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日的妇女

中国今日的妇女

——与中国女工网络积极份子的访谈

兆立译

〔访问者路丝（stephanie luce）的前言：毫无疑问，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正在快速增长。我们在美国所看见的，特别是在贸易方面（从中国来的进口货）及在外国直接投资上（美国资本之投向中国），都有了显著的增加。这些趋向在1990年代中及末期已经开始。但是，自从美国国会在2000年给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及自从中国在2001 年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这些趋向却有了极大增长。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接受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

虽然，许多美国公司（及其它跨国公司）热切地指望庞大中国市场及中国工人极低廉工资，但是美国劳工运动却注重于停止将美国的生产及工作机会流向中国。

2004年春，美国的劳联产联（AFL-CIO）向美国贸易代表提出请愿书，指责中国享有不公平贸易优惠，这是美国贸易法不能容许的。

劳联产联特别地主张：由于中国有系统地压制工人权利，〔美国政府〕可以而且应该运用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1（d）条来改正中国在贸易上所享有的不公平优惠。虽然，第301（d）条在过去曾被用来对违反有关知识产权及倾销方面的贸易条例提出反对，它却从来没有被用来针对人权利之被违反而提出各种要求。

劳联产联的请愿书提出这样的论点：由于中国坚持不懈地否定工人的结社自由，鼓励强迫劳动，而且不强制执行它自己的工资、工时及工作安全的法律，中国在与美国公司竞争时享有成本方面的优惠。请愿书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和美国总统强加贸易补救方法，或者对中国制裁，以补偿中国在成本上所占的优惠。

有些批评家争辩说，虽然美国公司真的为了享受中国的低工资而将工作机会搬到中国去，劳联产联的做法是对树立工人权力有害的。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劳工中心的王肯德（译音）在劳工论坛上写道，劳联产联的运动在几个方面是被错误引导、会导致错误结论的，抗拒跨国公司较正确的方法是发展美国工人运动与中国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

至于与中国官方工人运动能够建立多大的联系，劳工运动积极份子中间是有争论的。

在一方面，中华全国总工会是该国唯一工会，其实是中国政府的一部份。工人不可以组织独立工会，而企图在国有企业中组织独立工会的人定会遭到严厉压制。在另一方面，全国总工会有1亿2千5百万会员，是世界上最大工会，而且——有人说——其内部并不是盘石一块的。

有人建议：在全国总工会中，也许有活动的空间，或者至少在某些地点，也许有与它一起工作的可能。特别是在外资企业中，由于未被国家所控制的工会依据传统进行组织，所以似乎有空间可以独立地进行组织。例如纽约时报报道，全国总工会曾向沃尔玛（Wal-Mart）等外资公司提出威胁：如果它们不让工会在其工厂设立分会，它就要控告它们并把它们列上“黑名单”。

不管在全国总工会内部有没有改革的潜力，美国一些工会份子已开始寻找机会与中国工人合作。2004年3月，八位劳工教育家和工会领导人访问了中国的劳工学者、工会领导和普通工人。2004年夏，几个美国工会积极份子和美国工会，包括SEIU、CWA和Jobs with Justice，资助了二位从中国女工网络来的妇女到美国来参观。中国女工网络成立于1996年，是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从外地来的工厂女工的一个草根组织。

这两位妇女，彭燕〔译音Pun Ngai〕和杨丽明〔译音Yang Lie Ming〕，在美国各地游历了一个月，访问积极份子，并与他们共享在中国组织工人的经验。以下的文字记录是根据他们于2004年9月9日在麻萨卜诸塞大学Amherst分校劳工中心所作的一次谈话。

彭燕是中国女工网络创办人和会长。她也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而且是（即将于2005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Made in China：Subject, Power and Resistance of Women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一书的作者。

杨丽明是一位从外地来的工人。她在深圳经济特区的一个工厂中做过工，四年前成为中国女工网络一位全职组织者。〕

杨丽明：我在工厂里做了三年工，然后为这个团体当一位全职组织者已做了四年。我很想、也很高兴与大家共享从工作中得到的故事。我离开中国以前，到医院去探望了一位工人。他在一间替沃尔玛生产商品的工厂中工作。有一天，他从很高的地方跌下，跌伤了他的头。

彭燕：我是中国女工网络的创办人。但是我现在是做一位志愿者。我们香港有三个组织者，在大陆有十个组织者。大陆上的组织者原先都是在工厂中做工的工人，然后替这个中心当组织者。

我们的中心的基地是在南中国，是在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1980年代中国向国外资本开放的时候设立的。到了1990年代，中国就向世界各地的店铺开放——各种各样的工厂〔为它们制造商品〕。现在你在中国南方可以看到Reebok，Nike，各种各样的公司。

所有这些公司都要靠分包，那就是说，把工作分包给韩国资本、台湾资本或香港资本所经营的公司（或称工厂）。这些工厂就从农村招募工人。

所有这些工人都是从外地来的。他们没有充份权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有一个以你的出生地为根据的户口制。如果你在乡下出生，那个乡下就是你被允许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你就没有权利搬到城里去，在城里工作。

但是当中国开放给国外资本，他们需要乡下来的工人，作为廉价劳工。在乡下出生的工人第一次被允许移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公司所提供的宿舍。这些工人全部都是从外地来的，百分之七十是女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从外地来的女工组织起来。

我们不被允许设立独立工会。中国的工会都是在政府所控制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旗下。但是那个工会对外地来的工人不感兴趣。

全国总工会把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的工人组成工会。许多这些企业现在慢慢地被私有化了——变成与外国资本合资的企业。在少数情况，原有工会还是留在那里，但是一般情况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工会就被踢出去了。那就是说，没有一个由国家所控制的工会来代表在外国资本所拥有的工厂中工作的工人了。

我们进来，企图组织那些工人。我们的基本组织模式是社区组织模式。我们不是企图组织独立工会。其实我们只是用其它方法来组织工人。杨丽明就要讲这个事情。

杨丽明：我们有四个工作焦点：1）合法的劳工权利；2）性别觉悟（gender awareness）；3）工作安全与健康；4）另类经济生活，亦即合作社。

我们在工业区有一个中心——一个可以给我们举行种种活动的地方。大多数女工都是年青人，16到25岁。她们惦念家及家乡，所以我们建立工人中心作为她们的家。

她们到工人中心来与大家相见，共享她们的故事。但是许多女工不能到中心来——她们的工作时间很长，不到晚上十点不能下班。所以我们必须要到她们那里去；到她们的宿舍去看望她们。

我们试图建立小组。我们先要从她们之中找到一个领头的人，然后训练更多领头的人，使她们有宽广的看法，然后教她们如何建立她们自己的网络。

我们是跟工人们谈谈她们的切身利益——她们日常的需要。她们需要热水、她们需要风扇——这些是她们的基本需要。我们围绕着热水问题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女工们要喝热水，要用热水洗衣服。如果她们的宿舍里没有热水，她们有的要走8层楼梯到楼下去拿水，再提到楼上来。

电话是另一个常有的基本问题，因为这些妇女要打电话给家人。所以我们围绕这些基本要求把她们团聚在一起。我们教她们如何写信给经理，如何写请愿书。当女工们提出要求而得到胜利的时候，她们就会觉得得到了一些权力。

经过一、两年以后，我们把她们的要求提高到争取加班费、争取最低工资等等的问题上。事实上中国的劳动法订得很不错，所以我们与这些女工合作，要使雇主遵守法律。

例如，我们围绕一个要求叫大家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我们也许得到一、两千个签名。这是很可能做到的，因为宿舍中一个房间就有10至12个人住。我们会把请愿书寄给经理，或者寄到别的地方：寄到工会或者政府的劳工局。劳工局一接到这个请愿书，就会来调查，会找经理部门谈判。

彭燕：我们在这些案例上做得相当成功。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动法相当好，而且触犯法律之处太明显了。就是因为违反法律的事例太明显了，百分之九十的事例是我们打赢的。

我们这一次到美国来，参观了许多劳工中心，遇见了许多积极份子。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也打过这样的官司，但是通常只有百分之五十打赢的。我们的困难，主要是要工人们了解她们的权利，然后是愿意斗下去。

杨丽明：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16个宿舍网络，有的很小，只有15至20个工人，但是有的有100个工人。

除了工人中心与宿舍网络以外，我们还有活动面包车。我们把面包车开到工厂区，在工人们的晚餐休息时或下班回家后与他们谈心。面包车从下午五时工作到晚上十时半。

我们开流动面包车去跟工人谈心的中心目的是就下列问题来训练她们：如何在工作场所防止性骚扰、安全与健康问题、受伤之后怎么办、怀孕以后怎么办。我们一个晚上可以跟200至300个工人谈话。面包车上还有大屏幕电视机，立体音响设备和小型图书馆。

我们也运用面包车来向受伤工人进行组织工作。我们把面包车开到医院去，与受伤工人见面。在工作中受伤是常有的，特别是对睡眠不足或受很大压力的工人。

工人每天工作12至16小时。还有，很多从南韩或香港买来的机器很旧了，所以工伤的机会增加了。

我们在医院中发展我们的网络，帮忙受伤工人得到补偿金。申请补偿金的程序非常复杂，有很多手续。如果一个工人有保险，那末他的申请获准的话，可以得到美金2千元的补偿金。如果这个工人没有保险，你可以帮他告到法庭去。通常也会告成功，拿到补偿金。不过要花很久时间。

因为我们没有钱聘请许多全职组织者，我们重重地依靠义务工作人员，有些受伤工人靠义工帮忙。义工们办了自己的业务通讯，一来介绍怎样在受伤工人之间进行工作，二来指示受伤工人怎样争取工伤补偿金。

我们的工作的最后部份是我们的合作社。这是与工人宿舍与医院有连系的消费品合作社。当工人因英勇斗争被解雇以后，我们可以介绍她到合作社去工作。受伤过的工人因为太多了，我们无法叫她们全部在合作社工作，只能收少数人。

彭燕：我们所使用的是社区组织模式，但是我们也逐渐转到以工厂为单位的模式。

我们认为，以发动反对某商品商标的运动，我们可以在（生产该商品的）工厂平面上进行工作。许多大公司有他们自己的公司行为准则。我们可以插手进去，建立一个工人委员会专门监视公司在遵守其行为准则方面做得如何。我们也可以运用这个工人委员会来监视公司遵守国家劳动法的程度。

我们不主张抵制某商品。我们只试图与反血汗工厂（指劳动条件差、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的工厂）的团体、与我们的委员会一起工作来改进工作条件。

我们时常听到经营工厂的分包公司的埋怨，说赚钱不够。在过去十年中，工厂老板是看到价格在下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仍然赚许多钱。

我们知道、有钱就有系统。有的人说大部份利润落到零售商手中，有的人说大部份利润进了工厂老板的腰包。对我们来说，不管钱到那里去，我们只要求提高工资。

如果这个名牌商品公司或零售公司有公司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就应该提供为使这个准则得以实施所需要的资源。那也许意味着提供更多的钱给制造该商品的工厂老板。工厂老板必须从零售公司那里拿到更多的钱使他们能够遵守行为准则、付出较高工资。

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政府允许我们组织起来对付外国资本。我们不可以组织起来反对国有企业，但是我们可以在外国资本所拥有的工场中进行组织。有时候雇主会报复，有时候地方政府会报复。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中，我们被看成为社会工作者，不是敌对势力。

杨丽明：至于工作条件，首先，工资是非常低的。我们做12小时的工只拿到折合美金2元。中国有最低工资法，大约每月60美元。但是你通常要加班才可达到最低工资的标准。

我们没有病假。我们在主要节日有放假——旧历年我们有5至7天的假期。这个假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唯一机会可以回到乡下去看望家人。除此以外，我们很少有休假时间——有的人每月只有一、两天。

〔问题：工人会不会怕组织了以后雇主把工厂搬到别地方去？〕

杨丽明：雇主的确时常向我们威胁：如果你们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工资，就会搬到别地方去。但是这种事情已经在工厂发生。雇主已经把深圳的工厂关掉，搬到中国新开的区域去。但这里的工人本来是从外地来的。我们可以跟着工厂走。

彭燕：我们必须与官方工会合作。我们在流动面包车上工作，我们就要与医院工会合作。我们在大学里活动，我们就要与大学里的工会合作。这些都是全国总工会属下的工会。

〔问题：女工离办厂以后做什么事呢？她们拿到工资后怎样处理？〕

彭燕：许多人寄钱回家去。事实上，你可以在家乡看到很多新盖房子，因为人们用这钱盖房子。盖了房子以后，这钱就用来作为孩子的教育费。

不过，近二十年来，我们看到有些女工变得较独立了。十年前，她们寄百分之八十的工资回家。现在她们只寄一羊。她们留较多钱给自己用，买些小东西。女工通常到了25岁左右就被迫离开工厂。大多数人回到乡下结婚了。如果她们跟城里出生的人结婚，她们就可以留在城里，但是大多数城市男人不愿要乡下女人，所以大约95%的女工回到乡下。她们结婚以后怎么生活，就要看她们嫁给谁。如果丈夫很穷，她们可能会回到城里来，企图找工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