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怨愤和抗争呼声 军行

矛盾和危机

中共多年来时常夸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及其领导正确。但实际上却是困难重重，危机四伏，恶果日增。

有些专家对中国经济及官方政策的评论指出：未来经济运行中面对的主要风险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新的生产过剩。由于当前行政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活动仍然广泛存在，生产过剩的财产责任在很多领域还不明确，不负责任的扩张活动时有显现，例如城市建设中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纷纷上马汽车生产项目等。这就加大了扩张期产生的过剩，特别会造成无法明确财产责任的不良资产，加大政府承担的财政和金融风险。

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和困难主要是：非典对近期消费和部分行业的冲击比较严重；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农民增收遇到新的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没有缓解；信贷投放增长偏快；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资源约束矛盾日益突出。<1>

而且，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的研究，有十三项潜在危机将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它们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周边安全、高层人事更迭、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外贸易依存度高、金融风险、三农问题、贫富差距、失业问题、社会秩序（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和生态环境。而腐败问题则一直是社会关心的首选，这是多次基层民意调查所发现的。<2>

腐败问题今天仍然是社会最关心的问题，表明了中共长期来声称的大力反腐败不但无效，而且确实是「越反越腐败」。这使得中共中央党校机关刊物《学习时报》日前刊发「秋石」（「求是」的谐音）署名文章，坦言腐败仍是中共的最大危险，党内腐败不除，中共就会不打自倒。文章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列举党内各种腐败现象：个人腐败发展到集团腐败；一般干部腐败发展到中高级干部腐败；涉案金额愈来愈巨大；作案手段从使用传统手段向使用高科技手段发展，作案方式更诡秘、更隐蔽；腐败与国际腐朽势力联系愈来愈紧密。<3>

造成上述「潜在」危机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中共的路线、政策的错误。上引的发改委研究报告对部分错误的分析也认为，过去以经济发展唯上的宏观政策导致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专家指出，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改变过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经济发展牺牲一部分社会发展政策的时候了。<4>

中共大力实行市场经济，推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从而带来失业率高企，贫富悬殊加大，贫穷户增加，社会矛盾冲突加剧；连带使治安恶化，盗窃抢劫伤人案件激增（在广州、深圳等地尤甚）。

再因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使公安人员减少隐性收入因而半怠工，助长盗贼的猖獗。另一方面，由于失业、贫困等的打击，引发许多人从极度不满、失望中采取冒险和发泄的极端行动，例如炸弹爆炸，8月以来，单是西安市便在8天内接连发生了故意的人为爆炸3宗。<5>

自杀者特别多

从自杀人数和比率高踞世界第一位看，也足以反映出中国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困苦问题的严重。

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调查分析，我国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死亡（占全世界每年81.5万人死于自杀总数的28.4%，远高于中国占全世界人口的比率），除此之外还有约200万自杀未遂者。也就是说，平均每两分钟就有1人死于自杀，并有8人自杀未遂。<6>

以农村和城市分开计，农村自杀行为占了9成。根据零星的报道，不少农民自杀与近年来农民的贫困化有密切关系。<7>

中国政府每年向农民征收3千多亿元税费（包括700多亿元农业税和2千多亿元各种苛杂税费）。有内地学者指出：中国农民的人均税额是146元，是城镇居民的4倍。<8>这个重担长期压在农民肩上，使他们生活艰苦，难以合理改善。中国加入世贸，对农民打击最大，国家补贴减少，外国农产品却廉价倾销进来，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总理温家宝主张逐步减免农业税负，达到2010年前后实现取消农业税目标。但为甚么要推到7年以后呢？而且，届时能否做到，仍是未知之数。而农民今天却已急不及待，必须立即大减重负了。

今天，党政官员的专横无餍地压榨农民，则是农民自杀率高的原因之一。比如在7月中旬，一个乡镇调查小组借口查核政策，任意强征农民巨额罚款，迫使陜西省一小村的3个农民接连自杀，就是显例之一。<9>

强逼拆迁

特别是在房地产业大为兴旺之后，地方官员与地产商勾结，由后者出面以低价收购城乡人民的屋地农田，强逼拆迁；城市的旧区改造，也出自同一手法。有些地方甚至用断绝水电等手段来逼迁，引致民怨沸腾，结果之一是使广州当局被迫修例，禁止断水断电进行逼迁。

许多城镇当局，在拆旧区改造中「说拆就拆」；国务院和地方当局制定施行的《拆迁条例》，也只重拆迁，忽视被拆迁户的利益，以致引发许多纠纷。例如，杭州市116名居民，因不堪被逼迁，于7月底联名上书人大常委会，「建议」人大审查这些《拆迁条例》有否违宪，更显示民间对国务院等机构的不满和挑战。

据国家信访局研究室专家朱颖透露，近几年来该局接到关于拆迁问题的信件逐年递增，今年至8月底为止，拆迁纠纷投诉信件共计11,641封，比去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360人次，上升47%。被拆迁人总是相对为弱者，往往是没有商量的余地。<10>

被拆迁者的应有权益并未得到法律保障，而且，协助其中一些居民上诉的律师反而被控告：号称「上海首富」的周正毅得到有关当局的偏帮，廉价得到静安区旧区重建的权利，逼令居民拆迁。代表2千多被拆迁户的上海律师郑恩宠，在入禀控告周正毅和静安区房管部而获得法院开庭受理后，郑本人却被当局拘留审查，并被上海法院控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名，接受秘密审判。郑通过其辩护律师郭国汀向外界表示，自己是因为举证揭发周正毅和静安区政府「非法占地」，得罪了权势人物而遭报复，强调自己是无罪的。<11>

被逼拆迁者在反对和上访请愿等都无效、无助、无望后，便引发出许多人走上自杀的绝路。其中见诸报道的有：继南京的翁彪等因被拆毁家园而揽官集体自焚，造成8人死亡之后，安徽农民朱正亮，9月中前去北京天安门广场自焚抗议；北京一名旧区拆迁居民王宝光，也因不满收屋价远低于市价，并被强逼迁出，也自焚抗议。朱正亮事件给传媒广为报道了，北京高官才指示有关当局尽快加以「妥善解决」。

对公安执法的不满和抗争

中共自建国以来，对全国人民实行官僚専政，订立无数的管制法规，严苛地剥夺人民应有的自由权利，人民的一举一动，受法规和公安所限制、监视，特别是对农民的歧视苛待，更使农民苦上加苦。《经济日报》7月16日报道，据熟悉内地警界情况人士指出，内地民间对于警方违犯法律程序滥权，随意打骂、处罚民众，致伤致死事件层出不穷，怨声载道。如广州市前不久发生湖北大学生孙志刚被非法收容并身亡事件，引起中央高层干预。

人民对公安执法人员的不满达到沸腾点，一有导火线便爆发抗争、骚乱，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其中，港报有报道的包括：

一、在9月4、5日连续两天，西安东北80公里的华县约有5000灾民，因为不满地方政府迟迟不发放救灾物资，袭击县内的民政事务局。村民除打破事务局的窗门玻璃之外，还把街上的汽车推翻，又抢夺救灾物资。五日的示威更一度令西安至潼关高速公路被堵塞了约四小时。事件中有30村民被捕。<12>

二﹑湖南衡阳闹市发生近年内地罕见的大规模骚乱事件，当地市民不满交警处理一宗电单车违章事件，一呼百应下，数百名情绪激动的市民将攻击目标发泄到警察身上，打砸警车，殴打警察，并纵火将一座警察岗亭烧毁。事发后警察已拘捕8人。<13>

三﹑福州白龙公路超限运输检测卸载点发生群体性暴力抗法事件，400名司机砸毁工作岗亭，掀翻4部执法车，造成福州市公路局直属分局副局长陈邦钊当场死亡，并有6人受伤。据目击者称，事发时，有好几辆车开向检测卸载点，工作人员要求将车开进检测卸载点内的停车场，但遭司机反对，工作人员便将司机强拉下车殴打。另外两人下车也遭殴打，这时旁观的司机围了上去，要求路政执法人员交出凶手，随后场面开始失控，司机对检测卸载点进行了三次大的冲击。<14>

在人民对执法人员非常不满，要求解除各种无理法例束缚的压力下，国家公安部陆续被迫宣布取消许多措施，例如，在8月推出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取消过去必须到单位和户口所在街道办理结婚或离婚手续、经审查批准开出证明，从而体现了个人婚姻自由（亦即不再横加干涉个人的婚姻问题）；同时，推出30条「便民利民措施」，涉及户籍迁居、交通、出入境等方面，解除了过去的诸多严苛管制。

国家公安部又发出文件，对一直备受诟病的公安执法过程作了统一的行为规范、根据新的规定，公安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是无效的；公安机关办理卖淫、嫖娼等案件时，也不能再当场处罚；讯问查证疑犯不得超过十二小时，等等。<15>

这些新规定反证出一直以来存在的公安执法胡作非为情况。

此外，监狱也进行改革，将刑罚与生产分离，要做到监狱企业的财政独立，发给狱中工人所得的工资和工人养老保险等。

虽然有了上述的改变（如能真正实行的话），但人权状况仍在倒退，对民运人权人士仍继续打压、拘捕和判以重刑，例如对辽宁的多名工人领袖、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赵长春、民运人士王炳章和杨建利，以及仅仅在网上议政、发表《妓女万岁》的姓王少年和在网上与海外民运人士聊天的四川异见人士李志。除了监狱之外，中共从1957年起实施劳动教养制度，把无数没有犯刑事罪而不能经由法院判刑的人民（特别是不同政见或对当局有异议的人士），仅仅由公安机关拘留，并且认为有问题的，不经法院便可施以「劳动教养」，完全剥夺了他们的人身与自由权利。大量的不同政见者，例如托派份子，在牢狱中监禁许多年，期满后还要送到劳改场中接受「劳动改造」，长达一、二十年之久。这是官僚专政野蛮人治、无法无天的表现之一。但国家公安部对劳教制度却依然不加触动。

各方提出改革的呼声

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劳教所「犯人虐杀犯人」的事件暴光后，再度引发舆论对内地劳教制度的质疑。被虐杀的劳教犯人张斌家人对内地媒体展示的照片显示，张斌身上伤痕累累，一道道黑色血疤几乎遍布他的头部、前胸、后背、肾部，青一片紫一片的肌肤覆盖全身，黄色的脓水从他的尸身上渗出来。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日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审查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是否有违宪、违法之处。胡星斗说，现行劳教制度既违法治，又背离公正，容易导致权力滥用，不利公民权利的保护，因此废除劳教制度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16>

即使是官方「御用」的学者，也公开承认这种劳动教养的确「缺乏法理依据」，国家应正视这问题，尽早解决。<17>

在广东省，由朱征夫发起得到多名政协委员附议，向省政协提交《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提案》，指出这个制度违反《宪法》，也与现行《行政处罚法》的各项规定背道而驰，后者规定，剥夺公民政治权利、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经由制定法律确立。劳教制度则是由公安机关执行的强制措施，而后者是无权设定这种措施的。<18>

这样的批评、建议，正正是社会不满、要求废除和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的反映及回应。

而且，内地民间以至官方刊物要求中共「政改」的呼声继续有传至香港。以下是其中的四宗：

一﹑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最新一期刊登署名「薄贵利」的文章指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和建立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中国要从高度集权走向合理分权，必须加大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尽快建立和完善合理分权体制，要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依法维护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等等。<19>

二﹑北京大学校园网「燕园评论」昨日贴出湖南学者张英红的文章，公开批评中共政治工作委员会（政法委）妨碍司法独立，指政法委的存在充分显露了执政党和国家在司法制度安排上的不合理，有违执政党的理念与宪法规定，更令各级法院沦为政法委的「俘虏」。他呼吁革除这种有违司法独立的体制弊端。<20>

三﹑学者曹思源不久前提出《修宪「双十建议」》，期望对宪法动大手术，例如「告别专政，拥抱法治」一项，要求将宪法第一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议还包括：宪法应确立「公民权利高于一切和政务公开」、应「全面实行差额选举」、「无罪推定入宪」等。<21>

四﹑上引的《学习时报》对于中共党内民主问题，也刊登一文，认为党内民主化有四大内容：1.党内一切成员，在政治上、人格上、权利上、义务上一律平等；依照党章享有各项权利。2.党内民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及保护少数的原则。保护少数来维护所有党员的权利。3.要实行权力的分解和制约。「只有实行党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对分离和制约，才能保证党内权力的健康有序的运行，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4.掌握党内权力的，是经过党内民主程序产生出来的领导集体。<22>

中共中央的回应

在胡锦涛当上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发表了一些漂亮的执政理念，提出「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说「执政为民」，要坚持用人民是否拥护、赞成、高兴、答应来衡量中共的一切决策，使「决策民主化」。但他在那篇「七一」讲话中却完全没提到要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

三个多月之后，胡锦涛在中共政治局一次集体学习会上，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据新华社报道，「这是中共第四代接班后首次触及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一系列改革内容，强调必须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些话几乎是在重复以前中共领导人说过的话，并无新意；「继续」「推进」这种改革，意即在今天之前已经这样「推进」了，但实际上却是没有见到的。

而且，他宣称，「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中共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23>这仍然是过去倡行的「四个坚持」（其中以「坚持中共的领导」为最根本）的翻版，只是加上它与人民当家作主等的「有机统一」作为点缀吧了。这表明他们今天仍然继续坚持中共为唯一的执政党，拒绝多党制的实施。

在胡锦涛提出了「贵民」「亲民」的理念后，难免会引起许多人希望他和温家宝的「胡温体制」能实行政治民主化等改革，因而不少人发表意见和文章，其中有些已为上面所引述的。可是当局近来的表现却已再一次使人们失望。这从传媒的以下报道可以看到一斑：

一﹑内地的宣传部门及学术机构高层日前传达了被称为「三不能提」的中央精神，明确规定在传媒体学术讨论中不能提包括修宪、政改和「六四」三方面问题。据指出，中共高层是担心这些敏感话题会引起广泛的公开讨论，从而令老百姓对新领导层产生过高的期望，会破坏党内团结和影响社会。<24>

二﹑上引的胡星斗教授上书呼吁审查劳教制度，不但未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正面回应，其本人还因此被有关部门「口头警告」，当局告诫他不要接受海外媒体的相关采访。胡星斗则在其个人网页发表声明称，今后不参与现实政治讨论，仅就经济社会问题发表看法，谢绝大陆以外媒体采访。<25>，这反映出胡星斗所受官方压力的巨大。

三﹑1998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视察中央电视台时，在《焦点访谈》的演播室里写下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改革尖兵，政府镜鉴」16个字。央视国际网站后来发表了主持人敬一丹署名文章《敬一丹，我对温总理说》。文章说，在座谈会上「我对温家宝总理说，《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舆论监督类节目现时几乎无一不遭遇讲情，而出面讲情的人已从熟人老乡发展为组织，令制片人、台长不得不用大量精力应付，有的节目就在这种环境下夭折。<26>连中央电视台几乎只谈社会性问题而不涉及敏感的政治性问题，也遭遇如此大的阻挠，可见「舆论监督」是如何的难以真正做到了！

上引《星岛日报》所说的「中央高层」和「中央精神」，不会不包括胡、温两人在内，他们对民间现时所遭到的困苦和诉求，也不会不知道。但仅仅在媒体学术讨论中也不能提出修宪、政改等方面的问题（中共自己却在准备提出修宪的意见），学者胡星斗仅仅上书人大常委会请求审查劳教问题也遭到当局警告，迫使他以后不参与现实政治的讨论（但人民是理应有这些基本权利的），而四川的异见份子欧阳懿撰写《欢迎一个「与时俱进」推进民主政治的执政党十六大的召开》一文，也遭到拘捕和不予公开的审讯。<27>

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证验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等漂亮理念是否坐言起行吗？人民这样行使起码的公民权利都不许，还谈甚么「决策民主化」以至政治民主改革！

2003年10月5日

后记：

　　上文写成交去后，10月18日又看到《文汇报》报道；北京警方已开始对赴京上访请愿者进行秋后算账，逮捕了其中两人，并拘留了16人，指他们在天安门「想通过自杀、自焚等极端行为，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是制造社会混乱的事端。据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介绍，从10月1日至16日，天安门地区连续发生多起自杀、自焚未遂以及其它不法事件」。今后警方将加强警力投入，确保天安门的安全和尊严。「违者必受到法律严惩。」当局企图以此来阻遏以后的上京投诉者。（而在此之前，据报道，已有大批上访者被押回原地交地方当局「处理」甚至惩罚了。）

　　实际上，由于地方上的官商勾结，狼狈为奸，欺压平民，尤其是弱势社群，使他们在当地无法得到法律公正保护，才被迫到省城以至北京投诉，期望能够伸冤解难。特别是胡、温新领导人都摆出亲民、贵民的较开明形象，使许多人都会产生这种期望。但不料在胡、温们最近距离的北京，竟然发生是非颠倒的压制！这更加使被压迫者走投无路，其中许多人会被「迫上梁山」，或者走向自杀的道路。

03年10月19日

注释：

<1> 8月12日《文汇报》转载《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

<2> 8月17日《明报》、《星岛日报》转载北京《财经时报》的报道。

<3><4> 《文汇报》8月19日讯。

<5> 7月15日《星岛日报》。

<6> 9月12日《文汇报》。

<7> 引自9月17日《苹果日报》论坛陆德泉教授的文章。

<8> 8月4日《苹果日报》。

<9> 详见8月14日《太阳报》。

<10> 9月18日《文汇报》。

<11> 引自8月27日《经济日报》。

<12> 9月15日《东方日报》引述法新社电。

<13> 7月29日《明报》根据《潇湘晨报》报道。

<14> 9月13日《文汇报》。

<15> 9月10日《星岛日报》。

<16 > 7月14日《明报》。

<17> 8月4日《明报》。

<18> 8月30日《明报》。

<19> 8月4日《明报》专讯。

<20> 7月30日《明报》。

<21> 7月15日《星岛日报》纪晓华专栏文章。

<22> 引自8月21日《苹果日报》的转载。

<23> 10月1日《明报》。

<24> 8月21日《星岛日报》。

<25> 7月14日《明报》。

<26> 9月17日《明报》。

<27> 10月4日《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