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3年）2月初，第四国际在比利时召开第十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来自40国家组织的代表和观察员，参加了辩论，并通过有关世界形势、第四国际的作用和任务等决议案，对第四国际章程进行了修改，并写了新的序言，此外，还提出两个纲领性文献：「同性恋自由运动」以及「生态学与社会主义」。
代表大会选出新的领导（国际执行委员会），至少每年集会一次，执委会还选出执行局全体理事。这两个机构实质上已得到更新，而且年轻化了。
如果我们希望把这次世界代表大会总结一下，我们认为最恰当的是从以下这个主题开始，即在反资本主义战斗的中心，提出如何再发动、再组合、再定位的政策问题。
会议的气氛，正如天气一样，温暖如春，行动的表现是小心谨慎的；辩论是激情热烈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自从上次代表大会（1995年7月）以来，时间已经过去近8年了，这次代表大会可说是老一代战友们的重新团聚，他们在面对挫折和不断上升的野蛮主义而自觉地「忠诚于自己的理念」。与此同时，新的一代在国际总动员的上升期受到了考验，他们准备继承前辈的事业，也积极地参加进来了。对于新的远景看法，在过去的争论、倾向以及派别意见的相互渗透、相互比较之后而得到证实；提交讨论和表决的政治文献，是把焦点完全集中在未来的，现已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下通过了。
在反资本主义的战斗中心
第四国际战士及其各国组织，今天都正处在反资本主义战斗的中心。这不是新近才出现的事实，在1989-1991年这一关键时刻，第四国际各组织曾会同其他组织成员（这些成员人数很少）参与创办国际性运动，当时这种运动虽曾被忽视了，但终于导致西雅图和热那亚总动员，举办了阿雷格里港（巴西）和佛罗伦萨（意大利）等地「社会论坛」，发动了各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世界性兴起。
正是由于这种种活动，才使我们第四国际的思潮摆脱了局限性和教条主义化；才使第四国际的活动与示范性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组成了抗逆时代潮流的群众运动，为统一而奋斗，并参加了最先进的思想观念辩论，所有这一切也就是我们的传统特点。
此外，还需要加上我们组织和国际内的内部开放，这就是说，在内部论辩中，任何种类的争论都是容许的，甚至包括最极端的不同政见。正由于没有外力的影响，旧世界还在展开运动，而用来动员人民群众的、新的解放远景尚未立即呈现出来，因为我们看不到更多的明显的新事物，而存留下来的仍是那些教条式的信条。例如我们可以记得起的问题有：墨西哥的「萨巴达主义」，南斯拉夫的恐怖「民族问题」，相对于种族灭绝和无情大屠杀的国际体制的作用、依靠工资生活的阶级及其组织在结构上的软弱性、历史末日到来等等。对于一个自称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选择，变得更加简单化了：对外是否开放？对内的论争是否放松约束？（是否可容忍必不可避免的一批极端异见、怀疑和支离破碎的论点？），或者通过「教条主义式」的分析和学说，把所谓「正确的」政治路线强加于人，加强活动分子的纪律性以及把「一贯正确的领导」具体化，来达到对内部争论的毁灭性打击呢？目前，没有一个革命组织不带著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时期的烙印而出现的。任何组织不得不应对挫折，不得不适应生存条件。谁也无法逃避自身内部危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坚信自己已经作出了正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现实、是存在的问题。
群众运动的兴起，反资本主义势力的再生
目前，主要的困难在于估量出，当今世界上实际发生了甚么事？本届第15次代表大会曾注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世界政治形势方面已形成一个转折点。一个新时期打开了，要把彻底恢复劳工和社会运动的行动纲领、战略和组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国际在把这一点作为我们行动中心之前，早已小心地考虑过，为甚么就在这一点上是踌躇不决地诞生出来的，而这一点后来就成为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或称作「不要全球化运动」，或干脆称之是「一切运动中的运动。」在西雅图总动员以前已经签定的「对抗文本」，已为我们准备好了战士，准备好了我们的各国组织，使我们的国际转变成为「革命的主观因素」。从一开始，在我们的队伍中就有一种接近于全体一致的说法：我们必须参加到运动中去，帮助它建立起来，而且不带教条式的或傲慢态度去尊重运动自身发展。从西雅图总动员（1999年12月）到2003年2月15日这个富有历史性的节日（各国人民反战的世界性兴起），其间还经过了阿雷格里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市举办的「社会论坛」。国际社会运动的整个基础重新奠定的原动力已经形成了，有了这种原动力，各种可能性和机遇都会由他们自身去发现、去说明、去组织了。
这一新的，强大的原动力或反弹力，由于以下三大矛盾而加强了。这三大矛盾是：(1)帝国主义和跨国大企业所推行的残忍的军事、经济与反民主的进攻性，与在这一新社会运动中将显现出来的，并成为这一进攻性的障碍的诸力量间的矛盾，新社会运动已经巩固了自己，并有可能在三年内创立一个「单一的反战世界阵线」，并将给所有资本家阶级政府带来压力；(2)当这一新的社会运动兴起时，工资劳动者运动缺乏同步的发展，这是长期来令人担忧的事，这是一大矛盾，因为工资劳动者自从1985-95时期遭到挫折和失败之后，由于力量对比关系处于不利条件，其斗争能量的恢复是十分缓慢的；(3)最后，从政治上来说，整个20世纪年代，有几股政治势力，如社会民主主义、后斯大林主义派、社会民粹主义等，在空前的历史危机下，仍然支配著劳工和人民运动，因此，有组织的其他反资本主义政治势力，便始终是十分脆弱了。这种脆弱性的突破，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有可能：第一，爆发了无法克服的政治大变动，诸如后果无法控制的战争以及世界经济大崩溃，第二，能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去击败仍在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中拥有大多数势力的新自由主义，并且我们能在反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生态保护主义和女权主义基础上去重建运动。这一斗争必定会围绕在两个问题上展开，即反帝和反新自由主义。
当前工人运动的危机，不可能由于简单地加强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而得到解决，因为正在我们面前展开的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不仅是革命左翼势力十分微小，始终处于最少数的地位，而且社会主义自觉性、反雇主要求、英勇的战斗性以及各工会组织都在大规模地急剧后退。此外，革命主观力量的不足，留下一个标记便是年轻人的狂热的急进行为。这批年轻人，通过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特别是由于历史上空前的大动员，正在各个层面建立起一代代「政治接班人」的进程。
这股非同寻常的「组织」或「势力」，在即将来到的社会运动的复兴中，可以预见到必将占据主要的甚至全部的力量，这就需要对这种「组织」提出一个恰当的建议，或确定一个恰当的主题。这主题只可能是集合一切反对派力量、一切激进的政治派别，并以新的政治编制形式出现（诸如政党、运动、联合阵线或结盟），不拘是多元论者或单一的反资本主义派别；不拘是战斗力量或仅供讨论的场所；不拘是议会选举的形成或议会外的活动；也不拘是社会运动的谈判者与阐明者，或所有其他的一切政治思潮──改良主义与社会自由主义，都必须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形成过程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切不可采取「打进去主义」，也不可用保密的或公然承认的目标，去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一个革命纲领装备起来的先锋「革命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共同发起人、共同组织者，是一个广泛政党中的共同领袖，旨在分享现代斗争的经验，并一起前进去创建一个能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群众性的反资产阶级政党。
创建一个新的群众性国际
第四国际曾制定一些建议，这些建议能反映出活动和组织的三个层次，这不论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或国际范围内都有一定重要意义：
兹将这三个层次节要如下：
1.
第一个层次
反全球化的国际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要讲究自觉性、斗争方法、纲领性建议和国际结构。
这一层次能在年轻人中激发起应有的热情，并能在老一代战士们中引起历史的回忆。
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几个国际的建设，是同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新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这一新国际（即政治上重新组合），从一开始，便提出了新的群众性革命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国际的问题。
这一新国际是在当前运动和大动员中应运而生的。她不可能类似于她以前的几个国际，当然也不可能类似于以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基础的国际。这一新国际将是大规模「自发性地」反映出当前历史上空前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的独霸时期，而其归宿必将是国际主义和直观的反资本主义。不论从那一观点来看，她将是迥然不同的性质，而与其前身五个国际组织不同，这五个国际即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以及创建于1938年的第四国际。
创建新国际运动内部，存在著战略和策略上的分歧意见，这不是工资劳动者阶级自我行动中产生的，历史上本来就有著「反政治的」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去阻止资本主义全球化，并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呢？这核心力量就在于世界规模的美、欧帝国主义内部广大的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此外，还要在两条战线上发动斗争：其一、反对社会自由主义左翼的霸权主义；其二、要在激进的革命左翼内部发起兄弟般的政治辩论去反对宗派主义和「革命先锋主义」。
2.
第二个层次
十多年来，第四国际曾与其他非宗派性激进左翼共同建立了广泛的、多元化反资本主义的组合，以便去击败社会自由主义左翼的霸权。这一新的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很快就能在各地区、各大陆达成有关这一新运动的一致协议，圣保罗论坛便是一个实例。最近，在多个不同国家里举行会议来发动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汇合。自2000年3月以来，在欧洲，「欧洲反资本主义左翼」每两年集会一次，赴会的有具有代表性的政党和运动，其中有丹麦的红－绿联盟，葡萄牙的左翼集团，法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同盟，苏格兰的社会党，英格兰的社会主义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等。最近，意大利的革命共产党也参加进来了。在亚洲，由澳大利亚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发起，组成了亚太团结大会，每两年举行会议一次，这是一个广泛的激进反帝政党和社会运动的大联合。
所有这些都是富有前途的，尽管目前发展的趋势还是脆弱的、分散的，不可能直接通向全世界性的水平，但这并不能排除通过探索走向社会运动的大发展，并举行世界性大会。
3.
第三个层次
考虑到我们支持全球性正义运动以及反资本主义重新组合的优先性，我们为一切不同政见辩论、各种倡议以及与各种革命左翼思潮的会议敞开了大门，以考验我们代表大会提出的大汇合，没有这样的措施，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新的结构。
以上我们所设想的三个层次，即政治上明朗化、多元化的反资本主义重新组合，以及与革命左翼的对话，可以形成我们一目了然的政纲，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创建一个新的群众性反资本主义的国际。
第四国际─要再发动、再定位
自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7个月，历史规模的延续性在社会的各层次都已发生了断层。
我们的组织曾遭到过困难，也取得过成就，最近，解放运动又再度兴起了，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上重新建设我们的领导机构、协调机制、公开参与以及我们的教育学校、辩论会和新闻工作。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仅仅是一般地宣传社会主义，而且要向公众表明第四国际有其特殊的政治作用，即要完成日常活动、群众工作和社会运动。这就要求要经常的、持久性的宣传我们的理念，要有前后一贯性的鼓动工作，要举行政治和战略性的讨论，并加强我们的组织体系。
第四国际的复兴，不可导向宗派主义的自我肯定，但要走向开放、对话、合作和重新组合，要创建世界规模的劳工和社会运动，要具有新的、国际主义的、多元化的革命战斗力。我们只是托洛茨基主义思潮中的一支力量，我们要同许多其他思潮（包括其他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潮在内）团结起来。我们深信，通过同其他激进的、非宗派主义的思潮的系统性合作，我们便可以吸收新的力量、党派和社会运动。这就是我们所谈的重新定位。
（萧明节译自《国际观点》2003年5月号。作者系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兼执行局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