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27年的聯合反對派的經濟建議
1926-27年的聯合反對派主要地是左派反對派與（〔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所支持的）圍繞著齊諾維也夫和加米尼夫的團體結合的集團。其他反對派的團體、如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對派的成員也參加了這個集團。在經濟政策的問題上，聯合反對派採取了左派反對派的1926-27年的大多數判斷審慎的分析和實際的建議。
聯合反對派尖銳地批評國有部門積累率的低下（在工業方面比沙皇時代的某些時候還要低）。它認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增長率（每年百分之四至九）太低了。它建議，工業化進度的增加和國有部門的較大投資應該由以下兩個泉源來投資資金：向人口中較富部門徵累進稅和極力減少非生產性的費用，特別是在國家行政部門。
|
|
鑒於1980年代的反酗酒運動，今天的人會感到一些興趣的是，聯合反對派早就發起運動，反對因伏特加酒的國家專賣、公開提倡所造成的可怕後果。它所用的論點預先說出了戈爾巴喬夫領導層在五十多年以後所用的論點：
伏特加酒由國家銷售，原先是作為一個實驗而引進的，而且附有條件，使所得的收入的主要部份用作工業化，特別是用來發展金屬工業。事實上，由國家來銷酒只會禍害工業。這個實驗應該視為完全失敗。由國家來銷售伏特加酒，不但已經對私人經濟有負面影響，因為這在沙皇時代已是如此，而且主要是對國家部門有負面影響。<14>
曠工的增加、劣質的工作和浪費、對機器的損害、意外事故的增加、火災、打架等等，每年都要浪費掉數以億計的盧布。……廢止伏特加酒的國家銷售會自然而然地為工業化改善物質、文化的資源。<15>
1926-27年的聯合反對派所建議的經濟政策，既沒有包括對貨幣——價格關係或市場機制的擯棄，又沒有包括向“軍事共產主義”或“指令經濟”的過渡。恰恰相反，像1923年的左派反對派的政策一樣，為了工人們的利益，為了更快速的、但決不是強制的工業化的利益，它是建基在使用這些機制上：
不去有系統地、有決心地降低生產成本和工業產品的批發、零售價格，工業化的必要的加速是不可能的，不去適應世界市場的價格，它也是不可能的。這是發展我們的技術的基礎結構、更好地回應工人群眾需要的唯一方法。<16>
在新經濟政策之下，敵對勢力、富農、「耐普」人和官僚們的某種生長是不可避免的。這些力量不能簡單地用行政命令或經濟壓力來消滅之。在創立、實現新經濟政策時，我們也在我們的國家中替資本主義關係創造了空間，而且在今後的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之內，我們應該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可以用一個正確、考慮週到和有系統的工人階級政策，依靠小農和與中農聯盟，來與他們抗爭，來戰勝他們。<17>
聯合反對派政綱的中心目標，是保衛蘇聯工人階級的利益。讀過這個政綱的人都會知道，相反的說法，一個到今天還有人作出的說法，只不過是誹謗而已。這個政綱詳細地列出了保衛工人階級利益的要求：反對失業、反對實際工資的任何減少，主張立刻改善工人們的居住條件，反對官僚地誤用合理化運動，主張工人真正地管制工資和工作規範，主張工會真正地獨立於工廠領導層，主張保證工人有罷工權利。反對派要求決定性地增加工人參與經濟的領導層。<18>這個政綱在以下的聲明中，達到了高潮：
判斷我們的國家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進展的決定性因素，除了生產力的增長和社會主義成份優勝於資本主義成份之外，必須是工人階級生活條件的決定性的改進。<19>
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派從1929年到1933年的冒險主義路線的鬥爭
當斯大林推行他向強制的鄉村集團化和超高速的、不成比例的、浪費的工業化轉變的時候，托洛茨基和大多數反對派人士都覺得非常不對。他們的看法是，這個冒險主義的路線會嚴重地損害工人階級的利益。我們可以從《反對派公報》上引用許多文章。最重要的文件有托洛茨基1932年的文章《處於危險中的蘇聯經濟》和賴可夫斯基在1929年至1931年之間發表的幾篇文章。賴可夫斯基在他的《1930年的宣言》中寫道：
完全集體化這個口號本身是最大的經濟胡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知道新的財產形式只有在新的財產關係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來。但是這些新的生產關係還沒有存在。……廢除新經濟政策和廢除富農為一個階級的政令是另一個經濟愚行。……沒有一個憲章或法令能夠廢除仍然在經濟、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仍然圍困著集體農場並且已經在其中運轉的矛盾。忽視這個經濟真理的嘗試已經導致有系統地使用暴力。……密集的集體化是在違反黨的綱領、違反最基本的馬克思主義原則、蔑視列寧對集體化、中農和新經濟政策的最基本的警告的情況下發動的。……市場上食物產品數量的減少、物價的快速增加，引致實際工資的降低。……關於紀律的政令直接違反了1921年黨大會關於工會的決議案。……〔伴隨著這個政令的是〕社會主義競賽的引進（所用的方法與在鄉村中用來引進密集的集體化的方法相似）、工資率的減少、工作規範的增加……和工人階級的法律地位和物質條件的惡化。<20>
托洛茨基後來對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過渡時期的經濟政策這個基本問題，在他的《處於危險中的蘇聯經濟》一文中寫道：
如果一個萬能的頭腦，那種設想它自己處於〔法國十八、十九世紀天文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拉普拉斯的科學想像力的頭腦——一個能夠同時記錄自然和社會的所有過程、測量它們的運動的動力、預報它們的交互作用的結果的頭腦——存在的話，這樣一個頭腦當然能夠用推理制訂一套沒有錯誤的、詳盡無遺的經濟計劃，從麥田的數目開始一直到一件背心的最後一個鈕扣。官僚層常常以為它就是有了這麼一個頭腦；那就是為什麼它這麼容易地擺脫了市場和蘇維埃民主的控制。但是，事實上，官僚層在對它的精神資源的估計上犯了極大的錯誤。……
無數的活生生的經濟參與者，國家的私人的，集體的和個別的，不但必須通過計劃委員會的統計決定，而且必須利用供應和需求的直接壓力，來宣稱他們的需要和他們的相對力量。計劃是通過市場來核對的，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通過市場來實現的。市場本身的調節必須依靠由它的機制所激起的趨向。各個部門所提出的藍圖必須通過商業計算來證明它們的經濟效力。不對盧布加以管制，過渡經濟的制度是不可想像的。這個做法的先決條件是，盧布要與票面價值相等。沒有一個穩定的貨幣單位，商業會計只會越來越混亂。……
只有通過國家計劃、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個要素的交互作用，過渡時期的經濟才能走向正確的方向。這樣做並不能保證在幾年之內完全克服矛盾和不成比例（這是烏托邦！），但是只有這樣做才能保證它們（矛盾）的減少，而且通過這種減少才能保證無產階級專政的物質基礎得以加強，直至新的、系統的革命擴闊社會主義計劃的活動場所和重建這個制度。<21>
他在以下的文字中寫得更清楚：
無產階級實行的經濟基礎只有從這樣的時刻開始才能算是完全得到保證，那就是，當國家不會被迫憑藉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向大多數農民徵收鄉村產品的時候，那就是當農民們自願地以必需份量的糧食和原料來供應國家以換取機械、工具和個人消費品的時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連同其他必要的國內、國際條件——集體化才能獲得真正的社會主義性質。<22>
一年以後，托洛茨基在他的《蘇聯的計劃經濟：成功或是失敗》（1933年9月7日）一文中更有系統地重覆這個論點。<23>還有兩個問題為托洛茨基所特別留意的：盧布的穩定和蘇聯經濟的自給自足的問題。前一個問題，他認為，只有如果盧布建立在金本位上才能夠達到。後一個問題他是反對的。這兩個問題明顯地是互相關連的，這就是為什麼托洛茨基如此地注重對外貿易的壟斷。與世界市場的聯繫是一回事；受世界市場的控制則是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聯合反對派的某些領導人和以後的左派反對派的某些領導人（普列奧勃拉仁斯基、皮亞塔科夫、拉狄克和斯米爾加）有著一個不同的觀點。他們投降了斯大林，因為他們認為他的冒險主義的政策基本上代表對蘇聯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力量的一個決定性的打擊。<24>對這個立場的辯護，邏輯地意味著他們不得不要與反對派決裂，一個投降，它的全部理論及經濟的前提遭到了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其他領導人的譴責。
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其他領導人認為官僚主義地作出計劃的經濟、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和冒險主義的工業化速度和巨大的不成比例（規劃），代表了第三種發展趨勢。這種發展趨勢既不符合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又不符合工人和小農的利益，只符合正在蘇聯社會中鞏固成為一個特殊階層（caste）的官僚層的利益。因此，這個政策並不表示“用野蠻手段實現反對派的綱領”。
托洛茨基在1934-40年時期的經濟政策
我們實在不需要詳細地看看托洛茨基在1934年至1940年之間的經濟建議。基本上說來，這些建議是在1932年至1934年之間所主張的政策的延續。《被背叛的革命》的最後一章中關於經濟政策的那幾段，今天讀起來，很像期待看眾多的蘇聯經濟學家和公眾人物自從戈爾巴喬夫推行開放政策（Glas
nost）以來在最近幾年中一直在說的話：
然而，官僚層的權力及其獨立性之增長，並不是沒有限制。歷史的因素強過於那些元帥，甚至強過共產黨總書記。沒有精密的計算，經濟的合理化是談不到的。計算，與官僚們的任性行為是不能相容的。恢復穩固的盧布，即一種不依賴於“領袖們”的盧布，這個需要是由底下的事實向官僚們提出來，即是：他們的專橫的統治是一天比一天更厲害的與國家生產力發展相衝突了，——恰像當初君主專制政體與資產階級市場發展不能調和一樣。社會各階層份子為爭取全國收入分配之鬥爭，有了貨幣計算之後，一定要現出更明顯的性質。工資數額問題，在食物券制度之下，差不多是無足輕重的，現在對於工人們則是沒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了。隨此問題而起的，還有工會問題。由上頭委派工會辦事人制度，註定要遭遇一天比一天強大的反抗。不僅如此，在計件工資制下，工廠經營是否完善，也是與工人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斯塔罕諾夫份子愈鬧愈兇的指責生產組織上之錯誤。官僚們任用私人充當經理、工程師等的習慣，愈來愈令人難於忍受了。協作社和國營商店，比前更加要依賴於購買者。集體農場和個別農戶，現在懂得將他們對國家的交易以數字表示出來。他們漸漸不能容忍上頭委派他們領袖的辦法，這些領袖，除了與當地官僚關係密切之外，往往別無所能。最後，盧布又能投射光明於最神秘的境界，即是官僚們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收入方面。如此，在一個政治上受扼勒國家裡面，貨幣流通成為一種重要的槓杆來發動反對的勢力了，而且預告所謂“開明”專制之結局即將開始了。
工業之增長和農業之歸入國家計劃，使得領袖們的職務十分繁難起來，而且提出了品質問題；正在此時，官僚主義反而摧殘了創意力和責任感，無此二者即沒有、而且不能有什麼品質進步可言的。官僚主義的毒瘡在大工業方面也許不十分明顯，但輕工業、食品工業、集體農場、地方小工業，連著協作社，總而言之，即最與人民相接近的那些經濟部門，都染遍這種毒瘡了。
蘇維埃官僚份子的進步作用，祇在這個時期內，此時人們將資本主義技術最重要之原素輸入於蘇聯。借用、模仿、移植和接種的初步工作，是在革命所安下的基礎上完成的。如此，在此時期是談不到技術科學或藝術方面有什麼新發明的。由官僚下個命令，固然可以依照西方模型建立大規模的工廠，——雖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費用。但是你走得愈遠，則經濟愈加進入於品質的問題，而此問題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們所能操縱的。蘇維埃的生產品，好像烙上了粗製濫造的印章。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求生產者和消費者中間有一種民主主義，要求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畏懼、說謊和諂諛的極權政制不能相容的。
品質問題背後，還有一個更複雜更巨大的問題，此問題可以包括在技術文化獨立創造的觀念之內。古代哲學家說，鬥爭是萬物之父。若是思想不能自由衝突，便創造不出新價值來。固然，革命的專政，其真正本質是嚴厲限制自由。但正因為這個道理，所以革命時代永不會直接助長文化的創造；祇是做些清除道路的工作而已。無產階級專政若是愈加停止其為專政，則其貢獻於人類天才活動範圍也愈廣大。社會主義文化之繁榮一定是與國家之消亡成正比例的。在那簡單的和不可動搖的歷史法則中，已經包含有蘇聯現行政制之死刑判決書了。蘇維埃民主制並非抽象的政治要求，更不是抽象的道德，卻已成為蘇聯的生死需要之問題了。<25>
無疑地，托洛茨基對“反對力量動員”的節拍預示得並不準確。他低估了恐怖行動的非政治化的影響、工人階級的恐懼和微粒化。但是，在這段剛剛引過的文句中，長期的發展傾向卻被精確地、預言式地描述了。六十年之後，這個分析需要增添的地方的確很少。它讀起來就是對蘇聯的制度性危機的描寫。這個危機今天是人人皆知了。
（未完待續）
第四章註釋：
<14> 從《聯合反對派的政綱》上來的這裡引的都來自Ulf Wolter所編的五大卷的德文版反對派文件集《蘇聯的左派反對派1923-1928年》柏林1976年。這一引句來自第五卷，第345、385頁。
<15> 出處同上，第586-587頁。
<16> 出處同上，第474頁。
<17> 出處同上，第336-337頁。
<18> 出處同上，第349-359頁。
<19> 出處同上，第344-345
<20> 見賴可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的《蘇聯反對派文選1923-1930年》，倫敦1980年，第167-8頁。
<21> 《處於危險中的蘇聯經濟》（1932年10月22日），在《托洛茨基文集1932年》，紐約1973年，第273-5頁。
<22> 出處同上，第271頁。
<23> 《蘇聯的計劃經濟：成功或是失敗》（1933年9月7日），在《托洛茨基文集補篇1929-1933年》，紐約1977年，第292-3、296-7頁。
<24> 伊薩克．多依徹把蘇聯從1928年到1932年的社會、經濟改變描述為“第三次革命”。
<25> 《被背叛的革命》，紐約1972年，第294-6頁。〔中譯文錄自何偉譯的該書，春燕出版社印行，第238-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