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强烈肆虐　当局负有咎责

军行

非典型肺炎（SARS，译称沙士，内地简称「非典」）疫症首先在中国爆发。由于病毒为前所未见，毒性既非常剧烈，传播力又快速凶猛，加上中国当局在最初几个月内采取「讳疾忌医」、极力封锁消息、对外隐瞒疫情的驼鸟政策，以致疫情一发难以收拾，酿成近代历史上罕见的灾难，使人民大众深受其害，许多人因染上而死亡，不少医务工作者奋不顾身，舍己救人，以致不幸牺牲。

广东省在去年１１月已开始有这病例，在佛山等多个城市先后出现，却一直没有对外宣布。１２月２７日，河源一名重病人被送进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医治。国务院卫生部迟至今年１月下旬春节前，才派出一个级别甚低的工作组到广东调查；春节过后，卫生部由副部长率领，相继派出两个专家组去调查；结果「亳无作为，未向人民发出任何警告」，也未在广东省内采取任何隔离措施。当时的北京市长孟学农坦承北京在３月１日就出现病例。老军医蒋彦永写信给《时代周刊》踢爆北京向公众隐瞒真相，却遭到压力打击。内地网站对留言只许对沙士作正面的讨论。《人民日报》网站负责人承认，对社会产生坏影响的意见不能发表出来。内地传媒工作者涌到广东了解疫情，作出报道；有些印起的报纸被令收回。据说，中央电视台已做好广东疫情专辑，但被禁止播出，网上文章也被阻发，编辑则遭?责及撤换。

在疫情爆发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曾要求到中国了解疫情，并愿提供协助，都遭到中央及地方当局拒绝，而且谎称当局已经控制疫情，实则仍在加速、加剧恶化。直至３月２６日，在世卫组织的不断施压之下，中国官方才公布已发生近８百个病例。

这是中国一贯的官僚专制、严厉控制传媒、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等特性的又一次表露。尤其是多年来「经济挂帅」、唯利是图、只求经济发展速度、「稳定压倒一切」的路线、政策，使上述的特性更变本加厉地推行；国家一向的建设投资方针偏向经济，忽视医疗卫生，以致内地（特别是在农村）的医疗系统发展长期滞后，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在全面推行市场经济后，城乡人民自己须负担的医疗费用飞涨，导致看病和医治十分困难，这在农村更加是如此。因此，在这次疫症爆发后便造成了危机。

当局初期对非典的处理手法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做法，立即招致的恶果是官方及民间都不加警惕、预防和及时医治，导致疫情更加难以控制，迅速扩散到香港和全国各地，以至世界各国，而对中国（包括香港）的经济则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损失一时难以估计。这不能不是中国官方上述错误所严重加剧的。

受到疫情的打击，国内城市的许多行业生意大减；不少工业生产甚至停产，工人更加大量地失业，扩展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城市的贫困户也随之大增，低下阶层最蒙此灾害。

原来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以及进城买卖的农民，也无可避免地备受其坏影响。他们与城市低下层人士差不多都缺少财力去买口罩等必需装备。他们返回农村，又可能把病毒带回去；更由于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农民对预防疫病意识低．疫情容易在农村扩散；即使未有扩散的，对农村的乡镇企业生产、农民生活等方面也会产生连锁效应，物价会上升，部份生活用品短缺，农民外出务工受阻，农产品到城市销售比前更困难等等。

城乡人民在遭受这些损失、精神上又增加了疫症的威胁时，难免会进一步增加对当局和干部处理疫情不当等的不满，上街示威，以至集体冲击政府机关，加剧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这许多的后果，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都不能辞其咎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