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十二週年快將來臨的時候，讓我們回顧一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民生鬥爭的歷程，揭露並譴責統治者對民主人權鬥士殘酷迫害的罪行。

中國政府為要加入世貿組織、參與經濟全球化，在各國多方面的壓力下，於1997年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成為締約國；經過3年多的拖延之後，今年2月底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加以批准（卻保留對其中第8條的不同意）；而對於1998年簽署了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則仍然沒有加以批准。中國政府企圖通過對公約的形式上簽署，敷衍應付了各國朝野催促它改善中國人權狀況的壓力；但在實際上，近一年來的許多事實都表明，它依然在迫害進步人士和異議者，人權狀況繼續在倒退。

中共不斷迫害人民

近年來，人民被莫須有的「顛覆國家政權」或「洩露國家機密」等罪名拘禁，其重要的事例有：

一、加緊剝奪出版自由，拘捕新聞及網站工作者。國際保護記者協會統計，單是在去年，中國囚禁了多達22名記者，是世界各國拘禁記者最多的國家；中國一個網站「天網尋人」主持人黃琦，因去年「六四」前登載民運消息而被拘控，在獄中受盡折磨，今年2月被正式起訴；北京大學畢業的電腦工程師楊子立設立一個網站刊出自由主義的文章，便被國安部拘捕；

二、加強鎮壓法輪功和中功等組織，踐踏結社和宗教自由。一年來法輪功學員常在天安門廣場等地練功或示威，不畏懼被鎮壓，而當局一發現他們便立即拘捕，視他們為主要的刑事罪犯，許多人被判幾年徒刑；

三、繼續剝奪組黨自由，囚禁中國民主黨30多名成員；其創辦人之一吳義龍妻子單稱峰，因聯同28名人士致書奧委會，要求該會促使北京釋放王有才、吳義龍等人，便在去年底被拘留，今年2月被公安判以勞教兩年；去年7月7日，民主黨人陳忠和及蕭詩昌被武漢市法院以「顛覆罪」判刑7年及5年半；

四、繼續剝奪言論自由，拘禁民主人士：八九學運期間學生對話團團長江棋生，因撰文要求平反六四，再次被捕判刑4年；河南一位律師沈宏祺（音譯）向報社寄出兩篇支持民主的文章，便遭判刑3年半；河北著名自由撰稿人綦彥臣向香港《開放》雜誌投稿，主張政治改革，也被判刑4年；

五、收緊思想學術研究自由，拘捕從事研究的國內外學者和知識份子。最近揭露出來的香港及海外學者徐澤榮、覃光廣、高瞻、李少民、吳建民等先後被國安部拘捕，轟動了國際，經過多月仍沒有釋放或公開審判。據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指出，從去年7月至今，已有24名學者或知識份子被國安部拘捕。在北京，剛從大學畢業的靳海科、徐偉、張洪海三人成立「新青年學會」的學術組織，進行學習研究，探討中國的政治改革，也在最近被國安部逮捕。

以上所舉的例子只是其中一少部份。由於中國當局的秘密逮捕、任意關押、無公開審判、封鎖新聞，我們只能從「漏網」的海外記者及傳媒報道中獲悉部份事實。但即使是這些不完全的案例，也已足以證明，近年來的中國人權狀況並無改善，並不因為中國政府已簽署了兩個國際公約而收歛起它對人民的迫害、鎮壓，反之，在許多方面更是收緊控制、加強壓迫的。

加強鎮壓是統治危機的反映

中國政府這種做法，其實並不顯示它的強大有自信、統治穩定，而恰恰是反映它的外強中虛、缺乏信心、懼怕自己的政權會得到可悲的結局，像10年前蘇聯東歐劇變、和不久前南斯拉夫總統選舉中人民趕走了死硬獨裁者米洛舍維奇那樣，因此要急求穩定政權的對策，從而要加強對政治、思想、傳媒和人民的控制。

關於這些對本身統治危機的恐懼感、缺乏安全信心，也可從下述兩方面的問題得到反映和佐證。

其一是治安形勢的更趨嚴峻，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使中共中央決定再次佈署新一輪的「嚴打」。據今年4月5日新華社北京電報道：2000年，全國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刑事案件，比1999年增長了5成。今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嚴打與整治的決定，「目標就是使中國當前『嚴峻的』治安狀況得到根本性好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指出：中央佈署這次嚴打，「是基於對整個社會治安形勢的準確判斷而及時作出的重大決策」。同時，專家指出：「中國正面臨1983年第一個犯罪高峰以來的第四個犯罪高峰。」

社會治安形勢的嚴峻、刑事案件的劇增，重要原因之一是當局兩年來打壓法輪功（和中功）而激起的學員前仆後繼的抗爭。而這又可從蕭揚向今年3月人大會議作的報告得到證明。他的報告的字數雖比去年減少，但卻費了比去年多兩倍的篇幅去攻擊法輪功，認定它「對我國的經濟建設、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造成了嚴重干擾。」並且把法輪功份子列為刑事犯罪中的一個主要類別。檢察院系統也「以打擊法輪功、維持社會穩定和打擊經濟犯罪為重點」。這些都可反映出法輪功學員反抗的激烈，正是中共懼怕法輪功等勢力壯大威脅其統治而加以鎮壓所造成的惡果。

政策錯誤造成失業和貧困大增

其二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導致工人下崗失業人數劇增，社會矛盾加劇，從而激發工人抗爭、社會不安。

據經貿委主任李榮融今年3月人大會議期間在記者會上透露：過去3年國企改革導致了2100萬名工人下崗，至今仍有7百萬人未找到工作。同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表示：未來5年，中國新增就業人口料達5200萬人，除了能提供職位之外，將有1千多萬人失業，城鎮登記失業率將從去年的3.1%上升到5%；農村還將有4千萬人轉移到鄉鎮企業或城鎮工作。

但這些官方數字並未反映出全部真實情況。今年1月18日《南方周末．新經濟》刊出其駐京記者馬克的《2000：分水嶺邊的中國經濟》一文指出：「城鎮登記失業率幾年來一直停留在3.1%這個數字上，但是如果加上下崗職工，失業率就數倍於此。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的估算，1997年的真實失業率是9.36%。2000年，登記失業人數基本未變，但下崗職工增加了400萬，因此真實失業應在10%以上。這個數字遠遠高於美國的3.9%、日本的4.7%、與高失業率歐盟國家相差無幾……。但歐盟是福利社會，擁有高度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失業的問題要嚴重得多。據估計，中國農村的過剩勞動力有三億之眾。」

中共南昌市委黨校的蔡水珍、羅賢讓、羅木水和總工會的金宏所合寫的《我國現階段職工隊伍基本狀況研究》也指出：

「下崗問題突出。下崗已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成為廣大國有企業職工必須面對的直接影響其勞動經濟權益的一個重大問題。……

從下崗職工的家庭收入狀況看，下崗職工家庭人均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佔79.2%，其中人均月收入在150元以下佔36.7%。這個群體中相當多的人生活已經陷入絕對貧困化。

而在解困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救濟面太窄，很多貧困職工得不到救濟。二是救濟金額太少，對一些赤貧家庭來說，救濟金如杯水車薪。三是有些工作只能緩解一時，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對職工脫貧不起多大作用。……

由於下崗職工的大量存在，因此出現了城市貧困階層。據國家統計局對有關貧困戶的統計結果，目前戶主在國有單位工作的貧困家庭佔53.9%，離退休人員佔16.7%，在集體單位工作的佔16.5%，三項合計為86.9%。即因體制轉換因素造成的貧困職工已成為城鎮貧困人口的主體。而由於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他們中有人甚至連最基本的救濟金也領不到，下崗期間的生活貧困程度可想而知。」（引自《江西社會科學》2000年9月號）

工人走上抗爭之路

在非常大量的工人瀕臨著下崗失業的打擊，尤其是本人和家庭跌入了赤貧化的苦境時，他們比對過去的生活較安定日子，自然會對現狀極為不滿，產生爭取合理的工作或下崗條件、應有的工作權、生存權的鬥爭，從而爆發出比以前更多的勞工爭議、糾紛、罷工、上街示威、靜坐等行動。

但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官方新聞封鎖等原因，這些工人鬥爭行動，絕少能夠在內地報刊上讓人民看到。儘管如此，我們幾乎全可從「漏網」出來的海外傳媒報道中得知不少這類消息。以下就是近半年來所看到的部份事例：

2000年11月27日，深圳市寶安區日資的友利電器廠12000名員工大罷工，抗議資方迫使工人長期工作每日12小時，每小時平均工資不到2元人民幣，每月只有一天休息。在罷工前，工人曾要求建立工會、增加工資、改善工人膳食和住宿條件等，但被廠方拒絕；大罷工後得到部份接受，工人才復工。在此之前幾個月，該廠也曾發生局部罷工。

同月28日，安徽滁州市國營紡織廠因被私企收購，欠薪及裁員迫使千多名工人在京滬鐵路上臥軌抗議，火車中斷8小時，工人後被公安拖離路軌。

同月底，江蘇省鹽城阜寧絲綢廠原有2千工人，因有逾半工人被令下崗，多數工人被欠工資半年以上，多次追討無效，該廠300工人聯署信要求成立獨立工會以爭取權益，其中一名領袖曹茂兵遭當局逮捕，且被關進精神病院，強迫服藥，他進行絕食抗議，引起「中國勞工觀察」這個組織代表絲綢廠工人向北京發聲明，要求中國政府馬上停止非法迫害及釋放他，使工人行使組織工會權利。

12月21日，興資礦務局屬下3個實施關閉破產的煤礦之一的唐洞煤礦，因關閉遣散條件未獲解決，聚集的數千名礦工及其家屬發生騷動，圍毆該礦多名重要負責人及礦區工會主席，且把局黨委書記作為人質，折磨了他8小時，增援的公安警車被推翻和砸碎玻璃，200多名武警被迫停在1公里外。

2000年全國的勞工糾紛，據中國勞動部統計有12萬宗，是8年前的14倍。（去年12月18日《東方日報》報道）

2001年2月2日，工運人士李旺陽在湖南邵陽市大祥醫院開始絕食，要求中國政府醫治他被長期監禁造成的心肺疾病等。

3月6日，上海市正泰橡膠公司千多名工人因不滿公司強迫中年工人下崗，走上街頭示威。

3月26日，貴州省貴陽市冶金廠1500名被迫下崗而退休的工人，因廠方拖欠一年的工資和退休金，將市內公路堵塞。同日，河南省新野縣500名化肥廠職工，在縣委門前示威，抗議工資被剋扣近一年。

4月23日，數十名來自吉林省和遼寧省的下崗工人，不滿當地官員的腐敗和官商勾結，令他們的應得土地賠償大減，集體到北京中紀委門外遞交請願信並靜坐示威，要求中紀委派人去調查處理。

3月13日早上，5千名甘肅蘭州市出租車司機，因不滿當局的不合理高收費，將省政府包圍示威，7千名司機已於日前開始罷駛。當局出動300名公安和武警驅趕毆打示威者，至少有20名被打傷，10人被捕。

政協代表王德明（音譯）表示，全國市級以上的工人、農民示威次數，每年正以37%的速度上升。（3月14日《蘋果日報》）

農村人民多方反抗

在農村，由於農民被壓在頭上的稅、費、攤派、集資等負擔非常重，而農產品價格又連年大跌，農民收入不敷支出，造成了今天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國務院的信的總結評語）。無數農民以棄耕拋荒來抗議，以離鄉到城鎮工作來謀生，或以不斷上訪請願要上級領導減輕稅費重負，有些地方的農民多次集體開動拖拉機到縣城堵塞交通（例如安徽懷遠縣淝河鄉的村民集體開到合肥市）；更有許多鄉村拒絕繳交稅費，進行激烈的抗爭，這種抗爭消息時有所聞。舉最近的事例來看：今年4月15日，江西省余江縣雲塘村千多名村民因稅費負擔過重，幾年來都拒絕交稅，與開入村的近百名公安及武警對抗，警方開槍打死2村民，傷18人；在這之前一天，當局以組織黑社會集團罪名拘捕了該村幹部蘇國勝，次日晨再衝入拘捕村民，因而激起全村居民抵抗。

關於黨政幹部的橫行霸道、無法無天、欺壓人民、而時常激起民憤、進行鬥爭的事例，可從以下的最新一則來證明：4月24日，廣東湛江市上千名市民衝擊該市一法院，因該法院要對一名被公安汽車撞成殘廢的老婦及其與公安理論而被公安打成殘廢的兒子進行審訊，實行「惡人先告狀」，反控他們以「妨礙公務」刑事罪。法院最後被迫中止審訊。

中共自食惡果

從以上很不完全的工人農民群眾抗爭事例可知，由於中共的各種政策措施錯誤、官僚主義及其特權橫行、貪污腐化等等，造成社會分化擴大、貧富懸殊嚴重，廣大工人、農民及城鄉民眾生活日益困苦，民間怨憤日益深重，不得不起而抗爭。統治者與被統治人民之間這個主要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統治當局所面對的各種困難和人民抗爭日益加劇，治理及控制能力日益薄弱，發展下去，最後將大有可能重蹈蘇聯東歐變天和米洛舍維奇下台的覆轍。

不久前，《中國「六四」真相》一書得以出版，在全世界公開發行，是十分重要而有意義的發展，它揭露出當年鎮壓學運、六四屠殺的具體內幕真相，指證出應對當年罪行特別負責的中共高層人物，使他們更加無法逃避歷史的審判，這本書也為將來平反六四起著促進的作用。

2001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