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健事业的衰退
米高．施礼伯
当03年沙士（非典）疫潮在中国爆发时，报道说该国许多地区的恐慌在散播着。有些居民在道路上竪立障碍物（街垒），试图禁止外间的人进入，可能因为会替他们的邻居和村庄带来病患。
部份地区，尤其是在农村，由于害怕医药设备不能够应付这种疾病，恐慌便如火上加油。近年来，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的改革，巳经破坏了保健卫生，而诊费的剧增又剥夺了许多穷人就诊治疗的权利。
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政府起初拖延处理这种传染病，企图掩盖事实而不及早通传病例，致使疫情加剧而失去控制。世界卫生组织请求派出传染病专家，到广东省发生第一个病例的地方去，却遭到断然拒絶。
到四月底，在几个官员包括北京市长在内，因为他们掩盖疫情而渎职、受到一连串批评指责之后，政府迅速地增加反沙士的预防措施，但是，到那时候，这种传染病巳经蔓延得非常可怕了。
这种情况，重复了早期中国当局有效地同艾滋病战斗的失败——甚至攻击艾滋病人。这种情况，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过去几年中，就任由艾滋病病毒传播，致使150万中国公民患上艾滋病。来自中国中部地区河南省的报告所描述的，在那个农村有超过一半的居民巳经因艾滋病而死亡，或者趋于死亡。
随着1949年革命的胜利，中国在卫生保健方面取得了大进展。一个个大的卫生诊所，在县里和城市中心医院建立起来了。这种医疗制度依靠“赤脚医生”的网络，把保健的照顾带到每个家庭，甚至最贫穷落后的地区。
所要强调的，就是布置预防要做的事情；例如，全体居民被大量地动员起来，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去消灭老鼠、苍蝇、蚊子、和其它害虫。重要的工作是消灭环境的公害，完成和改善水的质量，像在计划的，如污染河道的人粪的处理等。健康的改进是联系实际的，那就必须人人有工作，粮食要输送给五谷失收的灾区，和提高教育水平。
卫生运动的结果，像霍乱、鼠疫、伤寒和腥红热这些传染病，差不多被连根抜掉了。据报道：到20世纪60年代，梅毒性病被消灭了。在中国，人均寿命从50年代的32岁，到达了1994年的71岁。
不幸的是中国不再组织群众，以组成特定任务式的卫生运动。经济的增长—建造工厂、道路，水垻—巳经被放在健康保健和预防之上。更有甚者，减少政府资金，在许多地区巳经削弱了卫生设备和反污染的措施。
据六月五日中国环境保护局的报道：国家的七条主要河流，有一半以上的流域被工业、农场和家庭污水所污染。三分之二的城市空气受到污染。有些疾病涉及到公共卫生——像肺结核、钩虫病、肝炎、疟疾、痢疾——仍然是继续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大多数的卫生保健对病人从来就不是免费的——虽然在其它的工人国家巳经实行免费了（像现在的古巴和直到最近的越南）。
可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的80%不得不从他们自己的口袋里支付医药费。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则为他们的雇员付给费用，并且有时候也为工人的家庭支付。同样地，许多工人都属于政府的保险计划范围。
在农村地区，农业公社倡议的合作医疗，涵盖农村人口的80%到90%，总共达到国家卫生支出的大约20%。
到1993年，这种情况急激地改变了。公社巳经解散，卫生计划在农村覆盖的人口不到10%，而中国的卫生经费只不过占财政支出的2%。现在，中国的私人家庭不得不负担全国性支出的42%。
在城市，政府曾经试图通过特许11家保险公司推行美国式的经营保险计划。约有40%到50%的城市居民，仍然没有医药保险。
近年来，政府花费在卫生设施上的费用巳经大幅度地降低。因为诊所争相增加资金以便维持经营，收取更高的治疗和医药费用，使比较贫穷的地区的服务恶化，已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一个县的病防站，他们自己的预算需要提高56%，而妇幼保健中心则需要提高67%。
重要性已从预防保健计划转移到医治服务，因为后者能够产生更好的收入。诊所和医生同样地成为医药公司的猎物，这些公司给他们提供引诱物﹐要他们对它们的产品更多地采用，而且用更贵的品种。
既然卫生工作人员的工资，经常依靠诊所和医院的收入多少来提高，在农村大多数合资格的工作人员就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在那里他们能赚到更多的钱。这个事实，连同医药设备的日益减少和供应的短缺，巳经大大地恶化最贫穷的地区的保健，与此同时，费用却在猛涨。
研究表明，中国贫穷的农村人口要支付平均一次处方的医药费用，是他们每人日平均工资收入的二至五倍之间。许多人简直没钱服药，延误了病情，虽然服药是必需的，例如，对肺结核的治疗。199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平均一个医院准许入院留医，就花费了一个贫困家庭每年净收入的60%。严重的病能遗留给一个家庭的，只有赤贫。
简而言之，中国的卫生保健正在愈来愈成为趋向我们在美国所见到的那种模式——熟练的医生、现代化的医学设备和最新技术，一般地只是为那些能付得起医药费的病人服务。与此同时，贫穷的人活该受病苦。
中国的卫生保健与古巴的相比较是有教益的。尽管承认古巴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具有远不相同的问题，保持着相类似的东西。像中国一样，古巴随着1959年革命和后来成为工人国家，不得不实际上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有功能的卫生制度（许多医生巳经永久地移居美国迈阿密）。
然而，又像中国以前一样，古巴把它的重点放在预防保健方面。例如，在古巴超过9成的一岁儿童，全部地接种疫苗防止疾病，像肺结核、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和麻疹等。可是，她又不像中国，古巴广泛地提供卫生保健（包括送入医院治疗和牙科工作）全部免费。它的计划执行的结果，古巴的保健典型的统计数字接近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统计数字，而超过发展中国家。
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加强可耻的禁运和没有有利的贸易措施（由苏联从前所供给），古巴的保健制度处于压力之下。医院设有备用的常常不合用的医药巳被严格地定型配给。可是，不是削减支出和正如中国所做的那样实现私有化制度；而是增加它的卫生保健开支，在1989年到1996年之间超过了30%，古巴遭到了危机。
古巴的宪法清楚承认卫生保健是全体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政府的基本责任。这是理所当然的。实行追求利润的医疗制度就是自取灭亡，正如艾滋病传染正在世界范围内显示的那样。
期望中国的沙士病和艾滋病问题，会加强显示全国劳动人民需要彻底改变斯大林主义官僚的亲资本主义政策。
（青萍译自《社会主义行动》03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