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能否建成和谐社会

中共能否建成和谐社会？

张开

总揽党政军最高领导权的胡锦涛，最近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他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而要求干部、党员把这项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温家宝接着在向人大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把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2005年工作总体部署的重点之一。顾名思义，这样的和谐社会，应该比江泽民几年前提出的「小康社会」更理想、达到更高级发展的境界的，既可享有温饱的小康生活，又没有社会阶级矛盾冲突的不和谐，几乎可超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仍只能「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但胡锦涛仍要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而提出的任务之一，亦即认为小康社会比诸和谐社会是更高级发展的。不过，美国早已是小康社会了，其社会是否己经和谐，没有阶级矛盾冲突了呢？中共并没有解释。

但不管怎样，到底这样的和谐社会，能否在中共的领导和推进之下，带引中国人民共同构建成功呢？以下想探讨这个问题。

中共20多年来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是大力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务院在今年2月24日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措施和要求；发改委为此也具体作出了多个方面政策优惠措施去支持「非公」经济。《人民日报》在组织相关报道中指出；目前，个体私营工业已占了全国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的40%左右，占全国商品销售总额和零售总额的60%以上。加上外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一半。雇用的就业人数已占城镇就业和整个非农就业人数的大半。

这些新数据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力量已超越国有制经济力量，尽管官方仍死撑着「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党八股。这也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力量，已经占了优势。中国领导人近年不断要求外国承认中国的「全面市场经济」地位，也就是这种现状的一种反映。

《报告》同时宣布：中国政府「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继续降低关税，扩大开放领域……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这就是拆除了中国过去成为非资本主义的工人变态国家的两大支柱或必要条件之一（另一支柱是国有财产制）。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越是蓬勃发展，就意味资本主义经济越蓬勃发展。而资本主义经济所必然产生的不良后果（例如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失业、社会矛盾激化等等）和困难问题也越多、越严重。

温家宝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多少承认了这种恶果；他说：总结一年来的工作，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是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尚未根本解决。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变，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难度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还有可能反弹；煤电油运仍相当紧张；物价上涨的压力较大。二是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突出。一些地方特别是广大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需要解决的问题较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和部份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部份低收入的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不少。三是一些长期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主要是：就业压力巨大；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技术水平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投资率持续偏高，消费率偏低；特别是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仍很突出。我们很清醒地看到，政府工作还存在不少缺点。政府自身改革和职能转变滞后，办事效率不高；有些关系群众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些政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不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奢侈浪费的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比较严重。

他所描述的中国当前问题、困难和政府工作缺点，只是实际存在着的一部份，而且说得隐晦不详。但尽管如此，他仍披露了中国今天存在的许多不和谐问题。

社会科学院的2004—2005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较具体地指出，有7大问题正困扰着中国的发展，这就是：一、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二、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根据2004年全国5万户城镇住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而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三，就业局面依然面临长期困难。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而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900万个左右。四，减少贫困仍然是新世纪的重任。目前农村的絶对贫困标准是农民人年纯收入在625元以下，低于人均年收入约900元的联合国国际贫困测算标准。中国目前正处在减贫的瓶颈阶段。五，反腐败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反腐败的力度和成本很大，但腐败大案要案新案仍不断出现。六，可持续增长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七，社会心态变化。近两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郄在下降。（上述的「社会心态变化」，具体表现在「仇富」的人大增。）

农村和农民，占了中国地域和人口的絶大多数。它和他们是否渐趋和谐抑或相反，让我们看看实际吧！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价廉质优的农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使中国农产品备受打击，农民生活每况愈下。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入世3年后，农村家庭平均收入因而减少近一个百分点，部份赤贫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三年内更急跌6 个百分点。

「三农」问题的非常严重，几年前已迫使中共领导层列为「重中之重」，要设法加以缓解。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更列出一连串措施去落实这个目标，例如，提前取消各种农产品税，尤其是农业税，国家今年的农业投资约700亿元，等等。

不过，这些减免措施，即使能略为缓解严重形势，也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中国科学院今年发表的「科学与社会」三大系列指出：唯有靠城市化才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为此，未来50年中国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将达15—16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共在建国后一直实行犠牲「三农」利益的政策措施的后果。）

而且，减免这些税收，也必然遭受地方干部用「下有对策」来抗拒，以保护他们从中所得利益不致受损害，长期以来，他们正是依靠征取农民的苛捐什税等等来肥私养活的。

地方官员的贪污，使国家纵然有专款要扶助农民，农民的实际收益也远为微少。例如，吉林省一个省级贫穷县的小村，获中央下拨十万元扶贫专款，每户贫农原可分得五千元，却被官员侵吞，只剩下每户五十元，当地人「敢怒不敢言」。（3月23日《苹果日报》刋载《东亚经贸新闻》报道）

社会矛盾尖锐化使社会更趋不和谐，其表现之一，是各地民众权益被侵夺，在地方层面得不到公正合理解决，被迫要远赴京城上访，希望得到中央政府协助。据《明报》得自国家信访局的消息指出，近年直接到北京向中央政府部门上访陈情的民众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八成以上是有道理的，而八成以上问题其实是可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而在基层解决。国家信访局长周占顺认为，地方政府没有提供应有的帮助，是导致上京陈情人数增多的重要原因。

其实，问题不能在地方解决，正因为问题是由地方官员干部所造成。例如，据参加今年人大会议的代表介绍，重庆市政法机关去年做的一项调查证实，村干部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村官」腐败已成为破坏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根源，由此引发的群众上访、举报占到总量的70%左右。

因此，越来越多的民众到北京上访，北京的「上访村」竟聚居有10万信访者。在04年12月12日联合国「世界人权日」，上访者到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不断，有上访者跪国旗、冲击国旗、服毒、自焚、向公众派发传单和广播，天安门分局派出所抓走了四百多人。而报章常有披露，各地方当局除了在当地阻截赴京上访民众之外，还派员赴京抓回本地居民。

在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提出后，如何应对承载着社会最密集、最尖锐矛盾的「信访洪峰」，也成为中央高层的注意重点之一。

2005 年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新的《信访条例》（修正草案）。专家指出，新《信访条例》最大的变化，就是突出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从十年前旧《信访条例》中的普通条款，提升至总则位置。当然，即使是这样立例，地方官员仍然可以不加理会，依旧骑压在人民头上的。

出席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向当局发出警告，现在财富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强势群体和少数先富之人，以犠牲百姓和弱势群体为代价，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如果人民内部矛盾处置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转化为全局问题，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激化为对抗性矛盾。

据公安部统计，2004年上半年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显示经济利益矛盾己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导火线。在近年愈来愈多的「上访大军」中，失地农民和仅得到小量补偿的城市拆迁户占有很高比例。

官僚架构日益臃肿，是很不和谐社会的特点之一。尽管中共中央一再提出要精简，但实际上，这个官僚机构却是越来越膨大。

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指出：内地平均26名平民就养活1名官员。权威人士估计，中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目前高达1316万人；当今吃「皇粮」的总人数已高达4572万人；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见3月7日《明报》）

「民革中央」在四川省德阳市的调查显示，全市乡、村两级的负债总额为33亿元，其中，乡级债务总额接近30亿，相当于乡镇财政收入近五倍。除这些直接负债外、乡、村两级组织都有为数不少的间接或隐性债务，包括为所属企业、单位担保债务。以此推算，全国乡、村债务超过一万亿元。

农业部的资料显示，至去年底，乡村人口约九亿三千万。乡村负债相当于每个农民要承担1075元，等于其年均收入的四成。

财政部科学研究员白景明指出，乡、村两级组织的巨额债务已成经济发展的包袱，不仅令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与发展滞后，一些地方甚至连基本的运转都不能保证；大量的还本付息，不可避免地挤占农村建设资金，加重农民负担，不利于农村的社会稳定。（04年11月30日《苹果日报》载自新华网）

中国的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共越说「反」则越多。以下试举些新事例来证明。

自去年国家审计署掀起「审计风暴」以来，审计这把反腐败利剑，频频出招刺向财政资金的违规和腐败地带，已揭开「八大黑洞」。据有关部门透露，去年审计署查出的各类违规资金2,600多亿元，较上年增长十倍，已向纪检司法机关移送各类违法犯罪线索1,100多件。国资管理公司及大型国企更成为腐败的大黑洞、重灾区。据检察署统计，8成贪官拿公款行贿，贪污受贿4成来自国有企业。

「两高」2004 年打击犯罪的记录是：打击走私、金融诈骗，偷税漏税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共批准逮捕罪嫌20,425人（同比增6.3%）；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的有1275件（同比增4.9%）；立案侦查涉嫌犯罪县处级至省部级工作人员2960人；立案侦查借企业改革之机侵吞，挪用、私分国有资产涉嫌犯罪的国有企业人员10407人；立案侦查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的行政执法和司法人员9476人。（3月9日《文汇报》）

上述数字只是官方挑拣出来「示众」的，其它官官相卫、庇护下属、未被逮捕立案法办的不知还有多少。在这样钱权结合、贪污横行、人民敢怒不敢言的社会，又怎能构建和谐？

多年以来，国内许多学者不断提出必须实行政治制度改革、建立民主政治、铲除官僚贪污腐败和专制压迫。温家宝在《报告》中，规划今年工作的总体部署之一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

不过，在同一《报告》的前面回顾一年来的工作中，他却没有提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件事，反而在以前的其它中央领导人发言中，又曾经表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见本刋04年第3/4期《社会不公更激化官民矛盾》一文所引）。

而在实际上，「胡温新政」两年来，政治改革并无表现。尽管推出《党内监督条例》，并在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中强调「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理念，试图解决权力监督、权力运作体系方面的问题，但触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却毫无动静，反而继续迫害异议者。例如：胡温主导下的中宣部又对知识界开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由，封杀内地日趋活跃的意识形态领域，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悼念赵紫阳的异见人士张林，他在八九民运后被关押至少八年。他今年1月得悉赵紫阳去世后，赶往北京，试图参加赵的葬礼，但被当局拒絶。他返回蚌埠时便被公安拘留。

04年12月中旬，继一度扣留刘晓波、余杰及张祖桦后，内地著名人权分子李柏光亦在福建被当局扣留。他是内地著名记者赵岩的战友，两人曾一起协助福建、河北等省份的失地农民，争取权益。赵岩在04年9月被指涉嫌泄漏国家机密，遭当局扣捕，久未获释。

在今年两会期间，北京大批公安以及「义务」巡逻员，在市内展开连串扫荡行动，扣留了大批「可能会制造麻烦的人」。近百名公安又突击北京近郊的「上访村」，对含寃上访的老百姓拳打脚踢、见人就抓，合共带走了逾百人

《南方都市报》的高层被控入狱，是近年「以言入罪」寃假错案的又一例。这引起北京及广州两地的六百多名新闻从业员，在两会召开前，以大无畏的精神联署一封请愿信，为《南方都市报》前总经理喻华峯呼寃，指摘广州当局因不满该报大胆揭露广州的黑幕，因而向该报高层报复。他们指喻的人品、能力得到同行认同。而且「主犯」获释、「从犯」反被重判的结果，令审讯更显荒谬。这封请愿信，送到主管单位南方报业集团，为喻华峯鸣寃，也为《南都》在过去一年受到广州地方当局的报复和司法迫害鸣不平。

当局对网上言论的监控愈加收紧，不仅查封了多个网站，包括去年9月查封北京大学「一塌胡涂」等，还拘捕多名网络人士，控以颠覆国家罪，「无国界记者」形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网络异见者监狱」。

中国当局对网上言论的控制，多管齐下：一、直接查封敢言网站；二、在网上论坛设立严格的审查制度，人民网「强国论坛」等官方网站，都设立严密的字词过滤系统，凡涉及国家领导人姓名、敏感事件的言论，都不能自动上网，须先经审核；三、严厉打压网络异见人士，包括湖北杜导斌被判囚三年、陕西颜均被判囚两年。

此外，清华大学「水木清华」网站聊天室从3月16日起限制校外用户登录，引起清华学生不满，在校园举行集会抗议，悼念「已死的水木」。北京报章报道，包括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的网上聊天室近日亦有类似限制。有网站负责人表示，此次收紧限制是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执行。

106名中国异见人士上月在亘联网上，发表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公开信，批评中国人权倒退，要求联合国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因维护公民权利而被拘押的人士。

联合国接着在公布的报告中，敦促中国加强维护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并批评北京恣意关押那些和平表达宗教与政治意见的人士。

以上列举的今天中国政治体制专横腐败事例真是俯拾即是，举不胜举的。在各级党政干部牢牢掌握着无限大的政经特权、人民大众则完全无权的政治制度中，党政干部是絶对不肯把政经大权交回人民，而必然誓死拒絶的。这样，民主的政治体制又怎能建立起来？！而没有民主政治体制，则社会必然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人民在被剥削压迫之下就势必起来反抗，争取自身的权益，如此，又怎能构建起和谐的社会呢？！

朱镕基在辞去总理职之前，据海外一些网站报道，他曾在前年2月的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脱稿发表了「真情演说」，批评内地社会里里外外全都是假，「惟独只有党政领导干部的腐败，才是货真价实的。」他指出：中纪委当时完成了一项准高干调查报告，政治局常委看过后，莫不感到震惊沉痛，直言：「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哪有政局不乱、百姓不反道理……。」据报、中纪委书记尉建行在会上公布的高干党风调查，披露省级党政正副职干部，坏的和最坏的比例高达六成。（详见04年12月10日《苹果日报》转载）

上引的报道虽至今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恰恰在该报道披露4天之后，《文汇报》也刋出了《瞭望东方周刋》13日消息：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在完成了对全国3分之2的省、区、市省级领导干部的巡视工作后对该周刋的专访中表示：

「现在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就是干部的腐败和不讲真话这两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些已不是个别现象。」这几乎等于证实了朱镕基所批评的腐败和「里里外外都是假」确是普遍存在的。

难怪温家宝在上月中的国务院第3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承认：「导致腐败的深层次原因未能根本消除，反腐倡廉的任务还很艰巨。」（2月28日《明报专讯》）这是承认反腐倡廉工作很难完成的官式委婉说法。

总括本文列举的具体情况和分析，可足够证明中共新领导层现时倡言要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比较江泽民提出的「小康社会」将更为遥远无期，除非中国真的实行了彻底的民主政治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的官僚专制及其错误的方针，政策。否则，官方的宣布，便只能是像古语所说的「画饼充饥」、「椽木求鱼」、「空中楼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