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怨憤和抗爭呼聲 軍行

矛盾和危機

中共多年來時常誇耀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成就及其領導正確。但實際上卻是困難重重，危機四伏，惡果日增。

有些專家對中國經濟及官方政策的評論指出：未來經濟運行中面對的主要風險不是通貨膨脹，而是新的生產過剩。由於當前行政主導型的資源配置活動仍然廣泛存在，生產過剩的財產責任在很多領域還不明確，不負責任的擴張活動時有顯現，例如城市建設中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紛紛上馬汽車生產項目等。這就加大了擴張期產生的過剩，特別會造成無法明確財產責任的不良資產，加大政府承擔的財政和金融風險。

當前經濟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問題和困難主要是：非典對近期消費和部分行業的衝擊比較嚴重；就業矛盾更加突出；農民增收遇到新的困難；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矛盾沒有緩解；信貸投放增長偏快；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資源約束矛盾日益突出。<1>

而且，據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的研究，有十三項潛在危機將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它們是：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周邊安全、高層人事更迭、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金融風險、三農問題、貧富差距、失業問題、社會秩序（社會治安）、公共安全和生態環境。而腐敗問題則一直是社會關心的首選，這是多次基層民意調查所發現的。<2>

腐敗問題今天仍然是社會最關心的問題，表明了中共長期來聲稱的大力反腐敗不但無效，而且確實是「越反越腐敗」。這使得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刊物《學習時報》日前刊發「秋石」（「求是」的諧音）署名文章，坦言腐敗仍是中共的最大危險，黨內腐敗不除，中共就會不打自倒。文章從近年來查處的腐敗案件列舉黨內各種腐敗現象：個人腐敗發展到集團腐敗；一般幹部腐敗發展到中高級幹部腐敗；涉案金額愈來愈巨大；作案手段從使用傳統手段向使用高科技手段發展，作案方式更詭秘、更隱蔽；腐敗與國際腐朽勢力聯繫愈來愈緊密。<3>

造成上述「潛在」危機的原因，基本上是由於中共的路線、政策的錯誤。上引的發改委研究報告對部分錯誤的分析也認為，過去以經濟發展唯上的宏觀政策導致形成社會不穩定因素。專家指出，現在已經到了需要改變過去「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以經濟發展犧牲一部分社會發展政策的時候了。<4>

中共大力實行市場經濟，推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從而帶來失業率高企，貧富懸殊加大，貧窮戶增加，社會矛盾衝突加劇；連帶使治安惡化，盜竊搶劫傷人案件激增（在廣州、深圳等地尤甚）。

再因廢止收容遣送制度，使公安人員減少隱性收入因而半怠工，助長盜賊的猖獗。另一方面，由於失業、貧困等的打擊，引發許多人從極度不滿、失望中採取冒險和發洩的極端行動，例如炸彈爆炸，8月以來，單是西安市便在8天內接連發生了故意的人為爆炸3宗。<5>

自殺者特別多

從自殺人數和比率高踞世界第一位看，也足以反映出中國社會問題、尤其是農民困苦問題的嚴重。

據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調查分析，我國每年約有28.7萬人自殺死亡（佔全世界每年81.5萬人死於自殺總數的28.4%，遠高於中國佔全世界人口的比率），除此之外還有約200萬自殺未遂者。也就是說，平均每兩分鐘就有1人死於自殺，並有8人自殺未遂。<6>

以農村和城市分開計，農村自殺行為佔了9成。根據零星的報道，不少農民自殺與近年來農民的貧困化有密切關係。<7>

中國政府每年向農民徵收3千多億元稅費（包括700多億元農業稅和2千多億元各種苛雜稅費）。有內地學者指出：中國農民的人均稅額是146元，是城鎮居民的4倍。<8>這個重擔長期壓在農民肩上，使他們生活艱苦，難以合理改善。中國加入世貿，對農民打擊最大，國家補貼減少，外國農產品卻廉價傾銷進來，加劇了農民的貧困化。總理溫家寶主張逐步減免農業稅負，達到2010年前後實現取消農業稅目標。但為甚麼要推到7年以後呢？而且，屆時能否做到，仍是未知之數。而農民今天卻已急不及待，必須立即大減重負了。

今天，黨政官員的專橫無饜地壓榨農民，則是農民自殺率高的原因之一。比如在7月中旬，一個鄉鎮調查小組藉口查核政策，任意強徵農民巨額罰款，迫使陜西省一小村的3個農民接連自殺，就是顯例之一。<9>

強逼拆遷

特別是在房地產業大為興旺之後，地方官員與地產商勾結，由後者出面以低價收購城鄉人民的屋地農田，強逼拆遷；城市的舊區改造，也出自同一手法。有些地方甚至用斷絕水電等手段來逼遷，引致民怨沸騰，結果之一是使廣州當局被迫修例，禁止斷水斷電進行逼遷。

許多城鎮當局，在拆舊區改造中「說拆就拆」；國務院和地方當局制定施行的《拆遷條例》，也只重拆遷，忽視被拆遷戶的利益，以致引發許多糾紛。例如，杭州市116名居民，因不堪被逼遷，於7月底聯名上書人大常委會，「建議」人大審查這些《拆遷條例》有否違憲，更顯示民間對國務院等機構的不滿和挑戰。

據國家信訪局研究室專家朱穎透露，近幾年來該局接到關於拆遷問題的信件逐年遞增，今年至8月底為止，拆遷糾紛投訴信件共計11,641封，比去年同期上升50%，上訪人數5,360人次，上升47%。被拆遷人總是相對為弱者，往往是沒有商量的餘地。<10>

被拆遷者的應有權益並未得到法律保障，而且，協助其中一些居民上訴的律師反而被控告：號稱「上海首富」的周正毅得到有關當局的偏幫，廉價得到靜安區舊區重建的權利，逼令居民拆遷。代表2千多被拆遷戶的上海律師鄭恩寵，在入稟控告周正毅和靜安區房管部而獲得法院開庭受理後，鄭本人卻被當局拘留審查，並被上海法院控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名，接受秘密審判。鄭通過其辯護律師郭國汀向外界表示，自己是因為舉證揭發周正毅和靜安區政府「非法佔地」，得罪了權勢人物而遭報復，強調自己是無罪的。<11>

被逼拆遷者在反對和上訪請願等都無效、無助、無望後，便引發出許多人走上自殺的絕路。其中見諸報道的有：繼南京的翁彪等因被拆毀家園而攬官集體自焚，造成8人死亡之後，安徽農民朱正亮，9月中前去北京天安門廣場自焚抗議；北京一名舊區拆遷居民王寶光，也因不滿收屋價遠低於市價，並被強逼遷出，也自焚抗議。朱正亮事件給傳媒廣為報道了，北京高官才指示有關當局儘快加以「妥善解決」。

對公安執法的不滿和抗爭

中共自建國以來，對全國人民實行官僚専政，訂立無數的管制法規，嚴苛地剝奪人民應有的自由權利，人民的一舉一動，受法規和公安所限制、監視，特別是對農民的歧視苛待，更使農民苦上加苦。《經濟日報》7月16日報道，據熟悉內地警界情況人士指出，內地民間對於警方違犯法律程序濫權，隨意打罵、處罰民眾，致傷致死事件層出不窮，怨聲載道。如廣州市前不久發生湖北大學生孫志剛被非法收容並身亡事件，引起中央高層干預。

人民對公安執法人員的不滿達到沸騰點，一有導火線便爆發抗爭、騷亂，這樣的事件越來越多，其中，港報有報道的包括：

一、在9月4、5日連續兩天，西安東北80公里的華縣約有5000災民，因為不滿地方政府遲遲不發放救災物資，襲擊縣內的民政事務局。村民除打破事務局的窗門玻璃之外，還把街上的汽車推翻，又搶奪救災物資。五日的示威更一度令西安至潼關高速公路被堵塞了約四小時。事件中有30村民被捕。<12>

二﹑湖南衡陽鬧市發生近年內地罕見的大規模騷亂事件，當地市民不滿交警處理一宗電單車違章事件，一呼百應下，數百名情緒激動的市民將攻擊目標發泄到警察身上，打砸警車，毆打警察，並縱火將一座警察崗亭燒毀。事發後警察已拘捕8人。<13>

三﹑福州白龍公路超限運輸檢測卸載點發生群體性暴力抗法事件，400名司機砸毀工作崗亭，掀翻4部執法車，造成福州市公路局直屬分局副局長陳邦釗當場死亡，並有6人受傷。據目擊者稱，事發時，有好幾輛車開向檢測卸載點，工作人員要求將車開進檢測卸載點內的停車場，但遭司機反對，工作人員便將司機強拉下車毆打。另外兩人下車也遭毆打，這時旁觀的司機圍了上去，要求路政執法人員交出兇手，隨後場面開始失控，司機對檢測卸載點進行了三次大的衝擊。<14>

在人民對執法人員非常不滿，要求解除各種無理法例束縛的壓力下，國家公安部陸續被迫宣布取消許多措施，例如，在8月推出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取消過去必須到單位和戶口所在街道辦理結婚或離婚手續、經審查批准開出證明，從而體現了個人婚姻自由（亦即不再橫加干涉個人的婚姻問題）；同時，推出30條「便民利民措施」，涉及戶籍遷居、交通、出入境等方面，解除了過去的諸多嚴苛管制。

國家公安部又發出文件，對一直備受詬病的公安執法過程作了統一的行為規範、根據新的規定，公安刑訊逼供取得的證據是無效的；公安機關辦理賣淫、嫖娼等案件時，也不能再當場處罰；訊問查證疑犯不得超過十二小時，等等。<15>

這些新規定反證出一直以來存在的公安執法胡作非為情況。

此外，監獄也進行改革，將刑罰與生產分離，要做到監獄企業的財政獨立，發給獄中工人所得的工資和工人養老保險等。

雖然有了上述的改變（如能真正實行的話），但人權狀況仍在倒退，對民運人權人士仍繼續打壓、拘捕和判以重刑，例如對遼寧的多名工人領袖、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趙長春、民運人士王炳章和楊建利，以及僅僅在網上議政、發表《妓女萬歲》的姓王少年和在網上與海外民運人士聊天的四川異見人士李志。除了監獄之外，中共從1957年起實施勞動教養制度，把無數沒有犯刑事罪而不能經由法院判刑的人民（特別是不同政見或對當局有異議的人士），僅僅由公安機關拘留，並且認為有問題的，不經法院便可施以「勞動教養」，完全剝奪了他們的人身與自由權利。大量的不同政見者，例如托派份子，在牢獄中監禁許多年，期滿後還要送到勞改場中接受「勞動改造」，長達一、二十年之久。這是官僚專政野蠻人治、無法無天的表現之一。但國家公安部對勞教制度卻依然不加觸動。

各方提出改革的呼聲

在遼寧省葫蘆島市勞教所「犯人虐殺犯人」的事件暴光後，再度引發輿論對內地勞教制度的質疑。被虐殺的勞教犯人張斌家人對內地媒體展示的照片顯示，張斌身上傷痕纍纍，一道道黑色血疤幾乎遍佈他的頭部、前胸、後背、腎部，青一片紫一片的肌膚覆蓋全身，黃色的膿水從他的屍身上滲出來。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日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呼籲審查現行的勞動教養制度是否有違憲、違法之處。胡星斗說，現行勞教制度既違法治，又背離公正，容易導致權力濫用，不利公民權利的保護，因此廢除勞教制度是中國法治建設的必然要求。<16>

即使是官方「御用」的學者，也公開承認這種勞動教養的確「缺乏法理依據」，國家應正視這問題，盡早解決。<17>

在廣東省，由朱征夫發起得到多名政協委員附議，向省政協提交《關於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提案》，指出這個制度違反《憲法》，也與現行《行政處罰法》的各項規定背道而馳，後者規定，剝奪公民政治權利、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必須經由制定法律確立。勞教制度則是由公安機關執行的強制措施，而後者是無權設定這種措施的。<18>

這樣的批評、建議，正正是社會不滿、要求廢除和進行政治改革的壓力的反映及回應。

而且，內地民間以至官方刊物要求中共「政改」的呼聲繼續有傳至香港。以下是其中的四宗：

一﹑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最新一期刊登署名「薄貴利」的文章指出，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和建立的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已經不適應時代要求，中國要從高度集權走向合理分權，必須加大體制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力度，儘快建立和完善合理分權體制，要實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依法維護公民的各項政治權利，等等。<19>

二﹑北京大學校園網「燕園評論」昨日貼出湖南學者張英紅的文章，公開批評中共政治工作委員會（政法委）妨礙司法獨立，指政法委的存在充分顯露了執政黨和國家在司法制度安排上的不合理，有違執政黨的理念與憲法規定，更令各級法院淪為政法委的「俘虜」。他呼籲革除這種有違司法獨立的體制弊端。<20>

三﹑學者曹思源不久前提出《修憲「雙十建議」》，期望對憲法動大手術，例如「告別專政，擁抱法治」一項，要求將憲法第一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議還包括：憲法應確立「公民權利高於一切和政務公開」、應「全面實行差額選舉」、「無罪推定入憲」等。<21>

四﹑上引的《學習時報》對於中共黨內民主問題，也刊登一文，認為黨內民主化有四大內容：1.黨內一切成員，在政治上、人格上、權利上、義務上一律平等；依照黨章享有各項權利。2.黨內民主遵循少數服從多數及保護少數的原則。保護少數來維護所有黨員的權利。3.要實行權力的分解和制約。「只有實行黨的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的相對分離和制約，才能保證黨內權力的健康有序的運行，防止腐敗現象的發生」。4.掌握黨內權力的，是經過黨內民主程序產生出來的領導集體。<22>

中共中央的回應

在胡錦濤當上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後，發表了一些漂亮的執政理念，提出「新三民主義」（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說「執政為民」，要堅持用人民是否擁護、贊成、高興、答應來衡量中共的一切決策，使「決策民主化」。但他在那篇「七一」講話中卻完全沒提到要進行民主的政治改革。

三個多月之後，胡錦濤在中共政治局一次集體學習會上，提到了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據新華社報道，「這是中共第四代接班後首次觸及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胡錦濤在講話中提出一系列改革內容，強調必須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這些話幾乎是在重複以前中共領導人說過的話，並無新意；「繼續」「推進」這種改革，意即在今天之前已經這樣「推進」了，但實際上卻是沒有見到的。

而且，他宣稱，「推進政治文明建設必須遵循的基本方針：最根本的是要堅持中共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也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區別於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本質特徵。」<23>這仍然是過去倡行的「四個堅持」（其中以「堅持中共的領導」為最根本）的翻版，只是加上它與人民當家作主等的「有機統一」作為點綴吧了。這表明他們今天仍然繼續堅持中共為唯一的執政黨，拒絕多黨制的實施。

在胡錦濤提出了「貴民」「親民」的理念後，難免會引起許多人希望他和溫家寶的「胡溫體制」能實行政治民主化等改革，因而不少人發表意見和文章，其中有些已為上面所引述的。可是當局近來的表現卻已再一次使人們失望。這從傳媒的以下報道可以看到一斑：

一﹑內地的宣傳部門及學術機構高層日前傳達了被稱為「三不能提」的中央精神，明確規定在傳媒體學術討論中不能提包括修憲、政改和「六四」三方面問題。據指出，中共高層是擔心這些敏感話題會引起廣泛的公開討論，從而令老百姓對新領導層產生過高的期望，會破壞黨內團結和影響社會。<24>

二﹑上引的胡星斗教授上書呼籲審查勞教制度，不但未獲全國人大常委會正面回應，其本人還因此被有關部門「口頭警告」，當局告誡他不要接受海外媒體的相關採訪。胡星斗則在其個人網頁發表聲明稱，今後不參與現實政治討論，僅就經濟社會問題發表看法，謝絕大陸以外媒體採訪。<25>，這反映出胡星斗所受官方壓力的巨大。

三﹑1998年，時任總理的朱鎔基視察中央電視台時，在《焦點訪談》的演播室裏寫下了「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改革尖兵，政府鏡鑑」16個字。央視國際網站後來發表了主持人敬一丹署名文章《敬一丹，我對溫總理說》。文章說，在座談會上「我對溫家寶總理說，《焦點訪談》1998年輿論監督的內容在全年節目中所佔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為17%。輿論監督類節目現時幾乎無一不遭遇講情，而出面講情的人已從熟人老鄉發展為組織，令製片人、台長不得不用大量精力應付，有的節目就在這種環境下夭折。<26>連中央電視台幾乎只談社會性問題而不涉及敏感的政治性問題，也遭遇如此大的阻撓，可見「輿論監督」是如何的難以真正做到了！

上引《星島日報》所說的「中央高層」和「中央精神」，不會不包括胡、溫兩人在內，他們對民間現時所遭到的困苦和訴求，也不會不知道。但僅僅在媒體學術討論中也不能提出修憲、政改等方面的問題（中共自己卻在準備提出修憲的意見），學者胡星斗僅僅上書人大常委會請求審查勞教問題也遭到當局警告，迫使他以後不參與現實政治的討論（但人民是理應有這些基本權利的），而四川的異見份子歐陽懿撰寫《歡迎一個「與時俱進」推進民主政治的執政黨十六大的召開》一文，也遭到拘捕和不予公開的審訊。<27>

這些事實，還不足以證驗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等漂亮理念是否坐言起行嗎？人民這樣行使起碼的公民權利都不許，還談甚麼「決策民主化」以至政治民主改革！

2003年10月5日

後記：

　　上文寫成交去後，10月18日又看到《文匯報》報道；北京警方已開始對赴京上訪請願者進行秋後算賬，逮捕了其中兩人，並拘留了16人，指他們在天安門「想通過自殺、自焚等極端行為，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是製造社會混亂的事端。據北京市公安局長馬振川介紹，從10月1日至16日，天安門地區連續發生多起自殺、自焚未遂以及其它不法事件」。今後警方將加強警力投入，確保天安門的安全和尊嚴。「違者必受到法律嚴懲。」當局企圖以此來阻遏以後的上京投訴者。（而在此之前，據報道，已有大批上訪者被押回原地交地方當局「處理」甚至懲罰了。）

　　實際上，由於地方上的官商勾結，狼狽為奸，欺壓平民，尤其是弱勢社群，使他們在當地無法得到法律公正保護，才被迫到省城以至北京投訴，期望能夠伸冤解難。特別是胡、溫新領導人都擺出親民、貴民的較開明形象，使許多人都會產生這種期望。但不料在胡、溫們最近距離的北京，竟然發生是非顛倒的壓制！這更加使被壓迫者走投無路，其中許多人會被「迫上梁山」，或者走向自殺的道路。

03年10月19日

註釋：

<1> 8月12日《文匯報》轉載《瞭望新聞周刊》的報道。

<2> 8月17日《明報》、《星島日報》轉載北京《財經時報》的報道。

<3><4> 《文匯報》8月19日訊。

<5> 7月15日《星島日報》。

<6> 9月12日《文匯報》。

<7> 引自9月17日《蘋果日報》論壇陸德泉教授的文章。

<8> 8月4日《蘋果日報》。

<9> 詳見8月14日《太陽報》。

<10> 9月18日《文匯報》。

<11> 引自8月27日《經濟日報》。

<12> 9月15日《東方日報》引述法新社電。

<13> 7月29日《明報》根據《瀟湘晨報》報道。

<14> 9月13日《文匯報》。

<15> 9月10日《星島日報》。

<16 > 7月14日《明報》。

<17> 8月4日《明報》。

<18> 8月30日《明報》。

<19> 8月4日《明報》專訊。

<20> 7月30日《明報》。

<21> 7月15日《星島日報》紀曉華專欄文章。

<22> 引自8月21日《蘋果日報》的轉載。

<23> 10月1日《明報》。

<24> 8月21日《星島日報》。

<25> 7月14日《明報》。

<26> 9月17日《明報》。

<27> 10月4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