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戰爭？為什麼現在要？根據一個對「美國戰略利益的風險」的保守、小心的分析，以發動戰爭來征服伊拉克而產生的危險似乎比不打大得多。那就是為什麼在美國上層人士之間有分歧和爭論，更不用說國際社會的驚恐了。那末，對美國所控制的全球經濟及政治管理制度（我們簡稱之為帝國主義）到底有什麼察覺到的酬報遠遠超過冒整個地區發生混亂的風險呢？

我們首先必須確定一些基本點：

第一，進攻伊拉克的戰爭不是「即將開始」，它已在十月初開始，因為美國已擴大對雷達站的轟炸、「特種部隊」已在伊拉克北部出現和傳媒報道了以色列人在伊拉克西部尋找導彈發射站的行動。

第二，美國政府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定並不是尚未作出，它在很早以前就已作出。強使伊拉克「改變政權」的基本藍圖，在布殊就任後不久即已擬就；真正去攻打伊拉克的戰略性決定（雖然不是確切日期）在2001年9月11日以後幾天就差不多確定，與美政府決定攻打阿富汗差不多同時。

第三，這個戰爭慾，與薩達姆政權也許還保留的少量「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更小的運載這些武器的能力（除非可能作為戰術性武器被使用在伊拉克境內的戰場上）幾乎無關。可以瞭解的是，普通人民也許會擔心化學、生物、核子武器的擴散，但是如此的擔心與美國對伊拉克的政策無關，那個政策是被純粹的征服目標所推動的。

不管怎樣，以任何計量標準，這個令人憎惡的政權，對任何人而言（更不用說對世界超級大國了），是比1980年代的它，「危險性」少得多了，因為在當時，它真正使用了化學武器來對付伊朗軍隊和伊拉克的庫爾德族人民。相信大家還記得：伊拉克從美國接收了那些武器，在那個時候，薩達姆還與〔美國現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共進「權力午餐」，洽談軍火生意。

讓我們簡短地檢討一下由這個戰爭引起的真正危險，這些危險曾經是精英傳媒和政策專家們爭論戰爭是否「明智」問題的主要題目。

危險一：本是宿敵的伊拉克政權和阿蓋達恐怖網絡也許會被迫為了殘存和報復而以利害關係為基礎結成同盟。

危險二：如果空軍的「外科手術式」的襲擊或者暗殺無法快速推翻這個政權，野蠻的巷戰會接著而來，其結果會是無辜人民的死亡數字不但會非常龐大，更壞的是，會被電視播放到全世界去。

危險三：伊拉克戰爭也許會引起俄國對格魯吉亞共和國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或者引起印度—巴基斯坦危機的再度升級（客觀上說來，這是世界上最危險的）。

危險四：伊拉克本身也許會分裂——例如若果南部的什葉派人口或者北方的庫爾德人反對新的、美國設立的、專制的中央政府。

危險五：伊拉克戰爭也許會引起阿拉伯世界的人民發生動亂，威脅該地區的傳統美國盟友——約旦、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皇族——的穩定與安全。

危險六：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的暴烈升級，可能包括以色列沙龍政府所發動的——或者也許被沙龍所協助、但不能完全控制的極右殖民者所觸發的——史無前例的、米洛塞維奇規模的攻擊。

這個惡夢似的景象還可能會包括對佔領區的（如果不是以色列本身殘存）的阿拉伯人實行「人口遷移」（其實是種族清洗）。雖然估計這個可能性是不可能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可能性已經被包括以色列在內的國際新聞界認真地報道，但是美國傳媒幾乎沒有提及此事。依據以色列反折毀房屋委員會的傑夫‧哈爾珀的看法，立即放逐數千名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及其他幾個挑選出來的社區領導人是極可能的。

無論如何，當美國政府經過剛過去的春天的短暫不確定時期之後、毫不含糊地支持以色列總理沙龍對巴勒斯坦平民社會發動野蠻攻勢的時候，已經作出決定：完全以展示、使用勢不可擋的武力將美國—以色列的條款強加給阿拉伯、穆斯林世界。

我們現在要談到目前這個難以置信的危險時刻的一個獨特性。在這些危險中，至少有一些——特別是主要阿拉伯國家的崩潰、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毀滅性攻擊——也許在華盛頓某些「權力走廊」（指左右決策的權力中心）中可被看成為好機會。

當然、有右翼分子（例如那些與像「新美國世紀」那樣的方案有關連的人們以及極端的以色列說客們）相信，這就是美國權力能夠重塑中東、迫使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伊斯蘭教徒或者任何其他不向美國秩序低頭的人們完全無條件投降的時刻——也許不會很快再有的時刻。

這些都是受意識形態推動的人們（Richard Perle和Panl Wolfowitz〔似乎是現任國防部長〕就是兩個典型）。這些人把沙龍看成為處理中東事務的好榜樣。這些人會更高興地看到沙特阿拉伯被排除出美國戰略盟友的行列。要實現這點，美國對伊拉克巨大、未開發的石油儲藏量的直接控制當然至關重要。

這裡的問題不是美國要「依賴」伊拉克石油的供應，而是權力與控制。石油是朝向以下目的的方法，這個目的是：美國對中東、像它在60或70年前對拉丁美洲所實施那樣的統治。（這個帝國當時不是向拉丁美洲散佈民主與發展的福音嗎？）

在未來的年頭，作為伊拉克石油的主人，美國可能希望使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這個石油生產者的卡特爾變成無關緊要，將石油的世界價格任意定在每桶15美元至45美元之間，和決定從委內瑞拉到沙特阿拉伯到俄國的經濟與政府的命運。

自從1973年中東石油禁運和隨後的排長龍買汽油以來，美國政策一直被阿拉伯和第三世界石油輸出國聯合控制西方經濟命脈的權力這個（遠遠大於現實的）幽靈所纏擾。雖然打破OPEC的權力不比表面所看到那樣更會改變世界資本主義的各種現實，它都會把石油政治恢復到它們所應有的形狀，像上帝和標準美孚原先所規定的那樣，但不一定按照那個秩序（即上帝第一、標準美孚其次的秩序）。

這不會帶回快速的經濟復甦，但它可能為一個被經濟衰退和過去、現在及未來的安龍夢魘所折磨的政府在選舉方面帶來有意義的短期益處。

此外，在美國公司、「文化」（民族主義、宗教）右翼的內部都有強有力的傾向，把現在看成為黃金機會來擺脫新世界秩序的多方面限制。這個傾向是：隨著對中東和中亞細亞的軍事支配，就有權力強制規定對歐洲的貿易政策，將太空轉變為我們自己的領土，強行推掉京都環保協議，和國際刑事法庭，消耗便宜礦物燃料、把地球加熱到直至破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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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問題不是這麼簡單。不管這個戰爭將會怎樣符合美國的政治、宗教右翼的議事日程，不管這些分子多麼強大地影響現政府的政治，整體看來這個死硬右派並沒有控制美國公司統治階級的政策。

資本家階級作為一個整體並不是完全不知道在完成軍事征服之後控制、重組伊拉克國家所將要承擔的巨大費用和複雜事物，更不必說整個中東了。

那末，現在的問題是要解釋，為什麼美國權勢集團本身，對政府的推動戰爭，作出如此少而弱的限制。經濟的走下坡和管理不善；布殊和〔副總統〕切尼兩人與公司骯髒事件的瓜葛；國際社會對戰爭的憂慮和不安：所有這些都會提供很多很大機會來減慢或停止戰爭的推動，如果這些佔支配地位的經濟精英們選擇這樣做的話。

依據我們的看法，他們從征服伊拉克中所看到的潛在的巨大報償已經壓倒了資本家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所應有的正常的「保守主義」。在冷戰後的世界裡，由於沒有一個重要的、對抗的國家權力能夠對美國軍事力量強加限制（反而由於從一連串棘手的地區性危機、非國家的恐怖主義和人民大眾對「全球化」的不滿而來的各種困難），征服的誘惑力已變得格外強大。

把伊拉克想像為正在完成一個從塞爾維亞開始、接著是阿富汗的帝國三連贏賭賽。在每一種情況中，當政權——對這些政權，美國的政策本來沒有大的反對（當然不會反對它們的殘忍內部鎮壓）——超出了可允許的行為範圍時，它們便成為機會目標。

放在一起來看，這三個勝利（至少頭兩個是靠極少的美國傷亡所完成的）證明，不管是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者是通過它自己，或者是從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那裡用敲詐和實力榨取來的委任掩護下，美國的權力能夠隨意行使。

不管是在極右、保守或自由的思想中都被認為是已知的、不受可敬的異議的是，美國的權力是爭取世界進步和民主的慈善力量，這個權力能行使得越多越好。（更不用說像1980年代的危地馬拉那樣的久遠歷史了，因為現在還有被美國所支持的軍隊在當地所殺害的農民們的屍體挖掘出來。）

也有將勝利後所得到的問題溶解在下一個勝利的興高采烈之中的誘惑。如果米洛塞維奇以後的科索沃仍然是種族糾紛的危險地區，就來了阿富汗的「解放」；如果塔利班之後的阿富汗是一團糟，我們往前轉到結束薩達姆‧侯賽因的政權。

如果這種模糊地類似於環球金字塔式銷售的詭計，也許1990年代後期的股市泡沫就是它的樣本。但是，美國權力的慈善性假設，也是我們在基本上最反對的地方。對我們而言，美國與薩達姆政權的交鋒不是好人與邪惡軸心的對抗；它是一個環球教父對一個出了軌的中級匪徒的同族血仇。

我們絕對要弄清楚：我們從頭到尾都反對這個戰爭，不是因為它是「單方面的」，不是因為它是有風險的，當然不是因為我們對在伊拉克統治的暴君有任何同情，而是因為這個戰爭是帝國主義所發動的。它是一個確認（和擴張）美國資本主義在全球的至高無上地位的戰爭，而且沒有什麼事情比在這個征服戰爭中的「成功」對這個世界更危險了。

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件冒險的事情，可是，到最後，美國統治階級以其難以置信的武力和自大，把這個已經開始的戰爭看成是值得去冒的風險，因為這些風險主要是落在那些不太緊要的人們的身上。一般的預料是，美國的傷亡人數會低，而阿拉伯老百姓的傷亡人數會很巨大；有崩潰危險的經濟和社會是在別人的國家。

在某種意義上，從公司權力的高處來看，這個戰爭看起來像一個主要用賭注來玩的遊戲。從另一方面來看，它是帝國主義到今天為止所發動的最駭人最有害的冒險之一。自從越戰的早期以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緊迫需要建立一個頭腦清楚的反戰運動了。

（兆立譯自《逆流前進》2002年11/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