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已经发动了对伊拉克战争，事实上使我们的国家走上了不断战争的道路。

真正的“邪恶轴心”在华盛顿，华盛顿的主人们，正准备对任一国家实行长期对抗，只要这一国家有可能发展为某一地区的大国地位的话。

仅在一年半前，这三驾马车（布殊、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迫使我们走上了与中国对抗之路。各种军舰部署在台湾海峡，加强了反华宣传，军事杂志上刊出种种论文，纷纷提出不同的反华方案，而我们的侦察机便摔在中国的领土上。这些出事的英雄们还不是纽约市的警察和救火队员，而是飞行员和军事情报人员，他们在中国官方办公大楼里度过了所谓“艰难的时刻”──那里有空调设备，他们用筷子进食，吃的是中国餐。

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在追捕基地组织问题上真的团结起来了。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攻打阿富汗，我们的部队驻扎在伊朗和阿富汗周围的前苏联共和国领土上。这是第一次我们在产油的广大地区驻扎军队，并与该地区的国家签署了条约。

解决了伊拉克之物，美军并没有回到国内，而是准备发动另一次冒险行为：伊朗终于被提到布殊进攻的名单上，或者冒险行为是针对中国的，或者针对北朝鲜的。

所有主战的鹰派人物，在麦斯布特写的新书《和平的野蛮战争》中发出了傻笑，窃窃私语，这本新书回顾了我们在北非海岸到越南所发动的光荣小战役。实际上，那就是越南战争。布特在书的最后一节中呼吁要发动更多的小战役，他说，提到我们领导人面前的，正是要有勇气，要乐于“为刽子手付清战款”。

毫无疑问，而且历来如此，我们的另一批母亲们的儿女要为此付出鲜血的代价了。

如同以往一样，我们必须作长期战斗准备，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说出去，提出不同的观点。

（黄申摘译自《退伍军人》２００３年春季号）

２１世纪初，军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了全新关系。这种“无界限战争”，即布殊政府所采纳的新政治方案，标志著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重大变化，与以往不同的是，资本全球化和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相互关连的两个方面。

罗莎．卢森堡的名言说：“在资本发展上，军国主义有其特殊的作用，它伴随著资本和积累的每一历史阶段”。她说：“帝国主义的积累阶段”描述为“全球资本积累的竞争阶段”。暴力、欺诈、掠夺毫不掩饰地公开表现出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名言指出：“历史表明，战争行为取决武器生产，而武器的生产则取决于经济情况，特别取决于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对恩格斯来说，资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军国主义统治了欧洲，并正在吞没了欧洲。”１９１４年爆发的欧洲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已经证实了恩格斯的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器生产已成为技术发展的核心（如宇航业、电子业、核生产工业等）。在最近５０年中，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费开支，均已达到空前高水平，据说这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而在苏联国内，巨额军费开支是为了巩固苏联统治层及其寄生性生存的利益，为了有利于他们吮吸生产和财政的资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工业系统已选择扎根在美国经济和社会中，这并不因苏联解体有所削弱，相反地却进入了一个新的巩固阶段。军事工业系统的不断加强，是取决于下列相关因素：工业的集中化，武器制造公司和财政资本的紧密相联，克林顿政府和布殊政府军费预算不断地增加，这些因素都在当今资讯统治“和以网络为中心的军事行为”中起著决定性作用。

军事上的至高无上权，使美国的武器制造公司在ＩＣＴ（讯息－电讯技术）发展中取得了中心位置。武器制造公司必须为当地部队开发新的武器系统，也就是五角大楼专家们提出的为“城市战”作准备，把士兵们用超高精尖武器装备起来，目的在于发动战争用以反对人口密集的南方诸国以及北方城市的所谓“危险阶级”。武器制造公司集团力图把壮大“国家安全体制”与非军事目标结合起来，这就关系到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了。军事安全体制在未来几年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军事工业联合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２１世纪的帝国主义

按照哈德特（Hardt）和内格里（Negri）两位学者的看法，资本统治的“国家形式”远没有消失，而现在则让位给“资本帝国”了，在这种帝国内部，资本与劳动相互对抗，而无法调解。资本为了保护统治，离开了政治机构（包括法院、军事委员会）就一事无成。就这一意义来说，上述两位学者提到的“世界资本主义”并不存在。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必然有超越国家界限和与其他障碍的趋向。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就包含在资本这一概念内”，但在发展进程中，充满著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

２１世纪帝国主义的特点是：美国控制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在２０世纪期间爆发过那种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就不会在２１世纪内再爆发了。美国和欧盟统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如马克思所说的，他们的相互关系就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但“他们之间的竞争丝毫不会失去相互关照”，他们在面对整个工人阶级，面对受他们统治的国家民族，便会组成真正的“共济会”而相互共济。

资本全球化与军国主义

２０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便已确定地指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这一事实，并不能排除掉战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共控制下的中国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造，一旦在经济领域内威胁到美国，那将会有甚么情况发生呢？这里，考茨基所说的，超帝国主义能使资本克服其矛盾，已无济于事了。在资本全球化的现阶段，战争将保留著并扩大著它的作用。

资本全球化并不表明全球规模的价值再生产的扩大化，而只能导致掠夺性的加强。资本的产权，集中了财政收入，而盗走了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不是生产得越多，而恰好相反，根本无法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

资本全球化的矛盾在于：一方面自身已发展到空前无法比拟的水平，另方面又摧毁了大多数非洲国家，并把新兴的亚洲和拉美国家抛向危机。在这个进程中，美国都起著主要作用。

２１世纪的今天，国家暴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就拆穿了要把“市场”和自由贸易跟和平和民主结合起来的神话。

伴随资本全球化而来的是商品化，商品化容许市场的存在具有优先性，这就加重了生产者的依赖性，并使新兴社会集团受到了奴役，特别是在被统治的国家里。商品化和市场优先性还容许他们有污染权，垄断了生活必需品制造权和知识产权。这便威胁到人类自由。所有这一切，离开了暴力使用便无法达到目的。

美国是资本全球化的中心。资本全球化与军国主义是同一有机现象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在美国表现得更加突出。如果说美国是资本全球化的中心，她同时也是一切矛盾的中心。这些矛盾的快速发展，恰好拆穿了那些人的谎言，他们认为美国在全球衰退的海洋里建立起一个“繁荣的岛国”。九．一一事件之后，经济矛盾并没有减缩，而是扩大，人们因此使用了“阶级战”这一措词。

布殊政府要策动的“无界限的战争”，是同最近２０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枯荣兴衰有关。这一政策反映了财政寡头们的利益，他们的性质基础是依赖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特别是石油），以及无限止地对债务的偿还，即使这样做会危及并威胁到最弱势的各社会阶级和民族，也是在所不顾的。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其他占统治地位的强国，通过直接管理、委任管理或保护国的形式，实现她们的野心，即刺激被统治国家的经济发展，这种统治方式毫不逊于２０世纪初帝国主义的殖民征服。最悲惨的实例是非洲大陆，最近２０年来，提上日程的是肢解南非各国，因为他们无能阻止帝国主义统治的恶果。

（黄申节译自《国际观点》２００３年３月号）

现时，观察家们的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反伊拉克战争“何时”开始？而不是过去所问的“如果”战争开始了......。但反伊战争是否早已经开始了呢？

仅在２００２年８月，美英轰炸机“出击１０次”，在伊拉克领土上轰炸伊军指挥中心。在公众争论的阴影下，美国正在伊拉克周边地区部署军队，其速度节奏之快，远远超过１９９０－９１年“沙漠风暴”战役的准备阶段。美军驻扎的地区还有：中东、中亚、非洲的合恩角，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巴林、阿曼、也门、埃里特里亚和肯尼亚。此外还要加上美国军舰驻扎在波斯湾、阿曼海、红海和地中海。在所有这些地区和国家中，以色列起著头等重要的作用。

用不著大家大惊小怪的是，美国军事专家强调指出，发动对伊战争的后勤工作，在数量上要超过１９９０－９１年的“沙漠风暴”战役。

权力垄断

反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帝国主义对反伊战争已作出了新的部署。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政策的大纲草案已经制订出来。一九九二年三月八日纽约时报透露说，大纲起草者就是现任布殊政府中最有影响势力的人物和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人。大纲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五角大楼提出了“防御计划指南”。指南详细说明了美国在后冷战期的外交、军事政策。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一政策断言，美国的使命在于确保世界任何地区不得有敌对的超级大国出现。美国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说服其他先进工业国家深信美国定将保护她们的合法权益，保持她们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大纲进一步说明，美国必须保持现有机制，力图阻止潜在的竞争大国发挥它的地区性的、甚至全球性的重要作用。大纲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具有潜在威胁性，并警告说，德国、日本以及其他工业大国，只要她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定会重新武装起来，要求得到核武器，这便会同美国进行竞争了。

这一方针与赖斯、拉姆斯菲尔德、切尼的声明有惊人的相似。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０日纽约时报又透露一个文件，名为《威胁与回应》。

纽约时报评论这一文件时说：“布殊的原则，在国家安全措施方面，比之自列根时期以来任何措施更为有力，更具进攻性，这原则包括削弱核不扩散条约，采用牵制和威胁战略，认为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美国主要政策几乎都已失效了，认为对美国的威胁与其说来自那些胜利了的国家，倒不如说来自那些失败了的国家。”文件中最突出的因素在于布殊坚持在苏联解体之后，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能追上美国已经取得的领先地位。当俄罗斯陷入深刻的财政困境时，布殊的原则便是针对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因为这些大国正在增强她们的常规军事力量。

所有这种论述是同２００２年１月出版的《核形势评论》杂志所提出的，以及赖斯和拉姆斯菲尔德所发表的论说，是完全符合的。英国日报总结说：“总之，赖斯女士和布殊先生认定，他们能支配其他国家，并与这些国家结成同盟。美国军事优势能阻止其他国家追求他们自己的军事规划，并鼓励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按照美帝国主义这一总方针，我们定必走近反伊拉克战争。由这一战争所激发起来的一国或一地区的不平衡和政治不稳，却将与这个总战略一体化。这个一体化定将提供机会重新形成有利于美国，以及它的享有特权的盟国的力量关系，确保控制某些国家及其资源，通过政权的改变，建立新的同盟，削弱他们现有的及潜在的敌手地位。

二十一世纪的能源市场

美国的优先性是同其军事实力相一致的，因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向著有利于美国而重新调整。美国是历史上空前的世界大国，也是最大的债主国。欧洲、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的金融转移，使美国财政赤字得到了缓解。

如果说美国依赖国际金融流入到华尔街，它也同样依赖能源所需的石油进口。２００１年５月提出的全国能源政策报告──即众所周知的切尼报告──显示了两大优先权：（１）在长期内增加并确保对波斯湾地区的油源开发；（２）使油源供应多渠道化。

伊拉克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蕴藏国：计有１１２０亿桶。二十多年来，地质研究已经中断了，７３口油井中，仅有２４口还在营作。有人估计，伊拉克石油蕴藏量可高达２５００亿桶，而且石油质量高，提炼成本低，交通方便。换言之，如果谁掌握了伊拉克的石油资源，谁就享有２１世纪能源市场的决定性影响力。

伊拉克石油是处于多种策略较量的中心。２００１年６月，联合国辩论“以灵活方式制裁”伊拉克时，法国提出的议案，允许外国资本投资伊拉克油田，却遭到了美、英的阻挠。尽管有这些障碍，多个石油公司已同伊拉克政府签订了合同，他们获得了直接勘探和提炼权，这就突破了伊拉克国家公司的传统政策。

然而，所有上述这些计划，都有可能失败，因为美国感兴趣的是“改变伊拉克政权”，因此，美国、欧洲、俄罗斯以及中国的某些公司关于开发伊拉克油田的合同，在“改变政权”的情况下，定将宣告无效。伊拉克反对派宣称，“政权改变”是有利于美国财团的介入，而萨达姆．侯赛因所签署的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迪克．切尼的总公司及其购并进来的公司现正专门从事于评估伊拉克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蕴藏量，只有这些公司占据了勘探广大地区石油的前线位置。

阵营调整

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人詹姆斯．伍斯利毫不含糊地声称：联合国安理会各成员国之间的商谈，是在激烈的讨价还价声中产生的。但与美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成员国，可与美国分享战利品，而其他成员国则须看他们未来的结盟趋向。

诚然，控制伊拉克石油不仅使美国在与沙特阿拉伯处于危机时期能保证常规供应，而且还能使美国掌握了对油价施加压力的手段。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查韦斯的委内瑞拉的实力已被削弱了。如果油价下降到每桶１８美元以下，沙特阿拉伯的财政稳定性必将动摇。美国手中还拥有一张强有力的王牌，那就是“改变政权”。油价下降，俄罗斯石油供应必将迅速贬值──而西伯利亚煤油成本是很高的，俄罗斯全国经济定将感受到这一点。普京及其助手们是知道这一切的。美国已经成功地冲击了俄罗斯对巴库（里海边）──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土耳其的石油管道运输的垄断权。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大选期间对布殊的强有力主动权深感不安是十分明显的。但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４日，施罗德拜访贝理雅，标志著阵营重新调整的第一个阶段。德国西门子集团公司总经理波埃尔将发出呼吁说：“德美关系特别重要：基本的政治价值与经济定位的协议决不应轻易撇开，在热火朝天的选举运动中，施罗德定会发表有关伊拉克政策的谈话。”环绕在美国立场周围的阵营重新调整，要比人们所设想的快得多。但对于左翼分子来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取实力地位的种种政治花招，却不值得恭维。

（黄申摘译自《国际观点》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