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五）

曼德爾著 兆立譯

第三章

托洛茨基的

反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鬥爭

一

1923年10月，俄國共產黨內部的左派反對派，以提出《四十六人的政綱》初露頭角。<1>接著，托洛茨基於1923年12月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1924年，以《新路線》的書名<2>，作為單獨的小冊子而出版。這兩個文件都攻擊黨內民主之被壓制，譴責黨機構漸增地將權力制度化。這個黨機構，在一個五十多萬黨員的政黨中，在短短時間之內，已從少於800位全職幹部，暴增到擁有18,000位全職幹部。這個龐大的黨機構，由斯大林通過中央委員會書記處集中控制，有系統地窒息任何批評、表達意見或黨內自由討論。政治局每週開一次會；斯大林管理下的書記處則天天開會，而且作出大多數決定，特別是有關人事的。

《四十六人的政綱》讀起來好像期望著蘇共在1988年的第十九次大會上所作的激進的估計，這個估計說，從1924年開始，蘇聯的各級蘇維埃已經失去了一切權力，黨內不再存在民主了。其實，早在1923年，左派反對派已認識到這點，而且毫不含糊地寫在此《政綱》中：

在黨內關係上，我們也見到同一的使黨癱瘓、把黨打碎的、不正確的領導層；這在我們目前所經受的這個危機時期，似乎特別明顯……。

我們以以下的事實來解釋它：在外表的、形式上的底下，我們在實際上不但片面地招收某些個人，而且在處理事務上傾向於片面地適應一個狹窄圈子的觀點和同情。由於黨有了一個受這樣狹窄考慮所歪曲的領導層，黨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再是那個活生生、獨立、敏感地掌握現實的團體，因為它是千絲萬縷地與這個現實纏在一起的。不但不是這樣，我們現在還觀察到越來越增多的、現在幾乎不隱瞞的把黨分為兩邊的現象：一邊是書記處的等級制度，另一邊是“安靜的平民”；一邊是從前者招收來的職業黨官，另一邊是不參加公共生活的一般黨員群眾。

這是每個黨員都知道的事實。不滿意中委會或省委會的這個或那個決定的、對他們的心意有過這個或那個疑問的、私人地注意到這個或那個錯誤、不規矩或混亂的黨員們，不但不敢在黨會議上說出這個事情，連在談話中也不敢說它，除非對方是“謹慎”的、可靠的人；黨內的自由討論事實上已經消失了；黨的輿論被窒息了。現今，提拔、選舉俄國共產黨的省委會和中委會委員的，不是黨，不是它的廣大群眾。相反地，黨的書記處的高層在越來越多的情況中，招收會議和大會的會員，這些會議和大會越來越變成為這個高層的執行會議了。

在黨內所建立的這種權力機構完全是不可容忍的；它破壞了黨的獨立，以招收來的官僚機構代替黨。這個官僚機構在平常時候還可以做點事情，但是在危險時刻就一籌莫展了。這個官僚機構在嚴重事情逼近的時候就變得毫無效力了。

——《四十六人的政綱》第7頁

政治局的大多數——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頭政治，加上布哈林的支持——侷促不安地作出正式的反應。他們確認了實行一條“新路線”和更多黨內民主的需要。<3>但是在這同時，他們發動了一場反對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其他代表的運動，<4>首先指控他們進行“宗派活動”，後來指控他們犯了“托洛茨基主義”的錯誤，說“托洛茨基主義”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半孟什維克”的偏差。<5>這個運動在思想、政治平面上的主要慫恿者之一是季諾維也夫。他的動機似乎是想成為黨的領導，成為列寧的後繼人，因此，想要把托洛茨基這個大眾的選擇、列寧本人的選擇排除出政治局。但是，在背地裡，早已操縱了整個局勢的是斯大林，要打敗反對派的也是他。<6>他所使用的方法不但是行政的——壓制性的，而且是犯法的。<7>

在1923年初的第十二次黨大會之後，黨領導層內部的情勢已變得尖銳了，在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列寧有個《遺囑》，而這個遺囑尖銳地攻擊斯大林，並且建議將其黨總書記的職位撤換。列寧與斯大林的決裂並不是基於個人考慮（例如斯大林對列寧的伴侶克魯普斯卡婭的粗魯態度）。它是從深切地關切黨和國家的官僚化過程、一個困擾著列寧生命的最後一年的擔憂而來的。<8>斯大林使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每一個方法和花招來阻止黨大會實行列寧的忠告。他甚至毫不猶豫地對列寧作出人身攻擊。（斯大林在許多次演說中把列寧致第十二次大會的信描述為“一個病人的產物”，不代表“真正的列寧”。）

列寧為第十二次黨大會所準備的反攻是基於與托洛茨基的聯盟。他要求托洛茨基在大會上提出格魯吉亞的問題。托洛茨基雖然與格魯吉亞的反對派有很好的友誼，但他沒有依從列寧的話，<9>為民族共和國的平等的原則而辯護的工作留給賴可夫斯基去做。<10>托洛茨基在第十二次大會上保持靜默的態度，一直是他的政治生活的最大神秘之一。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頭執政被列寧的信深刻地震動，企圖與托洛茨基作出某種了解。托洛茨基同意了。為什麼？這是他一生中“所失去的”最大的“機會”嗎？

他的最重要的傳記作者們——Isaac Deutscher〔中譯名為伊薩克．多依徹〕、Pierre Brou'e、Ronald Segal、Knai-Paz、Viktor Serge、Tony Cliff、Volko gonov——作出各種的解釋：他不要在列寧還活時給人看起來好像他在爭做列寧的繼承人。他以為他已經是勝利者，所以他要在勝利中顯得非常大方。他低估了斯大林，這種低估源自他自己的優越感。他寧願集中精力來處理對他似乎是更重要的政經政策問題（NEP〔新經濟政策〕、市場和計劃之間的關係）。他不要威脅黨的團結，包括它的領導層的團結。他是太要調和了，從來不為他自己的正確觀點而堅苦地、不妥協地戰鬥，這是他的好友越飛在他出名的1927年遺信中所作的一個指責。他怕這樣做像在證實“老布爾什維克”中間所存在強烈反對他的偏見。等等。

在這些相爭的解釋中，我們很難作出決定。說當時托洛茨基的動機是複雜、矛盾的，也許是有道理的。他從來沒有在他生命後期，對這個與加米涅夫、斯大林所作的“極差勁的妥協”提供一個解釋。我自己的意見是，它不是像他的傳記作者們所假定的那麼明確。我倒傾向於認為，托洛茨基在他的自傳<11>中所提供的“社會學/心理學的”分析大致上是正確的，雖然它並沒有解釋他為什麼採取被動態度：

我已經說過，列寧在臨死之前，準備對斯大林和他的盟友捷爾任斯基和奧爾忠尼啟發動攻擊。列寧本來對捷爾任斯基的評價甚高。兩人之間的疏遠，開始於捷爾任斯基意識到列寧不認為他有能力管理經濟工作的時候。這件事把捷爾任斯基推向斯大林的懷抱，在此以後，列寧決定把他當作斯大林的支持者之一而加以攻擊。至於奧爾忠尼啟，列寧本來因為他的作風像個〔殖民地的〕總督而想要將他開除出黨。列寧答應全力支持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反對斯大林、捷爾任斯基和奧爾忠尼啟的短信是寫給穆迪瓦尼的。這四個人的命運最生動地顯露了斯大林派在黨內所策劃的具有決定性的變化。列寧死後，捷爾任斯基被放在最高經濟會議的主腦的位置上，那就是，負責所有的國家工業。奧爾忠尼啟本來是要被開除的，現在卻被任命為中央管制委員會的主腦。斯大林不但仍然擔任總書記，與列寧的意願相反，而且被組織給以前所未聞的權力。最後一個人，列寧所支持的反對斯大林的布杜．穆迪瓦尼現在卻被關在托鮑爾斯克監獄裡。在黨以及〔共產〕國際的各黨中的整個人事管理系統都發生了同樣的“改組”。不肖門徒的時代與列寧時代不但相隔著觀念上的鴻溝，而且在黨的組織上也有全盤的翻轉。

斯大林在實行這個翻轉的過程中一直是主要工具。他有天生的處理實際事務的能力、堅強的意志和堅持實行他的目的的決心。……他的想法完全是經驗主義的，一點都沒有創造的想像力。對黨的領導集團而言（他在較大的圈子中根本不出名），他總是個似乎是一位命中註定拉第二、第三把小提琴的人。今天他在拉第一把小提琴的這個事實，並不表示他的人品使他有這個資格，而是因為這個國家正處在政治後退的過渡時期。……斯大林主義比所有其他更是不受個人偏好影響的組織在革命衰退中自動產生的東西。

（《My Life》〔《我的生平》〕第506頁）

……我對自己說，我們正在渡過一個反動時期。階級之間正發生著政治的移動，階級自覺也正在變化。經過了偉大努力之後，就有了反衝。……反動的深刻的分子過程正在表面化。他們的目標是根除、或者至少減弱人民大眾在意識上對十月革命的觀念、口號和活生生的人物的信任。（同上書第517頁）

換句話說，不管列寧的權威有多大，在當時的社會力量關係之下，列寧向第十二次大會投擲的“炸彈”，即使得到托洛茨基的勇敢的支持，也不會決定性地減弱斯大林和“秘密”政治局所領導的官僚的黨結構。列寧的遺孀在1926年以以下的話十分恰當地總結了當時的情勢：“如果列寧在今天還活的話，他也會被關在監獄裡。”我們不應該對這個說法作出太宿命論的解釋。不過，托洛茨基若在第十二次大會上進行更勇敢的干涉是否對局勢的發展會有影響，仍然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

列寧的逝世及它的立即的後果，增加了黨領導層內的緊張狀態。斯大林做了一件使人完全料想不到的事實：他在列寧墓前發表演說，首次在大眾的眼中以列寧的一位繼承人的姿態出現。（托洛茨基當時因病不在莫斯科。葬禮的日期故意不告訴他，所以他不能夠參加。）但是，使黨的官僚層有可能禁止任何嚴肅的討論，主要還是允許大量沒受過政治教育、沒有經驗的工人們介入黨的決定（所謂“列寧的動員”），因為官僚層可以操縱這些大部份是被動的黨員。在這同時，反對反對派的運動密鑼緊鼓地進行；反對派被正式地譴責、被正式地禁止發表意見。在第十三次黨大會、第五次共產國際會議上，反對派被譴責為一個“右翼小資產階級偏向”。

二

統治集團與左派反對派之間的初次戰鬥並不是突然而來的。在中層幹部和工人布爾什維克的眼中，這是一個在黨內、在社會上存在了好幾年的衝突的繼續。他們把這個衝突看成為蘇聯共產黨人、俄國更廣大的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所面對的緊迫問題的表現。但是這種繼續，卻在黨內，引起人們對左派反對派的做法，有著非常矛盾的反應。

左派反對派的鬥爭似乎是早幾年的類似的反對派團體的鬥爭的繼續，特別是以斯米爾諾夫為中心的民主集中派<12>、以希亞普尼科夫、柯隆泰為中心的工人反對派<13>的鬥爭。這些小派別也反對黨機關的越來越大的權力、與布爾什維克的黨內民主和組織傾向的自由傳統的決裂、日漸增大的壓制傾向、民主集中制向官僚集中制的轉變和尤其是黨與工人階級的眼前及長遠利益的越來越大的衝突。

可是，在先前這兩場鬥爭中，左派反對派的主要領導人們，特別是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勃拉仁斯基，卻反對這些反對力量。他們完全支持以列寧為首的黨領導層對這些派別的譴責，而且，在許多方面，甚至對如何進行譴責也起了帶頭作用。因此，就使斯大林非常容易地利用他們自己先前所指責的“宗派活動”、“工團主義偏向”來反對左派反對派。那就是斯大林所重複使用的花招，當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以後的布哈林、湯姆斯基和賴可夫採取反對立場的時候。

在黨員中間，也有一些人懷疑左派反對派的民主——無產階級的方針的意義，如果不懷疑他們的忠誠的話。為什麼他們到現在才提出他們的抗議和建議？為什麼他們先前不支持工人反對派？這真的是為原則而鬥，而不是如惡毒的謠言所傳的，只為權力而鬥嗎？從左派反對派的觀點看來，更消極的是，在反工人反對派的鬥爭與1923年的交鋒之間，還有另外一個鬥爭這個事實——在第十一次黨大會上達到高峰的、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這個關於工會的鬥爭，是列寧建議與托洛茨基結盟反對斯大林之前，與托洛茨基的最後一次尖銳衝突。在這個鬥爭中，托洛茨基似乎在為“指令——行政管理”的立場辯護，而斯大林在表面上似乎支持列寧的對工人較為友善的概念。

甚至在今天，這個爭論的許多方面還是不太清楚。<14>歷史學家們曾把托洛茨基對工會的態度是他要“勞動軍事化”，這對他是相當不公平的。我們發現，持有這個觀點的歷史學家，不但是接受斯大林的偽造的人們，而且有站在資產階級、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立場批評托洛茨基的人們。大多數的這些批評家，忽視這個事實。那就是：第九次黨大會所通過的有關於“勞動軍事化”的決定，是整個黨所贊同的，包括工人反對派的領導人們。他們也忽視了托洛茨基的論點明顯地著重“勞動的軍事化”只有在大多數工人自願的支持下才可能行得通的這個事實。

仍然是一個事實的是，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是錯了，而這個也是普列勃拉仁斯基和布哈林所共有的錯誤，使黨內的人們對於左派反對派領導人們之作為工人利益保衛者的可信性，打了一個問號。隨著時光的流逝，在黨內矛盾中的這些連續性和非連續性，日益增加地與俄國革命命運的問題連在一起：如果革命不向中、西歐擴散，俄國工人們能夠保持權力嗎？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不止是孟什維克和西方社會民主黨人；它也是俄國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布爾什維克、列寧和托洛茨基從不迴避的問題。他們的回答通常是：不能。對布爾什維克及對托洛茨基而言，這個回答不是指在短期之內，而是指在一個較廣闊的歷史意義上。這一點就是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之後與孟什維克、“極左派”之間的決定性的分歧。

為了爭取時間，保持、保全國家政權直至他們由國際革命的下一次上漲所挽救，暫時的後退、挫折和妥協是被看成為可能的事。列寧把新經濟政策看成為無可避免的、但是有限的後退，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看的。但是在這同時，以下的問題也被提出來：在這樣的後退中，對蘇聯的工人階級和政權會怎麼樣？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受到敵對的資本主義環境所孤立、包圍的國家中，工人們真的可以行使權力嗎？正像法國革命一樣，俄國的熱月反動有可能發生嗎？這樣一個熱月反動會走向拿破崙式的獨裁政體嗎？誰可能會扮演蘇維埃拿破崙的角色？可能會是得人望的紅軍領袖托洛茨基嗎？這些都是黨領導圈子在私底下所主動討論的問題。在回答這些問題時，黨的大多數領導人們和中級幹部他們自己，卻變成了他們的錯誤判斷的受害人。由於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場和理論修養，他絕對沒有準備在1920年代的蘇聯擔當俄國拿破崙的角色。黨的大多數領導人們完全看不到，斯大林在創造能使他擔當這個角色的一切實際的先決條件上，真正所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真正所做的事情，是憑藉他們的積極合作的。這個黨的悲劇就是，幾乎所有它的領導人們，甚至那些在斯大林派系內的人，到最後才認識到這一點，但是，既不是大家一起認識到的，也不是早到足以阻止他的時候。他們都為這個錯誤付出了他們的生命。

三

蘇維埃熱月反動的問題有許多維度：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能夠把所有這些維度綜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內容協調、可解釋的理論，是托洛茨基的一個偉大歷史成就。隨著他的不斷革命論，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第二個大貢獻。

俄國革命的退潮，是與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的退潮有直接關係的。後者則與以下幾個因素有直接關係：工人階級的經濟苦難和在數量上、社會重量上的微弱，國際革命的失敗，以及，隨著時光的流逝，戰鬥精神的逐漸耗盡和一當物質條件許可時要過安定生活的欲望（感謝新經濟政策）。但是，這不是直線的發展、註定要導向斯大林主義獨裁。我們必須認知在這條道路上的幾個決定性階段，而且，為了政治的行動和理論清晰，從此得出正確的結論。

從歷史上看來，國際革命的長期後退、俄國工人及其先鋒隊對革命擴張機會的懷疑，都不是必然的。據托洛茨基看來，新的革命勝利的機會會在東、西兩方出現。這會引起工人們的政治注意力，甚至可能會在蘇聯的先鋒隊中間產生新一層的承諾和革命熱忱。俄國革命後的二、三十年中的事件證明托洛茨基是對的：德國1923年，中國1925-27年，西班牙1936年。<15>因此，替俄國以外的各國共產黨爭取正確的戰略、策略的鬥爭，以及在共產國際中進行那種會促進國際革命而不是阻止它的俄國干涉，也在反蘇維埃熱月反動的戰鬥中，扮演了緊要的角色。<16>共產國際的、至少局部被蘇維埃官僚層的特殊的社會利益所決定的錯誤政策，幫忙把這些革命前夕、革命中的群眾鬥爭轉變為一連串的失敗。只是到了這個過程的末尾，不是它的開頭，蘇維埃熱月反動的鞏固才變得無可避免。

對國際革命擴張的懷疑、回到安定生活的欲望，在（1923年以後）幹部中間比在普通工人中間熱烈得多。對於幹部而言，這有一個堅實的物質基礎，因為有日益增多的非常實在的物質特權歸他們處理，這是普通工人所沒有的。對工人而言，回到私人生活即意味回到匱乏。對幹部而言，那是一種撤退到“快樂”。斯大林之突然宣佈“一國社會主義”論，意味著與馬克思主義傳統、列寧遺志的完全決裂。這個理論幾乎十足十地表達官僚機構的心理——意識形態的需要。（我說“突然”是因為，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文件上看到，黨的官方路線一直到1924年還是說完全相反的話。）

但是即使在這裡，我們也不能對官方政策上的這種突然轉變的矛盾性質，閉目不視。斯大林、布哈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不只是相應於蘇維埃官僚層的保守傾向。對於千千萬萬的蘇聯共產黨員而言，它似乎給“現在應該做什麼？”這個問題一個可接受、可信任的回答。與其等待越來越不可能成功的國際革命，我們為什麼不集中力量來建設我們自己的社會呢？這就是斯大林的提議，對大多數人而言，它似乎是一條現實的、可以選擇的道路。

可是，左派反對派並沒有簡簡單單地建議“等待國際革命”。它更沒有把他們自己看成為像喬治．路卡克斯直至1960年代底還在譴責托洛茨基的面對著“不是資本主義復辟就是革命戰爭”這個進退兩難的窘境。剛好相反：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極力主張同時推行一條正確的、會好好地利用非常真實的國際革命可能性的共產國際政策和在俄國加速工業化、現代化。斯大林——布哈林集團完全反對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的這兩個相互有關的建議。他們的反對表達了“一國社會主義”論的保守性質。

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不只是選擇一條合理的政治道路的問題，還有社會的、社會——心理的過程。因為在歷史上，某些社會集團怎樣解釋計劃、建議或政綱，也起著不是無足輕重的作用，相當獨立於這種政綱的客觀內容。<17>

從社會——政治方面說來，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的民主、經濟的建議（將在第四章中討論），以及稍後的聯合反對派的建議，都代表了一個創造更有利的物質、國際條件的企圖，使蘇聯工人階級能夠再度以主動、獨立的精神干預事態的發展。這是反對蘇維埃熱月反動的鬥爭的第二個決定性因素。這裡又需要著重地指出：這個鬥爭的結果事先也是無法決定的。對工人們的權力和權利的攻擊，雖然日益增加，但也遇到工人們的抵抗。<18>共產黨本來可以支持這種抵抗，但是選擇了試圖制止、阻止它，最後竟用恐怖手段將它淹沒在血泊中。只是在這一連串事件的末尾，反革命的勝利才是必然的。在它的開頭，還有可能將它減慢，如果不能完全阻止它的話。

歷史的事實顯示，這個“可能”並沒有發生。它的原因，首先是黨領導層中絕大多數人不了解這個問題的社會特性。他們只把它看成為一個純粹的權力——政治的、機構的問題，換句話說，一個官僚——行政的問題。這個觀點是生根在黨與工人的關係的一個代替主義的觀念中：無產階級專政是由黨在列寧主義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所實施的。懷疑這個黨領導層，就是懷疑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人決定一切事情”。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黨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相互作用，更不是工人們的自我活動；起決定作用的，只有無所不知的黨領導層（到後來，無所不知的總書記）。

托洛茨基的偉大的理論成就是，他幾乎從開始，即是從1923年，就解開了這個（希臘神話中弗利基亞國王）戈爾迪打的難解的結，因為他認識到蘇維埃官僚層的社會墮落，換言之，這個官僚層向一個特定的、有它自己特別物質利益的社會階層的轉變。黨機構之保衛對政治權力的獨霸，是以它為保衛、擴大它自己的物質利益的一個方法。這件事情，在蘇聯共產黨領導層內，除了托洛茨基之外，連最有本事的馬克思主義者，要麼認識不出來，要麼認識得不夠。

為了向這個蘇維埃官僚層發動一個堅持不懈的鬥爭，正確地了解這個社會轉變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他們一直到末尾，都沒有理解在他們自己黨內的這個社會轉變的程度。<19>他們一直在幻想，黨領導層或者斯大林本人會回到正確政策上去。當他們被拉進這個集體整肅的漩渦中時，他們在心理上、政治上都找不到支撐的力量，因為他們不了解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20>

對黨的墮落過程這種悲劇性的缺乏了解，是蘇維埃熱月反動的基本特徵之一，可以與法國熱月反動相比擬。熱月反動不簡單地是反革命。它是在一個強有力、被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的熱情所推動的革命之後的一個政治反革命。革命活在許多這些人民的腦海中。他們認同它的成就、它的精神和它的新價值。政治上的反動不能夠取勝，或者它的勝利會極其困難，如果它公開、完全與革命傳統決裂。

因此，熱月反動在起初以革命的繼承人出現，不是以它的掘墓人出現。所以，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這種特定的結合，甚至使劇中人物中的最聰明的人也很難以清楚地認識到發生中的事情。只有慢慢地，反革命的非連續性因素與革命傳統相決裂，才開始佔主導地位，取代了革命連續性的位置。托洛茨基的歷史成就是，他比絕大多數的共產黨員更早認識到這點，而且對它提供了一個理論解釋。

四

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方面的活動，不止是理論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是組織性的。就是因為這點，才解釋官僚層和斯大林個人對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義的日益增大的敵視和稍後的有妄想狂傾向的仇恨。

官僚層以它自己的方式來了解托洛茨基的分析和建議的意義。他們之中許多人，特別是斯大林，小心地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但是，這個官僚層非常講究實際，對理論毫無興趣；它在智識上、文化上越來越變成為一個落後層份。<21>他們所怕的是，托洛茨基——及他在左派反對派中的“核心力量”——已經準備好，不但為他的思想而戰鬥，而且為這個目的先在黨內把工人階級共產黨員和青年組織起來，然後在蘇聯社會中把所有潛在的具有反對思想的工人和青年組織起來。

官僚層和斯大林都知道，他們所對付的是有經驗的布爾什維克激進份子。好多人曾受到內戰的鍛鍊，好多人是從非法活動時期來的“老布爾什維克”。他們能夠與工廠中有批判力的工人、有批判力的學生、管理部門中有批判力的官員，建立聯繫。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冒險主義，更不必說恐怖主義了。他們的目標是，在將來的某一天，如果工人階級再度活躍起來了，他們希望能夠成為吸引更廣大層份共產黨員的中心。官僚層把這件事看成為能夠威脅他們的主要危險。<22>他們的恐懼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就是這個恐懼，才在很大程度上解釋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者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心神不寧。

在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鬥爭中，將他的活動擴張到黨員以外去，並不是他輕易作出的一個決定。一直到他被黨排除出去的時候，他幾乎沒有考慮到這件事情。這種自我限制的理由，並不是對於黨內的官僚壓制有什麼低估。而是由於他的被經驗所證實的信念：黨仍然是由數以萬計的忠實共產黨員所組成，並不只是包括腐敗的一味追求名利的人。這些共產黨員遲早會認識到斯大林派、蘇維埃官僚層和蘇維埃熱月反動的真實性質。<23>歷史倒證實了托洛茨基這個觀點的正確性，但是並沒有按照他所假設的進程發展。

這個只在黨內進行工作的決定，主要是從一個對蘇聯工人階級的情況的客觀分析而來的。托洛茨基確信，群眾運動的衰落是深刻的，會延續一段長時間的。只有共產主義者先鋒隊對這個過程進行正確的干涉，才可以在短期或中期內停止這個普遍的衰落。將政治活動集中在黨內，就是從這個分析邏輯地推衍出來的。托洛茨基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不管黨內民主的壓制，甚至左派反對派的建議的某些部份得到有限度的接受，也可能帶來黨的正式路線的改變。這些改變會保護蘇聯國家，使之脫離嚴重的危險，因為這個國家的存在，托洛茨基一定要繼續不斷地加以充分的保衛的。

因為這點，為了能夠留在黨內，左派反對派才準備作出策略上的後退。為了原則性的理由，他們也準備接受在列寧主義意義上的民主集中制的規則，換句話說，忠誠地實行黨大會的多數決定，但不放棄他們自己的觀點，不放棄在下一輪的討論中保衛這些觀念的權利。

就是這個全面的觀點，才解釋為什麼托洛茨基除了進行影響、組織工人階級的鬥爭之外，嚴格地反對任何方法的“爭取權力的鬥爭”。在1920年代，許多人不了解這點，只把托洛茨基看成為拿破崙角色的潛在候選人。在1930年代，以及在開放（Glasnost）開始以後，也有一些人把托洛茨基之拒絕贊成任何其他方法，看成為一個錯誤（例如傑米切夫教授在伍帕塔爾托洛茨基專題討論會上）。托洛茨基曾對這個問題清楚地解釋了他自己的立場：

“為什麼托洛茨基在當時不用軍事機構來反對斯大林？”這個非常流行（及非常天真）的問題，是世界上最明顯的證據，證明提問者不能或不想要深思蘇維埃官僚層對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勝利的一般歷史原因……。

至於軍事機構，它是官僚機構的一部份，在性質上與它沒有什麼不同。只要說出內戰期間紅軍吸收了數以萬計前沙皇軍官就夠了……。在頭五年中，這些軍、政幹部，在先進工人們的直接壓力和監督之下，執行了他們的工作。在殘酷的戰火中，甚至不可能有軍官佔有特權位置的問題：特權這個詞，已從詞彙中擦掉了。但是，就在勝利已經爭到、局勢向和平轉變之後，軍事機構企圖變成整個官僚機構的最有影響力最有特權的部份。唯一會依靠軍官們來抓權的人，就會是某些準備比軍官階層的胃口走得更遠的人，那就是說，會為他們保證優越的地位、給他們晉升、勛章的人，也就是說，會在一次行動中做到斯大林主義官僚層在以後的十至十二年中慢慢做到的事情的人。毫無疑問的是，毫無困難地、甚至不流一滴血地實行一次反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的派系的軍事政變會是可能的；但是任何政變的結果就會是加速左派反對派所抗爭的這個官僚化、拿破崙主義的旋律。

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們的任務，就其本質來說，不是依靠軍事官僚制度來反對黨的官僚制度，而是依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和通過它來依靠人民大眾，並且掌握整個官僚制度，剷除它的不良份子，保證工人們對它的警戒的控制，將它的政策帶回革命國際主義的軌道上。……毫無疑問，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們的旗幟團聚了數以萬計的最優秀的革命戰士，包括軍人。先進工人們同情反對派，但是那個同情仍是被動的；群眾不再相信，局勢能夠輕易地被鬥爭所改變。<24>

在這個時候，即在托洛茨基被黨開除以前不久，他在工人、兵士中間所得到的支持和同情的程度，可由美聯社駐莫斯科記者威廉．雷斯威克的以下報告中看出：

1926年秋天，莫斯科蘇維埃召集了一次反對英國威脅要抵制蘇聯港口的示威集會。……黨和國家最出名的領導人們集合在主席台上，除了托洛茨基之外大家都參加了。但是，他的名字卻在每個人的嘴唇上，而且清楚的是，參加這次集會的人群是來向前軍事人民委員歡呼的。自從他被降職為租讓人民委員以來，他尚未在公共場合出現過。……

在一個非常晴朗的下午五點鐘左右，這個大會在托洛茨基缺席下正式開始了。……演講者一個接一個來到講台前，讀他們的演說詞，接受不熱烈的鼓掌。主席台上的領導人物有賴可夫、斯大林、葉努基澤、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盧納恰爾斯基和布哈林等人。除了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每個人都講了話。……但是聽眾們卻奇特地平靜……。

接著，在加米涅夫演說中間，一陣遠方的呼嘯聲從開著的窗口傳了進來。它越來越響，像即將到來的暴風雨的雷。加米涅夫的演講聲完全給蓋住了。當他站在那裡、無望地做手勢時，托洛茨基走上主席台。大廳頓時被轉變為人群嚎叫、湧動和尖鳴的地方。人們站到椅子上，兵士、水手們拋他們的帽子到空中。他們高叫、大笑和向他們的偶像拋響了十五分鐘以上。<25>

一年以後，願意公開地在莫斯科表示支持反對派的人數少很多了，但是仍是相當多的。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不再將他們的鬥爭限制在黨內，是因為官僚壓制的質的增加使這個內部鬥爭不可能繼續了。<26>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日，反對派在莫斯科舉行了一次公共示威遊行，在被斯大林逼到自殺的越飛的葬禮上，又有一次群眾集會。<27>當斯大林違反了列寧主義的關於出版反對派政綱的規範，反對派企圖用非法的印刷機構來印出他們的觀點。在這一切的活動中，他們嚴格遵守反對官僚層的政治運動與敵視國家的活動之間的界線。在他們反對官僚層的鬥爭中，他們完全反對使用任何恐怖主義的方法。<28>

組織的壓力導致反對派將其政治活動擴張到黨外去。不過，這個組織的壓力只是引起這個路線改變的因素之一；其他的因素是一個有關蘇聯社會所面對的眾多危險的政治決定。<29>當時的官僚層正在取消十月革命的基本收穫，特別在上層結構，但不只在那裡。鎮壓正在增加，而且不只針對反對派，也針對工農群眾。官僚層的推翻，漸增地變為蘇聯存或亡的問題。它不能夠用改革的方法來實現；它需要一次新的革命。但是，新革命需要新革命黨。從1933年春天開始，托洛茨基放棄了反對派只在老黨中建立一個派別的觀念。<30>現在的新路線是朝向建立一個新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政黨。至於這個路線改變是否來得太遲，現在反斯大林主義歷史學家仍有不同意見。

五

法國的熱月反動，使人了解到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的一條更一般的規律。它不是一個兜圈子的運動，像維科及其他悲觀主義者所爭辯的，社會像行星一樣，依據它的軌道，回到原來位置。（原先“革命”這個詞的確有這個天文學的意義，但是，真正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經驗，導致不回到現狀的徹底轉變這個近代觀念。）根據前面所說的，一個反革命可以被看成為政治性的，如果它不牽涉到回到社會的起點。1640年英國革命所恢復的君主制，並不意味半封建社會的恢復。君主制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恢復，首先在拿破崙的統治下，然後在波旁家族的統治下，並不意味著倒回大革命前的舊制度。黑人在美國內戰後、在政治上的解放之後不久，在美國南部各州中所遭受的種族隔離制，並不意味著奴隸制的重新引進。<31>托洛茨基和反對斯大林獨裁制的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就自問：這也適用於蘇維埃熱月反動嗎？

托洛茨基從來沒有偏離對這個問題的肯定答覆。對他而言，蘇維埃熱月反動是在社會生活各領域上的一個日益嚴重的倒退，但是並沒有倒回資本主義——私人或國家資本主義。由十月革命所創立的新社會經濟基礎大致上還保持著。這個社會經濟基礎具有歷史上進步的性質，必須受到蘇聯和國際的工人階級無條件的保衛，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特別是在與帝國主義國家交戰的時候。<32>托洛茨基也確信，如果蘇聯被拉入世界大戰的話，這就會是蘇聯工人階級的態度，不管他們怎樣痛恨官僚特權。歷史證實了托洛茨基的這個預斷，也證實了他的蘇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戰爭會是正義戰爭的判斷。<33>

這並不意味，托洛茨基不知道在生產關係中類似的退步傾向。在1930年代初期開始的、對工農們的大規模鎮壓，對經濟增長，也有災禍性的後果。這也必須加以抗爭。在這個意義上，托洛茨基的“政治革命”的觀念，不純粹是政治性的，換句話說，不只是針對上層結構。對他來說，它也包含了許多社會——經濟的因素。<34>“政治革命”這個名詞，在這個意義、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被證明是正確的，那就是說，即將到來的“第二次革命”，並不是要更換由十月革命所創立的新社會——經濟基礎，而是會根據歷史潮流一勞永逸地鞏固它，讓它有史以來第一次充分地、積極地發展起來。<35>

許多斯大林獨裁制的非資產階級批評家，以及他們的數目不少的支持者，<36>曾經批評托洛茨基的這個判斷。他所提供的不同立場——國家資本主義、“新階級”和“官僚集產主義”——仍然吸引到人們的支持。<37>這些理論當然是在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圈子中唯一可接受的理論。由於斯大林主義政權在東歐的崩潰，加上它們朝向復辟古典、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的傾向，這些理論已經失去了許多昔日的吸引力。可是，托洛茨基的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理論，也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過渡社會的理論，可就不同了，因為它明確地包括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38>

托洛茨基認為，官僚層的專政是一個歷史過渡現象。這種現象，至少在長期中，會無可避免地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如果在這種復辟發生以前它不被工人權力、蘇維埃民主的恢復所取代的話。可是，會議（蘇維埃）民主，不能夠靠官僚層的自我改良來爭取，只能靠真正的從下而來的革命。（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描述了這樣一種革命的實際的綱領。）當蘇聯無產階級的群眾行動向上升級的時候，這個無產階級與官僚層之間的力量關係，就會使這個革命不需要武裝暴動，而會類似於一種外科手術行動，“切除一個惡性生長物”。<39>

前面的一章已經指出，對托洛茨基而言，蘇聯的階級性質的問題，是與國際階級鬥爭的問題連在一起的。他對“這個蘇聯是什麼？”這個問題不馬上用一個簡單的“是或不是”、百分之一百紅的或百分之一百黑的來回答，是與國際階級鬥爭的僵局有關。只有當這個僵局得到這樣或那樣的解決的時候，蘇聯的命運才會得到解決。托洛茨基在反對將蘇維埃官僚層定性為新階級時，著重這個階層的寄生性質。他說，至少就它存在的一段時期而言，與每一個其他的統治階級不同，它在歷史上是沒有起進步作用的。就這一點而言，今天絕大多數蘇聯人民與托洛茨基的觀點相同。

六

1934年之後，當斯大林的罪惡真正成為駭人聽聞的時候，托洛茨基的反對斯大林主義、反對官僚專政的鬥爭加強了。基洛夫在該年之被謀殺，在蘇維埃社會中，激發了那個被稱為葉佐夫喪心病狂的恐怖行動，這個名詞來自秘密警察頭子尼古萊．葉佐夫，此人也成為該次恐怖行動的受害人，其職位被同樣醜惡的貝利亞所接替。

這次大清洗的原因，不但在於斯大林的貪求權力及對所有真正或潛在的敵手的病理上的妒忌。他性格上的這些特徵，在1932/33年，當一個要將托洛茨基從流放地召回的提議意外地在政治局中提出的時候、當基洛夫在第十七次黨大會上選舉中央委員會時得到的票數比他多的時候，已經非常明顯了。適當的解釋不得不要把這些事實放在當時蘇聯具體社會情況之中。

當時蘇聯的社會越來越不安寧了。這些大規模的不安寧，首先發生在被強迫集體化、大規模流放的農民們之間，而且也發生在消費水平被急劇減少的城市工人們之間。恐怖與恐懼雖沒有激起公開抵抗，但是不滿的情緒是明顯的。通過他在秘密警察中的廣大通報人網絡，斯大林當然知道人民的這種情緒。黨內的不安也在日益增加，批評的聲音，雖然極為小心，也出現了。由於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蘇聯的國際地位也變得更壞，這也增加了這種不安。

斯大林知道，任何與法國或德國帝國主義達成某種協議的嘗試，都會在黨內遭到抵制。憑著他的慣常的實用主義，斯大林得出這樣的結論：不管這個黨是怎樣的官僚化，他都不能夠使它、更不能夠使從1930年以前的時期留下來的共產黨核心份子接受他的犬儒主義的現實政治。為了一勞永逸地鞏固他的權力，他不得不要摧毀這個黨。用一條血河把這個黨與古典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分開。在政治上，斯大林的這個決定相應於蘇維埃官僚層之作為一個凌駕於工農群眾之上的、鞏固了的社會階層的特殊利益。

斯大林所發動的恐怖行動是近代、現代歷史上最令人厭惡的罪惡之一。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共產黨員失去了他們的生命。超過一百萬名的共產黨員，其中包括幾乎全部的列寧的中央委員會和1924年至1933年之間的大部份黨國領導人，變成這個謀殺機器的受害者。<40>受害者們被誹謗、控告為人民的敵人、恐怖主義者、外國帝國主義的特務和資本主義復辟的支持者。他們在最可怕的嚴刑之下被迫作出供認。這個完善了的謀殺、欺騙機器，其規模簡直無法想像，卻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在蘇聯境內，人民被恐懼、憤怒所癱瘓。<41>在國際工人運動和自由資產階級圈子之中，一部份由於機會主義的想法，一部份由於士氣的低落，斯大林被接受為“兩者之間較少罪惡者”。特別是在斯大林——賴伐爾公約簽訂之後，國際資本認為“現實政治家”斯大林比托洛茨基的危險性小些，因為後者仍在提倡世界革命。

幾乎所有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為這個恐怖行動辯護。共產黨領導人，例如陶格里亞蒂、皮厄克，把他們黨的恰好在莫斯科的重要黨員交給行刑人，滿意於企圖挽救少數人。赫伯特．韋赫內爾，當時已經起了疑心，在1938年寫道：

托洛茨基主義正像一個在一個腐爛中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土壤裡的毒物一樣日益增大……而且正被那些要在蘇聯領土上恢復資本主義、併吞一部份蘇聯領土的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力量利用著。毫無意外的、但是完全符合於托洛茨基主義的腐敗的功能的是，托洛茨基及許多他的共犯者多少年來一直是被人僱用的間諜。<42>

在這個時期的共產黨報刊上，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這類的引句。在莫斯科審判時，法國共產黨報刊居然使用“槍斃這些瘋狗！”這種詞句。

國際社會民主黨派的表現最為懦怯。<43>奧托．鮑爾——齊朗斯基派宣告托洛茨基及其他受害者們的罪行比他們的劊子手還要大。挪威的“左派社會民主黨”政府試圖禁止托洛茨基揭露莫斯科審判案的謊言。（他不但被拘留、被制止向新聞記者說話，甚至被禁止採取任何法律行動。）“人道主義者”萊昂．布盧姆拒絕譴責斯大林的罪惡，因為他不要冒著與法國共產黨斷絕結盟的危險。許多左翼知識份子，包括法國人權同盟，在斯大林面前降低自己身份，企圖以不幸的“老布爾什維克”的被迫的供認，為莫斯科的擺樣子公審、斯大林的誹謗辯護。在那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社會主義國際的書記弗雷德里克．阿德勒幾乎單槍匹馬地挽救了國際社會民主主義的名譽。

莫斯科審判案的問題也在布蘭德勒——塔爾哈伊默團體的記錄上留下一個嚴重的污點。可能是由於長期以來對季諾維也夫的仇恨（與布蘭德勒被指控為應對德國1923年10月的失敗負責有關），他們拒絕譴責第一、第二次審判。只當他們的朋友布哈林在1938年被審判（第三次莫斯科審判）時，他們才改變立場。

格爾哈德．羅森瑟爾回憶起一則少為人知的事實；法國極右派的主要理論家，夏爾斯．莫拉斯，在莫斯科審判案中看到托派是德國所僱用的證據。<44>印吉爾把圖哈切夫斯基犯叛國罪的故事當作真事，把它轉告捷克斯拉夫總統貝尼斯。（可是戴高樂就沒有被這事所騙。）在這個惡毒的、導致紅軍失去統帥的陰謀中，我們到現在都不知道到底誰在操縱誰：格柏烏在操縱納粹秘密警察，抑是後者在操縱格柏烏、斯大林？西方知識份子的令人難以相信的盲目，在英國作家H.G.威爾斯的事例中，最明顯地顯露出來。他在1929年如此地描述斯大林：“我從未遇到一位〔比他〕更直率、公正、誠實的人。沒有人怕他，大家都信任他。”如果沒有什麼立場觀點的知識份子會寫出這種令人噁心的胡說八道，像美國共產黨領導人福斯特、弗林和佩里那樣的“忠實的”斯大林主義者（他們真的忠實，或只是憤世嫉俗呢？），在斯大林死時，會稱這個殺人魔王為“地球上最受愛戴、永遠銘記在各地人民心中的人”（《Political Affairs》〔《政治事務》〕，1953年4月號），就不足為奇了。

斯大林的謀殺機器也在蘇聯境外試圖向斯大林路線的批評者、斯大林的整肅的批評者下手。這首先發生在西班牙。POUM〔原文沒有提供全名，譯者的記憶好像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領袖安德雷斯．寧，只在先前的幾個月還與西班牙共產黨的代表們一起參加了西班牙的卡塔盧尼亞地區政府，幾個月後卻確確實實地被拷打致死。<45>許多國外革命份子被謀殺了，其中包括托洛茨基的秘書，歐文．沃爾夫。格柏烏的殺手們接著在瑞士、法國襲擊。蘇聯在西歐的秘密警察頭子伊格納茨．賴斯，因莫斯科審判案與斯大林決裂、加入了第四國際，卻在日內瓦被謀殺了。第四國際行政秘書魯多爾夫．克萊門特被肢解的屍首被發現浮在塞納河上，他在被殺前正在籌備第四國際的成立大會。托洛茨基的兒子里昂．西道夫在巴黎的一間俄國診所中，在難以理解的情況下，死去。

托洛茨基和西道夫兩人，幾乎單獨地站出來，反對斯大林的謀殺、誹謗的運動。當托洛茨基被挪威的社會民主黨政府禁止發表意見，以致不能夠揭露莫斯科審判案的謊言時，西道夫出版了他的《Livre rouge sur le proces de Moscou》〔《關於莫斯科審判案的紅皮書》〕，一書，以事實反駁斯大林主義者的主要指控。<46>當時公眾的反應非常少，但是這本書卻可能使那些尚未向斯大林主義投降的左翼圈子，對這個政治迫害的憤恨，有了聲音。這樣子，就為一個暴露斯大林的謊言、挽救被誹謗、被謀殺的俄國革命領袖們的名譽的國際運動，打下了基礎。地區或全國委員會在世界的許多城市中建立起來了。<47>這個國際運動的高潮，是美國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在墨西哥主持了一個探究真理的法庭。它於1937年4月17日對托洛茨基和莫斯科審判案中的其他被告們作出了它的判決：沒有罪！<48>這在說英語的國家中的反應，並非無足輕重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Stalins Verb rechen》〔《斯大林的罪行》〕一書中總結了他對莫斯科的謊言和誹謗的反應。他對參加紐約保衛托洛茨基委員會於1937年2月9日所組織的群眾大會的六千聽眾的演說，到今天，仍是對這個擺樣子的審判最好的暴露與解釋。<49>

七

托洛斯基對斯大林的罪行的鬥爭，並不是基於個人仇恨。對托洛斯基至關重要的，是俄國革命和列寧的名譽。邏輯地說來，這樣一個對“老布爾什維克”的正面攻擊，意含著對革命、布爾什維克黨和列寧的判斷。<50>對托洛茨基而言、一直到他生命的終結、也至關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保衛他的蘇維埃祖國。這裡所說的祖國，是照這個字的社會及民族的意義而言的。

托洛茨基深信，斯大林的罪行，比他自己從1923年以來的任何反對活動，更會減弱蘇聯和蘇維埃社會。當整肅擴大到紅軍中的時候，當圖哈卻夫斯基將軍被處死之後紅軍中的三分之二的共產黨員也被斯大林處死的時候，托洛茨基確實具有“祖國在危險中！”的想法。“祖國在危險中！”這句話，是他的出名的、導致紅軍的組成的1918年呼籲書的標題。正如日後的事件所證明的，托洛茨基的恐懼是有充分根據的。紅軍領導層的癱瘓，是造成它在1941年被打敗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個失敗把蘇聯推到了崩潰的邊緣。<51>

如果，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看看反對派、主要是左派反對派與斯大林派的“核心份子”（它的極大多數人日後也成為這個恐怖行動的受害者）之間的衝突，如果我們把這個恐怖行動的巨大規模考慮在內（我們重覆一次：一百萬共產黨黨員被殺害），那末這個恐怖行動的性質很像內戰，就沒有什麼疑問了。<52>

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支持者不把內戰解釋為個人之間的矛盾，而把它解釋為社會階級、或者社會階級主要部份之間的衝突。在這個意義上，蘇聯的血腥的大整肅，是該國的政治反革命的類似內戰的最終階段。托洛茨基反對這個反革命的鬥爭，就其歷史意義而言，表達了蘇聯無產階級與蘇維埃官僚之間的社會——政治性的衝突。斯大林若要在這場血腥內戰中取得勝利，有權力行使政權是絕對必要的。對葉佐夫喪心病狂的這種估量，也使我們對蘇維埃熱月反動何時開始這個問題有了一個結論。這個問題在托洛茨基心中迴蕩了十五年以上，他曾改變意見好幾次。

蘇維埃熱月反動何時開始？答案是1923年。1990年在德國伍珀塔爾城〔恩格斯故鄉〕所舉行的托洛茨基論壇會上，佩切科爾金教授，因為可以看到蘇聯的秘密檔案，就說在1923年地區的高級幹部的生活水平比技術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高九倍，而中央的高級幹部則高三十倍。<53>

對蘇維埃官僚層及它的政治代理人斯大林而言，托洛茨基反對莫斯科審判案的運動，是這位紅軍締造者是他們最重要的政治敵人的最後證據。在他們的眼中，這個衝突沒有辦法從政治上解決。它只能夠用肉體上消滅托洛茨基來解決。這個要謀殺托洛茨基的決定，好幾年前已經作出了，現在的急迫性更大了。<54>謀殺機器在北美洲建立起來了，因為從那裡比較容易達到墨西哥。1940年8月20日，它終於成功了。<55>

正與許多其他案例一樣，蘇維埃官僚層也錯誤地相信行政壓迫的萬能。出於每個人的意料之外，包括托洛茨基的最大的敵人和最好的朋友，他的葬禮卻成為一次激動人心的示威遊行，表露出墨西哥人民對這位被謀殺的革命家的自發的同情。數以萬計的人們哀悼他，參加他的出殯行列。它是將要來臨的事情的一個跡象。他的思想和他之作為革命象徵的角色永遠是活生生的。在今後的年月中，他的思想將會散佈，雖然一時不會達到他所預想的程度。

到了今天，由於Glasnost〔開放〕，蘇聯發生了下一個決定性的轉變。托洛茨基為1937年紐約集會所寫的演說包含了以下的話語：

對於所有那些認為社會主義不是空話、而是有真正的道德生活內容的人們——前進！威脅、迫害、暴力，都不能阻止我們。我們也許會被打敗，但是真理將會取得勝利。我們將會為它清除前進的障礙。它將會打贏。<56>

在今天這個時刻，真理的確在蘇聯取得勝利。莫斯科審判案的被告者已被蘇聯法庭的一個決定正式平反。擺樣子審判案的判決已被判決為毫無根據、毫不真實。斯大林的整個謊言網絡已被正式揭露。至於托洛茨基本人，當《消息報》在他被謀殺的五十週年的前夜寫道，托洛茨基已經是“一位偉大、誠實的革命家，其作為〔在他1917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以後的人——此句由作者所加〕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僅次於列寧”，他在政治上是平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為真理、特別是為關於歷史的真理所作的鬥爭，現在被看成為爭取民主化、反對這個制度的深刻危機、爭取適當的政治解決方法的鬥爭的決定性因素。

托洛茨基在1937年寫道：

人類對於應用嚴苛措施為偉大歷史目標服務的記憶是寬宏大量的。但是歷史決不饒恕一滴血，如果這滴血是為了奉獻給實施專橫統治、享受特權的新摩洛神而流的話。道德的感覺，會從永遠相信歷史懲罰將與罪惡的大小相應之中得到最大的滿足。革命將會開放所有的秘密檔案，評論所有的審判案，平反被誹謗者，建立被任意殺害者的紀念碑，使劊子手們的名字遺臭萬年。<57>

在今天這個時刻，所有這些預言都已實現。沒有一件事比以下的事實更能顯出托洛茨基在人格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偉大了：他預料，斯大林的殺手們將會向他下毒手，可是他在死亡前面，仍然對整個人類將會有更美好的前途充滿了信心。

（未完待續）

第三章註釋：

<1> 《四十六人的政綱》，收集在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的挑戰（1923-25）》中，紐約1975年第397-403頁。

<2> 同上書，從第64頁開始。

<3> “新路線決議案”，見同上書第404-413頁。

<4> 三頭執政團知道得非常清楚，黨內許多人，尤其是基層黨員，非常反對幹部機制。所以他們極為小心。季諾維也夫在革命六週年紀念日承諾要恢復（！）黨內民主（《真理報》，1923年11月2日）。

<5> “全蘇聯黨會議得出結論說，就目前的反對派的身份而言，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但看見修改布爾什維主義的企圖，不但看見直接背離列寧主義，而且看見清楚表達出來的小資產階級偏向”（1924年1月舉行的第十三次黨會議的決議案，收集在Robert V.Dniels的《由文件組成的共產主義史》，第一卷，倫敦1987年，第165頁）。

<6> 1990年3月在德國伍珀塔爾城舉行的托洛茨基論壇會上，南斯拉夫歷史學家Marjan Britovsek，對三頭執政團在托洛茨基的新路線的問題上所施行的花招，提出了一個詳細的分析。見Marjan Britovsek的《Das Dilemmata des "Neuen Kurses"》〔《“新路線”問題上的進退兩難》〕，收集在Theod or Bergmann和Gert Scha fer合編的《Leo Trotsky-Kritiker und Ver-teidiger der Sovjet gesellschaft》〔《托洛茨基——蘇維埃社會的批評者與保衛者》〕Mainz 1993年。

<7> 斯大林篡改了莫斯科黨組織的選舉結果，在這次選舉中，事實上反對派獲得了多數。

<8> 在列寧的《遺囑》中，他指出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衝突對黨的危害。他建議應該撤換斯大林的總書記職位。他也堅持主張數百位工人和農民應該進入中央委員會，但是只限於那些仍然在生產崗位上的，不要那些已經是官僚化的蘇維埃機構的一部份。在這同時，他要求托洛茨基與他結成同盟，反對斯大林。見他致托洛茨基的信，收集在托洛茨基著的《我的生平》，紐約1960年，第38-40章。Moshe Lewin的《列寧的最後一次鬥爭》（倫敦1975年）也談到這份遺囑及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的關係。

<9> 然而，在黨領導層之內，托洛茨基在“格魯吉亞的問題”上，是捍衛他和列寧的立場的，他又是唯一主張公佈列寧遺囑的人。

<10>賴可夫斯基的“對第十二次黨大會的演講”是收集在Gas Fagan所編的《蘇聯1923-1930年之間的反對派選集》，倫敦1980年。

<11>《我的生平》，紐約1970年。

<12>關於民主集中派，見Robert Daniels的《革命的良知》，Harcord 1960年。

<13>工人反對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文件的片段，收集在Daniels的《由文件組成的共產主義史》。

<14>在這段時期的歷史記載中，常常被人忽略的是托洛茨基的建議：工會應該訓練工人替代工廠廠長來管理大企業，因為這個做法明顯地是走向工人自我管理的一個步驟。這個建議得到布哈林的熱烈支持。

<15>蘇聯工人對1923年德國革命的漲潮非常感興趣，而且加以熱烈的支持。他們對於西班牙人民的奮起抵抗法西斯政變也抱著同樣的態度。Pierre Broue在他的出色的書（《Staline et la revolution - le cas espagnol》〔《斯大林與革命——西班牙事件》”〕中，對斯大林和他的幫兇們扼殺西班牙革命所用的機制，提供新的證據。

<16>許多歷史學家堅持地認為，列寧本人曾使國際革命的利益臣屬於俄國國家的利益，但是這種斷言在實際經驗中是沒有根據的。這種事實真正開始發生是在1930年代，雖然它早已包含在“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之中。

<17>托洛茨基指出，在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這兩種事例中，完全荒謬、非理性的神話能夠在歷史中真正起作用。

<18>見Charles Bettelheim的《Luttes de classe en URSS》〔《蘇聯的階級鬥爭》〕，上下兩卷，巴黎1972-1974。

<19>紅色管弦樂團團長Leopold Trepper贊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為唯一至死不向斯大林投降、至死不被壓服的共產黨員。Trepper用以下事實解釋這點：他們是唯一清楚了解斯大林主義本質的人們，而斯大林的其他共產黨員受害者卻完全失去了士氣，因為他們從來沒有了解降臨在他們頭上的命運。可是圖哈卻夫斯基是例外。見Leopold Trepper的《大遊戲》，倫敦1977年。

<20>布哈林一直到死還持有“斯大林同志”會救他的幻想。若要知道最近在蘇聯檔案中發現的布哈林致斯大林的信函的詳細記述，見Alec Nove在1994年1月21日的《New Statesman》〔《新政治家》〕上所寫的文章《抱怨到最後》。

<21>這對於以戈爾巴喬夫為政治代理人的“現代技術官僚”明顯地不再是事實。

<22>一個例子是M．柳京。他起初熱烈地支持斯大林派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及其他反對派組織。可是，他在1928年春天改變方向。他就沒有被選進中央委員會，也失去了莫斯科地區黨書記的職位。到了1930年秋天，他被開除出黨。他於是組織了一個“非法的”共產主義組織，叫做蘇聯馬列主義者同盟。他發表了一篇很長的宣言，控訴斯大林在1923-24年已經準備了“霧月十八日”。雖然這份宣言也批評托洛茨基，它卻包含了一段對他的人品及他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寬宏大量的贊揚。它同時包含了對官僚體制及它的特權的嚴厲攻擊。斯大林的反應是要求死刑。見1990年5月27日的法文版《莫斯科新聞》對柳京事件的報道。Pierre Broue對賴可夫斯基在西伯利亞流放時的活動發表了一連串有趣的文件（關於托洛茨基的筆記本，第52號1944年1月，第53號1944年4月）。

<23>在1927年9月27日將托洛茨基開除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程序中，所給的理由，不但是違反紀律（在“反蘇特務”之幫忙下設立“非法印刷機構”），而且明確地是他與左派反對派的關於蘇維埃熱月反動、機關的墮落和“委任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措施等等的觀點。開除決議案的全文是由Octavio Rodriguez Araujo和Paulina Fernandez在1990年8月20日的墨西哥報紙《Perfil de la Jor nada》〔簡譯為《每日新聞》〕上首次在西方發表。這全文是從1927年10月1日的真理報上轉載來的。

<24>“斯大林怎樣打敗反對派？”（1935年11月12日），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5-36年》，紐約1977年，第172、175頁。

<25>引自《Leo Trotski 1879-1940. In den Augen von Zeitgenossen》〔《托洛茨基1879-1940年。在同時代的人們的眼中》〕，漢堡1979年，第112-113頁。

<26>斯大林在1927年8月1日的中央委員會、中央管制委員會的全會上宣稱：“這些幹部只能用內戰來清除”。他們不能夠被黨大會的自由選舉所“清除”嗎？在第十五次黨大會上，人們（用完全非民主、非列寧主義的方式）要求反對派不但應受紀律的約束，而且要違背他們自己的信念來宣佈他們的觀點是錯誤的。托洛茨基當時（1927年11月14日）已被黨開除。

<27>越飛及其葬禮時的集會，見Isaac Deutscher〔伊薩克．多依徹〕的《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牛津1970年，第380-384頁。

<28>托洛茨基於1934年12月28日在他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層與基洛夫暗殺案》一文中寫道：

只有把希望寄託在傻瓜上的政治騙子們才會試圖把尼科拉耶夫與左派反對派連結起來，即使只是假借在1926-27年存在的季諾維也夫集團的名義。共產主義青年的這個恐怖主義組織不是左派反對派培養的，而是官僚層及其內部的腐敗所滋養成的。個人恐怖主義就其本質而言是由裡往外翻的官僚主義。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這個規律不是昨天才發現的。官僚主義對群眾沒有信心，所以試圖以它自己來代替群眾。恐怖主義也是這樣的；它想要群眾快樂，但是不要他們參加。

今天，在蘇聯的人幾乎大家都同意，基洛夫的謀殺，不是什麼青年團體所組織的，而是由斯大林本人所組織的，一方面是作為這個大整肅的一個藉口，另一方面是報復基洛夫在第十七次黨大會上選舉中央委員時所得的票數比他多。Roy Mede vedev曾報道說，卡加諾維奇在斯大林的指令下偽造了官方記錄。見Roy Mede vedev的《讓歷史來判斷》，牛津1989年，第332頁。

（29）在左派反對派領導層之內，有一個派系（普列奧勃拉仁斯基、拉狄克、斯米爾加、皮亞塔科夫）不同意這個判斷。他們後來投降了斯大林。

<30>托洛茨基多年的秘書，吉恩．范．赫耶努爾特，回憶起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初講的話：

一直到4月，我們還主張在除了德國以外的所有國家改革共產黨，而在德國，我們主張組織一個新黨。現在，我們可以採取一個對稱的立場，即是在除了蘇聯以外的所有國家建立新黨，而在蘇聯仍然主張改革布爾什維克黨。——吉恩．范．海耶諾特的《跟隨流放中的托洛茨基，從普林基博島到考約奧岡》，坎布里奇MA 1978年。

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20日用Gussev〔古斯謝夫〕為筆名寫了一篇文章，“不可能與馬努易斯基、洛佐夫斯基等人留在同一國際了”，也主張在蘇聯成立一個新政黨。見《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紐約1972年，從第17頁開始。

<31>見Herbert Aptheker所編的《用文件組成的美國黑人史》，紐約1968年，第2卷。

<32>托洛茨基向與蘇聯結盟或敵對的國家的工人們建議的策略是在他的《戰爭與第四國際》（1934年6月10日）中。見《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315-316頁。

<33>納粹們計劃在東歐實施的集體謀殺（所謂東方總計劃即意味著一億人的死亡），後來被以一種在1933年根本沒有想到的方式來替這個政策辯護。

<34>托洛茨基在其《被背叛的革命》（紐約1972年）一書的第288-290頁中討論政治革命的“社會面貌”。他說：這個革命將會改變“管理經濟的方法。……在工業中引進民主意味著徹底改革計劃，以符合勞動者的利益。自由討論經濟問題將會減少官僚錯誤和曲折反覆的無謂費用。……“資產階級分配模式”將會限制在嚴格必需的範圍之內。”見《被背叛的革命》，第289頁。

<35>戈爾巴喬夫也在他的《Perestroika》〔《改革》〕一書中替這個觀點辯護。社會學家Tatyana Zaslavskaya將她的書名定為《第二次社會主義革命》（倫敦1990年）。

<36>特別是Viktor Serge和Carter、Burnham這兩位美國人從1937年開始，Schachtman從1941年開始，英國托派Tony Cliff從1947年開始。

<37>“新階級”論最出名的支持人是南斯拉夫人Milovan Djilas〔吉拉斯〕．大家可從我〔曼德爾本人〕的《權力與金錢——論官僚層》（倫敦1992年）一書中找到對這些理論的批評。

<38>托洛茨基在1933年10月寫道：

官僚主義繼續無阻礙的發展，必定會導致經濟、文化發展的停頓，非常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整個社會的向下滑落。但是這就不但會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崩潰，而且意味著官僚統治的結束。代替工人國家的，將不會是“社會官僚的”制度，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上文引自《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中的《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一文（第115頁）。官僚層自我改良的論點得到了多依徹和Moshe Lewin的支持。托洛茨基有一個“從下面來的壓力——分化，與從上面來的改革——政治革命”的辯證的交互作用的觀念。我在我的《Beyond Perestroika》〔暫譯為《超越了改革》〕（倫敦1989年）一書中廣泛地討論了這個問題，特別是在第12章“改革與社會運動的辯證關係”。

<39>《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18頁。

<40>關於這幾次整肅的深度與廣度，見Medevedev的《讓歷史來判斷》。

<41>可是，蘇聯人民對這個恐怖行動所顯示的態度，是間接地用人道的、有時是動人的態度對待、照顧受害人的子女，如果這些孩子們沒有被殺死或關禁的話。

<42>關於德國共產黨人和反法西斯主義者在蘇聯的命運，見Hermann Weber的《Weisse Flecken in der Geschichte》〔《歷史上的空白點》〕，（美因河畔）法蘭克福1989年。

<43>在他們中間，有英國的費邊社、Sidney和Beatrice Webb、英國律師Pritt、德國作家Leon Feucht wanger、羅曼．羅蘭、Henry Barbusse和Andre' Malraux等重要法國知識份子。包括ILP〔獨立工黨〕及（Willy Brandt的）德國SAP〔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內的左派社會主義者的倫敦局，則拒絕參加這個調查莫斯科審判案委員會。

<44>Andre' Gide〔紀德〕、Andr'e Braton和Ignacio Silone等作家是幾個值得令人尊敬的例外人物。

<45>後來就有對POUM的幾位領導人的審判，他們都被判處長期的徒刑。可是罪名卻不是“反革命”或“與法西斯主義者合作”等等，而是準備實行無產階級專政。POUM審判案的文件已被Victor Alba和Marisa Arderol所出版：《El Proce so del P.O.U.M》〔《POUM的審判》〕，巴塞羅那1989年。

<46>西道夫的《紅皮書》最近已在德國出版（ISP、Verlag，（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當時挪威的社會民主黨政府的警察部門威脅托洛茨基的兩位秘書范．海耶諾特和Jan Frankel說，如果他們不馬上停止援助托洛茨基、離開挪威的話，就把他們抓起來交給納粹。

<47>我在這裡要講一點我個人的故事。我是受了安特衛普的保衛托洛茨基委員會和西班牙內戰的影響而開始同情托洛茨基主義的，當時我十三歲。

<48>《里昂．托洛茨基的案件》，《對莫斯科審判案中對他的指控的聽證結果的報告》，紐約1968年。

<49>《Stalins Verbrechen》〔《斯大林的罪行》〕是1937年在蘇黎世首次出版。他對紐約集會的演說收集在《托洛茨基演講集》，紐約1972年。

<50>人們能把反革命份子領導的革命想成什麼呢？我們應該怎樣估計列寧的政治、組織能力，如果他的黨的大多數領導人是匪徒的話？說他們到後來才變成反革命也不是理由，因為第三次莫斯科審判作出結論說，他們早在1918年已從事犯罪活動。列寧當然不知道這事。要像斯大林那樣的偉大人物才發現它。

<51>圖哈卻夫斯基可能是1930年代歐洲最好的軍事戰略家。他曾預測到德國的攻擊計劃，而且準備了正確的反應。

<52>最近蘇聯公佈的數字指出，在1937-38年期間，恐怖行動的受害者約有四百萬至四百五十萬人，其中幾乎有一百萬人被處決。斯大林所殺害的紅軍高級將領的人數比以後在戰地上死的，高出三倍以上。

<53>引自1990年3月11日的《Frank furter Rundschau》報。

<54>今天的蘇聯有很多關於暗殺托洛茨基的準備工作的文獻。斯大林應負的責任在Glasnost〔開放〕前很久就被人知道。兇手在死後被授以列寧勛章，而且被埋葬在莫斯科的“官方”墓地。最近開放檔案材料建議，斯大林早在1931年就親自下令暗殺托氏，而且要格柏烏的最高級官員組織此事。

<55>見Issac Don Levine的《刺客的心態》，倫敦1959年。

<56>在《托洛茨基演講集》中。

<57>引自《結局的開始》，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6-37年》內，紐約1970年，第3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