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

今天生活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至今還難信那麼強大的蘇聯會在十年前突然解體。關於蘇聯的歷史，除了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教材，赫魯曉夫的《蘇聯二十大秘密報告》，以及粗糙文學式批判（如《古拉格群島》）外，我們從來沒有機會讀到一本關於蘇聯政治實際運行以及其邏輯的報告。從這個廣泛意義上講，蘇朵普拉托夫的《特殊任務》（Pavel and Anatoli Sudoplatov, <Special Tesk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1994, USA）是關於蘇聯國家體制的第一份英文公開史料。

蘇朵普拉托夫終生在蘇聯諜報系統（其名稱從「契卡」——肅反委員會，到KGB——國家安全部）服務，在四十、五十年代主管「特殊任務」局，指揮了抗德間諜戰、暗殺托洛茨基、竊取美國原子彈機密等至關蘇聯國家安全的行動，最後又目睹了蘇聯的解體。儘管他作為烏克蘭人為蘇聯賣命了一輩子，但因為他是貝利亞的手下，隨貝利亞的垮台而失去自由，直到蘇聯解體才最終得到「平反」。

非常遺憾的是，儘管蘇朵普拉托夫在蘇聯解體後開始在俄羅斯媒介露面，接受採訪，發表文章，這本長達527頁的回憶錄卻是他的兒子與兩個美國記者根據他的口述用英文寫作，在美國出版的。這嚴重地損害了本書可能具有的更高史料價值，需要讀者的判斷力。

此書的另一個不可避免的缺陷是內容來源——一個中級蘇聯官僚的個人回憶錄。關於國家級別的事件，他的情報有限；關於諜報系統具體運行，他的立場不一定客觀（如贊揚貝利亞、貶責赫魯曉夫）。

我認為這本書的最大價值在於它的精神：即一個蘇聯統治集團的一份子如何在斯大林體制下按照蘇聯的統治邏輯執行「特殊任務」的。這就不存在寫作語言與個人主觀性的缺陷，而且比那些受當時政治條件限制的國家級首腦（赫魯曉夫、朱可夫、戈爾巴喬夫等）的回憶錄、著作更有價值。

從本書的精神，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一些歷史事件。例如；蘇聯官僚體制很實際地知道托洛茨基、西班牙內戰中的無政府主義者是資本家、法西斯的不共戴天的敵人，問題在於鬥爭中的領導權不容被斯大林份子以外的任何人控制。直接刺殺托洛茨基的Ramon Mercader（拉蒙麥卡德）（宣稱）從西班牙內戰的戰鬥經歷痛恨托洛茨基派爭奪領導權，刺殺托洛茨基後被捕期間絲毫沒有洩露他受僱於蘇聯的身份。如何對待左翼反對派是一個關於蘇聯性質、蘇聯命運與社會主義前途的大問題。許多非托洛茨基派的進步人士都很遺憾托洛茨基未能反省其本人的「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極端性助長了以後的斯大林體制的形成。＊

蘇聯官僚體制對於斯大林與希特勒的交易也很明確、實際。在經歷了侵略與包圍的生存權危機之後，終於有一個西方列強承認蘇聯也有權利加入列強、共同分贓，「何樂而不為」？如果希特勒掌握了蘇聯的正確情報，明白不可能在冬季之前徹底征服蘇聯，而不向蘇聯進攻的話，斯大林可能漁利更多。既然蘇聯不得不採取與西方列強相同的邏輯，瓜分波蘭、吞併波羅的海三國，以至雅爾塔分贓、操縱東歐各國政權，到最後在阿富汗的失敗，都出於同理。蘇朵普拉托夫作為蘇聯官僚的忠誠一員，雖然也吃到體制的苦頭，但從來沒有減退對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等首腦的崇敬：他們把蘇聯從一個農業弱國變成世界強權；相反，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人卻是敗家子，戈爾巴喬夫與謝瓦爾澤，把東德送給西方不但分文未得，最終還埋葬了蘇聯。

蘇朵普拉托夫因為其妻子是猶太人，對困擾蘇聯社會的「猶太人問題」也流露出不少遺憾。

猶太人由於反對沙皇的政治傳統、較高學歷的職業背景等，在蘇聯建國初期佔據了許多重要職位（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一個典型）。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猶太人也把美國與蘇聯連接起來。戰爭結束後，許多猶太人團體在世界各地，包括在阿根廷等尋求建立一塊「自己的土地」。在趕走韃靼人後的克里米亞半島上建立一個「蘇聯猶太共和國」，以吸引猶太人控制的資金（不要忘記，斯大林、貝利亞等人任何時刻都想獲得外資以建設蘇聯），與美國的加利福尼亞抗衡，成為一個誘人的設想。但在美英扶持下建國的以色列（美國甚至停止發放簽證讓猶太人入境）取得的軍事勝利打消了猶太人在蘇聯「建國」的希望。同時，蘇聯的上層內部權力鬥爭引發「猶太人醫生謀殺斯大林案」等政治清洗，一直到最終把猶太人完全推向西方。猶太人對於美國在「冷戰」中的勝利，貢獻非凡。

（我在美國接觸的一些從蘇聯移民來的猶太人，無一不痛恨蘇聯。）

出於擊敗德國的最高目的，猶太人竭力推動原子彈計劃。如果沒有愛因斯坦、費米（第一個成功實現核連鎖反應）、奧本海默（曼哈頓計劃主持人）等猶太人的參與，原子彈的製造會推遲許多年。

在那些第一代原子科學家中，包括丹麥的玻爾、德國的海森堡、蘇聯的卡皮查等，都普遍持有用原子科學造福全體人類（而非某一國家）的理想，倡導由全人類共享「核機密」。蘇朵普拉托夫正確地把他們稱為「人類政治家」，蘇聯也正是利用了這個良知加速了自己的原子彈研製。奧本海默有意識地把自己的工作通過妻子、友人透露給蘇聯，直到最終被調離。玻爾除了寫信給羅斯福、面見邱吉爾要求與蘇聯「核交流」外，當蘇聯派人當面謀求指導時，他顫抖起來，卻最終同意回答了二十二個問題，加速了蘇聯原子彈的研製。蘇朵普拉托夫幸慶到：如果沒有這些不接受報酬的「情報員」的幫助，沒有核武器的蘇聯怎麼可能支撐幾十年的冷戰對峙？

當蘇聯剛解體時，不少樂觀人士都期待另一個超級強權會縮減軍備、順應和平潮流。但十年來的「後冷戰」卻證明「兩個魔鬼比一個魔鬼安全」，玻爾等人當初的選擇是迫不得已的明智之舉。實際上，核武器從來不可能由科學家的良知來支配，以後的掌握核技術的科學家們，為了個人出頭，多賣身投靠國家政權。

我不由得回憶起，自己一九八○年剛進入清華的工程物理系時，頗為自豪。因為核物理技術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唯一能夠與美蘇抗衡的王牌。但一個叫張靜波的北京同學要求調換專業，聲稱他「不願殺人」。中國的教育系統哪能允許他「自由選擇」？他為了信念毅然辭走，第二年再考上一個「和平」專業。我至今還沒有抹消中國發展核武器的邏輯：我們正是因為過去沒有洋槍洋炮，才喪權辱國的。

蘇朵普拉托夫的這本書也透露了官僚階層對於斯大林之後的蘇聯前途喪失信心，雖然他本人隨貝利亞垮台而遭逮捕，他為之賣命的這個體制在後期冷戰中的經濟競爭、「人權外交」中的失敗已經注定。現在看來，這個體制居然能維持到一九九一年，多半還歸功於其對手的霸權行為鼓勵。

二○○一年四月八日

＊編者按：我們對這句評語有不同的看法，依照我們對有關歷史事實的了解，斯大林官僚體制的形成，與布爾什維克黨的民主主張、托洛茨基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官僚主義的言行，既毫無共同之點，而且是完全相對立的。斯大林在列寧死後篡奪了布黨和國家的實權，把布黨改變為官僚層的統治工具，使蘇聯成為官僚墮落的國家，這些都不是由最先而且不可調和地反對斯大林官僚體制的托洛茨基所助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