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战争？为什么现在要？根据一个对「美国战略利益的风险」的保守、小心的分析，以发动战争来征服伊拉克而产生的危险似乎比不打大得多。那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上层人士之间有分歧和争论，更不用说国际社会的惊恐了。那末，对美国所控制的全球经济及政治管理制度（我们简称之为帝国主义）到底有什么察觉到的酬报远远超过冒整个地区发生混乱的风险呢？

我们首先必须确定一些基本点：

第一，进攻伊拉克的战争不是「即将开始」，它已在十月初开始，因为美国已扩大对雷达站的轰炸、「特种部队」已在伊拉克北部出现和传媒报道了以色列人在伊拉克西部寻找导弹发射站的行动。

第二，美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是尚未作出，它在很早以前就已作出。强使伊拉克「改变政权」的基本蓝图，在布殊就任后不久即已拟就；真正去攻打伊拉克的战略性决定（虽然不是确切日期）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几天就差不多确定，与美政府决定攻打阿富汗差不多同时。

第三，这个战争欲，与萨达姆政权也许还保留的少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更小的运载这些武器的能力（除非可能作为战术性武器被使用在伊拉克境内的战场上）几乎无关。可以了解的是，普通人民也许会担心化学、生物、核子武器的扩散，但是如此的担心与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无关，那个政策是被纯粹的征服目标所推动的。

不管怎样，以任何计量标准，这个令人憎恶的政权，对任何人而言（更不用说对世界超级大国了），是比1980年代的它，「危险性」少得多了，因为在当时，它真正使用了化学武器来对付伊朗军队和伊拉克的库尔德族人民。相信大家还记得：伊拉克从美国接收了那些武器，在那个时候，萨达姆还与〔美国现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共进「权力午餐」，洽谈军火生意。

让我们简短地检讨一下由这个战争引起的真正危险，这些危险曾经是精英传媒和政策专家们争论战争是否「明智」问题的主要题目。

危险一：本是宿敌的伊拉克政权和阿盖达恐怖网络也许会被迫为了残存和报复而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结成同盟。

危险二：如果空军的「外科手术式」的袭击或者暗杀无法快速推翻这个政权，野蛮的巷战会接著而来，其结果会是无辜人民的死亡数字不但会非常庞大，更坏的是，会被电视播放到全世界去。

危险三：伊拉克战争也许会引起俄国对格鲁吉亚共和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或者引起印度—巴基斯坦危机的再度升级（客观上说来，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

危险四：伊拉克本身也许会分裂——例如若果南部的什叶派人口或者北方的库尔德人反对新的、美国设立的、专制的中央政府。

危险五：伊拉克战争也许会引起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发生动乱，威胁该地区的传统美国盟友——约旦、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皇族——的稳定与安全。

危险六：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暴烈升级，可能包括以色列沙龙政府所发动的——或者也许被沙龙所协助、但不能完全控制的极右殖民者所触发的——史无前例的、米洛塞维奇规模的攻击。

这个恶梦似的景象还可能会包括对占领区的（如果不是以色列本身残存）的阿拉伯人实行「人口迁移」（其实是种族清洗）。虽然估计这个可能性是不可能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可能性已经被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国际新闻界认真地报道，但是美国传媒几乎没有提及此事。依据以色列反折毁房屋委员会的杰夫‧哈尔珀的看法，立即放逐数千名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及其他几个挑选出来的社区领导人是极可能的。

无论如何，当美国政府经过刚过去的春天的短暂不确定时期之后、毫不含糊地支持以色列总理沙龙对巴勒斯坦平民社会发动野蛮攻势的时候，已经作出决定：完全以展示、使用势不可挡的武力将美国—以色列的条款强加给阿拉伯、穆斯林世界。

我们现在要谈到目前这个难以置信的危险时刻的一个独特性。在这些危险中，至少有一些——特别是主要阿拉伯国家的崩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毁灭性攻击——也许在华盛顿某些「权力走廊」（指左右决策的权力中心）中可被看成为好机会。

当然、有右翼分子（例如那些与像「新美国世纪」那样的方案有关连的人们以及极端的以色列说客们）相信，这就是美国权力能够重塑中东、迫使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徒或者任何其他不向美国秩序低头的人们完全无条件投降的时刻——也许不会很快再有的时刻。

这些都是受意识形态推动的人们（Richard Perle和Panl Wolfowitz〔似乎是现任国防部长〕就是两个典型）。这些人把沙龙看成为处理中东事务的好榜样。这些人会更高兴地看到沙特阿拉伯被排除出美国战略盟友的行列。要实现这点，美国对伊拉克巨大、未开发的石油储藏量的直接控制当然至关重要。

这里的问题不是美国要「依赖」伊拉克石油的供应，而是权力与控制。石油是朝向以下目的的方法，这个目的是：美国对中东、像它在60或70年前对拉丁美洲所实施那样的统治。（这个帝国当时不是向拉丁美洲散布民主与发展的福音吗？）

在未来的年头，作为伊拉克石油的主人，美国可能希望使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个石油生产者的卡特尔变成无关紧要，将石油的世界价格任意定在每桶15美元至45美元之间，和决定从委内瑞拉到沙特阿拉伯到俄国的经济与政府的命运。

自从1973年中东石油禁运和随后的排长龙买汽油以来，美国政策一直被阿拉伯和第三世界石油输出国联合控制西方经济命脉的权力这个（远远大于现实的）幽灵所缠扰。虽然打破OPEC的权力不比表面所看到那样更会改变世界资本主义的各种现实，它都会把石油政治恢复到它们所应有的形状，像上帝和标准美孚原先所规定的那样，但不一定按照那个秩序（即上帝第一、标准美孚其次的秩序）。

这不会带回快速的经济复苏，但它可能为一个被经济衰退和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安龙梦魇所折磨的政府在选举方面带来有意义的短期益处。

此外，在美国公司、「文化」（民族主义、宗教）右翼的内部都有强有力的倾向，把现在看成为黄金机会来摆脱新世界秩序的多方面限制。这个倾向是：随著对中东和中亚细亚的军事支配，就有权力强制规定对欧洲的贸易政策，将太空转变为我们自己的领土，强行推掉京都环保协议，和国际刑事法庭，消耗便宜矿物燃料、把地球加热到直至破裂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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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不管这个战争将会怎样符合美国的政治、宗教右翼的议事日程，不管这些分子多么强大地影响现政府的政治，整体看来这个死硬右派并没有控制美国公司统治阶级的政策。

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在完成军事征服之后控制、重组伊拉克国家所将要承担的巨大费用和复杂事物，更不必说整个中东了。

那末，现在的问题是要解释，为什么美国权势集团本身，对政府的推动战争，作出如此少而弱的限制。经济的走下坡和管理不善；布殊和〔副总统〕切尼两人与公司肮脏事件的瓜葛；国际社会对战争的忧虑和不安：所有这些都会提供很多很大机会来减慢或停止战争的推动，如果这些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精英们选择这样做的话。

依据我们的看法，他们从征服伊拉克中所看到的潜在的巨大报偿已经压倒了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所应有的正常的「保守主义」。在冷战后的世界里，由于没有一个重要的、对抗的国家权力能够对美国军事力量强加限制（反而由于从一连串棘手的地区性危机、非国家的恐怖主义和人民大众对「全球化」的不满而来的各种困难），征服的诱惑力已变得格外强大。

把伊拉克想像为正在完成一个从塞尔维亚开始、接著是阿富汗的帝国三连赢赌赛。在每一种情况中，当政权——对这些政权，美国的政策本来没有大的反对（当然不会反对它们的残忍内部镇压）——超出了可允许的行为范围时，它们便成为机会目标。

放在一起来看，这三个胜利（至少头两个是靠极少的美国伤亡所完成的）证明，不管是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是通过它自己，或者是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那里用敲诈和实力榨取来的委任掩护下，美国的权力能够随意行使。

不管是在极右、保守或自由的思想中都被认为是已知的、不受可敬的异议的是，美国的权力是争取世界进步和民主的慈善力量，这个权力能行使得越多越好。（更不用说像1980年代的危地马拉那样的久远历史了，因为现在还有被美国所支持的军队在当地所杀害的农民们的尸体挖掘出来。）

也有将胜利后所得到的问题溶解在下一个胜利的兴高采烈之中的诱惑。如果米洛塞维奇以后的科索沃仍然是种族纠纷的危险地区，就来了阿富汗的「解放」；如果塔利班之后的阿富汗是一团糟，我们往前转到结束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

如果这种模糊地类似于环球金字塔式销售的诡计，也许1990年代后期的股市泡沫就是它的样本。但是，美国权力的慈善性假设，也是我们在基本上最反对的地方。对我们而言，美国与萨达姆政权的交锋不是好人与邪恶轴心的对抗；它是一个环球教父对一个出了轨的中级匪徒的同族血仇。

我们绝对要弄清楚：我们从头到尾都反对这个战争，不是因为它是「单方面的」，不是因为它是有风险的，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对在伊拉克统治的暴君有任何同情，而是因为这个战争是帝国主义所发动的。它是一个确认（和扩张）美国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至高无上地位的战争，而且没有什么事情比在这个征服战争中的「成功」对这个世界更危险了。

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可是，到最后，美国统治阶级以其难以置信的武力和自大，把这个已经开始的战争看成是值得去冒的风险，因为这些风险主要是落在那些不太紧要的人们的身上。一般的预料是，美国的伤亡人数会低，而阿拉伯老百姓的伤亡人数会很巨大；有崩溃危险的经济和社会是在别人的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从公司权力的高处来看，这个战争看起来像一个主要用赌注来玩的游戏。从另一方面来看，它是帝国主义到今天为止所发动的最骇人最有害的冒险之一。自从越战的早期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需要建立一个头脑清楚的反战运动了。

（兆立译自《逆流前进》2002年11/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