的罢工纠察队，曾经领导过反对种族主义移民法、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运动而经常因参加Fas lane核子潜水艇基地门外的抗议队伍而被逮捕。所以他们是在各种斗争中的一个积极因子，不是与它对立的因子。

    同样地，意大利的重建共产党、西班牙的联合左派，至少就目前而论，都是斗争中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因子。我同意格兰姆西（Antonio Gransci）的话：政党是“现代王子”。社会斗争总是努力寻找一个政治代表，而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在今天的意义就是，我们不要试图寻找一个可以躲在其中逃避国家干涉的、大多是神话似的自治空间，而要建立以反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左派联合政党，把斗争往前推进。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但是，没有革命就建立不起来。

〔兆立译自《国际观点》2004年12月号总第3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