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在今年人大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他隨後在記者會上的答問，以及其他高官的報告，分別顯現出中國當前的社會、經濟等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反映出中共的政策加劇了人民的困苦，激發了群眾的強烈抗爭。

「工作的成就和政績」

他循例在開頭宣讀了一年來的主要「工作成就和政績」。其中說，經濟比上年增長了7.3%，2002年的增長率預定為7%，使連續多年保持高速度的增長率。這比之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高出很多的。不過，這個數字卻受到一些論者的質疑，即使是朱鎔基的報告仍然再一次承認「弄虛作假」嚴重。據報道，「地方政府虛報政績，對經濟增長弄虛作假亦是代表們的討論熱點。」「對於虛報浮誇，國家統計局局長朱之鑫也發現這個問題。……據統計，去年涉及統計的違法行為達到6萬多宗。」<1>

這樣的經濟高增長率又是伴隨中央財政的高支出的，後者比上年增加了10.1%，使財政赤字達到3098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上年增加500億元；同時，國債發行為2560億元（他在任內共發行了5100億元國債）。02年的國防支出比上年支出1千4百多億元增加252億元，增長17.6%，科技支出408億元，據觀察家相信，其中一部份本應是用於國防費用的，顯示中國仍然在參加軍事開支競賽。

朱鎔基在任內連續4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是赤字，而且越來越高，以致香港的《信報》稱之為「赤字總理」。他在記者會上力加否認，說赤字和國債發行數額，仍然在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內；而且，至為重要的是這個赤字用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因此，我留給下屆政府的不止是債務，而是25000億優質的資產」。如果他所說的優質資產是指新中國建國以來積累下來的國有財產，那就不是他在總理任期內個人造成而留下，而是全國人民半個多世紀艱苦奮鬥積下來的。他之所以在記者會上著力指責港報，「十分扯火，主要是在今次兩會中，已經有不少代表、地方官員和經濟專家對中央財政的連年龐大赤字十分不滿，批評朱內閣只靠赤字刺激經濟，給將來經濟埋下隱憂。……遼寧一名市長還說了一個順口溜：『中央財政蒸蒸日上，省裡財政喜氣洋洋，市裡財政勉勉強強，縣裡財政哭爹喊娘，鄉裡財政名存實亡。』」而朱鎔基則以此「還擊了政府內部對他的批評。」<2>

「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大力誇耀成績之後，朱鎔基不得不勉強地承認；「當前經濟和社會生活中還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一些糧食主產區和嚴重受災地方農民收入減少，有些地方拖欠工資嚴重，部份企業生產和職工生活仍有困難，就業壓力加大。產業結構不合理和經濟體制深層次問題尚未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依然相當突出，地方保護主義屢禁不止，市場經濟秩序有待繼續整頓。一些地方、部門和領導幹部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弄虛作假、鋪張浪費嚴重，一些腐敗現象還比較突出。有些單位違規挪用財政資金和專項資金。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比較普遍。重大安全事故時有發生。有些地方社會治安狀況不好。」

他依循一向以來的慣例，把那些缺點、錯失都輕描淡寫地說成是「一些」、「有些」、「部份」存在的，而且不提貪污腐化的嚴重問題。但在人代會上，代表們卻決議把「一些腐敗現象還比較突出」中的「一些」兩字刪去，表明連代表們也看不過眼、不表接受了。關於報告只提到「對那些違法亂紀、以權謀私的人，必須徹底查處」，則加上「貪污腐化」這一類人，且在「查處」後面增加了「加大治本力度，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的表述。這就表明了：儘管增刪了的文字仍然是官樣文章、形式遠多於實質的意義，但中共高層提出的反貪污腐化，也是敷衍塞責的。原中共江蘇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曹克明在上述決議作出之前，還要強辯：「至於腐敗越反越大、越反越多、越反越嚴重的這一社會普遍說法，曹克明稱其為認識上存在誤區。」<3>這說明，中國社會上這樣普遍的認識，正是客觀上存在的確實反映。黨官們的矢口否認，也是他們不願徹底清除貪污腐化的心理反映。但蕭揚在法院工作報告中卻也承認，01年全年共判處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份子20120人（比上年增加了44.35%）；共受理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行賄案件493件539人，審結478件525人，比上年上升了26.1%和24.7%。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韓杼濱也報告：全年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罪案36447件40195人，情節嚴重的共立案偵查1906件，比上年上升39.4%。這就是社會上有上述普遍說法的根據。

入世對「三農」的不利影響

朱鎔基一方面把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列為政府工作的「顯著成績」之一；另方面又對美國記者公開承認：

「中國現在的糧食已經供過於求，農產品越來越多，種什麼，什麼多。價格上不去，農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不起來。特別是中國參加WTO以後，美國的農產品還要大量地在中國登陸，……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大豆已經相當於中國全部的產量：1500萬噸。當我們想採取一個轉基因農產品管理的辦法，實行國際上很多國家實行的辦法的時候，你們美國的領導人就來跟我們談到大豆的問題，影響美國十億美元的出口，你們要慎重一點兒。但是你們對中國出口的鋼鐵產品，你們卻宣佈要加稅8%到30%，這樣就影響中國3億5千萬美元的鋼材沒法向美國出口。」<4>此外，其他農產品（大米小麥等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影響。這種不平等貿易關係，正是由於世貿組織本質上是發達國家利用來壓搾欠發達國家的工具；這也顯示，中共高層之重複聲稱要同美國建立「友好合作夥伴關係」，是以不斷讓步來追求的一廂情願想法。

而且，正如陸德泉教授所指出的：「中國在加入世貿的短短4個月間，不平等世貿規則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便暴露出來了。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開始利用知識產權條款，奪取中國沒有申請的專利，據一些政協委員估計，過去15年，中國將13萬項發明無償地『奉獻』給了世界各國。其中僅中國傳統的中草藥一項，由中國人研製開發和改良，但卻由外國公司取得專利保護的項目就有9百多項。另一方面，跨國企業通過專利權，開始圍剿中國的企業。」<5>

中國入世更加劇對農民的打擊，從上引的答問中已可得到具體證實。廣大農民的收入將會減少。中共提出的補救辦法，例如產業結構調整，並不能立即收效，增加農民的收入；農村稅費的改革，經過一些地方試點推行，也難以大大減輕農民的負擔，如果大幅減少稅費，又影響農村的公共服務，受苦的還是農民。這是因為縣以下的龐大支出仍要由農民負擔。

舉例來說，中共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年前寫了《一個鄉黨委書記的心裡話》給國務院領導的信，列舉具體實況，指出「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6>後來他再寫了一本書，書名《我向總理說實話》，詳細列出現時農村的各項費用負擔，包括：每年僅債務6千億元的利息便要付出800億元，義務教育老師的工資800億元，書雜費、設備添置維修等500億元，縣、鄉、村幹部3千9百多萬人工資2千億元，縣、鄉、鎮、村的科、局部門等3千億元。〔單是以上5項便合共7.1千億元——引者〕；縣以下的支出中，有7至8成要由農民負擔。因此，他估算農民實際上每年至少要負擔4千億元以上，遠遠高於朱鎔基說的現只負擔500億元。該書於今年1月由《光明日報》社屬下一個機構出版，成為暢銷書。<7>這樣龐大的支出，便是農民的沉重負擔無法減輕的重要原因。李昌平這個估算，與前面所引那位副市長的順口溜形容的縣、鄉財政情況不謀而合地相一致。

在農民收入減少、而稅費負擔又非常沉重的情勢下，農民被地方官僚幹部追收所欠稅費和攤派款項，從報章上時有見到的手法，是關押、毒打、搬走農民家中僅有的糧食牲畜和生產工具……，以致迫得許多農民在絕望無助中自殺。新華網披露：新華社記者在去年10月底前後，前往曾被稱為「湖廣熟，天下足」的湖北省3個縣市的8個鄉鎮實地採訪，結果發現該省在01年1至10月內發生了7宗農民因不堪過重的賦稅而自殺的慘劇（記者沒有採訪得到的該省其他同類慘劇相信還會有——引者。）農民要負擔的稅費非常繁多，長期入不敷出，導致極度貧困。湖北省監利縣縣委書記杜在新表示，該縣鄉村5億4千萬元債務中，大多數是農民欠交的，如柘木鄉有3百多農戶，每戶欠款都在12000元至15000元以上。<8>

上述的農村收入減少而負擔沉重的情況，實在是普遍存在於農村的，但朱鎔基們依然只說是「一些糧食主產區和嚴重受災地方」才有的。

而對於解決辦法，仍然主要在重提黨八股式舊調；或者，例如對於拖欠幹部、教師等的工資，最多是責成「有關地方政府務必採取有力措施，盡快加以解決」，而沒有提出實際有效的辦法。這些舊調幾乎全靠地方政府官員去落實執行，但人民卻無權力去監督、彈劾他們的「欺上瞞下」、陽奉陰違等行徑，結果決議等仍流於紙上談兵，抽象無效，長期如是。

如果中共不是只在空談，說的漂亮，做的又是另一套，那就必須在實際上撥出足夠的財力、物力去支援「三農」。例如，它要實施科教興國這個重要戰略，但在財政撥款上卻很吝嗇。全國政協常委農業部原副部長路明在這次政協會議上指出：目前影響中國農業科技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三個：一是農業投入偏低。中國到1999年算出一筆賬：農業科技投入是60多億，佔農業總產值的0.4%。第二，農業科研和推廣體系改革難度比較大。第三，農民數量大、科技素質低。<9>

中共高喊了幾年，尤其是更加強調要特別加大支援農業、農村，以加強農業科技發展的今天，財政部長項懷誠的財政預算報告提出，2002年中央財政將安排農業綜合開發、農業科技、扶貧等支出共274億元，比之2001年決算用於增加要對天然林保護工程、農業綜合開發、農業科技、農業產業化經營等方面的投入共支出233億元，並沒有增加很多，而且包含了這麼多的項目，農業科技方面實際分派到多少，官方還在玩弄數字遊戲，沒有詳細公佈。這些對農民現時之更加要求國家改變一向的多取少予政策，並無很大的幫助。

在「三農」危機日益加深加劇的時候，許多地方的農民便被迫起來請願抗議、上街示威，反對稅費負擔沉重和地方幹部的貪污舞弊、官僚惡行，等等。

對國企和工人的打擊

在中國入世後，中國企業又將面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會導致更多國企關閉或裁員，加劇現時下崗、失業的嚴重情勢。

曾培炎向人大會議報告：現時「就業和社會保障的壓力增大。截止去年底，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仍有500多萬人沒有實現再就業，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員還有681萬。」登記失業率為3.6%，加上國企下崗職工，總量在1200萬人左右。據有關權威部門預測，到2002年末，上述兩者總數將進一步上升到1400萬人左右，而且，整個「十五」期間的失業率都將呈現上升趨勢。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透露：「十五」期間，失業率將上升到5%左右。同期間，農村剩餘勞動力有1.5億左右，其中向非農領域轉移的勞動力有4千萬人，城鎮的就業壓力將明顯加大。《文匯報》同時還說，「特別需要指出的，官方公佈的失業率與人們生活中感覺的失業情況相差甚遠。這是因為官方統計中，下崗人員沒有與原企業終止勞動關係的不算失業，因此不進入統計。專家估計，中國實際的失業率不會低於10%。」「從地區看，老工業基地下崗工人較多的東北地區，勞動力供求關係最為緊張，就業壓力尤其嚴峻。」<10>事實上，中國許多學者專家在年前已估算到實際失業率達到20%左右（胡鞍鋼不久前也差不多如此提出），只是官方一直玩弄數字遊戲，許多年來都說是3%至3.5%左右。

工人抗爭湧起

國有企業在爭相裁員，把損失推在工人身上。例如，4大國有銀行裁了20萬員工；遼寧省全省有51萬國企職工被解除了與企業的關係：這是該省省長薄熙來在記者會上說的。而且，該省作為社會保障推行的試點之一，全年社保費160億元，缺口有40至50億元。<11>

實際上，據《明報》記者奔赴東北3省採訪所得，作為工業大省的遼寧，因大批重工業工廠倒閉、破產，已有半數工人失業，民間流傳實際有8成工人下崗。據去年度的官方統計，全省下崗職工、離退休人員總數達50萬人，約佔全國的1成；吉林省、黑龍江省的經濟近10年來均陷入停滯甚至衰退的邊緣，而且還在惡化。下崗工人的生活非常困苦，企業每月發予工人百多元至數百元不等，但大多都被拖欠。<12>

龐大職工在遭受裁員打擊的同時，還加上被拖欠工資的困難。財政部長報告，根據地方上報的數字，截至01年底，縣鄉欠幹部、職工的工資是65億元。但《北京晚報》報道，據在建有工會的單位中統計，2000年全國共拖欠職工工資達366.9億元。近兩年，北京市勞動爭議急劇增加，2000年共發生7480件，比上一年增加42.9%。01年1至9月，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0%，而且這種趨勢至今不能遏制。<13>而蕭揚在上述報告中，也說全年共審結勞動爭議案100440件，比上年上升了33%。

同時，向當局上訪（即投訴、請願甚至抗議）的次數也激劇增加。據筆者從英國廣播電台3月10日由香港電台轉播的《時事一週》節目中，似乎聽到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說，去年上訪的次數，從上年的9千宗劇增到9萬宗左右。如果筆者沒有聽錯，這樣的劇增是非常驚人的。它反映出中國社會矛盾的急劇尖銳化。最高檢察長韓杼濱報告「全年共辦理群眾來信來訪65萬多件次，這當中便可能包括有上述的上訪。

在下崗失業工人走投無路、生活日益困苦的時候，在工資、遣散費等被長久拖欠的時候，他們便唯有採取罷工、上街示威抗議、堵塞交通、包圍政府辦公大樓等行動。單是今年3月以來，便發生有下述的工人示威抗議行動：過去為中共號召全國工業學習榜樣的大慶油田，本為國企模範，原有職工29萬人，已有7萬人下崗，其中5萬人為了追討醫療、退休福利舉行的示威，開始於3月1日，至今已持續了3個多星期，參加人數日增；遼寧省遼寧市國企工人從3月11日開始，連日包圍政府辦公樓，進行抗議，有時高達3萬多來自20間國企的工人參加；黑龍江省撫順市煤礦下崗工人也在3月中上街示威。他們除了要求發放拖欠了的工資、保障基本福利、或者要求恢復工作權利之外，還指責政府官員腐敗、賤價出賣國有資產而中飽私囊，等等；新疆省烏魯木齊十月拖拉機廠數千名工人，3月11日前後上街，反對國有的廠房和廠地被賤賣、工齡被賣斷，要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等等。

東北的工潮澎湃未息，首都北京也發生工人上街抗議了。北京汽車製造廠200多名退休工人，從3月27日起在該廠外示威，抗議該廠未按時支付退休金，並指房屋津貼金額不足，他們聲稱已多次向廠管理層投訴，但一直無回應，部份工人已經幾個月沒有收過退休金，因而激發起他們行動起來爭取合理權益。

此外，西北地區也有請願事件，其中甘肅、青海等省份即達近百次。東北的逾千人請願事件近20宗，數十人或上百人的抗議行動多至難於統計。

以上引述的，只是見諸香港報章的部份；其他未被透露出來的同類行動，相信仍會有很多。但就是上面舉出的，也顯現出群眾鬥爭已有長足的復興和進步。

重大的進步性

這次的大規模工潮和群眾行動，具有罕見的進步性和特點，那就是：他們跨行業、多工廠聯合行動，而且很有組織性、政治醒覺性。據《明報》記者的實地採訪獲悉，內地工人已出現組織獨立工會的苗頭，他們各自成立了臨時工會組織，大慶工人成立的名為「大慶石油管理局買斷工齡職工臨時工會委員會」，並選出工人代表。遼陽成立的名為「遼鐵全體破產失業職工」的臨時組織，並推選姚福信等代表與政府談判。他們以組織的名義發表公開信，各廠職工選出的代表互有會面聯繫。他們要求人大批准人權公約中「組織獨立工會」的條款，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有集體談判權。他們除了提出「要飯吃」的訴求外，也要求政府懲治貪官腐敗。

中共當局面對著這樣大的抗議請願浪潮，一方面採取強硬的手段，拘禁了一些工人代表；另方面則安撫部份下崗工人，進行疏導，並嚴防示威工人跨省跨行業聯手。<14>

現時的這種發展，反映出中國社會矛盾的高度尖銳化，局勢的動盪不安，官方對現時的困難和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辦法。這正是中共對外開放、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等政策所加劇的。隨著這些政策的更加推行和入世帶來的惡果進一步顯現，失業更加嚴重，社會矛盾更為加劇，貧富懸殊更加擴大，廣大工人群眾的生活更加困苦，則他們的爭取權益抗爭行動便勢將再次興起——假如這次的各地鬥爭被暫時緩和了下去的話。到那時候，他們這次積累著的重要鬥爭方法和經驗，將會幫助他們爭取得巨大的勝利。

2002年3月28日

註釋：

<1> 3月5日《蘋果日報》載新華社電。

<2> 3月16日《星島日報》載該報記者特稿。

<3> 3月9日《文匯報》載中新社北京8日電。

<4> 3月16日《文匯報》載朱鎔基記者會答問全文。

<5> 詳見3月21日《蘋果日報》論壇的《缺民主政體入世危機重重》一文。

<6> 請參看《十月評論》01年第1期該信摘要。

<7> 3月11日《星島日報》

<8> 1月28日《明報》、《星島日報》轉載新華網報道。

<9> 3月8日《文匯報》。

<10> 3月5日《文匯報》。

<11> 3月11日《星島日報》。

<12> 見3月27日《明報》。

<13> 01年12月17日《文匯報》。

<14> 同見3月28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