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強烈肆虐　當局負有咎責

軍行

非典型肺炎（SARS，譯稱沙士，內地簡稱「非典」）疫症首先在中國爆發。由於病毒為前所未見，毒性既非常劇烈，傳播力又快速兇猛，加上中國當局在最初幾個月內採取「諱疾忌醫」、極力封鎖消息、對外隱瞞疫情的駝鳥政策，以致疫情一發難以收拾，釀成近代歷史上罕見的災難，使人民大眾深受其害，許多人因染上而死亡，不少醫務工作者奮不顧身，捨己救人，以致不幸犧牲。

廣東省在去年１１月已開始有這病例，在佛山等多個城市先後出現，卻一直沒有對外宣佈。１２月２７日，河源一名重病人被送進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醫治。國務院衛生部遲至今年１月下旬春節前，才派出一個級別甚低的工作組到廣東調查；春節過後，衛生部由副部長率領，相繼派出兩個專家組去調查；結果「亳無作為，未向人民發出任何警告」，也未在廣東省內採取任何隔離措施。當時的北京市長孟學農坦承北京在３月１日就出現病例。老軍醫蔣彥永寫信給《時代周刊》踢爆北京向公眾隱瞞真相，卻遭到壓力打擊。內地網站對留言只許對沙士作正面的討論。《人民日報》網站負責人承認，對社會產生壞影響的意見不能發表出來。內地傳媒工作者湧到廣東了解疫情，作出報道；有些印起的報紙被令收回。據說，中央電視台已做好廣東疫情專輯，但被禁止播出，網上文章也被阻發，編輯則遭?責及撤換。

在疫情爆發之後，世界衛生組織曾要求到中國了解疫情，並願提供協助，都遭到中央及地方當局拒絕，而且謊稱當局已經控制疫情，實則仍在加速、加劇惡化。直至３月２６日，在世衛組織的不斷施壓之下，中國官方才公佈已發生近８百個病例。

這是中國一貫的官僚專制、嚴厲控制傳媒、封鎖消息、「報喜不報憂」等特性的又一次表露。尤其是多年來「經濟掛帥」、唯利是圖、只求經濟發展速度、「穩定壓倒一切」的路線、政策，使上述的特性更變本加厲地推行；國家一向的建設投資方針偏向經濟，忽視醫療衛生，以致內地（特別是在農村）的醫療系統發展長期滯後，遠不能滿足社會需求。在全面推行市場經濟後，城鄉人民自己須負擔的醫療費用飛漲，導致看病和醫治十分困難，這在農村更加是如此。因此，在這次疫症爆發後便造成了危機。

當局初期對非典的處理手法實際上是非常有害的做法，立即招致的惡果是官方及民間都不加警惕、預防和及時醫治，導致疫情更加難以控制，迅速擴散到香港和全國各地，以至世界各國，而對中國（包括香港）的經濟則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損失一時難以估計。這不能不是中國官方上述錯誤所嚴重加劇的。

受到疫情的打擊，國內城市的許多行業生意大減；不少工業生產甚至停產，工人更加大量地失業，擴展了失業大軍的行列；城市的貧困戶也隨之大增，低下階層最蒙此災害。

原來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以及進城買賣的農民，也無可避免地備受其壞影響。他們與城市低下層人士差不多都缺少財力去買口罩等必需裝備。他們返回農村，又可能把病毒帶回去；更由於農村公共衛生體系薄弱，農民對預防疫病意識低．疫情容易在農村擴散；即使未有擴散的，對農村的鄉鎮企業生產、農民生活等方面也會產生連鎖效應，物價會上升，部份生活用品短缺，農民外出務工受阻，農產品到城市銷售比前更困難等等。

城鄉人民在遭受這些損失、精神上又增加了疫症的威脅時，難免會進一步增加對當局和幹部處理疫情不當等的不滿，上街示威，以至集體衝擊政府機關，加劇社會的矛盾和衝突。這許多的後果，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都不能辭其咎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