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建立新的国际主义

（2003年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通过）

王敬译

过去几年来, 我们巳经在许多国家见证到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大, 这些抵抗运动个别有很大区别, 但在连续发生的国际运动展开时滙聚。当世界贸易高峰会开始“新世纪会议”时，在西雅图的总动员，是近来最突出的一个例子。跟着是2000年其它的动员抵抗示威。这些斗争一般保持防守性质——抵抗全球化破坏的影响——但并没有一个有效的全球化的政治体制出路，可以代替当前统治的制度。但这些斗争也有有力的进攻性的方面，就是摈弃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及社会秩序，而坚持新的团结形式。诚然，工人及群众运动曾受到一连串严重的倒退及失败，这些影响仍然是很明确的，而且资产阶级继续进行打击。虽然如此，目前的局势已相对地比以前清楚改变了。

下面的决议，基本上并非分析整个民主的、或目前群众抵抗在国际主义范围团结运动的斗争，而是针对分析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造成的条件，及其影响新的战斗性国际主义的兴起所形成的障碍，与在这估计下可能提供给我们发展的机会。决议是要澄清在目前局势下可能出现的新因素，或者在今日如何重构过去的问题，由此让我们作更好的准备，积极进行国际主义复兴的工作。由此产生的一些政治问题，包括我们的任务或我们纲领的性质，都在分析的过程中分别在各章节提出讨论。最后的部份祗是简单扼要地重提这些政治或纲领问题，而不对问题作有系统的总结性分析。

1980年代，国际主义观念除了在极少数活动份子的圈子之外，已大大失去影响力了。这是由于一连串不同的原因：从强大官僚国家(莫斯科、北京等)利益出发，对国际主义斗争的操纵；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没有能力对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所需要的团结作有效的响应，因而这些斗争孤立而受到阻碍，致成为严重恶化的力量对比关系的首批牺牲者；同样，北半球工人阶级经历连续退却及失败，怀疑社会主义有效性的信心危机，工会组织明显衰退，等等。

在苏联集团瓦解后，国际主义观念被眨到最低点。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反攻则达到了最高峰。但过去数年来，国际主义的复兴是很明显地可察觉到的。假如这变化加深发展，就可能使团结运动重获它的政治动力，重建一个根本的另类选择，尽管这一复兴目前仍然在早期退却及失败的阴影中、且还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的性质，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作用的深刻影响。

这两个事实——前一时期遗留下来的，及目前时期的特征——与其它问题一样，为了了解推动国际主义实践的困难，必须要全部考虑。但分析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它所导致的抵抗的同时，使我们认识到，今天建立一个国际主义的计划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国际主义前途的危机，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恶化至1990年代初。在这方面不祗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的及斯大林主义的工人运动，且也包括当时激进的反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都很大地减少了。非官方组织以往是引人注目的活动中心，但许多已经失去原来的激进主义，变成了制度化及愈来愈依靠官方或半官方的资金支持。

与第三世界人民团结的感情仍然是活生生的因素，但已相对地变得非政治性了。由此造成落伍的观念，让帝国主义列强在紧急人道救援的掩蔽下去操纵。除了很少的例外，国际团结前途的抉择已不再被清楚地、自觉地理解为是包含在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斗争范围之内的。

的确，进步的运动及国际的团结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点是必须强调的。有些动员甚至于很广阔，像1989年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时的反对第三世界负债的运动。但整个来说，这些运动已变得更局部化，和经常丧失政治的目标(特别是丧失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具有革命自觉的特征)。这样破碎分裂的状况，是我们今天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一定要克服的。

前一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却不是完全单方面的。斯大林主义的包袱多已被抛开了。今天，工人、民众及革命运动比前更加清楚对民主的需要。假如社会力量关系有所改进，社会主义的主张及真正的国际主义是较容易进行的。至少我们可以着手开始在非官方组织的、有战斗性进步的部份所积累的丰富新经验里，找到重新思考的问题，例如关于发展的问题。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为政治庇护权及保卫移民的斗争，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整代人。妇女运动能够积极的组成在世界范围的网络，使她们的解放斗争，有适切的国际影响。同样，今天同性恋运动也如此。最后，对生态环境危机的新观念及对全球各地亘为影响的新理解，也打开了活动的广阔领域，激起广大的民众对“地球”的意识。

从现在起，上述所有方面必须成为新的国际主义的基本组成部份。

从国际团结的观点看来，成为最近期间最显著特点的，就是抵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所占的中心地位，及多类型不同形式的抵抗的滙聚。这个中心地位和多种力量的滙聚，可大致解释是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影响的性质及所牵涉的范围，使社会生活中的每一层面都感到痛苦。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世界市场的重建及资本国际化的新阶段。它首先表现在经济范围方面：财经部门自主权增长，资本运作及贸易激烈但不平衡(以南半球作牺牲)的自由化。各类型大企业的合并，竞争扩大、管制解除、私有化等等。但是，全球化不仅祗是在贸易、工业及财经方面实行。

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加深了社会的变化：首先就是最低层阶级，被置于日增的无保障及分化、涣散的暴虐过程；其次，在统治阶级本身，多个传统的组成部份的资产阶级及上层人物，也被削弱及边缘化了。全球化正在重整北半球统治南半球的模式，促进地球空间的重新改组。不平衡地巩固三个帝国主义组合核心的边缘地区，和可能放弃更广大地区让其崩解，这是为了改造政治决策的支配机构，使整个权力中心起到新的平衡作用，不管是在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国家的、地区的或国际的作用。如此，就赋予了战后期间建立的世界机构有新任务。实质上，资本主义全球化需要建立一个在国际平面上和在许多国家中资产阶级统治稳定的新模式。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新自由主义的秩序，就是要将社会生活的整个部份置于市场及跨国公司的独裁控制内，把目前社会生活的小部份仍未受控制的部份纳入其控制内。同样，在有竞争权的名义下，将国家政策及施行范围尽量限制，减少国家严格管制的条例，同时允许大跨国公司、财经及工业寡头卖主的垄断，有史无前例的行动及决策的自由。国家仍然继续起重要作用——特别在世界舞台和涉及强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事务。然而新自由主义现在已大大地减轻(包括通过法律规章)资产阶级依赖其正常的统治系统，及基于主要再分配机构的社会政治规则，认为是破坏了竞争权。这些统治的模式(欧洲的社会妥协，非洲的保护国，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亚洲的中央集权等等)仍然证明其用途，是允许目前的政权得以巩固其社会根基，及打击任何突然兴起的群众斗争。

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使世界各地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制度、政治及文化的领域上发生基本的影响。这固然表现出在重新改组过程中的资本主义，还有强大与万能的力量，但同样也显示出它主要的致命弱点：它的每一扩张，客观上都造成了全世界各种形式的抵抗，且由于共同命运，在进行中的各战斗领域之间已促进前所未有的连系。

正式决策权愈来愈远离民选的机构(包括在西方国家)及实际上限制重新分配政策，使新自由主义的秩序显出其阶级独裁的最粗暴的形式。这是它的第二个致命的弱点。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它不但不能再声称有选举授权的民主合法性，也不能从减低不平等获得社会的合法性。

和其它资产阶级统治模式一样，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稳定，是基于被剥削及受压迫群众的消极与分化(因而是无权)，这就说明了它的意识形态攻势，为什么暴力地宣称没有另外的出路，没有希望可以改变现制度。这也说明它的对社会攻势为什么如此粗暴，目的不仅要保证持有产权者从剥削剩余劳动取得利润，而且要阻止新形式团结的组成，及瓦解旧形式的团结(特别包括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制度)，这种措施是以现代化的名义为借口的。于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便将整个社会结构分裂，使得低下层人民的生活更加朝不保夕。社会没有普遍的安全，而且取消过去斗争所赢得的集体谈判权，代替它的是不健全的所谓“安全网”；与特定的、局部的及私有形式的慈善救济分而治之：资本家的论述是使失业者对抗雇佣劳动者，私营部门对抗公有部门，女工对抗男工，青年或移民对抗成年人或土生本地人劳工，将世界变成所有人在亘相对抗的竞争中。

资本的进攻是猛烈惊人的，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也产生抗体，并直接造成新形式的团结。市场秩序企图支配社会每一部门，由此给予社会及民主斗争中横向的各部门滙聚的基础。各地同样的制度推行同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产生国际上的滙聚的抵抗运动的基础。

分裂还是统一：那一方将占优势？取得团结一致的成功或失败，将大大决定明天的战斗是否得到胜利或遭到失败。

在前一段期间，国际间的团结一致是局部的消失了，且相对的失去了政治的目标。这是由于工会运动组织的削弱，及工人阶级遭到失败的影响所造成。但今天面对新自由主义残暴的进攻，社会问题重新造成抵抗的增强，比以前占更重要的地位，包括在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这并非是低估民主、文化、妇女或环保斗争的特别重要性；而是能够有效的保证一般民众各种斗争的根基，及策划这些领域动员的推动力。

最近资本在世界平面的重新改组，及其首次危机(1997-1998)的影响，开启了新领域的斗争(争取环保及食物安全，反对财经投机及对市场的垄断)，或增加其重要性(反对世贸组织)，或改变运作的环境(民族斗争)，与重新提出斗争内容(要求民主及人权)。当前最重要的是了解如何去推动这些运动。

如果我们观察对全球化经济及金融体制政策的抵抗，斗争的动力有时期上的变迁。这些斗争最近在事实上(经常是1990年代后期)发展了新的面向。

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世界负债的斗争，在1980年代后期曾有一段长时间的黯淡。当1999年科隆动员，2000年不还债运动(南半球2000年不还债运动是激进之一翼)，及巴西几个省份联合拒绝偿还债务时，则突如其来地复苏。跟随1997-98的金融危机，社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计划的抵抗，便从南韩扩展至拉丁美洲。

多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极力将极端新自由主义的多边投资协议分别谈判；1998年仅数月，就显示了国际农产市场(MAI)造成了北美和西欧的民主丑闻。同样在1998年，反对金融投机及市场垄断达到前所未有的强烈，ATTAC（征金融交易税援助平民协会）的基层运动，特别是在法国，所造成的政治动力有可观的增长。

对南半球国家不公平交换的批评及要求公平的贸易，已不再祗限于激进份子的网络。乌拉圭谈判(Uruguay Round)的结果是世贸建立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示威。五年后的西雅图世贸会议，却激发了主要的动员(在美国及其它一些国家)，由此引起了国际的反响。

这些发展，见证了在一段时期新自由主义所坚持的观念已经衰微，且由于不平等增加，市场垄断及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社会模式高危的竞争，形成了反叛的情绪。拒绝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首先在某些特别的国家有突出的表现——如1995年11至12月法国公营机构的罢工，或1997年1月南韩私营机构的罢工——每一个国家的斗争都引起了很显著的国际响应。

最近几年来，全球各地很快且接连地发生这类的抗争: 1996年墨西哥萨帕达游击队号召在恰柏斯(Chiapas)举行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星际集会(Intergalactic Gathering)；1999年由ATTAC在法国圣但尼斯发动的国际集会；在科隆召开的2000年不还债运动纪念集会；以及最后，特别是由美国「大众市民」及劳联——产联组织的西雅图示威抗议。因此，群起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市场的垄断，迅速明确显示其团结一致及国际主义潜力。当然，为了塑造及充实这个国际主义复兴，我们还要走长远的路。但是这样的动力已经在运转，现在有可能从这基础向前推动了。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没有造成一个同一的国际经济空间。相反的，它趋于加强层级统治的特性。债务使得第三世界变成民穷财尽的国家，是首先的受害者：跨国公司在南半球基地的增长突然中断；本国市场被迫作单方面的开放；国内农产品受到加速的破坏。第三世界更沦为次要的科技地位，和工业及财政的重新殖民地化。帝国主义的支配统治仍然继续。

政治空间的重新改组也是同样的真确。地域的控制及影响范围，行政的稳定，都对过去世界力量关系对比起重要的作用。这是殖民时代传下来的遗产，也是造成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或东西方阵营之间冲突的直接结果。随着革命的受挫及苏联集团的瓦解，这种作用已失去重要性，至少，在这地球上还没有直接融合三个占支配的帝国主义轴心(北美，西欧及日本)的边缘地区是如此。一些社会是可能真正的崩解，如在中非洲一样，而国际统治阶级不感到他们的利益因此受到威胁；至少在目前，私人雇佣军多少还可以保证他们对当地资源贪欲的享用权利。

因此，目前和南半球人民团结一致的任务，比以前更为迫切，以扭转第三世界危机往往没有为北方人民所感到的局面。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将整个社会结构（包括帝国主义的中心）的破坏、边缘化及动揺。在北半球许多人无家可归，在南半球则没有土地。而各地都发生失业及无证件者流落的现象。

今日仍然需要而且有可能联合北半球与南半球，按传统的团结组成共同的抵抗阵线。由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展开的政策，南北两方面都感到面对共同的命运。

工会运动面对1990年代及全球化的进攻，在每一领域——组织上、行动上及政治上——都变得很弱。除了国际贸易秘书处( ITSes)算是例外，工运当资本主义在每一国家造成前所未有的工人彼此互相直接竞争时，证明没有能力去协调国际平面的行动。除了很少的例外，在同一跨国公司组成一个工人组织——这是一项基本的任务，也是急需的——仍然停留在萌芽的甚至不存在的阶段。

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家仍能够在自由市场的名义下实行其反攻。工资所占部份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是显著的降低，增加的是属于股东的利润。就业权及工会组织权，包括西欧国家在内，已受到严重打击。这原是受到在集体谈判的协议及条例所保障的。工会的社会基层陷于混乱的状态，这是由于工业及第三产业重新调整和正在进行的劳工组织改革造成的，其目的是促进新科技应用，其社会目标是加强阶级统治。

因此，工会运动普遍面对双重的危机：一方面，工会已大致失去代表工人对雇主及厰方谈判的传统作用(自从资本家背弃其前期重新分配政策以来便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工会的影响事实上已经减少，今日经常祗限于昔日的堡垒——一般是公共部门，或者最大的私营公司(特别是金属工业)。

今天这问题是如此严重，简单的将目前工会运动重新转变方针是不能解决的。资本主义进行重新改组，工人运动也必需跟随作全面的改组。工会本身同时必须要国际化(最终的或者再次地国际化)；重新与工人讨论对话，及确保民主地参与日常基本事务及斗争；积极促进妇女的作用及其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重新争取对少数族裔及移民的影响；组织或协助组织临时工及失业者；争取在工人阶级及整个社会的影响；以及真正加强为其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由此重获政治的能力，去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方向，提出全球性的出路。

至少在某些国家(如法国、美国、南韩及挪威)，在过去十年或最近几年来，部份的工会运动与失业人民行动能力和组织已显示重新兴起。但这有希望的发展仍然是缓慢的、不平衡及局部的。面对工会官僚在国际上的行动，许多工作仍需进行，去帮助建立(特别在南方及东方)激进的、独立的工会，及在协调机构带来新的生命(例如欧洲劳动议会)。

为了进行全面的改革，真正的重建，克服分歧及恢复工人阶级有效的斗争能力，工会运动必须开始特别着重其本身的深度民主化，更有系统地连结基层，与社会运动的各方面联合一致斗争。

农业是在最近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特别发生重大改变的一个部门，开始是综合农业企业的发展，然后是基因改造粮食。这转变约在30年前开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关税及贸易总协议给予世界贸易组织一项主要的权力，就是执行全球的整个农业遵守新自由主义市场规则。但这一大资本的进攻正带来强烈的抵抗，农民生存受到威胁，迫于参与社会多方面的群众滙聚去进行抵抗。

保卫农民农业的斗争，很明显地，其政治的含义在今日与过去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当前时代主要特性之一。长久以来，这问题的重要性是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才理解到。但即使如此，农民的抵抗往往被解释为纯粹防卫性的。现在这斗争普遍地是更清楚表现到：即使在多数人口是城市人口的工业化国家，也变得极其重要；它提供了更清楚与资本主义综合农业企业经营不同的社会的前景。

资本主义的综合农业企业的发展，造成灾害的后果，牵涉的不仅是农业的生产范围，它影响到消费(食物的品质)、环境(水及土壤质量)、及生态平衡(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物圈的影响)，农村的发展(自然景观；维持人口水平及乡村的公共服务)、就业(农村人口因失业而大批外流)、文化(日常饮食习惯的同一化)及帝国主义统治机构(第三世界依赖食物的输入)。

结果，农业工人或农民的组织(如巴西的MST无地农民运动、法国的农民联盟等)，能够重新卷入改变社会的全球性斗争，与雇佣劳动者的工会及其它社会运动结合一起。南方与北方农民(特别通过「全球农民组织」的成立)的战斗性合作已经形成。消费者的权益保障运动和农民保卫农业之间的合作，在为食物安全的共同斗争中，已经加强。

新自由主义统治的模式，依赖于社会运动的分裂，较多于把各运动收编在一起，它增加所有形式(阶级、性别、社区，地区等等) 的不平等，加剧压迫，激起极端反动观念的复兴或加强。妇女受到了这些倒退措施的严重影响。

因此，妇女是首先工作没有保障的受害者。甚至在一些国家，妇女以往直接斗争而获得的工作权也被冲击。妇女在家庭和社区中负担的责任，也受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另一重大打击：有系统的社会不稳定，远超过就业的不稳定。宗教原教旨主义在某些国家的复活(如阿富汗)，造成妇女的悲剧；但即使在世界其它各地，反动观念也打击妇女的尊严及基本权利，如公民权、选择权及保健权(包括避孕及堕胎；南半球有些国家的妇女，在人口控制的名义下，被强迫进行绝育手术)。

妇女解放的斗争，因此是愈来愈迫切，仍然是整个为权利平等及改变社会斗争的交叉点。面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斗争的国际性程度是更加显著，例如2000年妇女组织的全球游行示威所显示的，证明反父权统治、及反资本主义制度双重斗争的深广程度，这和组织国际妇女运动的进步是一致的。

流动性的移民，多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需要，及统治制度混乱(如战争及饥荒)的影响所决定。移民的处境在历史上，在不同的时代有各方面的区别。新自由主义秩序制造的移民命运的象征是特别的显著: 没有证件的移民，没有权利的妇女，被迫在企业被剥削剩余劳动，或者作家庭佣工，虽然她们在本国曾受良好教育。还有甚么比这以普遍不安定为目标的制度更有象征标志呢？

在其它历史情况下的移民，不管遭遇到什么困难，他们还能在居留的国家找到位置，以及有希望的前途。今天任何这种希望已经消失了。他们经常生活在极不稳定的情况下，继续支持他们的家庭，失业及贫穷的威胁不断出现；在他们原来的国家，移民的滙款是主要经济来源，可能使危机松缓而避免导致不可救治的社会崩解。我们看到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以移民作人的牺牲的。

移民已经展开他们被迫要秘密生存的斗争，要求被承认，要求合法居留权。他们能够号召重要的团结运动，和在许多欧洲国家获到可观的局部的胜利。他们已经展开了一条为尊严、平等及团结而共同战斗的新阵线。

青年人的将来前途，今天比他们的父母辈更加不稳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局势急剧改变，及目前时期倒退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当提到就业及社会保障，这种说法就很明显的真实；但人人均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即使在世界许多受教育的权利似乎已经确定地建立起来的国家，也渐被侵蚀。

从流动性方面来说，这情况在各国及各阶层间有极大的差异。在很多情形下，青年人，至少在某些程度上，是消费主义观念、个人的竞争、电子及股票市场的“现代状态”等意识形态征服的首批受害者。但是，仍有文艺及社会的抗拒统治的意识，显著的是通过音乐(如Rap)。不少国家在政治上较活跃的青少年，已经发明新形式的斗争，例如英国的「夺回街头权利」，或美国的「直接行动」。

今日，青年为他们的权利及前途的斗争，特别是他们同代人的经验，会更为重要。他们需要发展具体的、国际性协调的团结一致形式。

对生态保护斗争遇到甚么是最大困难的认识，过去30年来有极大的变迁。环境生态危机对社会的影响，已逐渐结合在生态保护者的想象中，因而唤起了真正的政治生态保护。危害的严重，现在已被群众及进步的运动更清楚地了解。首先，是牵涉到大型基建计划的地方(如巨型水坝)，及所有能源领域(核能、温室效应)，和交通运输(城市空气污染，能源成本)，及最近农业企业经营(基因改造生物；疯牛病；过量使用抗生素；水污染等)。极其重要的灾害影响，已由气候突然改变的威胁得到最好的证明。

细察生态环境的危机及其积累的全球性的问题，导致对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主张的激烈批评，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提升的想象，及市场的盲目机制。要考虑对生态环境的约束，如同考虑对社会需要一样，就要求经济政策能够在长期间及极长期间在国际范围内是可行的。这完全与自由市场的教条，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协议全力保卫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教条相抵触。这就是新的关键性要求的基础，当前国际主义政纲的主要成份：生态环境的安全。

“世界是非卖品”；西雅图会议的反世贸协议，动员的口号说明了最近广大公众的意见，不再祗满足于对一些特别政策的挑战，而是宣布全部反对被称为全球适用的市场规律。可是，这自觉性祗是“反制度”及“一个世界的国际主义者”，未必是反资本主义的，尤其是在缺乏真确可信的社会主义出路的条件下。因此，它有可能被“人道的帝国主义”观念所操纵，也可能采取一种退却的政治现实主义，这里同样是缺乏可行的出路，但终归是培植了真正反叛及抵抗的潜力。

当代对市场规律的批判说到了根本的问题，事实上，拒绝金钱至上及降低人类关系的个人竞争精神——它造成孤立和增加不平等(在性别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国家之间等等)；了解到获得利润的疯狂竞赛造成生态环境的致命危机；确定政治考虑与公民权利高于商人的权利。

今日对市场规律的拒绝，牵涉到的是民主问题较多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但这民主的要求，也关系到公民的人人平等，更加是进步的。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趋向，把资产阶级民主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也去掉了。从选举产生的议会，允许其本身的权力被剥夺，去符合不是由选举产生的、或者不是对选民负责的机构的利益；法律也被用来迁就商业与金融的规律。

问题与其说是有关国家主权，不如说是民主及人民的主权，不管它是表现在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集团式的国际机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到任何方面成了问题（医疗护理或教育、社会保障、或生态环境安全、发展模式等可能作出的政治选择都成了问题。

1997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观念已大大失去其霸权。它的控制已经放松很多。全球化模式已经发生过几次重大危机(所谓亚洲金融危机，继而是俄国、巴西及美国的退休金恐慌)。最近股票市场的高涨情绪，并不能消解人民的记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影响力，在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崩溃后已大为减低；世界贸易组织受到西雅图挫折的影响，也每况愈下。

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最近已加深，甚至于受到第三世界统治者的抵抗(西雅图会议时发生的事件就是见证)。上层的分化，下层的动员: 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互相配合的局势。但为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社会及进步运动必须成功地保留运动的政治独立性。

欧盟希望在抵抗美国名义的旗帜下，联合所有进步的及第三世界的运动。但它欲寻求建立的“欧洲力量”，絶不是一个向南方和东方开放的团结的欧洲社会。北半球部份的资产阶级（特别包括极右的倾向，或者保守右派极端倾向的保护主义者）主张“国家撤退”的保护主义政策，也是如此。工人运动必须提出与此相对立的国际主义、非民族主义，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选择。

第三世界国家的极权及独裁政制或政党，采取管制资本流通措施，例如在马来西亚，企图以抵抗国际货币基金规定的名义去抑制进步的运动。但对我们来说，反帝国主义的抵抗，必须仍然是不能避免地与民主的社会斗争相连系的。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促进市场领域的扩张，造成了新的质的跳跃。最近市场的扩张，针对根除第三世界仍留下用以维持生存的农业，由此危及到整个社会，使之贫穷化及瓦解。同时，它使文化创造的基本想象变得仅是商业的活动，与其它各种活动一样，必须符合于自由贸易的规则和资本主义的财产法律——文化多元性不仅被破坏，而且还被不平等的竞争所压倒；文艺产品出售后，购买者的意向随时可以转变，而无须要顾虑到创作者的权利。人受市场规律的支配，也可以从色情企业在国际上的增长，及半奴工新形式的出现表现出来。

生存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如水，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逐渐被私有化了。在发展生物科技和基因科技的名义下，市场制度甚至于要求对活着的微生物有专利权，这就是说，前所未有的私有化程序的实施，是为了跨国公司的利益。结果，不仅特别威胁到整个人类文化，也威胁到社会及生态环境的安全。

在这情况下，广大的反对者阵营已经出现。带来各种社会抵抗的形式；它们更频密更紧迫地提出，要求搁置基因改造生物的生产，要求搁置新一轮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等等。这显示了一个新的双重觉悟：严重性与事件发展的速度已达到了危急关头。每一个要求的暂时搁置都会抑制市场的前进，目的是要给予时间，面对经济利益的独裁造成无可补救之前，使民主要求更强有力。虽然这主要是保卫性的，但这要求也容许在进步的反攻中形成。

苏联集团崩溃之后，华盛顿就宣布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开始了。这并没有停止战争的进行，也没有消除核子武器的威胁。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无秩序，引起国际及地区性的冲突。

在这市场全球化的时代，帝国主义的统治关系并没有消失；它比以前更加影响到全球制度的不平等。因此南方国家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是如以往一样至关重要。国与国间及地区间的不平等，在世界每一部份连续发生。这可能促成国家间紧张局面的恢复，也可能成为许多国家及地区的基本要求。人民有权通过民主原则决定自己命运，以至享有自治权，都是要肯定的。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及地区的要求，不管怎样合乎法理，都可能导致族群间的冲突，甚至引起“种族清洗”。首先，这些要求并不如以往般带有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前景的性质，可以保证团结及普遍性。其次，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减少人民作为公民享有言论结社等政治权利的作用及影响，没有这种政治空间，则彼此权利的互相尊重了解及确定将来的团结就变得特别困难。

同样地，在列强当中，至少在世界上某些地区而言，吞并领土已变成没有那么重要，可是，控制交通运输路线及系统，攫取自然资源和市场及劳工供应，仍然是最基本的。国家的军事力量正如过去一样，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美国使用其优越的军力，便是很好的证明。因此欧盟要寻求统一其军力及挽救在这方面的落后。至于强大国家(如美国及法国)拒绝参加开始进行的核子裁军及停止军火现代化的同时，也重新发动世界的军备竞赛；巴基斯坦及印度也在继续进行核子武器试验。

帝国主义的干涉，今天是隐藏在人道立场的紧急措施背后的。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例子。然而，跟随这战争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50周年申明在东欧(及东欧以外的亚洲) 的战略野心，再次确定其在全世界有采取行动的权利。如果有需要会独立地不受联合国约束。结果，各大强国（华盛顿、莫斯科及北京）之间紧张局势继续存在。今天看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军事部门，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经济领域一样。

近年来，反战运动的削弱，是国际主义动员的主要障碍。这种弱化必须要立刻克服：要加强废除核子武器的斗争，如今天巴基斯坦及印度的运动和世界性的「2000网络」联合进行的斗争；重新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包括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重新将解决民族与地区问题置于社会主义前途之内，走向一个团结及社会变革的前途。如此，才可以阻止地区间冲突的增长，及永远消灭种族清洗的阴魂。

自1970年代开始，美国及英国在列根和戴卓尔夫人的政制下，新自由主义计划真正能够宣布对整个宇宙的野心，祗是在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后、苏联集团解体时才确立，令到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大声叫喊“从现在起，我们是世界性的”。20世纪最后的十年期间，新的世界秩序已有力地部署，那是以牺牲工人阶级及社会低层为代价的。但社会的抵抗仍阻慢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自1997-98年以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验到首次大规模的危机，显示了新统治方式出现的特别矛盾及强大经济国家间的严重分歧的加深。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给所有社会及民主的斗争带来新的框架。自从90年代中以来，意识的提高，尽管不平衡，却是可察觉的。最初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已带来普遍对市场垄断的批判，对社会危机影响的理解，及走向全球性出路的愿望 ——甚至一个“自发的反资本主义”—— 尽管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往往并不怀疑，但抵抗斗争已获得了显著的国际性。

当前时期，可以说是意识及政治分水岭的转折点正开始。由于在工人运动遭遇到意识形态危机（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经验的冲击），资本主义的秩序仍然是占上风。资本主义甚至以现代及进步的观念去装饰本身，引用“新科技”支持这论据。已发展国家的青年阶层易受影响；但在资本主义要求和经济效益的名义下，事实上促成社会倒退，于是这些进步的托辞也被削弱了。

同样地，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同谋关系，特别在西欧，让资产阶级能够削弱工会行动在许多国家的传统基地 (就业权及工资保障，失业救济及房屋，医疗保险及退休金等本是可以指望的)。这意思就是说，从现在起，保卫过去争取到的权利及满足基本的需求，必须采取更直接反资本主义的特点。

新世界秩序的合理性，证明在社会上及地理上是有限度和有疑问的。鉴于这制度不能够提供一个协调的发展模式(特别在南半球当地社会分裂起支配作用)，不能够履行对东欧国家的保证(过渡到资本主义造成大多数人民陷于被剥夺社会保障的恶劣窘境)，不能够消除生态环境矛盾的增长(在能源、环境污染、食物安全等方面暴露出来)，不能够响应工人的期望，包括在最先进的国家也是如此(就业权及社会保障等)。

在目前经常出现人民及公民的斗争的国际间联系，是由于抵抗新自由主义政策及金融或经济机构(反对第三世界债务，反对市场垄断，反对结构调整，反对不平等交换等)的联络网所协调的。这些滙流发生在成功的主要集会(西雅图是其中之一)，但尚未能够发展成为持续的、协调的机构。这联系已经可能（及必需的）造成各流派间持久的相互影响。这些流派和我们一样，是为解散新自由主义秩序(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而斗争，为建立一个不同性质的出路；它们也有激进的目标，就是要彻底改革这些机构。

更一般地说，我们的任务是为激进的左派发展出一个短期的综合纲领，和重新阐明社会主义的出路。基本的目标是发展由市民管治的中心主题，及由此推出反对生产工具私有财产。但我们必须尊重各方使用的方法和目标: 我们的计划是创造一个以人人都能够有适当生活作先决条件的社会；我们的政治纲领就是要表明：要剥夺私有财产权才能达成这目的。然而我们并非以我们的立场作为参加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斗争的先决条件。

在最近将来，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国际间的团结抵抗运动网络。因为这提供可能恢复集中行动的架构，及促进新的国际主义社会与公民运动形成。

反对新自由主义秩序各种不同形式抵抗的团结过程，是可以通过多种纲领性的轴心加强的，包括：

——面对目前资本主义特别庇护的不平等及贫穷的增长，必须重申社会平等的目标。男女平等是这方面的主要考验。保证全体的权利，从最低工资开始，是所有社会进步安定的基石。在一个民主的社会，赋税必须是重新分配财富的和提供社会基金的方法。传统的农业必须给予协助，使其稳定发展和逐渐改进(类如基础结构，（信贷与保证价格)。每一措施的要点，就是将平等的目标置于追求利润之前。

- ——世界经济必须在合理的基础上重新改组。自由贸易的狂热必须放弃，代替的是重申国家控制如何，加入世界市场和组织地区合作。债务实际上己多次付还，它们必须取消；相反的，帝国主义国家必须以转让科技和保持持续发展，去偿付它们对其他国家的生态环境欠债，这要求使能源和农业政策，在世界平面互相协调。

- ——资本主义中断了社会权利的发展，抑制科技进步发挥其自身的潜力，并将主要社会及生态的选择，局限于狭窄的在簿记上显示的利润。相反地，新增加的生产力应该用在社会方面。减少每周工作时间是回复到新的全部就业的最直接方法，扩大休闲时间及实现转向非生产性的发展；扩充社会保障及管理公共服务，是通过尽可能与使用者关连的途径建立的机构。这样，社会需要才能以非市场化的手段来满足。

- ——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失去控制的金融部门，使科技的进步变成为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灾祸。为了让其它的标准和路向得以存在，必定要强加于市场的自然运作之上。但这取向提出了财产问题；财产问题要从活生生经验的基础中再作具体的说明。金融部门将利润私有化，而将损失社会化，根本是以经济的不稳定为代价的。作为紧急情况下实行的措施(例如在墨西哥及日本)将银行国有化，是格外重要的议事日程。坚持满足基本需要，要求质素安全，反贪污斗争，都可能要强调要求将交通(例如英国的铁路和油船)、食物、水和电力国有化或重新国有化。这就是将资本主义增长的模式与另一发展出路的观念相对照，主要目标是要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的社会需要，同时有效地考虑到生态环境及限制将主要关系到人类的将来。

全球化运动抵抗的成熟过程，是伴随着走向必需的、新的社会和组织性运动的协调，社会运动(工会及其它草根阶层运动)已逐渐地再度成为动员及强大国际行动的中心发动者——在过长时期失去其中心重要性之后。这样的新平衡，提供给进步的非官方组织(不管是发展问题环境保护或人道主义行动的工作)新的机会去补足社会的根基；发展整个政治远景和积极抵抗制度化(这变化过程已经破坏了许多非官方组织的独立性)。

对国际斗争提供凝聚性及持久性的推动力，今日必须重新创造一个全球的另一出路以对抗不平等、高度竞争、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建立这样的全球性出路，祗能建基于目前群众经验及民主运动，和它们表达的社会、环境保护、政治等需要。

这必须要求进步的及革命的政党作出极大的努力，能够贡献增强运动的团结斗争和集体思想的能力；能够对20世纪历史有清楚明白的解释，重新掌握过去及现在斗争的连系；能够将生气灌输入新的、激进的、民主的国际主义；能够恢复反对资本主义出路的可信性有效性，及提供重新建立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的纲领基础；总之，为了重建社会主义的计划，必须依靠自发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进步的及革命的政党在国际上协调合作的能力，今日仍停留在很弱的阶段。在世界一些地区获得新的发展是可见到的(如1998年在悉尼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团结会议，及往后一个时期的表现) 但在拉丁美洲的圣保罗论坛开始的动力则早耗尽了；在西欧由于长期间缺乏政党的带头作用，显示在这方面仍没有达到较持久性的成功。不过，现在愈加紧急的需要一个比目前已存在的更广大的多个政党组成的国际。第四国际各国组织必须积极努力于国际主义的复兴，责任非常重大。

使人与人在世界市场上彼此互相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的根基，亦是为工人组织提供国际形式的根基(这样客观的根基也许是首次出现的)。事实上，这是唯一能抵抗全球化影响和有效的斗争道路，也是主要的保证，使之能够抵抗反动势力回复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愈来愈多急速发动的绝望性野蛮战争。

虽然世界各地或不同的社会部门的情况仍然很不平衡，国际团结的新体系已真正产生。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秩序与跨国公司及大银行的规则的不同形式的联合，事实上已经产生。新组织形式的出现，是由有关的不同组织网络间经常的合作促成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债务、及结构调整、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商品化等斗争)。近年来连续举行的集会，是动力积累的开始，集会上交换经验，阐明共同追求的目标，发展共同纲领与行动计划；继续这过程，我们就能够考验新的正在萌芽的国际主义形式，它们带有不可避免的各种差异，我们可从中辨别出最适当的、能导致建立更广大滙流的抵抗团体，表达社会运动的激进主义，及磨炼出对抗目前统治制度的各种出路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