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依旧是「橡皮图章」

第１０届全国人大第１次会议，循例地串演它的「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的角色，这些角色称号，在内地不少报刊和学者评论中都可见到，有的还加上「政府传声筒」、「附言人」等等。这些都是名符其实的。召开它的作用仅在奉命通过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国家主要领导人名单，和卸任总理等的工作报告，尽管在会前有些国内学者在报刊上希望人大代表们要「硬起来」，改变上述的角色和形象。

在全部照收的这份名单中，江泽民续任国家军委会主席已正式确定。这是向国内外明白宣告，江所提出的新老交替、「干部年轻化」，自己并没有以身作则，而依然继续拥有实权，由台前退居幕后指挥，重演邓小平当年以普通党员身份「垂帘听政」的故技。但在投票通过他时，虽然得到中共不断制造捧场舆论，和强调以「稳定」为理由，其得票率却为９２％，有反对票９８张，弃权票１２２张。这反映出仍有不少「代表」认为江应该全面交班。这与胡锦涛任国家主席的得票率达９９％（只有４票反对、３票弃权），形成较明显对照，虽然后者有名无实，而江则是有实无名的。

各个工作报告虽然是尽量夸大成就、冲淡缺点错误、多报喜少报忧的，但仍可以从中看出５年来一些情况的部份重要数据和资料（姑且假定官方所提供的这些数据及资料可作参考）。以下就是笔者认为需要从中引用和评述的问题。

财赤大增财政危机

朱镕基的《政府工作报告》占了报章３大版，几乎各方面都有涉及，列出了许多数字，去证明他执掌国务院总理５年内的巨大成就和政绩，并提出了今后工作方针政策「建议」。

的确，中国近５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建设，无疑是比以前快速而巨大的。举例来看，朱镕基报告，在５年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１７．２万亿元（但没有说明其中的国有资产和非国有资产投资分别所占的百分比），全国水利建设投资３５６２亿元，公路建设投资１２３４３亿元，西部大开发中新开的建设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６０００多亿元，全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投入５８００亿元，等等。

这么巨大的支出，主要是靠增加捐税等财政收入，加强对「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征取，扩大财政赤字和发行国债，后者使朱镕基得到了「赤字总理」的称号，在他任期５年内，财政赤字年年大增，从９８年４６０亿元，增加到０３年预算３１９８亿元，增幅近６倍（这还是扣除了去年发行国债５６８０亿元，和０３年预测发行１４００亿元的）。1

这项财赤实际上靠增发货币来支付，即靠一般所称的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降低。

财赤连续两年都突破３０００亿元，连出席会议的一些政协委员（如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也提出要警惕和化解财赤的风险，这可能造成潜在危险（即财政危机）。虽然朱镕基们辩解说，国家负债率没有超过GDP３％的警戒线，但实际上却有隐性债务，比如银行的不良资产、国企老职工的个人劳保账户的隐形负债等，亦即是已超过国际上的「警戒线」的。

国企改革使其比重及作用大降

朱报告指出，国企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坚持推进国企改革，实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简称「国资委」），建立中央、地方两级管理体制，地方的国资将归地方管。一份港报的特稿报道：这将在全国掀起新一轮的由地方官员负责出售国企的浪潮；而「管理层控股」（Management Buyout，简称MBO）被认为是国资退出的有效途径，即公司的大部份股份出售给管理层。北京不少经济学者认为，这是国资流失的一种途径。有经济学者甚至形容：「MBO是最后一次瓜分国资最后一桶金的机会。」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也警告，如果出资人机构的权力掌握不当或缺乏监督，比如出现争先将国资「一卖了之」，或对经营者半卖半送等情况，很快就会把可能用于解决或部份解决对职工不良债务的资源耗尽，那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2

在严重贪污和官僚浪费之下，国有资产多年来迅速流失，国家则每年以大量固定资产投资补入。据财政部去年公布，截至２００１年底，国有资产总规模为１１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同期中国民众拥有的金融资产已超过１２万亿元。国统局副局长邱晓华在回顾０２年中国经济发展情况时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３分之１来自国有经济，３分之２来自非国有经济，其中个体民营经济已同外资经济、股份制经济一起，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３大非公有经济力量之一。3这是中共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结果，表明中共所称的「社会主义经济」所占比重及其作用已日益被资本主义经济及其作用所超越、取代。

市场经济全面推行的恶果之一，是社会矛盾更尖锐化，治安日益恶化，国家的镇压机器加强。这些表现在萧扬的报告中：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向人大报告：高院过去５年审结各类案件２万余件，较前５年大幅上升了４６％，各地方法院审结的案件有近３千万件，也上升了２２％。各种罪案数字大幅增加，其中涉及颠覆国家、分裂国家等犯罪；经济犯罪的案件增幅惊人，比５年前上升了６８％，判罪近万人，上升了１３０％。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数字也大增，有８万３千多人被判罪，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６６２人，比５年前上升了６５％。4

下岗失业情势「非常严峻」

朱报告指出：９８年以来，国企下岗职工２７００多万人，有９０％以上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先后有１８００多万人再就业。（即仍有９００万人左右未再就业。）

不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７日后在记者会上，虽也举出朱的上述两个数字，却宣称到０２年年底，中国有失业人员７７０万人，下岗职工４１０万人。5而他在去年１２月中共１６大记者会上，则宣布到０２年９月底为止，登记失业人口７５２万人，国企下岗职工有６００多万人（两者合计１３５２万人），即是说，３个月后减少了１７２万人。这与朱的上引数字，和他本人之同时宣称「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并不一致。

中国官方一直坚称，城镇失业率至去年底仍只为４％，企图以此片面数字减低失业的严重性，但实际情况却越来越严重，致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表报告时指出：「综合各方面的研究结果，目前全国的城镇失业率已经约达８％至１０％，而且适龄劳动人口正以每年新增１０００万人增长。」6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承认城镇失业率大大超过在这之前的官方数字，承认要把下岗职工和其他类型的失业也包括在内。

正因为像张左己所坦承的「当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中国对企业裁员要作出新的规范：裁员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如果裁员方案和社会保障办法不明确、资金不到位，就不能进入裁员程序；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次性裁员比较多的，要报当地政府批准。7

但这些规范即使能够全部做到，也不能有效解决当前「非常严峻」的失业问题。何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地方各企业的负责人也会阳奉阴违，致使有关规范难以落实。

由于情况的日益严重，激发出各地工人（尤其是下岗失业工人）的更多斗争行动。衹在两会期间，在失业严重的东北，就据报有佳木斯市逾千名纺织工人连续上街，要求提高失业补助金（现时每月只得１２０元，且不按时发给），造纸和制糖业工人也加入行列。8而在较早前，西安市数百名军工厂工人抗议厂方遣散，到公路静坐；长春市４百多名酒厂工人抗议厂方不供应暖气；辽阳市逾千铁合金厂和纺织厂工人抗议欠薪，等等。9此外，在人大会议期间，一名失业５年的黑龙江工人方庆辉则以个人抗议方式，闯入北京路透社办事处挟持职员，声称要伸张正义，揭露中国的黑暗和腐败。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危机激化的反映。

「三农」问题的症结和恶化

中共在以前一段长期间对「三农」的政策措施，都是尽量多取少予，以牺牲农民实际利益来进行经济投资等，偏重工业而轻视农业，因此，加大了工、农业之间的畸重畸轻情况，制约了农业和农村合理发展，尤其是长期来的苛捐杂税、繁多摊派等沉重负担，压得农民苦不堪言，生活无法改善。在人民公社解散后，三农问题才有较好的改进，农业生产有了起色。多年前的农村改革，也使农民得到实惠。但从１９９７年起，收入便连年下降。朱的报告承认现时「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降」，是收入下降的原因。他和其他的官方说法，只是「收入增长缓慢」，以此来掩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的报告不得不提出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尽管朱如此提出，但在实际上，国家对「三农」的经济上支持却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贯的重工轻农路线，这可以从朱的报告仍在夸赞一些有关数字上反映出。他说，５年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１７．２万亿元（他没有指出其中有无与农业有关的固定资产或其百分比），完成工业技术改造投资２．６６万亿元，而国家财政支持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只是４千多亿元。在中共去年更加强调要支援协助解决「三农」困难之后，财政部长项怀诚向大会报告，２００２年支援农村生产、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达１０８８亿元（占财政支出２２０１２亿元的４．９４％），０３年的有关财政预算是３０５亿（占财政支出的１．２８％）10由此又可见所占比例和支援力度之低，远不够纾解困难的需要；而由于中国大作让步加入世贸后，外国廉美农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三农」的困难将会大增。

朱的报告如此重视要著重解决「三农」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它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北京大学教授吴树青指出，这比增加投资需求更重要：而增加农民收入和扩大就业，提高农民的购买力问题尤具关键性。但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纯收入剧减，结果是９亿农民无钱消费。11

今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12９亿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７成左右。这么大比例的人口收入剧减，家庭经济怎能宽裕而安然地过著小康生活？但江泽民在去年１２月的中共１６大报告中却宣称：「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水平」。即使照计委主任曾炎培阐释，中国的小康是低水平的小康，在２０００年人均GDP为８００美元（折合人民币约６６８０元）。而官方宣布城市居民收入为６８６０元，农民收入为２３６６元，企图以此呼应江的总体小康夸大说话。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指出：农民收入中的４０％为实物收入，现金收入１８００元，其中部分用于购买农药化肥等，真正可用于消费的只有１５００元：「农民没有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农民自己对生产要素、生产成果没有支配权。」13

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陈明德说，目前全国一半以上人口的年均收入仅在２０００元以下，贫富差距已超出国际认可的警戒线。14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更具体地举出：中国农村迄今有近３千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６千万人口仍徘徊在温饱线上（即，高近１亿人存在吃的问题）。其中人均（年）收入在５００元人民币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１４５９万人；人均（年）收入在１０００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９０３３万人；人均（年）收入１０００至２０００元的人口有３１０７９万人。15３者加起来便有４１５７１万人，约占农业人口近一半左右。

多年来中共已提出要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明令取消了许多苛捐杂税项目，并推行费改税。但实际上，上级虽然三令五申，各地方下级干部却阳奉阴违，或另立名目来代替，使得广大农民总的实际得益很少，收入难以增加，即使近年来中央高层讲话或下达文件重申减轻农民负担，却收效不大。直至几个月前，官方的评论也有所揭露。例如，新华网在１月２１日发表新华社记者署名文章，指目前全国已有２０个省份试行费税改革，直接增项加码、硬性摊派的情况已经减少，但「个别」地方却转移加重农民负担，一些部门变换手法，现在农村常见收费有二、三十项，都有法规依据。16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建兴的时评指称，记者最近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出现了转移加重农民负担的新情况：乱收费由农业税费向行业收费转移。「一些部门」变换手法向农民要钱，有些地方在孩子身上乱收费，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搞「有偿服务，把行政行为变成经济行为。」记者们可能为了通过刊登这一关，往往要加上「一些」等形容词，但行文间却露出是比较普遍的。

必需政治民主改革

由此又一次显示，中共长期来承认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习惯，今天在各地仍旧通行。这是由于整个官僚政治制度，使得各部门、各级政府和干部能够继续享有其特权、维护其既得利益。

河北省一名农牧业集团董事长孙大午指出：农民想合法出售熟鸡蛋要办４０多项手续；各个利益部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农村的发展。农民收入难以增加，症结在于国家利益部门化，农村权力机构过于庞大。17

农民在经济上承受苛捐杂税等沉重负担，政治上又受到「城乡有别」政策的歧视和压迫，从而形成了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在农村的主要社会矛盾，其中部分人在忍无可忍之时，便爆发出反抗的行动。由于消息多被封锁，外间难以常常获悉，但有时也会漏网传出。例如，上引的《明报》在刊登新华网指农村杂税繁重的同时，便报道了新发生的农民武力抗税和民工追讨欠薪的事件：一宗是６日前在河北故城县青罕镇南王庄，２千村民抗拒缴交农业税，与镇政府下乡追税的３０多人征税团冲突，推翻了８部汽车，打伤１０名征税人员，赶走了他们；３日后有６名村民被带走，而村民则扣留了镇党委书记等人，作为人质；十分愤怒的２千村民声称不放人就要冲击镇政府，结果迫得县政府让步；另一宗是１日前发生在南京，逾３００名来自农村的民工向地盘老板追讨拖欠的工资，集体走上街头示威，这是全国各地民工普遍被拖欠工资纷纷起而斗争的无数事例之一。

农民的日增不满和抗争，也是迫使中共声言要把解决「三农」难题作为经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的另一重要原因。

但要有效地发展农业及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废除各级官僚干部的政治经济特权，把他们从骑在人民头上拉下来。朱的报告虽然提出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议中循例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且要「加强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但十分讽刺的，正是在这报告作出之前两天，在两会进行中的３月３日，《２１世纪环球报》就被指犯了５宗罪而勒令停刊，其中一罪是发表毛泽东秘书李锐的专访，引述他表示中国最大的危险在于「党政不分，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他建议政治改革要从党内民主化开始，在中共１７大时，政治局委员、常委、总书记都应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他又批评毛泽东思想如同邪教，批评邓小平拒绝政改。18

同一时候，隶属中国新闻社的《新闻周刊》两名编辑，近日就因刊登回顾朱镕基任总理的政绩而遭解雇。该周刊也被中宣部整顿。19

这两宗压制新闻言论自由的事例，不过是同类事例中当时最新发生的。它们再次证明朱的上述宣称完全是与官方的实际行动相反的假大空话。

２００３年４月６日

注释：

1 ３月７日《苹果日报》。

2 ３月２９日《香港经济日报》。

3 ２月２２日《明报》。

4 ３月１１日《星岛日报》。

5 ３月１３日《文汇报》北京电。

6 ３月２６日《香港经济日报》。

7 ３月１３日《文汇报》北京电。

8 ３月１３日《香港经济日报》。

9 ３月１３日《苹果日报》。

10 ３月７日《人民日报》。

11 ３月１３日《信报》。

12 １月９日《人民日报》载北京１月８日讯。

13 ０２年７月１５日《信报》。

14 ３月１３日《苹果日报》转载广州《新快报》报道。

15 ３月２８日《明报》。

16 １月２２日《明报》。

17 ４月５日《苹果日报》转载《中国经济时报》报道。

18 ３月１５日《星岛日报》。

19 ３月１５日《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