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作者在2004年10月16日的歐洲社會論壇上就“進行社會轉變的戰略”這個問題的爭論所發表演說的文字記錄。〕

（墨西哥薩巴達主義民族解放運動的）副指揮官馬科斯在1990年代的一次宣告中觸到了這個爭論的核心。他宣佈，在原則上，薩巴達主義者拒絕為取得國家權力而戰鬥。我不要對馬科斯作太大的抨擊，因為依我的意見，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的真正開始，是1994年1月1日的薩巴達起義。但是馬科斯及與他思想相同的人們不去對付國家權力這個問題，反而認為只要對國家掉頭不顧就有可能實現反資本主義的社會轉變。他們的這個想法是錯誤的。

    這可以從現代幾個緊要的社會鬥爭中看出。第一，阿根廷。依我的意見，在過去四年中，阿根廷的社會、政治鬥爭曾經是世界上最先鋒的。當阿根廷的經濟、因“其貨幣與美元掛”和推行極端新自由主義政策等的直接結果，在2001年12月崩潰的時候，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中等階級的儲蓄金和生計被剝奪了。這就導致龐大的社會爆炸。

    因此，一個巨大的自我組織過程展開了，包括街坊委員會、工委員會的形成，工的佔領並使其在工人自我管理下繼續生產，失業者抗議運動的形成以及許多其他形式的鬥爭。巨大規模的自我組織，同時，所有的資本主義政黨及其領導者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但是今天，這個運動在那裡？它大部份已經消失或者甚至被籠絡過去做工資極低的政府工程了。

    克萊恩（Naomi Klein）寫了一篇流傳很廣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她說群眾運動的衰落是因為極左派組織的宗派主義。她聲稱，他們把他們之間關於不同思想的爭論和為瑣事的爭吵帶到運動中來，因此，群眾不但厭倦了，而且覺得灰心喪氣，就走掉了。

    我並不低估這樣的可能性，即她對這些組織的批評帶有真理的成份，但是，那不是基本的問題。基本的問題在於，有大的反資本主義政黨，能夠以一個全面的、以取得政權為目的的方案，將這些運動這些組織團結起來。這就是我對阿根廷左派各團體的批評——那就是，在過去三十年中，它們有t著比大多數國家更多更好的機會，但是縱然有那麼多那麼好的機會，它們郤無法在團結的基礎上，創立這樣一個政黨。

    阿根廷運動的衰落是一個巨大悲劇，因為有一段時期，在那個國家裡，高層束手無策，所以用反資本主義的道路來解脫危機極有可能。現在，我們只有資本主義的正常化和腐敗的右翼的庇隆主義者的回朝。如James Petras 所說的一樣，“人民起義的原先強處——它的自發性、群眾性和自主性——變成了它的關鍵弱點，那就是：缺乏一個全國性領導層，能夠把各種不同的力量，在一個一致的、以取得國家權力為目的的綱領背後團結起來。”（全文登在www.rebelion.com網址）。

    同樣問題，在委內瑞拉不同的環境中，被提了出來。2003年某一日，倫敦《觀察家》報登載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報導克拉克斯市郊外各集居區的廣大群眾的自我組織。這個記者向我們報告人民群眾怎樣接收學校和像水、電那樣的公共企業，怎樣發動掃除文盲運動等等。一位積極份子告訴記者，“我們不要像查韋斯政府那樣的政府來代表我們，我們要自己組織政府”。這篇文章也告訴我們，集居區的有些積極份子對玻利瓦爾圈子裡的人有些仇視，指責他們把政治拖進鬥爭之中。

    我對這些反政府、反國家的情緒，表示同情，但是最後分析起來，這些感情是一條死路，一個陷阱。為什麼委內瑞拉現在有這麼巨大的玻利瓦爾過程、這麼高水平的反對右翼、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因為選出了一個左派政府。支持掃除文盲運動、支持增加養老金和工資、支持兒童免費早餐計劃的一切資源從那里來呢？當然是從政府那裡來的。

    如果你說我們必須棄這個國家這個政權，那末查韋斯是否在右翼的公民投票中被打敗，就變得無關重要了，因為所有一切是國家的事，與我們無關。

    實在說來，如果查韋斯在8月23日的公投中被打敗的話，那就會是玻利瓦爾革命過程的巨大失敗——事實上，它就會在反動的狂歡中結束了。廣大數目的工人階級和窮人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們不要背棄查韋斯，不要背棄他們的革命。他們以數以百萬計的人數從集居區出來投票支持查韋斯，在政治上對歇斯底里的資產階級、反動的小資產階級和美國帝國主義給以極大的打擊。

    我現在並不是說查韋斯這位左翼平民主義者是委內瑞拉社會主義轉變的最後結果。我只說我們保衛他反對右翼。但是，要進展到玻利瓦爾革命的勝利，委國群眾需要創立由他們自己組織起來的全國行政系統。那並不是棄國家，而是創立一個不同形式的國家、一個不同形式的政權。

    你可以在墨西哥看到同樣的事情。薩巴達主義者已經在奇阿柏斯的高地村落裡開闢了他們自己的自我組織空間，在2003年9月正式宣佈了他們自己的獨立市政組織。所有這些都是真實的。但是這是各種非常特殊情況的產物，包括地理上的孤立和受到整個墨西哥平民社會的保衛的事實。在這個時刻，對墨西哥資產階級而言，對他們發動全面攻擊，在政治上是太危險了。在將來，這個情況能夠容易地改變。

    然而，自治還有解決薩巴達基地社區的各種問題。它們是貧窮的社區。那裡的人民，與墨西哥許多其他地方的窮人一樣，同樣有健康、營養和生活水準等方面的問題。薩巴達運動只提出了一些不能單獨由他們自己社區或者由奇阿帕斯整個區域來解決的問題。要幫助奇阿帕斯的原住民脫離貧窮，你（至少需要）在整個墨西哥進行社會轉變。

    我就要向霍洛威（John Holloway）問一個問題。薩巴達主義者已經憑藉他們自己的起義，創立了一個解放區。假定同樣事情在整個墨西哥各地發生的話——那就是群眾起義了，取得了他們自己的工和社區的控制權。那末，這些自我組織的社區——譬如在Veracrux、墨西哥市、Monterry、Guadulajara等地的自我組織的社會——應不應該彼此之間進行會議？應不應該大家一起討論將來怎麼辦？應不應該根據一個全墨西哥社會發展的計劃來協調各地的經濟計劃？應不應該對一個全墨大會選出可被罷免的代表來決定這些事務？對於從國內、外的一定會發生的巨大反革命浪潮，他們應不應該協調他們的對策？

    當然，他們應該。假如他們不去更換墨西哥資本主義國家，只是對它置之不理的話——可是，資本主義國家不會對他們置之不理。但是，如果他們真的創立他們自己的全國性、自我管理的協調，那末，他們將會創立墨西哥全部戰鬥左派的以下口號所說的東西——工人、農民、原住民和普通公民的政府。不但是那一點：他們將會創立一個另類權力形式，一個另類國家形式。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公社國家”（Commune State）。

    霍洛威拒接受這兩個另類國家形式和另類政黨形式。依我之見，拒組成左派的政黨、拒為任何另類國家權力形式而戰鬥，都是不好的選擇，都會造成災難的。

    今天，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政治代表有巨大的危機。這是由於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黨向右轉所造成的。這就威脅工人階級在全國政治舞台上的存在。這非但不是件好事情，而且對全國性政治交談，對鬥爭、對群眾運動都有不好的影響，要了解這一點，你就要看看蘇格蘭社會民主黨（以下簡稱蘇社黨）的好榜樣。

    現在蘇社黨在蘇格蘭議會中有六個議員，而且擁有相當的選民基礎（將近10%的選票）。這是件壞事情，是個偏離嗎？當然不是。事實上，蘇社黨的議員總是參加工門外的罷工糾察隊，曾經領導過反對種族主義移民法、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運動而經常因參加Fas lane核子潛水艇基地門外的抗議隊伍而被逮捕。所以他們是在各種鬥爭中的一個積極因子，不是與它對立的因子。

    同樣地，意大利的重建共產黨、西班牙的聯合左派，至少就目前而論，都是鬥爭中的一個非常積極的因子。我同意格蘭姆西（Antonio Gransci）的話：政黨是“現代王子”。社會鬥爭總是努力尋找一個政治代表，而對於這一點，我們不能置之不理。這句話在今天的意義就是，我們不要試圖尋找一個可以躲在其中逃避國家干涉的、大多是神話似的自治空間，而要建立以反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左派聯合政黨，把鬥爭往前推進。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但是，有革命就建立不起來。

〔兆立譯自《國際觀點》2004年12月號總第3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