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已經發動了對伊拉克戰爭，事實上使我們的國家走上了不斷戰爭的道路。

真正的“邪惡軸心”在華盛頓，華盛頓的主人們，正準備對任一國家實行長期對抗，只要這一國家有可能發展為某一地區的大國地位的話。

僅在一年半前，這三駕馬車（布殊、切尼、拉姆斯菲爾德），迫使我們走上了與中國對抗之路。各種軍艦部署在台灣海峽，加強了反華宣傳，軍事雜誌上刊出種種論文，紛紛提出不同的反華方案，而我們的偵察機便摔在中國的領土上。這些出事的英雄們還不是紐約市的警察和救火隊員，而是飛行員和軍事情報人員，他們在中國官方辦公大樓裏度過了所謂“艱難的時刻”──那裏有空調設備，他們用筷子進食，吃的是中國餐。

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在追捕基地組織問題上真的團結起來了。從那以後，我們開始攻打阿富汗，我們的部隊駐紮在伊朗和阿富汗周圍的前蘇聯共和國領土上。這是第一次我們在產油的廣大地區駐紮軍隊，並與該地區的國家簽署了條約。

解決了伊拉克之物，美軍並沒有回到國內，而是準備發動另一次冒險行為：伊朗終於被提到布殊進攻的名單上，或者冒險行為是針對中國的，或者針對北朝鮮的。

所有主戰的鷹派人物，在麥斯布特寫的新書《和平的野蠻戰爭》中發出了傻笑，竊竊私語，這本新書回顧了我們在北非海岸到越南所發動的光榮小戰役。實際上，那就是越南戰爭。布特在書的最後一節中呼籲要發動更多的小戰役，他說，提到我們領導人面前的，正是要有勇氣，要樂於“為劊子手付清戰款”。

毫無疑問，而且歷來如此，我們的另一批母親們的兒女要為此付出鮮血的代價了。

如同以往一樣，我們必須作長期戰鬥準備，只要有可能，我們就要說出去，提出不同的觀點。

（黃申摘譯自《退伍軍人》２００３年春季號）

２１世紀初，軍國主義、戰爭和資本主義之間有了全新關係。這種“無界限戰爭”，即布殊政府所採納的新政治方案，標誌著美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重大變化，與以往不同的是，資本全球化和軍國主義是帝國主義統治相互關連的兩個方面。

羅莎．盧森堡的名言說：“在資本發展上，軍國主義有其特殊的作用，它伴隨著資本和積累的每一歷史階段”。她說：“帝國主義的積累階段”描述為“全球資本積累的競爭階段”。暴力、欺詐、掠奪毫不掩飾地公開表現出來。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名言指出：“歷史表明，戰爭行為取決武器生產，而武器的生產則取決於經濟情況，特別取決於工業和技術的發展”。對恩格斯來說，資本－帝國主義時期的“軍國主義統治了歐洲，並正在吞沒了歐洲。”１９１４年爆發的歐洲各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已經證實了恩格斯的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武器生產已成為技術發展的核心（如宇航業、電子業、核生產工業等）。在最近５０年中，美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軍費開支，均已達到空前高水平，據說這是為了對付蘇聯的威脅，而在蘇聯國內，巨額軍費開支是為了鞏固蘇聯統治層及其寄生性生存的利益，為了有利於他們吮吸生產和財政的資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軍事工業系統已選擇紮根在美國經濟和社會中，這並不因蘇聯解體有所削弱，相反地卻進入了一個新的鞏固階段。軍事工業系統的不斷加強，是取決於下列相關因素：工業的集中化，武器製造公司和財政資本的緊密相聯，克林頓政府和布殊政府軍費預算不斷地增加，這些因素都在當今資訊統治“和以網絡為中心的軍事行為”中起著決定性作用。

軍事上的至高無上權，使美國的武器製造公司在ＩＣＴ（訊息－電訊技術）發展中取得了中心位置。武器製造公司必須為當地部隊開發新的武器系統，也就是五角大樓專家們提出的為“城市戰”作準備，把士兵們用超高精尖武器裝備起來，目的在於發動戰爭用以反對人口密集的南方諸國以及北方城市的所謂“危險階級”。武器製造公司集團力圖把壯大“國家安全體制”與非軍事目標結合起來，這就關係到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個方面了。軍事安全體制在未來幾年中所起的作用，要比軍事工業聯合企業發揮更大的作用。

２１世紀的帝國主義

按照哈德特（Hardt）和內格里（Negri）兩位學者的看法，資本統治的“國家形式”遠沒有消失，而現在則讓位給“資本帝國”了，在這種帝國內部，資本與勞動相互對抗，而無法調解。資本為了保護統治，離開了政治機構（包括法院、軍事委員會）就一事無成。就這一意義來說，上述兩位學者提到的“世界資本主義”並不存在。資本，作為一種社會關係，必然有超越國家界限和與其他障礙的趨向。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世界市場就包含在資本這一概念內”，但在發展進程中，充滿著各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分子之間的矛盾。

２１世紀帝國主義的特點是：美國控制了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因此在２０世紀期間爆發過那種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就不會在２１世紀內再爆發了。美國和歐盟統治階級，在一定程度上如馬克思所說的，他們的相互關係就是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但“他們之間的競爭絲毫不會失去相互關照”，他們在面對整個工人階級，面對受他們統治的國家民族，便會組成真正的“共濟會”而相互共濟。

資本全球化與軍國主義

２０世紀初，馬克思主義便已確定地指出，佔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列強之間不可能發生戰爭這一事實，並不能排除掉戰爭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關係。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共控制下的中國進行了資本主義改造，一旦在經濟領域內威脅到美國，那將會有甚麼情況發生呢？這裏，考茨基所說的，超帝國主義能使資本克服其矛盾，已無濟於事了。在資本全球化的現階段，戰爭將保留著並擴大著它的作用。

資本全球化並不表明全球規模的價值再生產的擴大化，而只能導致掠奪性的加強。資本的產權，集中了財政收入，而盜走了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不是生產得越多，而恰好相反，根本無法滿足廣大群眾的需要。

資本全球化的矛盾在於：一方面自身已發展到空前無法比擬的水平，另方面又摧毀了大多數非洲國家，並把新興的亞洲和拉美國家拋向危機。在這個進程中，美國都起著主要作用。

２１世紀的今天，國家暴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就拆穿了要把“市場”和自由貿易跟和平和民主結合起來的神話。

伴隨資本全球化而來的是商品化，商品化容許市場的存在具有優先性，這就加重了生產者的依賴性，並使新興社會集團受到了奴役，特別是在被統治的國家裏。商品化和市場優先性還容許他們有污染權，壟斷了生活必需品製造權和知識產權。這便威脅到人類自由。所有這一切，離開了暴力使用便無法達到目的。

美國是資本全球化的中心。資本全球化與軍國主義是同一有機現象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的相互依賴性在美國表現得更加突出。如果說美國是資本全球化的中心，她同時也是一切矛盾的中心。這些矛盾的快速發展，恰好拆穿了那些人的謊言，他們認為美國在全球衰退的海洋裏建立起一個“繁榮的島國”。九．一一事件之後，經濟矛盾並沒有減縮，而是擴大，人們因此使用了“階級戰”這一措詞。

布殊政府要策動的“無界限的戰爭”，是同最近２０年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枯榮興衰有關。這一政策反映了財政寡頭們的利益，他們的性質基礎是依賴對自然資源的掠奪（特別是石油），以及無限止地對債務的償還，即使這樣做會危及並威脅到最弱勢的各社會階級和民族，也是在所不顧的。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其他佔統治地位的強國，通過直接管理、委任管理或保護國的形式，實現她們的野心，即刺激被統治國家的經濟發展，這種統治方式毫不遜於２０世紀初帝國主義的殖民征服。最悲慘的實例是非洲大陸，最近２０年來，提上日程的是肢解南非各國，因為他們無能阻止帝國主義統治的惡果。

（黃申節譯自《國際觀點》２００３年３月號）

現時，觀察家們的問題是：以美國為首的反伊拉克戰爭“何時”開始？而不是過去所問的“如果”戰爭開始了......。但反伊戰爭是否早已經開始了呢？

僅在２００２年８月，美英轟炸機“出擊１０次”，在伊拉克領土上轟炸伊軍指揮中心。在公眾爭論的陰影下，美國正在伊拉克周邊地區部署軍隊，其速度節奏之快，遠遠超過１９９０－９１年“沙漠風暴”戰役的準備階段。美軍駐紮的地區還有：中東、中亞、非洲的合恩角，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哈薩克斯坦、卡塔爾、巴林、阿曼、也門、埃里特里亞和肯尼亞。此外還要加上美國軍艦駐紮在波斯灣、阿曼海、紅海和地中海。在所有這些地區和國家中，以色列起著頭等重要的作用。

用不著大家大驚小怪的是，美國軍事專家強調指出，發動對伊戰爭的後勤工作，在數量上要超過１９９０－９１年的“沙漠風暴”戰役。

權力壟斷

反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帝國主義對反伊戰爭已作出了新的部署。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這一政策的大綱草案已經制訂出來。一九九二年三月八日紐約時報透露說，大綱起草者就是現任布殊政府中最有影響勢力的人物和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人。大綱的主要內容就是為五角大樓提出了“防禦計劃指南”。指南詳細說明了美國在後冷戰期的外交、軍事政策。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這一政策斷言，美國的使命在於確保世界任何地區不得有敵對的超級大國出現。美國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說服其他先進工業國家深信美國定將保護她們的合法權益，保持她們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大綱進一步說明，美國必須保持現有機制，力圖阻止潛在的競爭大國發揮它的地區性的、甚至全球性的重要作用。大綱指出，俄羅斯和中國具有潛在威脅性，並警告說，德國、日本以及其他工業大國，只要她們的安全受到威脅，定會重新武裝起來，要求得到核武器，這便會同美國進行競爭了。

這一方針與賴斯、拉姆斯菲爾德、切尼的聲明有驚人的相似。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０日紐約時報又透露一個文件，名為《威脅與回應》。

紐約時報評論這一文件時說：“布殊的原則，在國家安全措施方面，比之自列根時期以來任何措施更為有力，更具進攻性，這原則包括削弱核不擴散條約，採用牽制和威脅戰略，認為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美國主要政策幾乎都已失效了，認為對美國的威脅與其說來自那些勝利了的國家，倒不如說來自那些失敗了的國家。”文件中最突出的因素在於布殊堅持在蘇聯解體之後，不容許任何外國勢力能追上美國已經取得的領先地位。當俄羅斯陷入深刻的財政困境時，布殊的原則便是針對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因為這些大國正在增強她們的常規軍事力量。

所有這種論述是同２００２年１月出版的《核形勢評論》雜誌所提出的，以及賴斯和拉姆斯菲爾德所發表的論說，是完全符合的。英國日報總結說：“總之，賴斯女士和布殊先生認定，他們能支配其他國家，並與這些國家結成同盟。美國軍事優勢能阻止其他國家追求他們自己的軍事規劃，並鼓勵他們在其他領域的合作。”

按照美帝國主義這一總方針，我們定必走近反伊拉克戰爭。由這一戰爭所激發起來的一國或一地區的不平衡和政治不穩，卻將與這個總戰略一體化。這個一體化定將提供機會重新形成有利於美國，以及它的享有特權的盟國的力量關係，確保控制某些國家及其資源，通過政權的改變，建立新的同盟，削弱他們現有的及潛在的敵手地位。

二十一世紀的能源市場

美國的優先性是同其軍事實力相一致的，因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向著有利於美國而重新調整。美國是歷史上空前的世界大國，也是最大的債主國。歐洲、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各國的金融轉移，使美國財政赤字得到了緩解。

如果說美國依賴國際金融流入到華爾街，它也同樣依賴能源所需的石油進口。２００１年５月提出的全國能源政策報告──即眾所周知的切尼報告──顯示了兩大優先權：（１）在長期內增加並確保對波斯灣地區的油源開發；（２）使油源供應多渠道化。

伊拉克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蘊藏國：計有１１２０億桶。二十多年來，地質研究已經中斷了，７３口油井中，僅有２４口還在營作。有人估計，伊拉克石油蘊藏量可高達２５００億桶，而且石油質量高，提煉成本低，交通方便。換言之，如果誰掌握了伊拉克的石油資源，誰就享有２１世紀能源市場的決定性影響力。

伊拉克石油是處於多種策略較量的中心。２００１年６月，聯合國辯論“以靈活方式制裁”伊拉克時，法國提出的議案，允許外國資本投資伊拉克油田，卻遭到了美、英的阻撓。儘管有這些障礙，多個石油公司已同伊拉克政府簽訂了合同，他們獲得了直接勘探和提煉權，這就突破了伊拉克國家公司的傳統政策。

然而，所有上述這些計劃，都有可能失敗，因為美國感興趣的是“改變伊拉克政權”，因此，美國、歐洲、俄羅斯以及中國的某些公司關於開發伊拉克油田的合同，在“改變政權”的情況下，定將宣告無效。伊拉克反對派宣稱，“政權改變”是有利於美國財團的介入，而薩達姆．侯賽因所簽署的合同在法律上是無效的。迪克．切尼的總公司及其購併進來的公司現正專門從事於評估伊拉克的石油和天然氣的蘊藏量，只有這些公司佔據了勘探廣大地區石油的前線位置。

陣營調整

美國中央情報局負責人詹姆斯．伍斯利毫不含糊地聲稱：聯合國安理會各成員國之間的商談，是在激烈的討價還價聲中產生的。但與美國站在一條戰線上的成員國，可與美國分享戰利品，而其他成員國則須看他們未來的結盟趨向。

誠然，控制伊拉克石油不僅使美國在與沙特阿拉伯處於危機時期能保證常規供應，而且還能使美國掌握了對油價施加壓力的手段。歐佩克（石油輸出國組織）以及查韋斯的委內瑞拉的實力已被削弱了。如果油價下降到每桶１８美元以下，沙特阿拉伯的財政穩定性必將動搖。美國手中還擁有一張強有力的王牌，那就是“改變政權”。油價下降，俄羅斯石油供應必將迅速貶值──而西伯利亞煤油成本是很高的，俄羅斯全國經濟定將感受到這一點。普京及其助手們是知道這一切的。美國已經成功地衝擊了俄羅斯對巴庫（裏海邊）──第比利斯（格魯吉亞）──土耳其的石油管道運輸的壟斷權。德國總理施羅德在大選期間對布殊的強有力主動權深感不安是十分明顯的。但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４日，施羅德拜訪貝理雅，標誌著陣營重新調整的第一個階段。德國西門子集團公司總經理波埃爾將發出呼籲說：“德美關係特別重要：基本的政治價值與經濟定位的協議決不應輕易撇開，在熱火朝天的選舉運動中，施羅德定會發表有關伊拉克政策的談話。”環繞在美國立場周圍的陣營重新調整，要比人們所設想的快得多。但對於左翼分子來說，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為爭取實力地位的種種政治花招，卻不值得恭維。

（黃申摘譯自《國際觀點》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