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被推翻了，這不是因軍事政變，而是因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直接行動而被推翻的。

這次行動並非從平靜的天空上突然來了個晴天霹靂，而是因不滿現存秩序的多重鬥爭以及人民起義為之舖平道路。

過去的一年是近十年來社會衝突最多的一年。所有這些社會衝突，不僅僅由於失業工人或罷工糾察隊為了得到生活費用，採取群眾行動來堵塞道路，或者迫使政府採取行動來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而引起的，而且還由於在職工人為要求領到未付工資以及維護他們的工作和改善工作條件而引起的。

2001年10月14日的立法選舉，是這次抗議示威的另一種表現。在一個帶強制性投票選舉的國家裡，約有650萬人（佔選舉總名冊的26%）棄了權，他們不參加選舉，拒絕行使投票權。損壞了的、受到懷疑的選票超過380萬張（佔21.1%）。由多種多樣候選人所代表的左派，贏得了迄今從未聽說過的150萬張選票（佔6%）。因此幾個較大的政黨失去的選票超過650萬張以上。

多年來，一直在醞釀著的代表制危機最終成熟了，結果政權喪失了它的合法性。

2001年12月14日至17日，在國家體制的框架之外舉行了人民投票，這次投票是由阿根廷勞動中心（CTA）的總工會和某幾個社會、政治團體共同組織起來的，這些社會、政治團體聯合參加反對貧窮全國陣線，為失業家庭成員採取到一個新的綱領。約有300萬人投了票，表示支持全國陣線提出的新綱領。

全國人民面對壓倒性的經濟危機，並且不信任各政黨及「代議制民主」的體制，他們的政治覺悟達到成熟階段，而且終得必須把解決問題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社會爆炸了

下列三種因素的相互結合，在2001年12月20日——21日的社會爆炸中體現出來了。一個政府如果不能應付危機，不能繼續支付非法的外債及其利息，就只得採取凍結銀行存款以及部份地征用工人的工資。在銀行系統的配合下，政府最終決定切斷一切資金支付——把相等於商品流通總額的貨幣從市場上退出，實際上，這就使所有的商業和金融活動癱瘓下來了。

社會上的反應不是遲滯的，而是迅速地跟上來，在失業率高、極端貧困的行政區和其他地區，成千上萬人民由於被排除在生產之外，又無能力消費，便包圍了大型超市連鎖店，要求得到食品。如果他們得不到食品，立即把超市周圍的圍牆推倒，自行奪取食品。大規模的貨棧、倉庫多年來以它們自己的方法掠奪國家資財，這次也被群眾沒收其貨物了。掠奪的行為還擴大到小商店，有人懷疑，這場貧民自相殘殺的戰爭，還得到極端反動部門的鼓勵。

國家宣佈處於緊急狀態，總統的演說言之無物卻又妄自尊大，自然而然地促使聯邦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發生更加強烈的反應。首先，人們在自己住房的大門外，然後在主要的通道上憤怒地敲響他們的平底鍋，最後則衝向各主要街道，一大群男男女女、勞動人民、機關職員、家庭主婦、學生、退休人員、專業人員以及小業主們一起聚集在最富有象徵性的梅奧廣場。儘管生活費用高漲——那些對此應負主要責任的官員們必須受到法律懲處——市民們卻向那無力控制社會起義的國家提出挑戰。首先，12月20-21日清晨，有4萬以上人民要求經濟部長辭職，然後要求總統辭職，最後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滾開」，這顯然指的是制訂國家制度的一切人。

更具有象徵性的行動是：好幾家銀行總行、多國公司、自動櫃員機所在地以及某幾個政客們的住宅，都成了群眾疾苦怨恨的發洩地。

政府的垮台，表明群眾首創性和直接行動的勝利。被剝削者、被壓迫者、被排除者已經行動起來，真正把政治權力抓到手，恢復了他們自己的權力和自治，而幾十年來所有這一切都被各政黨和國家機關所剝奪了。這次起義的結果再也沒有比這更令人鼓舞的了。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由投票決定的領袖們的號召，已在具體的行動中看到了。

左派積極參與總動員。但由於人數少，或由於並不了解已在現實生活中形成的非代議制的辯證法，他們的參與還不能起到決定性作用，阿根廷的三個主要工會：總工會（CGT）、「抗爭」總工會（「Rebel」CGT）和工人中心總工會（CTA）曾經正式宣佈罷工，但並沒有動員工會會員積極參加群眾行動，僅僅在行動中露了面，然後便迅速離開了。以CGT為例，他們的結果是與各不同的權力派系妥協了。至於CTA（勞動中心總工會）既缺乏市民精神和膽量，又沒有明確的政治方針。

群眾運動

起義了的群眾運動正在向前推進，他們懂得什麼是不需要的，什麼是不可接受的，什麼要予以拒絕，但他們仍然不懂得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因而再一次留下空間，而被現有的政治異己者所填補，而這些政治異己者是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的。

然而，儘管有了這些限制和不足之處，而新的政治局面在阿根廷已經打開了。有關政治代表性的新形式的爭論或相互討論還在群眾運動中展開，此外，還討論了代表與被代表者之間的新關係，確立了依靠自己進行思考、做出決定並辦一切事務的新階段。

前景是豐富多采的，富有潛在力，但困難也同樣存在。有很多問題要依賴更有覺悟性的社會部門來決定，從而加強起義群眾的信心，這首先必須要深化他們領導層的自覺性和提高改革的潛在能力。

（蕭明節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