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托洛茨基的國際主義

一

托洛茨基的國際主義，及它在不斷革命論上的發展，是帝國主義的一個雙重概念（即政治和經濟的概念）的產物。與希爾費丁、盧森堡、布哈林和列寧等人不同，托洛茨基並沒有發展出一個全面的帝國主義論（獨佔資本主義、財政資本）。但是，從他的許多著作中，我們卻發現他對十九世紀最後十年所開始的這個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時期的特徵，有一個比較確切而深入的了解，一個已被歷史所證實的深入了解。他了解到這個新時期與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期之間的關鍵性的差別。

他比以上所提到的那幾個人更正確地將民族國家與生產力的發展（日益增大的國際化）之間的基本矛盾，放在他對帝國主義經濟制度的了解的中心。他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一個主要是進步的傾向變到一個主要是退步的傾向，看成為以下事實的一個表現：不但私人佔有（利潤動機），而且民族國家的繼續存在，都漸增地變成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威脅。這就意味著，世界市場在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中，變成了一個重要的、如果不是決定性的因素。這是一個他與盧森堡所共有的深入了解，雖然他的出發點和分析方法與她的不同。

在希爾費丁、布哈林對帝國主義經濟的分析中，民族因素仍然佔主要地位。布哈林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分析的貢獻，在他的國家獨佔托拉斯的概念上達到了頂點。日後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理論，只不過是此一概念的一個膚淺的衍生物而已。列寧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比較小心。他比較著重國際聯合企業之獨立於民族國家的管制。可是，由於他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經濟經驗的影響，他在1916年以後，傾向於過份著重這種管制的現實性和長期可行性。

自從托洛茨基從1890年代後期了解到世界市場成為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決定性骨架以來，他對世界貿易（價值規律在世界市場上的運行）與國家在民族骨架之內對經濟的管制之間的交互作用，有了更清楚的了解。當這兩個因素發生衝突的時候，正如它們在1914年以後和1929年以後所顯示的那樣，世界市場破裂了，世界貿易衰退了，所有競爭者的投資、利潤率都降低了，經濟危機加深了，這整個發展就引向巨大的爆炸，換句話說，引向世界大戰、民族革命和反革命。國家獨佔托拉斯沒有強大到足以在較長期之內抵擋世界市場的壓力。某些帝國主義大國之要實現世界統治的企圖，只不過是想在資本主義的骨架之內克服這個矛盾的企圖而已。<1>

生產力終於在比托洛茨基所預測的還要大的規模上國際化了。國家獨佔托拉斯與其說是讓位給國際聯合企業，不如說是讓位給多國（跨國）公司。這些多國公司，就其生產設備及（較小程度上的）財產而言，不但不再與其發源國有密切關係，而且甚至於超越了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控制。這就是我們稱之為晚期資本主義的那個帝國主義時期的主要特徵。

價值規律的運行，最後分析起來，是被勞動生產力平均水平中的種種差異所決定，或者更確切地說來，是被高於和低於這個平均數的種種偏差所決定。長期說來，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大國能夠在世界市場中保持它的地位、在世界規模上保持它的資本積累的份額，如果一個與它競爭的大國在許多最重要的工業中，有較高的勞動生產力水平。“靠股息生活的帝國主義”會擁有霸權這個預測，已首先在英、法、近幾年也在美國被種種事件證明是錯誤的。

世界市場在二十世紀的經濟發展上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也意味著，後資本主義經濟（不管我們是否稱之為社會主義或過渡經濟）的優越性，從長遠看來，將會依靠這些經濟之達到比主要的帝國主義經濟所達到的還要高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在這個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都有同樣的觀點。而且正是為了這個理由，在單一國家（或者一群國家）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任何期望，從開始，就完全是烏托邦。所以，在俄國或者在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實現一種比世界上主要工業國家還要高的平均勞動生產力是不可能的，因為後者除了有其本身的優點以外，還能夠充分利用世界市場的勞動分工，使它對其有利（而對第三世界不利）。

因此，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就有了一個健全的經濟基礎。世界市場，由於生產力的日益增加的國際化、資本的日益增大的國際集中化和中心化，不但在各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產生了勞動生產力水平的差異。它也在帝國主義世界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之間，在勞動生產力的水平上，產生了巨大的差異。換句話說，它導致第三世界的大部份地方的發展停頓在低下的水平上。

托洛茨基深深地相信，這些國家的人民會起來反抗這種被強加的苦難。他從很早時期就著重地指出，1905年的俄國革命不但會在西方引起反響（例如奧地利的選舉權運動），而且會在東方引起反響（波斯及稍遲一點中國的革命，土耳其的革命前夕騷動）。他於1919年寫給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封少為人知的信中預測，從莫斯科到倫敦、巴黎的道路可能要通過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城市中心。<2>

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之一，這個世紀最重要特徵之一，是第三世界反殖民主義革命和解放運動的動力，早就是托洛茨基的帝國主義論的一個主要因素了。就是這個因素，給了他的國際主義一個真實的唯物主義基礎。世界革命對托洛茨基而言，不但意味著第三世界群眾的解放的客觀進程，這些群眾既是帝國主義、又是他們自己國家的統治階級的剝削的對象。它也意味帝國主義國家工資勞動者的客觀的解放過程。從1932/33年開始，他又增添了蘇聯的被剝削、被壓迫的工資勞動者的解放過程。

他了解到資本在世界市場上是正在日益集中化和中心化。這種了解使他得出階級鬥爭也在日益國際化的概念。這個概念不只是著重所有國家的工資勞動者有共同的利益。它的中心思想乃是：必須以工人階級的國際行動來對抗資本的國際活動，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工人階級對抗國際資本的行動不被“民族”利益所分裂、減弱和癱瘓。

二

托洛茨基對帝國主義的政治概念，是基於對帝國主義時代（獨佔資本主義時代）的日益尖銳的經濟上、社會上、國與國之間和政治上——思想上的矛盾和衝突的了解。這些矛盾和衝突必然導致資產階級和國家之間的關係的變化。

大體上說來，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時代，大企業喜愛弱國。這決不意味者，當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的時候，它會對在殖民地和在帝國主義中心所發生的最嚴厲的鎮壓提出質問。大企業所反對的，乃是非生產性的、無必要地浪費的國家支出，使資源不能為生產性資本的策略和增值所用。

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不是資本的缺少，而是資本的相對過剩。軍費在現在，以一種“替補市場”的面目，扮演一個有用的、日益變成必不可少的角色。（這是盧森堡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最重要的貢獻。）帝國主義時代是以軍火生產、軍備競賽為特徵的。它是軍國主義一般化的時代，替軍國主義思想辯護、榮耀軍國主義思想的時代。它是“強國”的時代。

但是，軍備競賽、軍國主義本身並不是目標。它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一個確切的社會——政治功能。“強國”是每個帝國主義大國手中的一個工具。它用這個工具試圖鞏固和擴張它在世界市場上所佔的份額。最後分析起來，“強國”是以強力來解決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的一個工具。它使征服、保持殖民地成為可能。它使世界瓜分為一邊是帝國主義國家、另一邊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成為可能。它使獨佔資本在階級鬥爭日益激烈的時代，有可能，在必要時，使用野蠻武力來打破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抵抗。在這個帝國主義的政治概念與對國家的逐漸發展的危機有所了解之間，換言之，與對國家獨佔托拉斯的逐漸變弱的傾向有所了解之間，是沒有矛盾的。

帝國主義/獨佔資本之愈來愈容易發生危機，迫使獨佔資本試圖通過反革命和戰爭來擺脫這個危機。這是一個普遍的趨勢，雖然在某一段時期它主要是在那些在瓜分世界中佔不利地位的帝國主義國家中顯露出來；在當時，這些國家是德國、日本和意大利。以後，它也會在美帝國主義以及像英、法等較弱的帝國主義國家中顯露出來。

這種作為一個政治現象的帝國主義概念，必定導致一種革命的國際主義。它是革命的，並不是因為它著重武力的使用，而是因為它著重於制伏獨佔資本壓制性的國家機器的絕對必要性。在實際上，那一直是二十世紀所有革命的關鍵點。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是如此，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是如此，在帝國主義國家與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衝突也是如此。

革命國際主義首先意味著這樣一個責任感：與世界任何地方反叛中的被壓迫、被剝削人民大眾進行國際性團結，不管這些反叛者的意識形態是什麼。這裡沒有簡單的型式。意識形態的面罩能令人非常混亂，而且在長期中能引致可怕的後果。可是，每一次以意識形態的理由拒絕團結，都會有十倍壞的後果，以致不可能與工資勞動者、被壓迫者實現必要的、世界性的團結。

革命國際主義，以這樣子來了解的話，是基於一個客觀的階級概念。這個概念是馬克思主義的精華之一。不管階級覺悟程度如何，階級總是客觀的範疇。階級覺悟，換句話說，是某一階級的自我了解，是使任何階級鬥爭有成功希望的一個必要因素。可是，把某一經濟、政治衝突定義為階級衝突時，階級覺悟並不是必要條件。否則的話，馬克思說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就毫無意義了。

羅馬帝國時代反抗非人待遇、後來通過大舉逃離城市和莊園致使帝國瓦解的奴隸們自然沒有“奴隸階級覺悟”（雖然奴隸主們倒有其階級覺悟）。可是，奴隸們，在客觀上，是一個社會階級，而且進行了階級鬥爭。對階級所下的任何其他定義，只會導致荒謬的結論，而且導致對“實際存在的”工人階級十分不利的實施。這特別適用於後期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和半毛澤東主義對階級所下的定義。這個定義的後果之一就是：數以百萬計的反抗官僚獨裁的真正工資勞動者們被譴責為“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而對工人們的罷工和暴動加以暴力的鎮壓，則被描述為對資產階級的鎮壓。可是，革命國際主義超越了必要的國際團結的階段。它也包括有系統地、長期地協調真正的解放運動，在中、長期內（有時甚至在短期內）改變國際資本與被壓迫者、被剝削者之間的力量關係。它可以被總結為以下的馬克思主義公式：以工人階級的全球性對外政策來對抗資本的全球性對外政策。

馬克思把這點看成為第一國際的基本特徵之一。值得強調的是：馬克思認為，甚至在帝國主義以前的時代，英國的工人和工會運動之成功地阻止了英國站在南方奴隸主一邊干涉美國內戰的行動，是主動的全球性國際主義的最重要成就。馬克思於1864年4月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寫道：

工人階級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們兄弟般的合作，那末當存在著那種為追求罪惡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見並在掠奪戰爭中洒流人民鮮血和浪費人民財富的對外政策時，他們又怎能完成這個偉大任務呢？使西歐避免了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廣奴隸制進行可恥的十字軍征討冒險的，並不是統治階級的智慧，而是英國工人階級對於他們那種罪惡的瘋狂行為所進行的英勇反抗。歐洲的上層階級只是以無恥的贊許、假裝的同情或白痴般的不關心態度來觀望俄羅斯怎樣侵佔高加索的山區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蘭；這個頭在聖彼得堡而在歐洲各國內閣裡有其爪牙的野蠻強國所從事的大規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給工人階級指明了他們的責任，要他們洞悉國際政治的秘密，監督本國政府的外交活動，在必要時就用能用的一切辦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這種活動時就團結起來同時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關係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成為國際關係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

為這樣一種對外政策而進行的鬥爭，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總鬥爭的一部份。<3>

托洛茨基一直到其生命終結時還是忠實於馬克思、恩格斯的這個激進主義的、全球化的國際主義概念。真的，托洛茨基當然像馬克思、恩格斯、盧森堡、列寧那樣，主要是把國際主義了解為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且把主要的著重點，放在工資勞動者們的共同利益、團結一致和行動統一上。像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所有其他的偉大社會主義者那樣，他理所當然地認為，工資勞動者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客觀階級地位，給與這個階級某種進行國際鬥爭的潛在力，沒有一個其他階級，既非第三世界的獨立農民，又非城市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能夠有這種潛力的。歷史已經證實這個判斷基本上是正確的，雖然，在某些方面，它當然需要加以修正。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包括了一個嚴重的歷史遺忘症，時間和歷史真理的重建將會慢慢地克服這個病症。

讓我們在這裡回憶一下這個世紀所發生的國際團結運動的一些主要例子：新建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反對卑斯麥之併吞阿爾薩斯——洛林；俄羅斯和日本的社會民主黨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的團結；瑞典社會民主黨在1905年號召總罷工的威嚇阻止了瑞典干涉挪威的獨立鬥爭；意大利工人們在1913年的意大利侵略土耳其的戰爭中實行總罷工和拒絕運輸軍隊；從1913年初到1914年7月底在（瑞士）巴塞爾、巴黎、柏林、布魯塞爾和維也納等地所發生的巨大反戰示威遊行；1918年維也納和柏林的工人們為了支持俄國革命、反對魯登多爾夫的掠奪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議而發動的多次罷工；英國工人們因為反對英國在1920年的俄——波戰爭中威脅著進行軍事干涉而積極準備的一次總罷工，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階級鬥爭的決定性時刻阻止了干涉而且可能是挽救了蘇俄的一次行動；法國共產黨在1925年的法國殖民帝國反對里夫〔摩洛哥一山區〕卡比爾人的戰爭中所表現的勇敢行動；1936-37年與西班牙人民反對佛朗哥的運動所進行的廣泛團結；國際無產階級的一部份在1941-44這幾年中與蘇聯和蘇聯人民在他們的反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所進行的不比過去少感動人的團結運動；在60年代與越南革命在其抵抗美帝國主義野蠻攻擊的鬥爭所進行的動人心弦的國際團結運動（在意大利和法國之外，這只牽涉到學生和工人階級青年而不是較廣大的工人階級本身）。

然而，諸如此類的歷史平衡表，也應該指出國際團結運動的明顯失敗：（除了意大利和西班牙這兩個在當時是中立國家的例子之外，而且就是因它們是中立國家，所以它們比較容易作出值得人尊敬的反應）工人階級中的廣大層份對於主流社會民主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之向戰爭的可恥的投降，缺乏任何反應；對日本帝國主義在30年代在中國所犯罪惡的低水平反應；歐洲工人階級對於歐洲猶太人成為納粹大屠殺受害人這一事實缺乏同情心（除了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的工人們的出名例子之外，以及在較小程度上意大利和希臘的人民之外）；在1942年和1944年之間沒有能夠與印度解放鬥爭展示團結；在1954年至1962年之間對阿爾及利亞解放的支持非常不足；與1956年的匈牙利人、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1980年的波蘭工人、尤其是與1979年之後在經濟上、軍事上被美帝所擊碎的尼加拉瓜革命缺乏團結。

從長期來看，如果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能夠徹底排斥“超級大國”或“主要堡壘”的概念，它才能成為有效的力量。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只有團結運動平等地進行的時候，換句話說，只有一個國家的勞動人民的利益，不管多小、多弱都不會被較高的利益所犧牲的情況下，才能使人相信。除了1921年的單一例子之外，托洛茨基終其一生都在試圖對這個原則保持真誠。他與盧森堡及列寧（除了1921-22時期以外）一起，與最示範的方式，包容了這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4>

毫不意外的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採取在政治上集中於反軍國主義、反戰爭的鬥爭的形式。因為，就是在軍事主義和戰爭上，資本主義社會的野蠻傾向才明確顯露出來。偉大的社會主義反戰鼓動家盧森堡、托洛茨基、列寧、饒勒斯〔法國社會主義者〕、李卜克內西〔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馬爾托夫和阿德勒等人都在很年輕時認識到這一點，而且熱情地向它抗爭。對他們來說，進入戰爭，就是走向野蠻主義。

德、法、英和奧地利的主流社會民主黨的全部具有歷史意義的罪過，當他們在1914年8月用最懦怯的方式與這個傳統決裂的時候，必須被大家認知。就是這點，並不是列寧的“宗派主義”，才是國際工人運動分裂的根由，才在人民的眼中使社會主義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可信性成為一個疑問。

因為，在1914年8月14日，在帝國主義掠奪性戰爭之面前而崩潰的，並不只是國際工人階級必不可少的團結。也在那一天被破壞掉的，在那時以後的一段長時間中，是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與無條件保障人權、無條件保障民主權利和自由的等同。就是這個等同，才是工人運動在大戰前的幾十年中得以成長的主要因素之一。

與獨佔資本休戰、支持戰爭、支持交戰中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國家、支持軍國主義、支持軍人——這些作為，必然會導致支持審查制度、支持緊急狀態、支持限制罷工權，為逮捕、譴責、反戰份子的行動辯護、甚至於導致在自己的工會或政黨中也這樣做，而且甚至於導致向當局控告反戰活動份子。這種毒樹的果實，成熟以後，就掉在反革命的懷裡，特別在1918年以後。這種政策的果實，不但包括諾司克和卡普的政變，及盧森堡、李卜克內西、Leo Jogiches、Hugo Hasse、Kurt Eisner、Eugene Levine等人和數以千計德國工人的謀殺。它也包括自由部隊、馮．西克特，而且從自由部隊就直接導致德國納粹黨黨衛軍，從馮．西克特導致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之被任命為總理。

三

實際、積極的國際主義，需要一個國際組織。積極的國際主義，首先要反對軍國主義、軍備競賽、戰爭及支持戰爭的意識形態（沙文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像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崇拜論和國家安全崇拜論那樣的輕視形式）的國際主義，需要一個政治性的國際組織。在1914年以前第二國際的年份期間，甚至於在俄國革命以後的共產國際早期，盧森堡的口號“國際是我們的祖國”是為數眾多的國家中的數以十萬計、如果不是百萬計的社會主義者的一個活生生的現實。<5>

托洛茨基的國際主義，是他在參與社會主義局這個第二國際組織中心的時期所快速發展起來的。他積極參加第二國際的許多次大會。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1908-14期間的內部鬥爭，採取調和態度。他第二次流放到維也納的時候，他與以考茨基為“中心”的德國黨領導層及Neue Zait（新時代報）的編輯部的工作關係很密切。在他當時的立場中，有一點機會主義的因素，因此，在盧森堡所極力主張的集體罷工的問題上，他拒絕支持她來反對考茨基。列寧在這個爭論上，為了同樣理由，也採取否定和猶豫的態度。<6>

可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大多數國家社會民主黨的多數之向它們各自國家的戰爭努力的投降，托洛茨基在國際上的角色也就完全改變了。托洛茨基從維也納遷居到巴黎以後，也從一個激進的反戰份子，變成為俄國和法國國際主義者的一位積極組織者。他是齊默瓦爾德會議的最重要發動人和參與者之一。寫出齊默瓦爾德宣言的，就是托洛茨基。他也是第三國際最積極的建造人之一。起草第一次共產國際大會的集會呼籲書，也是托洛茨基。他是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布爾什維克黨代表團中的“核心人物”。不管他在擔任紅軍領袖時的工作有多忙，他在共產國際頭四次大會中仍是扮演一個積極角色，而且參加了它的執行委員會的許多次會議。

與其他社會主義者不同，托洛茨基在革命前夜或革命的動盪時期，具有認知人民國家的情緒及其一切的矛盾和不協調的能力。這種共鳴，在他作為群眾鼓動家的活動中，政治家和理論家的時候，以及在他精心敘說策略與戰略的時候，都會顯露出來。他比他的國際主義者同伴們更早、更清楚地認識到“和平”、“立即和平”、“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等口號對廣大群眾會產生的爆炸性效果，一旦他們的對戰爭的熱情讓位給較清楚地認識戰爭在物質方面對他們自己的生活的影響。在戰爭的時候，爭取和平的鬥爭是國際主義的具體形式。（在對“民主和平計劃”作出批評的時候，列寧起初批評“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的口號。當他回到俄國〔看到群眾的實況時〕時，他對這一點改變了意見〔不再作出批評〕）。

托洛茨基的觀念被二月革命的爆發清清楚楚地——在俄國本土及國際上——所證實。人民大眾對革命的熱心不可分開地與革命會使戰爭結束的希望連在一起。一當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對和平的問題開始猶豫不決，他們就開始失去了對工人階級的吸引力。布爾什維克之能夠在蘇維埃和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上贏取多數，就是因為他們的爭取立刻結束戰爭的鼓動，而這個鼓動，比馬上進行土地改革的呼聲更能激盪人心。十月革命的成功，主要就是因為俄國工人們把布爾什維克與蘇維埃政權、馬上結束戰爭等同起來。托洛茨基在齊默、瓦爾德——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這段時期之間為和平而進行的鼓動，是他作為積極國際主義者的化身時的第一個高點。對俄國是真實的東西，到後來，在更大範圍上，變成對整個歐洲也是真的。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會議桌上面對著德、奧軍國主義的代表們時為和平而作勇敢、挑戰性的鼓動，表達了數以百萬計的歐洲工人們的利益、感情和夢想。在歷史上第一次，要求“無條件、無例外、立即地停止戰爭”的呼聲，不只是來自鼓動家、理論家，而且是來自國家領導人。工人們的驚奇，他們的熱情、與他們的認同俄國領導人們，是無邊無際的。

這位先知仍然是沒有武裝的。從軍事上來看，革命仍然是脆弱的。它有被自大、強大的德國軍國主義者打敗的危險。但是這個沒有軍事力量的革命有一個秘密武器，這個秘密武器有一種異常的爆炸潛力——歐洲人民以及在各國軍隊中數目愈來愈多的兵士們對戰爭的厭倦。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談判桌上，以他全部的稀有的鼓動、修辭和辯證的能力，使用這個秘密武器。他超過談判者們，每天向東、西線上戰壕中的兵士們、柏林、巴黎、格拉斯哥和吐倫為數眾多工廠中的工人們以及維也納、斯德哥爾摩、巴塞羅那、阿姆斯特丹和蘇黎世的勞動人民說話。

傳統政治家和將軍們的憤恨，跟人民的熱情一樣大：“在這裡，托洛茨基悍然不顧所有的文明行為規則”。但是，他們的文明的懊惱，其實是戰爭的、屠殺人類的、蔑視人道的、猛增的野蠻主義的醜相。人民的反應，是對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所代表的新文明自發的同情：和平的文明，人與人之間友愛的文明，自決權和人民權力的文明。<7>

在柏林、格拉斯哥和維也納都有自發的集體罷工。法國軍隊中發生了兵變。奧地利水手在卡塔洛暴動。雖然德國兵士和水手沒有發動兵變，他們卻聽到了托洛茨基所說的話，而這些話日後被他們記住。魯登多爾夫認識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真正勝利者是托洛茨基的時候已太晚了。<8>他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這個掠奪性和平所不得不付的代價是1918年10月/11月的基爾和柏林。

但是在這時候，歷史的辯證法起作用了，以致在幾個月之內，爭取和平的熱情的鼓動家變成了紅軍的創立人和領導人，而這個紅軍卻從一次血腥的內戰中崛起為勝利者。這是不是一次悲劇性的反轉，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一次內部矛盾的表現，如果不是（他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所內有的一個基本矛盾呢？這樣一個解釋，只有在一次馬克思主義被人所錯誤地指責的那種直線、機械和命運決定論的基礎上，才會是可能的。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為和平所進行的鼓動，在幾個月後才結出果實。因此，這個時間的問題是具有決定性的。在這幾個月中，俄國反革命卻能夠組織、積聚其力量和武裝它自己。在這幾個月中，德、英、法、美和日本軍國主義者們，及其走狗們，卻能夠對沒有武裝的俄國革命像以捕食其他動物為生的動物那樣突然襲擊，而且把這個國家撕成粉碎。它就不是抽象原則的問題了。那時候的關鍵問題，就是在最狹義意義上的保護人命、自我保護和自我防衛。做一把斧頭或者鐵錘：德國社會主義者在1918年11月也面對同樣的選擇。他們沒有武裝他們自己，其結果就是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結果比俄國在1918年所面對的還要血腥。

但是，這幾個月的嚴重的時間損失，並不是命中註定的，也不是革命兵士們什麼錯誤的計算。我們今天知道，部份由於所獲得的警察資料，在柏林和維也納發生一次反戰總罷工和反魯登多爾夫的掠奪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議的總罷工是一次真正的可能性。<9>

當時的托洛茨基比歷史學家願意承認的更為現實。只有埃伯特及其一伙〔改良主義者〕的花招——在客觀上評價，那是背叛的，而且日後的歷史證明，那是自殺性的——以及剛剛興起的工人先鋒隊沒有能力有效地抗拒這些花招，才阻止了奧、德革命的火焰像日後的1918年秋天所發生的那樣，立刻爆發開。對於這件事情，歐洲的命運本來是要從負面來決定。但是，正面的後果卻為一個客觀的可能性。

列寧和托洛茨基建立共產國際的決定，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呢？它是不是，像盧森堡所說的，時機尚未成熟呢？這個問題，也不能用某些歷史命運論來答覆的。

在1919年初，許多事情仍然有可能向正面的方向發展。如果盧森堡沒被謀殺的話；如果德國工人階級在發動反對卡普政變的總罷工以前沒有經過一年時間的後退，而以一個階級的戰鬥達到它的戰鬥能力的頂點的話；如果奧地利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沒有把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置於困境的話；如果意大利北部的工人階級，像日後1920年那樣，在1919年的總罷工中達到如此高的戰鬥性的話，那末在1919或1920年在柏林建立一個第三國際就會是一個可能性，而這個國際就會圍繞著盧森堡所領導的斯巴達克同盟的領導層而建立起來，而且就會包括從USPD（獨立社會主義者）的左翼來的最重要的工人領導、具有採納真正的聯合陣線政策的心胸。這個國際也會成為一個真正的軸心，吸引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和全世界工會運動中的全部左翼。

這樣一個不依靠俄國黨/國家機構的國際才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在當初想要建立的。在德、奧、匈的革命爆發以後，它是有可能建立起來的。這件事情沒有發生，是俄國革命以後的那段時期所發生的事件的第二次命中註定的轉變。在那時的情況之下，一個以莫斯科為基地、與俄國黨政機構有太強烈的聯繫的國際，無疑地，是兩個選擇中較少壞處的選擇。像蘇聯本身一樣，它是一個等待的、維持現狀的運作，一個增進國際革命重新爆發的可能性的嘗試。一般說來，直至1924/25年以前，這就是它實際上所做的任務。

這就是托洛茨基在這個過渡時期如何評價他的角色和他的同志們的角色。他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都為這個目的作出具體的策略建議——在卡普政變的時候，在三月行動的時候，在法西斯在意大利奪取政權的時候，在1923年10月德國暴動的時候，在英國大罷工、中國革命開始的時候。這些建議，不久以後，就陪隨著對因斯大林派的壓力而作出的錯誤估計和策略上錯誤的愈來愈尖銳的批評。這些錯誤，在以後，就在理論上和戰略上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共產國際的綱領中被一般化了。

到了這個時候，一些在性質上是新的東西出來了：共產國際從一個世界革命的工具轉變為一個官僚的“保衛蘇聯”的工具，以後更轉變成為了保護蘇維埃官僚層的特殊利益的一個工具。托洛茨基為了建立一個真正的國際工人階級的鬥爭組織所進行的戰鬥，為了一個真正共產主義國際的戰鬥，現在與他的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鬥爭合流了。

四

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殺手謀殺以前，他說，在所有他對工人階級運動的貢獻中，他認為，他在1933年以後的活動，換言之，第四國際的建立，是最重要的貢獻，甚至於是比他之領導十月暴動或者他之形成不斷革命論這個為十月革命所作的理論準備更為重要的貢獻。<10>托洛茨基這段話，在今天，引起了最大聲的反對，最得不到人家的了解。然而，我深信，總有一天，這段話會被歷史所證實。他的聲明：蘇聯的官僚專政將會崩潰，需要一次政治革命來挽救十月革命的遺產和社會主義，也遭到同樣的反對，也同樣使人不相信。

短視的假現實政治的無能無力，換言之，毫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沒有像在對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作合適政治反應的問題上，如此毫不含糊地顯示出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發展，是由經濟、政治和意識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骨架之內的國際化、日益增大的全球化的內在邏輯所主宰的。在競爭和尋求致富、尋求利潤的推使下，這個過程正在採取越來越矛盾的形式，而且在較大程度上，正在發展出一個自我毀滅的動力。不終止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不終止支撐前者的這個壓制人民的資產階級國家，這個破壞性的潛力就不能夠受到控制。這個破壞性的邏輯將會繼續展開，像1991年海灣戰爭所清晰地顯示的，這是對所有那些相信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的人們的幻想一個重大的打擊。<11>我們的時代的中心問題，只有在世界的規模上，才可以解決。新的世界秩序是無可避免的。這就意味著，結束國家主權，而這種終結，無論如何，正在越來越大的規模上，自動、自發地發生。

民族國家的決定權的自動衰退，為某些社會力量，帶來了益處，為其他的社會力量，帶來了害處：對多國公司、大多數強大帝國主義國家有利，對較弱者不利。因此，全球化的自發過程，將不會無抗拒地發生。它的潛在的受害者將不會接受它們的被設計好的角色。它們的抗議、義憤、抵抗和反叛是必然的；強大帝國主義國家之傾向於以壓制和暴力來回應這個義憤也是必然的。

但是，由於現有水平的武器技術，大量使用武力，意味著人類將面對著越來越大的滅種威脅。因此，對全球化問題，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法根本不是一個解決方法。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法，不是自動的、而是自願、自覺的限制國家主權。但是自願的放棄甚至局部的國家決定權，只有在所有的國家、國民和民族——不論小或大、富或窮、弱或強——都有最嚴格的平等權利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假定弱國，雖然構成全世界人口的極大多數，會在較長時間內，接受任何其他限制國家主權的形式，則完全是鳥托邦的。因此，目前的選擇，不是被最強大者所指令、所強迫執行的“新世界秩序”的現實政治或者威脅整個人類的越來越大的混亂。真正的選擇是，將會捲入全體人類的越來越大的混亂，包括因暴力地強加“新世界秩序”而起的混亂，或者以所有的民族平等、自願的合作為基礎的真正新世界秩序。

根據海灣戰爭的經驗，我們可以用聯合國的運作，來說明這個世界性的——有歷史意義的進退兩難。海灣戰爭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全體一致的決定之下開戰的。這個所謂“世界民族社區”卻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五大勝利國有否決權：美、蘇（現時的俄國）、英、法、中。我們因此已經早就與所有國家的平等權利，有很大的距離。我們在這一點上加上以下的事實：由於蘇聯弱到不再是超級大國，英、法力量的衰退，中國的制度性危機和歐洲共同體不能創立一個真正的政治聯邦，美國之作為軍事霸權大國，已在安理會的“五強”中佔據了主宰地位。因此，安理會常設會員國的否決權已經在實際上變為美國的否決權。這在具體情況中就意味著，聯合國之採取軍事行動來反對違反聯合國決定的國家，只有當這個行動不與美國利益衝突的時候。我們大家都知道格林納達、巴拿馬、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東帝汶。

印度尼西亞的壓制人民的軍事獨裁，在它的國家謀殺了近一百萬人，已給了這個世界自從納綷德國以來，唯一的屠殺人民的例子：這個不幸的國家的二百分之一人口已被殺死。這個集體屠殺已在多個場合中被聯合國嚴厲地譴責，至少像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之侵略科威特那樣地被嚴厲地譴責。但是沒有實際措施來對付印尼獨裁制度，既沒有抵制、封鎖，又沒有軍事干涉，因為這與美國的利益不合。

假定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世界大多數人民會容忍美國享有這樣一個自大的社會地位是不現實的。這裡必須立即提出的要求，就是立即廢除安全理事會中的否決權。一國一票——票數不能夠與金元、噴氣機的多寡成正比例。任何其他道路只會導致人類走向毀滅。這當然是一個過渡的、鼓動的要求。如果不在美國本土進行一次激進的轉變，這個要求是不能實現的。

這樣一個真正的新世界秩序必須建立在平等的民族的自願合作的基礎上。唯一能夠保證和鞏固這樣一個新世界秩序的社會力量，是工資勞動者階級。但是，工資勞動者階級只有在全球的規模上才能實現這一點，如果它已經開始獲得必要的經驗的話。工人們在國際規模上發展起來的、實際的合作經驗，將會是創立這個新世界秩序的一個絕對必需的學校和實際的學徒制。為了人類的生存，這樣一個新世界秩序是必不可少的。這個新世界秩序，我們稱之為世界社會主義聯邦。沒有一個新的群眾國際，就不會有真正的新的世界秩序。

通向這個世界社會主義聯邦的道路是一條非常難走的道路。有許多障礙要克服，其中一個不小的障礙，是從所謂“國際”組織而來的災禍性的經驗。這些“國際”組織事實上是附屬於某些國家的利益的。要以國家為基礎的政黨，在國際政治的某些中心問題上，自動放棄決定權，將需要一段長時間。<12>但是，希望它發生是空想嗎？這無論如何比決定核子武器、地球氣溫和暖化，或第三世界的飢餓等問題將會被資本主義國家的簡單的合作所解決，空想成份少很多了。但是真正的群眾運動、真正的群眾鬥爭結合成為一個真正的群眾國際，只有這樣一個國際集中精神來研究、解決世界無產階級的所有部份的最重要的目標和要求，才有可能。在今日世界上，群眾運動中有許多新的和不這麼新，激進派系。但是，除了托洛茨基所建立的第四國際以外，沒有一個派系無條件地支持第三世界、帝國主義國家和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被剝削者、被壓迫者的要求和鬥爭。那就是它的最大的力量；它是建基在里昂．托洛茨基的理論和戰略的遺產和卡爾．馬克思的“直言命令”上。

爭取明天的群眾國際的時刻就是今天，而且可能是今後的一段非常長時期。這個鬥爭將會與建立第四國際的鬥爭連在一起，而且包括許多形式的國際行動，和在聯合陣線的架構中與更廣大力量的合作。在這個具體意義上，托洛茨基在建立第四國際上的主動行動，事實上是他的最重要的成就。它不但保證了馬克思主義綱領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的延續性，因為這個延續性現在受到了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罪行的威脅；它也創立了一個組織骨架，在這個骨架中，一個以自願合作和一個共同綱領為基礎的、仍在進行中的共同活動，鍛煉了一群真正的國際主義的政治幹部。這群政治幹部，在許多遠遠超過了它自己的數量仍然微弱的組織範圍的政治生活中，實施一種可作為典範的、活生生的、不受到任何拘束的國際主義。

第四國際的數量微弱，常常受到人們的指摘。他們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第四國際能夠建立起群眾政黨。可是，似非而是的是，這個弱點，其實是常常被誇大的，卻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大的政治力量的泉源。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在數量上無可比擬地比第四國際大得多。他們在工會中，在群眾政黨中、在好幾個國家中，有廣大的物質基礎。但是，這個大的物質基礎也包含了一個危險傾向：把國際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臣屬於在這些組織中正在發展的官僚機構的特殊利益。這種臣屬是一種強制的臣屬，是機會主義現實政治的一個產物。它已經變成越來越沒有原則了，而且甚至於在基本上非政治化了。

在較弱的第四國際中，黨員、支部對整個國際的臣屬是自願的，是純粹基於共同原則和共有的道德的委託——不是基於任何形式的物質刺激。沒有人是為了謀生之道而加入第四國際的。這種同質性是比其他兩個國際更堅定、更永久的，因為那兩個國際是基於權力，甚至基於金錢。對於第四國際的成員和同情者而言，自願放棄民族組織主權是理所當然的。

國際是他們的真正的祖國，比其他兩個國際的成員具有更深的意義。今天，“只有”數以萬計的人共有這個信念和委任。明天，在更大的國際中，它將會是，而且必須是數以百萬計的人的組織，如果人類不被毀滅的話。

註釋：

<1> 帝國主義的這種奪取世界市場的特徵是，所貪求的統治權，決不包括拉平帝國主義國家與被統治國家之間的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反地，它造成了雙方之間的發展和福利水平，停頓在同樣的不平上，如果不是加寬的話。這種情況，在英國和日本殖民統治的最初階段就很明顯，在美國與南美之間也是如此。納粹帝國主義所設想的世界帝國，從開頭，就是要把整個民族轉變為窮苦的奴隸。

<2> Jan M. Meizer所編輯的《托洛茨基文件》，海牙，1964年，第一卷，第625頁。

<3> 《第一國際及以後》，倫敦，1974年第81頁。（中譯文採用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中文版第13、14頁）

<4> 列寧遺囑中關於他支持格魯吉亞共產黨人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那一節，以及他的關於這個沙文主義對蘇聯與亞洲人民之間的未來關係的可怕後果的預言式話語，充分顯示列寧的國際主義。這兩段文字可在Moshe Lewin的《列寧的最後鬥爭》一書（倫敦，1975年）中找到。

<5> 這並不意味著對於每個國家的階級鬥爭和工人運動的民族特性的否定或低估。它只意味著，隨著特定的民族目標和鬥爭形式，認知國際性的形式和目標，認知這些目標和形式也有一個特定的、獨立的動力，是必要的。

<6> 事後想來，列寧、盧森堡和托洛茨基等人在大戰爆發時，沒有在第二國際的哥本哈根會議上支持Hardie和Vaillant的在軍火工業、礦冶和運輸方面發動總罷工的建議，是否錯誤，至少是個有待繼續研究的問題。千真萬確的是，這樣一次罷工不太可能成功的。但是，在緊張的備戰時期，進行群眾性鼓動，將會給日後的群眾反戰運動一個具體形式。在實際上，這個反抗運動採取集體罷工的形式。諸如此類的群眾性鼓動也會加強了盧森堡自己的發動政治總罷工的運動。

<7> 為數眾多的作者曾經說過，“世界革命完全是神話”。他們都忽略了一個簡單事實：在1916至1940年這段時期，在數以打計的國家中，發生了革命前夕和革命的群眾鬥爭。這不證明這段時期，與從巴黎公社到1905年俄國革命這段時期不同，是一個國際革命和反革命時代這個結論是正確有理的嗎？真正使人百思莫解的是，這些作者為何否認這些事實，或不看重它們的重要性。

<8> 見Erich．魯登多爾夫將軍的《Meine Kriegserinmne》rungen（《我的戰爭回憶》）（柏林，1919年）。

<9> 見羅斯多爾斯基在其柏林1973年德文版的《革命策略的研究》一書中的“1918年奧地利革命局勢與社會民主黨的政治、1918年的奧地利罷工”一文。

<10>見托洛茨基的《流亡日記》，麻省1958年。

<11>我與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的爭論，可在我在1989年倫敦出版的《超越了改革，戈爾巴喬夫的蘇聯的前途》一書的第七章中見到。

<12>這並不意味著“共產國際主義”，換言之，國際“領導人”或“機關”對於民族政黨的策略或領導層所作的決定。第四國際的文告和實踐，是把各國支部在這方面的絕對自治，與對國際政策方面的主要問題（例如戰爭問題）的國際紀律的責任心結合在一起的。

更正：

本刊上期刊出這篇特譯的第一章時，其註釋<6>（見第35頁左排第4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實應為「社會福利國家」，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