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主义复辟问的继续讨论

〔译者按：第四国际是个世界性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1938年由托洛茨基等人建立，一贯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的立场，主张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今年（2003）二月在欧洲召开了第四国际的第十五次世界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文件和声明，范围涉及世界形势、反全球化运动、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生态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等。

以下两文，一篇是这次世界大会所通过的文件《世界新局势》中关于中国的部份；另一篇是该次大会对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的声明。读者如将前一文与《十月评论》上一期（总第213期）所刊出的决议草案加以比较，即可发现正式文件中已删除「官僚化过渡政权」的字眼。读者也可从后一文中看到大会鼓励各方人士对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问题继续进行讨论。〕

对列强而言，中国继续代表一个不确定因素，这在地缘政治的平面（已知的有台湾、西藏、中亚细亚等问题）和社会经济的平面上都是如此。美国、欧洲联盟、特别是日本的统治集团都意识到，在任何局面下（除了分裂以外，不过很难设想这会发生，虽然有潜在的离心力量），中国将会努力地试图在未来几十年内扮演强国的角色，维护它在亚洲的支配权力。还有，它似乎也从科索沃战争中得到教训，硬要将其军事潜力进一步现代化。俄国及所有东欧国家都在1990年代头几年经历了生产的降落，以致到了2000年，只有在极少数位于中欧的东欧国家中，其GDP（国内生产总值）才赶上十年前的水平。相反地，中国在过去廿年中却经历了每年几乎10%的增长率，包括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超过8%的增长。中国在过去20年中减低贫穷人数的统计数字，就是使世界统计机构能够声称全球的贫富不均已有减少的根据——其实在过去廿年中，如果不把中国的统计数字包括在内，全球的贫富不均是一直在增大的。

在这同时，收入的差距己在中国扩大了。与之一起发生的，是对过去在卫生和教育方面所达到的社会进步的挑战，及对就业保障的挑战。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逻辑正在大行其道，而且越来越多地被写进法律。

由于这个情况，反对社会不平等的抗议活动就层出不穷，而且时常特别提及社会主义的「路线」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差距。

按照新自由主义辞令的观点是，似矛盾而正确的是，对外国资本已证明是最有吸引力的，是对既具压制性又在支持增长的国家和强大党权的支持。在千禧年转换的时候，外国直接投资的积累资本在中国是3000亿美元，在俄国则是120亿美元。但是，直到那时为止，中国的开放一直受到控制，而且是大量地「中国式的」〔大概指中外合资——译者注〕。增长所需的资金只是局部依靠外国投资——这一点，再加上它的相当多的商业惯例，才给了中国力量来抵拒新自由主义的规则。外国直接投资的数字，与一国人口的多少相比，就更有意义。在2000年，中国的每人年均外国直接投资的数字是160美元，俄国是85美元，哈萨克是571美元，波兰大约是1千美元，而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则是2千美元。大体上说来，中国的增长依靠以干涉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为基础的新商业主义。这种新商业主义，受南韩和日本在其强烈增长时期所采用的措施的启示，多于受新自由主义规则的启示。

如中国主要地免遭1997-1998年亚洲危机这个事实所证明，直至1990年代末期，中国对国际贸易的开放是在一个极端保护主义的基础（例如它的货币的不可兑换性和对非居民的筹资所强加的严格限制）上进行的。

世界贸易组织会员国的资格是与改革的激进化一起发生的。改革激进化的目的是要越来越多地把重要的公司转变为发行股份的公司，把金融系统向外国资本开放，而且把中共党的大门向生意人打开。在这同时，旧时的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一一被摧毁了。

这个继续不断的过程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反对社会不平等的抵抗运动和偶发事件的阻碍。

这些抵抗运动的形式，由于它们的起源追溯到天安门运动，所以可以动摇这个政权的表面上统一，导致这个党—一国机构骨架的破裂。运用社会主义词藻来美化的做法显然必须加以挑战。这不但是就各种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的措施而言，连面对著任何「温和派」或保守派时也应该如此，因为这些「温和派」、保守派不会把引进工人们的自我组织权利和对集体财产的管理权利放在必要的反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的中心。

（译自《国际观点》2003年夏季号351/2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