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途与正道

六、中国大革命中的阶段论

和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于1927年7月间俄共（布）中央与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上为他的中国革命路线辩护，把中国革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革锋铓主要是指向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的”。“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即“武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数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现在中国革命正处在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它是会到来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4、15页）。斯大林这个三阶段论早已成了历史的笑柄，实在不值得一提了。历史的实践证明这个三阶段论是绝顶荒谬的，也是事后主观主义的历史机械论的绝好样板。在这里无需多花篇幅论证斯大林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推行的阶级妥协政策在实践中所遭遇的破产，只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说明问题了。正好与斯大林在莫斯科大谈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之时，被斯大林捧为“第二阶段”武汉时期革命左派领袖汪精卫却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正如同被斯大林捧为“第一阶段”的“革命领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流血事件一样。这两位被捧为“革命领袖”的人，（后者还被斯大林的联共（布）中央提名荣任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之一呢！）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都给了斯大林一掴响喨的耳光。

十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斯大林的荒谬的阶段论也已给了严肃的批判。1985年4月20日至29日，中共党史研究室和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全国第三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学术讨论会。会上60多位与会者指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共产国际、斯大林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和革命阶段的分析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著名的历史学家廖盖隆指出﹕“共产国际、斯大林轻视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的力量，而重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和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的力量，这就是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共产国际、斯大林把国民党视为中国“唯一民族革命集团”，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是“工农党”或“人民党”。因此，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用一切力量帮助国民党去取得领导权”，处处对国民党实行“妥协让步”。共产国际1926年12月的决议反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做领导工作”，“限制中共的活动范围”。共产国际、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而要“全力帮助国民党建设国民革命军”。斯大林根本没有提出过“要组织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于农民运动，共产国际、斯大林口头上说要发展农民运动，而实际上的指示却是“互相矛盾”的。廖盖隆还指出，斯大林的革命三阶段的说法是“主观武断从俄国革命经验搬来的”（实际上也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引者），“远远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上引文均见《党史通讯》1985年增刊第一期第9、10、13、14页）。

我国学术界对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及采取的政策的批判是十分中肯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同当时俄共（布）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派反对派就中国革命问题对斯大林提出的批评及应采取的政策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著很多，但目前在国内能看到的却不多，这大概还是禁区吧。但我们从国外学者的著作中也可以窥见一二，现简单介绍如下﹕

原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执委之一的费尔南多‧克劳丁在他的两卷集《共产主义运动》一书中，对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有如下的介绍，他说﹕托洛茨基非常严厉批评了斯大林三阶段论的观点，认为斯大林的“第一阶段”是“十足的孟什维克主义”，是“把中国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的附庸，因而注定要失败的政策的理论根源”。对于斯大林的“第二阶段”，“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忘记了1917年的经验教训”，在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是不会有“工农民主专政”存在的余地的，“斯大林犯了漠视列宁《四月提纲》的错误”。“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革命只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成功。中国革命主要和直接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不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就不能胜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有共同的利益，尽管它受到后者的压迫”。“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并不存在鸿沟”。由于“中国经济不发达，中国资产阶级同现存的土地制度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比起俄国资产阶级来要软弱得多”。所以，中国革命非得要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和领导者不可”。这就使中国革命不能不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克劳丁认为“历史将证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只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的论述是正确的”。（以上引文均见费尔多‧克劳丁著《共产主义运动》中译本上册255页）。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克劳丁所说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只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这句话，不能理解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理解为，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能获得成功，这才符合托洛茨基的观点。而无产阶级专政毫无疑问会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

失败了的中国大革命，正如同成功了的十月革命一样，都证明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是正确的。

七、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他在1924年同托洛茨基论争时提出来的。他坚决反对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要把俄国当时的对外对内政策建立在世界革命的战略之上；而要求建立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之上。斯大林在他的《列宁主义基础》（ 1924年4-5月）、《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等著作中都论述了他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斯大林说﹕“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著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95页）。 1925年5月，斯大林在《俄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中，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说﹕“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与农民间的矛盾，另一种是外部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斯大林认为前一种矛盾是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困难而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条件”。这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因为只要有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只要这种危险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他还警告说﹕“谁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谁就是糊涂虫，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斯大林全集》第七卷91、101页）。1926年1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经过，并认为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部份，即一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的论证是合理的（参看《斯大林全集》第八卷59至63页）。

斯大林的这些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实在算不上甚么理论，因为它既没有构成理论的客观前提，也没有逻辑的论证，更没有逻辑的必然结论。与其说是理论、倒不如说这些观点只表达了苏维埃国家的统治集团一种愿望和一种害怕心理﹕既希望在一个孤立的四面受到资本主义围困的民族国家里能保住已经获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地位，同时又害怕失去这些地位。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则成了掩盖这种愿望和害怕心理的一块遮羞布。

显然，斯大林的观点同现代世界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是不相符的。

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早已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把整个世界的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为不可分割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分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不可分割的世界性联系。因此，由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且是世界性的问题了。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都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息息相关，都会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大震动，这已经不是甚么理论问题，而是近代史上世界阶级斗争实践常见的现象。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出发点是国际性的，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因此，他们从事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从一开始便是在国际的舞台上展开的。他们积极地献身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活动就是最好的说明。斯大林把一个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机械地分割开来，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当然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最先进的生产力为基础的，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已发展成不可分割的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就只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体系，它同单独一个民族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是绝对不相容的，就是说，它不能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之上。离开了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创造的世界分工和世界经济联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不可想像的。正如列宁为斯切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的《电气化》一书写的序言所说的﹕“俄国无产阶级从不想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这也就是说，这个“小资产阶级理想”的、被列宁放在括号里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实现的空想。

斯大林既然把一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割开来，它的理论便不能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他肯定俄国无产阶级既然能夺得政权，就能依靠国内的力量克服国内的种种矛盾，独自领导农民“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无需依靠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显然，斯大林把夺取政权和建成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了，其实二者所依据的条件是全然不同的。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只有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不然的话，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就会有武装干涉的危险，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而也就存在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危险。把这样自相矛盾的观点揉杂在一起充作“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有糊涂虫或者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才提得出来。”

其次，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相违背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高于资本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充足多彩高尚，人人都处于完全自由、平等、和谐、友爱、关系融洽的社会集体之中，没有阶级区别、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也就没有国界的划分。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这样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个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取得对国家的统治地位，才能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专政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无产阶级要凭籍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消灭阶级，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而创造条件使自己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逐渐趋于“消亡”，这样才能使真正自由平等和谐友爱的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建立起来。列宁曾经解释过苏联的国名所以叫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仅仅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列宁选集》第4卷504页《论粮食税》一文）。列宁还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阶级一消灭，专政也就不需要了”。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列宁选集》第4卷91页《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一文）。所以，当还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社会还在进行改造中，就是说，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1939年3月18日联共（布）十八大的《总结报告》中宣称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但为了掩盖国家权力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矛盾这个漏洞，他竟狂妄地对恩格斯提出的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进行修正，他无耻地歪曲恩格斯的观点，说“国家自行消亡”的公式只有在“下面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才是正确的﹕（一）如果仅仅从一国内的发展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把它看作是一个离开国际环境而孤立存在的国家；或者（二）如果假定社会主义已经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资本主义的包围，外来的侵犯已经不再存在，军队和国家已经没有必要加强”。但是，“在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这种个别具体情形下”，在存在著“外来武装侵犯的威胁情况下”，“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当拥有训练得很好的军队，组织得很好的惩罚机关和坚强的侦察机关。因而应当拥有自己十分强有力的国家，以便保护社会主义成果免受外来的侵犯”。（《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278、279页）斯大林真不愧是个善于歪曲别人观点的能手，“如果‥‥”，“如果‥‥”；“应当‥‥”，“应当‥‥”，两个“如果”，加上两个“应当”，就把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歪曲得面目全非。“如果”只有鲁滨逊一个人，而没有“礼拜五”，那就不会有甚么剥削，也就无须考虑“应当”建立甚么样的平等的社会制度了。因为“单独”一个人根本不需要甚么社会制度的。可是自古以来就没有这样单独存在的个人。斯大林凭空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责问恩格斯，“假如社会主义仅仅在一个单独国家获得了胜利”，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是不是也“自行消亡”呢？这个问题提得多么可笑，因为事实上，客观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假如”的独立社会主义国家只存在于斯大林的脑子里，而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恩格斯的论证是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这个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脑子里的“假如”出发。在恩格斯看来，根本就没有单独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事实。更其荒唐的是斯大林竟然设想到，即使到了共产主义，“如果”（仍旧是斯大林这个万能的“如果”）仍然处在孤立的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话，那“国家”还是不能“消亡”的，而且还得要加强！这就是斯大林的思维逻辑。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冒充的理论更荒唐了。

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单独存在的原始部落。它们很少甚至完全不同世界上其他社会集团发生关系。这些部落是由好几个建立在被历史学家称为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之上的氏族组成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曾详尽地介绍过这种远古时代的，至今仍存在于某些仍处在野蛮时代的部落中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种种情况。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这个氏族制社会曾大加赞赏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问题都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疾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马恩全集》第21卷111页）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虽然“值得赞叹”，却“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因为它是建立在非常低下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还需要血缘关系来维持，而随著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脐带”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一定要被打破的”。如果今天世界上确实还存在有孤立的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集团的话，那肯定就是如同摩尔根所写的易洛魁人部落那样的社会集团。而今天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早已不能不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禁锢了。可今天无产阶级要建立的却是在高度发展的世界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当然不能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那样可以在一个孤立的社会集团中存在的。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世界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的战略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最孤立的情况之下，一刻也不能放弃这个原则。放弃这个原则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从最好的情况来说至少也是机会主义。正如恩格斯对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提出批评时指出的﹕“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马恩全集》第22卷第274页）。在20年代，当斯大林刚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之时，或许还可以称之为「真诚的」机会主义。半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斯大林的“真诚的”机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来说，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比其他的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其所带来的危害更严重。

实际上，斯大林的这些自相矛盾的所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只反映了在十月革命后取得了统治地位的苏维埃官僚集团的自私自利的愿望，它既不代表俄国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代表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只代表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苏维埃官僚集团为了保住自己已经取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利益。为了这些既得的利益，他们可以牺牲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利益，也可以牺牲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既牺牲无产阶级的长远的历史的利益，也牺牲无产阶级的眼前利益。对此，人们只要翻开苏联现代史中有关对内对外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便可一目了然的。

斯大林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所搞的超工业化政策和强迫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连斯大林本人也承认的，只是他把责任推给下级干部和群众吧了。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战略，一意谋求同资本主义世界取得势力均衡，推行一系列同国际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以致葬送了30年代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大好革命形势；二次大战前，斯大林还同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缔结友好条约，牺牲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独立。为争取罗斯福、邱吉尔的支援，还解散了共产国际。二次大战后期以后，还牺牲了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革命利益；甚至还同臭名昭著的反共头子邱吉尔商议划分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这些就是众所周知的反动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后果的最显著例子。至于战后那些相继摆脱了资本主义链条的东欧各国，在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也和苏联一样，推行了官僚军事警察的统治。苏、波、捷、保、匈、罗、阿、南和东德，这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本应能够形成为一个和谐的、平等的、互助友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阵营”，或“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了。但十分令人痛心，东欧各国人民却要为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作出巨大的牺牲，造成了东欧各国同苏联之间的深刻的裂痕。至于说到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害，如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都是斯大林一手泡制的产物，早已是人们所熟知的了。即使是在解放战争中，斯大林还要中共同蒋介石隔江而治呢。以上这些例子充份说明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但使苏联人民更加远离社会主义，而且也使世界人民的革命利益遭到了惨痛的损失。

今天，正是斯大林官僚统治集团的利益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利益之间的深刻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得苏联和东欧各国陷于总崩溃的危机之中。

当初，在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争辩时，他曾针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提出的俄国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解决的论点提出责问；如果世界革命来迟了呢？俄国无产阶级政权是不是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呢？对于这个问题，列宁生前曾毫不含糊地说﹕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援，我们一定会失败。托洛茨基同列宁一样持有相同的观点。而今天，社会的实践无情地对斯大林提出的责难作出了回答，不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制造的颠覆活动，而是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联的官僚专制统治自身无法摆脱的重重矛盾使得这个国家“连根腐烂”了，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当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改革说明了﹕官僚统治集团除了寻求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一体化的道路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这正是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则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的题目﹕《歧途与正道》上来了。20年代这场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争论终于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了不容置疑的回答﹕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才是正确的。在历史的事实面前，谁还能够怀疑这个答案的绝对正确性呢？20年代中，陈独秀曾是竞竞业业遵循斯大林的教导，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20年代的后期，陈独秀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研究托洛茨基的理论之后，终于勇敢地转到托洛茨基的立场上来，这正表明了他是一个忠诚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无私无畏的革命家，而不是趋炎附势、只知道为自己个人或一己小集团利益打小算盘的投机小人。对比之下，那些莫洛托夫们、卡冈诺维奇们、贝利亚们、多列士们、陶里亚蒂们、季米特洛夫们‥‥等等的依附斯大林权势的人，不是更显得渺小么？至于我国的王明们、康生们当然更是不值一提的无耻走卒了。

八、值得思考的问题

20年代这场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同不断革命论的争论已经过去约70个春秋，争论的两个主角早已不在人世；曾参加过这次争论的众多共产党人，不论是当权的斯大林份子，还是受迫害的托洛茨基份子，现在剩下的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了。但这次争论的重大历史意义随著时间的推移，随著当今世界阶级斗争的深入开展，却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使任何一个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共产主义者都不能不予以严肃的关注，并从中获得应有的教益。

由于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当今无产阶级革命还只能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开始，即所谓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开始爆发，即指此。一般来说，无产阶级革命还不可能同时同步地在几个国家发生，特别是不可能在几个先进国家同时发生。这就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单独一国范围内夺取政权获得成功后，如何巩固已取得的革命成果的问题，同时也发生了如何使一国成功的革命发展为世界革命的问题，亦即如何正确处理一国成功的革命同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自然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而这正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已经提出来并应当加以解决的问题。

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在一个落后的民族国家里夺得政权的成功典范。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家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对俄国革命的支援上面，特别希望于德国革命会很快到来。但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之后，各国革命运动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并未能跟上十月革命的步伐。相反，却相继遭到了阻折，特别是1919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使俄国无产阶级很快便陷入孤军作战的险恶境地，使俄国无产阶级对世界革命的支援大失所望，并直接影响到战斗意志和热情的加强。1918年尚在狱中的国际主义战士卢森堡就曾因为德国革命未能及时支援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深感不安和内疚，并认为俄国革命所以陷入孤立的困境，并由此必然要遇到种种困难，德国无产阶级应负有不可推卸的、未能及时支援的责任。正是由于俄国革命处在孤立的困境中，而更由于俄国又是一个落后贫穷、小资产阶级成份占优势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家们在采取社会主义改革的步骤时不能走得太快太远；亦即是说，不能在一个贫穷落后而小资产阶级成份占优势的国家里马上采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以从战时军事共产主义退回到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因。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向资本主义作出让步，容许私人贸易的存在，即恢复国内贸易，也恢复国际贸易，甚至容许外国资本在国内投资。布尔什维克在经济上的退守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新经济政策也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分化，新的资本主义势力大大发展了，如果苏维埃政权不加以控制而让其自由发展下去，这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就会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就是一个孤立的无产阶级国家处于防御地位必然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既要对资本主义成份作出必要的让步，又要确保无产阶级国家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两难问题确实曾经使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家们大伤脑筋；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派布尔什维克提出“发财吧”的口号，鼓励广大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走个人发财致富的道路，这实际上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派布尔什维克则提出苏维埃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以丰富的工业产品来换取农产品，进行城乡的正常交换，确保工农联盟，并借此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增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资金。而当时的斯大林对左派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工业化计划却认为要农民丢掉耕牛而去买留声机。而几年之后，斯大林却采取了超工业化和强迫农民集体化的政策，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农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使国内各种社会矛盾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中。

列宁在世时，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建设。他特别痛恨官僚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腐蚀。他曾把反对官僚主义列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三大任务”之一。而且，他还同托洛茨基商议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反对斯大林控制的组织局的官僚主义。但是，在革命浪潮日趋消退的形势底下，群众直接的革命行动的主动性日渐消失，因而也就不可能通过群众的革命主动性来对党和国家机关实行群众性的民主管理和监督。单纯的组织手段和措施，乃至于法律手段，已经不能阻止党和国家机关的官僚化了。列宁为此甚至把苏维埃式的工人国家叫做“官僚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里，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即工人政府，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维埃政权已经不是列宁领导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了，而实实在在是列宁所说的真正的“官僚政权”。组成这个“官僚政权”的人员是地道的官僚主义者，他们不是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直接选举所产生，而是按一般形式的程序所产生，不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却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高踞于全社会之上；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使苏维埃政权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变成了如同私有制度下旧的国家机器一样，是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

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官僚化经历了一个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直至公然承袭了私有制度国家政权的官僚主义的种种程式和做法，这包括党和国家干部的培养、选用、委派、任免、奖惩和提升等等，使党和国家组织形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一套官僚等级制度。在这套官僚制度中，下级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而没有了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级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最终的决定则取决于总书记一个人。这就是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官僚制度。庞大的官僚队伍，加上总书记控制的掌握有无限权力的特务警察组织和脱离人民的武装力量，这些就像吸血的水蛭一样牢牢地吸附在苏维埃国家的躯体上，成了苏联人民不堪忍受的沉重负荷。

斯大林声称他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欺骗。他的政权只有苏维埃的名称，而无苏维埃之实。我们知道，列宁把苏维埃称做“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列宁还说﹕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无产阶级民主，等于苏维埃。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政府，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都是指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只能是民主的政权，而不能是任何专制的政权。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建立在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直接革命行动的主动性上面的。没有群众直接的革命行动，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苏维埃，就没有“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政府。所以，无产阶级在夺得国家政权之后，必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民主原则。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官僚专制的斗争，就是为了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民主原则。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巴黎公社的原则永存”的观点。巴黎公社的原则归纳起来就是﹕一、国家官吏的普遍和直接的选举原则；可以随时罢免的原则。二、国家官吏的工资待遇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最高工资的原则。三、实行普遍民兵制，以代替常备军的原则。这几条原则是无产阶级民主原则的具体化，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过去私有制的国家根本区别的所在。贯彻执行这几条原则，就可以防止无产阶级政权的官僚蜕化变质。而这几条原则的贯彻，没有群众的革命主动性是根本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必须保持和巩固在一个民族国家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但这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即使对那个夺取政权胜利了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也是如此。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份。这是列宁一贯坚持的思想。部份与整体是辩证的统一。没有部份就不能构成为整体；反之，没有整体，也不会有单独存在的部份。如果有单独存在的部份，这个部份就不会具有作为整体的性质，而是其他性质的东西了。列宁非常了解部份与整体的辩证关系，所以，他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便立即著手组织共产国际。这不仅仅是为了俄国革命获得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而且是为了更好更快地组织和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发展。在布哈林为共产国际起草的《纲领》，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中都体现了这一战略思想。

不幸的是在列宁死后，当权的斯大林集团却放弃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思想，逐步地把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司令部的共产国际变成为苏联一国的简单的外交工具，把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变成斯大林集团谋求同国际资产阶级取得均势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列宁死后的苏联外交史和共产国际史，一篇篇一页页都充满了斯大林如何牺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可耻记录，使人读了不由得气愤万分。

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一国建设共产主义的大话，已经为半个世纪的历史实践批驳得体无完肤了。但在革命队伍中要彻底肃清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流毒，还需要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战士必须时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思想。

今天，国际资产阶级为了对抗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而结成的反动的国际资本联盟，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牢固和有力。这在近年来在中东战争的问题上，在当前的波黑战争问题上，乃至于在对待苏联解体后的改革和所谓支援东欧各国改革的问题上，各国资产阶级的步调都是一致的。由此使我们更加明白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原则是多么重要，没有无产阶级的坚强的国际组织，就不能同反动的国际的资本联盟相对抗，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就是一句空话。

1995年12月

（全文完）

（未完待续）

更正启事

本刊上期（总第213期）内有两文存在错漏及误译，现更正如下：

（一）第11页《菲律宾左派的发展》一文：（1）左栏第7至9行，应为：1972年颁布的「戒严令」，结束了极左派内原先的多元局面〔即各派别同时存在的局面〕：（亲苏的）菲共投降了。

（2）同页左栏倒数第3行和右栏倒数第6行两处的「社会民主党」，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党」。

（二）第22页《斯大林下令杀害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一文：

（1）同页右栏第6行第16字起应为：「生活无著落」；

（2）同页右栏栏最末一字起与次页之间，少印出以下一行字：「托洛茨基的部下，他来到岛上遇见谢多夫，于是得以秘密拜」（访托洛茨基）；

（3）第23页左栏第4行的「布哈林」，应为「哈林」；

（4）同页左栏倒数第20行第7字的「瓦解」，应为「了解」；

（5）同页左栏倒数第4行第11字后漏了「民」字；

（6）第24页右栏倒数第20行第3字的「头」字应为「关」字。

发生以上许多错漏，敬请读者、作者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