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革命在新世紀的相關性

不斷革命的理論不是一個形而上學的遐想，而是一個試圖，企圖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引人注目的問題作出回應：如何用當代的語言來解決各個從屬他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國家所遭受的驚人社會問題。他們怎樣能夠逃避貧窮化、獨裁制、寡頭政權和外國支配呢？

這個理論無疑地是，托洛茨基在二十世紀對馬克思主義最有意義最有創見的貢獻之一。它是怎樣出現的？它在新世紀開端的今天具有什麼意義？

不斷革命的概念——開頭只與俄國的問題有關——是在1905—1906年的俄國革命過程中，在列夫‧大衛多維奇（托洛茨基）的著作中，首次出現的。托洛茨基對這個革命的性質的論點，是在俄國前途的問題上，與在第二國際中佔支配地位的思想澈底的決裂。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在他們的《共產黨宣言》的俄文版（1892年）的序言中，毫不躊躇地建議，如果俄國革命觸發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這兩個革命相輔相成的話，俄國現有的共有財產就可以作為向共產主義進化的一個出發點。

資產階級民主

可是，在他們逝世以後，這條思路——因被懷疑與俄國民粹主義有密切關係——被拋棄了。不久，以下的思想，成為俄國或歐洲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普遍前提——幾乎是一個信條——，那就是，未來的俄國革命必需而且必然有完全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沙皇制度的廢除、民主共和國的建立、鄉村中封建殘餘的壓制和向農民分配土地。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所有派系都把這個預先假定作為它們無可辯駁的起點。如果它們之間有什麼爭論，那就在於對無產階級在這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任務的不同解釋，以及誰是它的階級同盟者：自由資產階級（孟什維克提）或農民（布爾什維克提）？

托洛茨基是第一個、而且在許多年來是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提出疑問。在1917年之前，他獨自一人不但設想工人運動在俄國革命中的最高作用，巴武士、羅莎‧盧森堡和列寧在某些文章中也同樣有論述），而且設想民主革命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

就是在1905年期間，在好幾篇為革命報所寫

的文章中，托洛茨基首次形成了他的新理論——後來在《總結與前瞻》這本小冊子（1906年）中加以系統闡述。他無疑是受巴武士所影響的，但是後者的思想從來有超過工人政府須要嚴格地實現民主（資產階級）綱領的限度：他要改變的只是歷史的火車頭，不是它的軌道。〈1〉

靈感

“不斷革命”這個術語似乎是托洛茨基受到梅林在1905年11月號的《新時代》（Neue Zeit）上一篇文章的啟發而得出的。不過，這位德國社會主義作家在文章中給予這個術語的意義，要比俄國這位革命家在他的著作中所表達的意義，在激進程度和明確性上，弱得多了。從1905年開始，托洛茨基獨自一人敢於建議在俄國實現社會主義任務——那就是收大資本家的財產——的革命的可能性，這是被俄國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一致排斥為鳥托邦的、冒險的假設。

對托洛茨基的政治識的根源、對他的不斷革命論的根源的一個專心研究顯示，他的立場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和辯証法作出與第二國際正統思想非常不同的解釋上的。這一點至少可以局部地用拉布利奧拉的影響來解釋。拉布利奧拉是年青托洛茨基第一個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拉布利奧拉探討問題的態度，他的得自黑格爾、馬克思的靈感，是與當時有影響力的庸俗實証主義和唯物主義截然不同的。

特性

在年青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在他的俄國革命理論中起作用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有以下一些特點：

1.作為對立的統一這個辯証觀念的信徒，托洛茨基批評布爾什維克之嚴格死板地區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政制和“工農民主專政”是“純粹的形式邏輯的運作”。同樣地，他在一段反駁切列瓦寧這位孟什維克的令人驚奇的文字中，譴責切列瓦寧的政治態度分析的（即抽象的、形式的、在辯証法產生以前的）性質：“切列瓦寧構思他的策略就像斯賓諾莎構思他的倫理學一樣：那就是說用幾何學的方法”。〈2〉

2.托洛茨基明確地拒接受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特徵之一——經濟主義。這個決裂，是不斷革命論的方法論的基本先決條件之一。這可由以下的《總結與前瞻》的有名文句來証明：“想像無產階級專政在某些方面自動依賴一國的技術發展和資源，就是一個簡化到荒謬地步的“經濟”唯物主義的偏見。這個觀點與馬克思主義有共同之處。”〈3〉

3.托洛茨基的歷史觀不是宿命論的，而是開放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用分析發展中的革命的內在過程來發現實現它的‘可能性’”。〈4〉不斷革命並不是一個事先決定好的結果，而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現實的、客觀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的實現依靠無數的主觀因素和不可預測的事件。

4.於大多數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因與民粹主義者的爭論，傾向於否認俄國社會構造有任何特殊性，堅決主張西歐的社會經濟發展與俄國的未來之間有必然的相似性，托洛茨基構思出一個新的辯証立場。他平等地批評民粹派的斯拉夫特殊性和孟什維克的抽象普遍性，得出一個具體的分析，這個分析同時解釋了俄國結構的特殊性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趨向對這個國家的衝擊。

獨特

就是所有這些方法論上創新的結合，使《總結與前瞻》（托洛茨基1906年在獄中寫的著名小冊子）成為一個獨特的文本。他從俄國的綜合與不平衡的發展出發（當時在俄國，還有這個名詞的）——因為這種發展的結果，俄國就有了一個微弱、半外國的資產階級和一個現代、格外集中的無產階級——，得出以下結論：在俄國、只有工人運動，在農民的支持下，才能夠以推翻專制政制、推翻土地主的權力來實現民主革命。

事實上，這個在俄國建立工人政府的前景，也得到其他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著名的有巴武士——的共鳴。不斷革命論的激進的新穎性，在於對未來俄國革命的階級性質下定義的成份，少於對它的歷史任務作闡述的成份。托洛茨基的決定性貢獻是以下的觀念：俄國革命可以超越深刻的民主轉變的極限，可以開始採取明顯地具有社會主義內容的反資本主義措施。

打破傳統的信仰

他為這個打破傳統信仰的假設辯護的主要論點十分簡單：“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支配性，是不能與它在經濟上受奴役相容的”。為什麼無產階級在一旦當政、控制了強制手段之後應該繼續忍受資本主義剝削呢？即使它在開頭將自己限定在實行最低綱領上，它也會被它的立場的邏輯引導到採取集體主義的措施。說了這個論點以後，托洛茨基進一步地相信，不把革命擴展到西歐去，俄國無產階級就會難以長久維持政權。

1917年的事件戲劇性地証實了托洛茨基在12年前的基本預測。資產階級政黨及其在工人運動的溫和派中的盟友無法回應農民的革命渴求，再加上人民對和平的冀望，替革命運動從二月到十月的激進化創造了條件。就農民而言，所謂“民主任務”，只在蘇維埃獲勝之後才得到實現的。〈5〉

但是，一旦掌握了政權，十月的革命家們不能夠將他們自己限定在只實行民主改革上；階級鬥爭的動力迫使他們採取明晰的社會主義措施。其實，面對富有階級的經濟抵制和生產普遍癱瘓的漸增威脅，布爾什維克及其盟友被迫比預料日期更早地收資本：在1918年6月，人民委員會議下令實行工業各主要部門的國有化。

換句話說：1917年的革命經歷了從二月的（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到從十月開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階段的不斷革命的發展過程。在農民的支持下，蘇維埃把民主措施（土地革命）與社會主義措施（對資產階級財產的收）結合起來，開啟了一條“非資本主義的道路”，一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但是布爾什維克黨，只因為列寧在1917年四月依循一個非常接近不斷革命論的前景發動激進的戰略改向，才能夠取得這個巨大社會運動的領導權。不用說，托洛茨基金會本人之作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者和紅軍的創建者，也在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轉變中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

爭論

現在就剩下革命的國際擴張這個有爭議的問題了：各種事件是否証實了托洛茨基的有條件的預測——有歐洲的革命，俄國無產階級政權的命運是不是注定要失敗的了？答案：是和不是。在（1919—23年的）歐洲革命失敗以後，俄國的工人民主也不存在了；但是它的衰落並有像托洛茨基在1906年所想像那樣，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這只在很久以後，在1991年以後，才發生），導致一個未被預見的發展：工人政權被起源於工人運動本身的官僚層專政所替代。

在1920年代的下半期，托洛茨基在與斯大林主義進行激烈的政治、理論的交鋒中，詳盡闡述了不斷革命論的國際含意。正像他的開頭的思想是被1905年的俄國革命所激勵一樣，他這時的思維是被1925—27年中國階級鬥爭的驚人爆炸所促成的。

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1928年）這本書中，第一次有系統地（運用當時流行的名詞）提出了有關於社會革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的動力的論點，作為一個在世界規模上都有效的理論。它首先進行針對斯大林主義化共產國際的災難性中國政策的爭論，指這個政策要向中國共產黨強加革命分階段（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作分離的歷史階段）和與蔣介石國民黨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結盟的教條。托洛茨基堅持主張：在中國像在沙皇俄國一樣，資產階級由於感受到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威脅，不再能夠扮演一個隨之發生的革命的反帝國主義角色：只有無產階級與農民結盟方能夠在一個從民主革命‘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無間斷過程中，實現土地的、民族的民主綱領。

綜合與不平衡的發展規律

以上這個分析的理論基礎，無疑是綜合與不平衡發展規律，它早已含蓄在1906年的著作或1928年的爭論中、但是首次在他的《俄國革命史》（1930年）中以明確的方式系統地闡述。這個規律容許托洛茨基超越那個使歷史成為一連串嚴格死板、預先決定階段的歷史進化觀念，而對歷史過程作出一個辯証的解釋：把節奏的不齊步——“落後”國家被抑制向前發展——和“綜合的發展”結合起來。這裡的綜合發展是指不同的階段重建和睦關係，也指古代形式與較近代形式的混合。

從這個方法，就得出決定性的戰略政治結論：最先進的與最落後的社會—經濟狀況的融合/連接，那就是，民主任務和社會主義任務在不斷革命的進程中融合/結合的結構基礎。以另一方法來提這個問題就是：綜合與不平衡發展的主要政治結果是，未解決的民主任務必然會在各邊緣資本主義國家中持續。

庸俗的進化主義

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中拒接受斯大林主義的革命階段論（這個庸俗的進化主義。他重指出，在中國及在其他“東方”國家中（拉丁美洲和非洲到那時為止還在他的興趣範圍之外），一個分開的、完全的民主階段，一個作為社會主義式的第二階段的必要歷史先兆，是不可能有的。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是無產階級和農民，他們一旦取得政權，民主革命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就會直接地被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因此變成不斷革命。〈6〉

從玄學、抽象的邏輯觀點來看，區別兩個分開的階段也許是可能的，但是在真實的革命過程的邏輯中，它們是有機地，辯証地結合在一起的。〈7〉正像托洛茨基在Harold Isaacs（伊羅生）的關於中國的書的序言上所寫的，“已被不止一次地說過的是，革命有它自己的邏輯。但是這不是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更不是實用主義 ‘常識’的半邏輯。它是更高的思想功能：發展及其矛盾的邏輯，那就是辯証法”。〈8〉

托洛茨基分析的主要局限性是在於“社會學方面”的，不是戰略性的：只把農民看成為革命無產階級的一個“支持”，以及看成為“小業主”階級，後者的視線不超過民主的要求。他有困難接受例如大多數兵士由農民構成的中國紅軍。他的錯誤——像大多數俄國及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錯誤一樣——就是不經過判斷審慎的調查，採納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把法國農民看成為一個分裂成微粒的小資產階級的分析，把它應用到具有非常不同特徵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然而他在他的最後著作之一《俄國革命的三個觀念》（1939年）中認為，馬克思主義之把農民作為一個非社會主義的階級的評價從來不具有“對的、永遠不變的”性質。

不斷革命的理論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中，已在兩方面得到証實。在一方面，被階段論所造成的災禍，那就是，從1936年的西班牙，到1965年的印度尼西亞，到1973年的智利，被這些不獨立的國家的共產黨盲目應用斯大林主義的革命階段論和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產生的災禍。

預測

在另一方面，因為這個理論，像從1906年起系統地闡述的，已經大部份允許我們預測、解釋和闡明二十世紀的革命，這些革命都是在邊緣國家的“不斷”革命。不管是俄國、中國、南斯拉夫、越南或古巴，在所有這些國家中所發生的，在其廣泛的輪廓上，都符合托洛茨基的中心思想：在一個附庸或殖民地的邊緣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有發生綜合、無間斷的（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革命的可能性。1917年十月以後的各革命運動領導人總的說來尚未認識到這些革命的“不斷性”，（有些領導人除外，例如厄爾納斯多‧切‧格瓦拉），或者只憑經驗地認識到它，但是使用另一術語這個事實，一點都有否定不斷論的歷史有效性。

這個理論已被——尤其是負面地——証實的另一部份是與斯大林主義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對抗的不斷革命的觀念。托洛茨基的觀點——社會主義只能在世界規模上存在、一個邊緣國家的革命只能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是名符其實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不能夠在單一國家的國家範圍內建立起來——已被蘇聯在1991年不光彩的解體所証實。事情無疑不照他所希望的——反官僚政治革命——那樣發生，但是蘇維埃官僚經歷的失敗，部份是對他的主要假設的証實。

不斷革命的理論並不只讓我們理解二十世紀各偉大社會革命的意義，它在二十一世紀開端的今天仍然有令人驚奇的相關性。為什麼？

第一，因為在極大多數邊緣資本主義國家中（不管是在中東、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民主革命的任務尚未被實現：國家的民主化——和非宗教化——、從帝國主義的束縛下解脫出來、使貧苦大眾不受社會排斥、或者農業問題的解決等等問題仍然在議事日程上。依賴現象已取得新形式，但是這些新形式不比過去形式的野蠻性、束縛性少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WTO）通過新自由主義“調整”計劃和嚴酷的還債條件等機制對欠債國（那就是幾乎全部的地球南部國家）的獨裁。人們可以說，環球財政制度的這些機構為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美國服務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所施加的權力，在許多方面，仍然是比過去的新殖民制度所施加的權力更直接、更專制、更全面。

複雜性

那末，這些國家的革命只能是這些民主要求和資本主義被推翻的一個複雜而有明顯特徵的結合。

今天，像昨天一樣，將要在處於制度邊緣的社會中進行的革命轉變，不等同於在中心的國家的革命轉變。印度的社會革命，從它的綱領、戰略和動力等方面來看，不能像英國的單純的“工人國家”。今天在許多國家中，由原住民和農民運動（墨西哥的薩巴達民族解放陣線、巴西的無地農業工人運動、厄瓜多爾的厄瓜多爾原住民民族聯盟）所扮演的——當然未被托洛茨基所預想的！——決定性政治角色，証明了農業問題的重要性、社會爆炸性以及它與民族解放的密切聯繫。

人們不能想像，例如，巴西的一次社會革命，如果不手進行有效的國家民主化、民族的解放、激進的農業改革，如果不尋求一條自治的經濟發展道路，會朝向滿足大多數人民的社會需要。反過來說，只有一次社會的——那就是說，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才能夠在一個“不間斷的”社會轉變過程中，實現這個民主綱領。

在地球南部各國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反對世界財政機構、反對不人道的外債制度、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之強加“調整”政策而引致驚人社會後果的各個鬥爭中，民族問題仍然有迫切的相關性。

錯誤觀念

在這點上，我們重新看見民族主義式的錯誤觀念的盛行——在有或有源自斯大林主義的政黨參與下。這些錯誤觀念是認為有以下的種種可能性：“民族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促進、與民族主義者軍方結成戰略同盟，或者支持一條面向國內巿場的“獨立經濟道路”的各階級廣泛合作。

不斷革命的理論，在讓追求民族解放和反對新形式的帝國主義統治取得決定性地位的同時，讓我們能超越以上所說的錯誤觀念，緊緊地把握住在單一的歷史運動中民族民主鬥爭與社會主義鬥爭之間的不可分割性。

在許多邊緣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在前蘇聯、東歐各國中，民族問題也正取得一個特別令人不安的新形式：在不同種族之間的血腥衝突。這些衝突發生在不同社區之間，或者在不同宗教之間，大都是被反動的、時常是法西斯式的勢力所推動，而不管是否被西方帝國主義所操縱。在這個問題上，也只有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革命，提出建立真正民主的聯邦或邦聯的解決方法，來打破社群仇殺和報復的循環。這個聯邦或邦聯的解決方法，保証少數民族的民族權利，而且為各民族的工人之間的團結創造條件。這對東南亞、南亞、中東和巴爾幹半島各國特別適用。

對托洛茨基而言，不管各依賴國家的社會矛盾有多深遠，革命從來不是“必然的”，而是資本主義危機或貧窮加劇的“必要的”產物。人所能推進的，只是作出一個有條件的建議：當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革命——在不斷的過程中——還有發生的時候，南部國家、邊緣資本主義國家就不可能開始解決那折磨它們的“聖經所說的”（借用埃內斯特‧曼德爾的一個表達語）以下問題：貧窮、苦難、失業、社會不平等、種族歧視、食水及食糧的短缺、帝國主義統治、專制政權和大地主對土地的獨霸。

〔按：本文作者米歇爾‧勒維（Michael Lo wy）著述甚豐，其中最主要的有：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Verso出版社，倫敦，1983年）

〔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9、10月合〕

註釋：

〈1〉關於巴武士與托洛茨基的分歧，見Alain Brossat, 《Aux origins de revolution permanente: la pense s poitique du jeune Trotsky》，巴黎1974年版。關於列寧、羅莎‧盧森堡和托洛茨基三人之間的思想的趨同和歧異，見Norman Geras 的出色的書《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倫敦，新左派出版社，1976年版。

〈2〉托洛茨基，《1905年》，企鵝出版社，倫敦1973年版。

〈3〉托洛茨基，《Results and Prospects》（總結與前瞻）。該文在《The Permanent Revolution》，尋路人出

版社，紐約，1969年版，第63頁起。

〈4〉托洛茨基，《Results and Prospects》，同上書，第36頁。

〈5〉像列寧會在以後寫道，“就是布爾什維克，…憑藉無產階級的勝利，幫助農民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底”。

〈6〉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

〈7〉同上書。

〈8〉Harold Isaac,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中國革命的悲刻》），Seeker and Wauburg出版社，倫敦，1938年。見托洛茨基在該書上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