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生過1997-1998年的動盪（亞洲危機、巴西危機和俄國危機）之後，美國仍然維持經濟增長（現在，人們廣為知道，這個增長的週期，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維期最長久的），而且，在西歐，儘管經濟增長有著局限，但看來也是得到了鞏固。以至在東南亞，除了日本仍然不明朗之外，也是有著某種程度的經濟復甦。

不過，這一連串同時發生的有利局面，並不如那些趾高氣揚的「新經濟」論者的提法那樣，認為是「新經濟」的勝利。正要相反，這種局面本身，對「長波期」的演進，並沒有說明什麼。也所以，我們不能排除，譬如說，金融市場下挫，或許會對增長帶來衝擊，使增長放緩。

那些認同我們這個派別的經濟學家，在長達10年裡，對於如何界定目前這個經濟局面的性質，抱有程度不同的猶豫態度。直至目前為止，他們一般所秉持的見解是：新自由派的政策，是不能夠在中期裡湧現一個具有勃勃生機的增長體制的基礎。以下，本文提出一些修訂這種分析的元素。

曼德爾的長波分析架構

由曼德爾所界定的資本主義史的分析架構，是建基在維期數十年、相繼發生的動勢之上。在這個「長波期」的動勢裡，上升期（擴張性的）與下降期交替發生。資本主義的第4次長波期，自從第二次大戰結束（在美國是更早一些發生），至1960年代末，經歷了擴張的階段。

從197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進入了長波的下降期。曼德爾追隨托洛茨基的見解，反對孔德拉季耶夫，堅決認為資本主義的內部並無那樣的一種機制，是可使資本主義從一個衰退的浪潮自動走向擴張的浪潮。所以，為了瞭解一個簇新的上升期的走向，便有必要把「超經濟的」因素（戰後歐洲的社會關係的變易）考慮在內。

就最近的發展來說，審視世界經濟是不是仍然處在長波的衰落階段，還是它已經進入了一個簇新的上升期，這是饒有價值的。所謂「擴張性的長波期」或「長波的下降期」這一類表述，由於可以被詮釋為認可了有一種持續發展的節奏，所以容易產生混亂。而尤其是，這種表述，有時是隱約地指稱1945-75年這段時期，而這段時期的平均發展的紀錄，又是大大地超乎了資本主義長期來的紀錄，所以便更加產生混亂了。

由法國經濟學家P.多克斯（P. Dockes）和B.羅斯爾（B. Rosier）所使用的「生產秩序」這個名詞，無疑可以讓我們能更清晰的界說以下這個分析性的課題：資本主義是否成功的做到了重新建構規章機制，使之能夠保證一個穩定的中期，擴大生產，並且把利潤率維繫在一個滿意的平均水平？

每一項生產秩序有賴於下列四種元素：

1、在分析資本積累的模式時，須注意到兩個方面：企業和金融的結構；資本和勞動的關係；

2、是物質生產力的一種；

3、一種社會控制的模式，用來確保勞動力向經濟秩序屈服；

4、國際間的等級制度的一種。

我們繼而將談到那些看來足以表示出資本主義主要的結構性演變的特性的元素。先從物質生產力開始（但不表示我們認為這個元素是最重要的）：新科技和工作程序的編制。

新科技的作用

對新科技和它的衝擊的分析，關乎到把3個層次區分開來：新產品（貨品、物資和服務）、現有產品的演變，和生產及流通的程序的演進。

在1980年代期間和1990年代初期，新科技基本上是涉及到上述最後的一個層次；而在較少程度上，也關乎到第二個層次。能夠迅速處理大量資訊的技術，容許了生產程序向市場缺口作更迅速和較少風險的調節，重新進行組織（即所謂「及時趕到」和「零存貨」）。所以（而這是個極端的例子），美國微型電腦製造商岱爾（Dell），可以能夠在它屬下的部份工廠，把生產製造期編配為二小時，從而做到清除全部存貨。

這由數種因素的聯合而得到解釋：使用互聯網接訂單來與供應商打交道；把供應商和工廠安置到近在咫呎、使工廠專門化；及毫無疑問的（雖然論述這個案例的文章沒有談到），是要求工作人員有高度彈性。此外，新科技也有利於把部份工序向外分發。

最後，電子貿易的可能性容許了供應商的轉化（至少是其中一部份的供應商），及通過用提早放緩資訊的傳送速度而把開支削減，把它們投進競爭。所以，在2000年3月，聯合汽車廠、福特汽車廠和佳士那汽車廠便宣佈，創立「B到B」（從業務到業務）站台互聯網轉換站；而在4月，雷諾和日產汽車廠也宣佈加入這個轉換站。據美國製造商估計的收益，將達到每部汽車的成本的1成。不過，雷諾車廠對於這一點，是較為謹慎的。

諸如此種工具，將使朝向「零存貨」的走勢進一步增加，並且使供應配合需求。至於普遍地把供應商投向競爭，則反過來或會和網絡維持穩定聯繫發生觝觸；所以，雷諾車廠便宣佈，這方面的競爭將不會影響到第一線的供應商。而通用電器公司便表示，通過上網購買的價值21億美元的供應，將會節省2.34億美元。

一般的狀況是，「實業企業界押下的股本，是使用新資訊科技來削減存貨和相應的開支，縮短送發器材的延誤，提早發展新產品的循環，減少發行成本。總的來說，客觀目的就是要大幅改善工業活動的圖利。」（見P.勒梅爾著的《尋求新經濟》，載《法國筆記》2000年3月號第295期）

然而，即使在近年來，在「新經濟」地區的開路先鋒國之美國，雖然生產力的復甦是玲瓏可見，但新經濟對全球生產力的衝擊，在當前仍然相對的有限，比起1972年之前所獲得的生產力的收穫的紀錄，還是很低下。而且，事實上，在通訊科技的生產力方面的得著，與其他經濟部門的生產力有著相當的鴻溝。

新科技的生產力限制的分析

這可以從多方面來分析：

■ 這或許是資本存貨的轉化與生產力的增長之間常有的脫節（電腦佔資本存貨的份額仍然有限；在美國，只佔訂單的2%）。還有，一些經濟學者指稱，科技的急激更新，使公司更頻密地更新生產資本。也就是說，生產需要更多的資本。

■ 也或許是，新的生產方法引致直接生產開支之外的開支增長，例如路面運載商品的發展。此外，看來顯然不過的是，新科技的效應，是按照不同部門或同一部門之內的運作的不同，而使階段各有不同。所以，在電子商業中，新科技由於擴大了買者的資訊的可能性，從而能對購買的決定條件產生直接的衝擊。可是，一旦選定了供應商，餘下來的存貨管理和送發之類的物資問題，是與通過書信往來的傳統企業所要處理的問題，沒有兩樣的。

那麼，應用了商業新科技是否有間接的效應，使在作購買決定的時刻擴大了競爭的可能性，引致供應商的生產力有所收益——是否就是這樣呢？最後，有需要把這項事實考慮在內：一些有時在事前未經充分研究而對新科技進行的投資，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

■ 又或者，最後是，雖然當前一片歡欣快慰（那是遵循了冒著通貨萎縮之險的論說），新科技的引進，是在市場銷售的孔道仍然受到工資制約所窒息的環境下推行的。

再者，那些趾高氣揚的，指「高科技」創造了職位的論說，看來並不怎麼有根據。按J.加德依（J. Gradrey）的估計，在美國，與新科技有關的合資格職位，只佔新增職位中的一小部份。從1986年至1996年，新增的職位，壓倒性的多數都與電腦、數據技術或互聯網的職位無關。

「高科技」經濟活動的僱員的數字之所以有高增長率，是由於那些行業的僱員的數量，是較其他行業為低。從1986年到1996年，美國的飲食業增加了1.6百萬個職位，醫療業新增了2.9百萬個職位，而資訊科技新增的職位不足70萬個。

而對未來的估計也有所說明：從1998年到2008年，在美國5類增設職位最多的行業，是分析員增57.7萬個職位）和「普通經理」（增55.1萬個職位），而貨車司機（增49.3萬個職位）、收銀員（55.6萬個職位）和零售員（56.3萬個職位）也是有所增加。數據技術行政人員也將會增加77%，但這方面只有著6.7萬個增補職位。

再者，在高科技部門的一些工作，是屬於古典的生產性職位或商業職位，如流動電話之需要工人來生產，送發和推銷人員（請參看下文有關阿馬遜電腦傳銷公司的工作條件）。

近年來的一些新元素，是一些新科技產品轉化成了「大眾」的消費品，如微型電腦和流動電話。隨同它們一起擴散的，是那些相關的產品（軟件、服務）。應該注意的是，這些貨品經由生產者和擴散者作廢的速度愈來愈快，而這容許了把一再更新的市場擴大，但與此同時，原先的基本配件市場，卻仍然未達到飽和。

重新編配工序

令人力分割化，是對工作流程進行重新編配時的避雷針。重新編配有兩種互補性的方面。一面是關乎到生產單位：把單位的規模縮小，把單位間的關係通過網絡來代理；另一面，是關乎對「人力資源」的管理。

工業為打破工人大規模集中而進行的僱員縮減所造成的結果，是公司的平均規模也趨向縮小。在初期，外發工序只限於外圍性的經濟活動。到了現在，分包合同不僅影響及某些「配件」（如汽車工件），而且還廣及到一些生產的工序、管理和研究工作（雷諾車廠的研究發展中心，即所謂的「科技中心」，其中外發佔了12%的勞工開支）。

藥劑化工業的特點，是把研究工作外發。新設的汽車生產中心的特色，是在「建造商」、訂單供應商和分包合同商的同一地點設立。

隨同「生產分散化」的現象而來的，事實上是金融的更強度的集中。人們現在流行稱頌的中小型企業，往往都是聯合大企業所包攬的一員；所以，在1994年的法國，由聯合大企業控縱下的，僱有200人至500人的中小型企業的營業額，佔了70%，較1989年的44%為多。

還有，企業傾向於分成為各自自主的子公司。聯合大企業的機構有時投入互相競爭，而它們間的關係是契約性的。企業被歸結為「利潤中心」。

人力分割化的形式，從而可以是形形種種，視乎企業所在地的該國的公共機關，是怎樣的形式。

例如，在歐洲4個國家裡做的一個調查，得出了這個結論：該些國家的汽車業的分包合同商，它們使用的彈性編配工作的方式，皆各有不同，分為超時工作、臨時工作和短期工作的模式：西班牙，通用短期合約；而英國的製造商好用超時工作（在這個行業，保護工人免受開除的法律保障不太奏效）；在法國，喜用臨時工作。至於德國，由於有較嚴格的勞工法例（在這個調查研究進行的時候），所以就出現了種種彈性工作的手法。

饒有意思的是，跨國集團的分包合同商集團所使用的彈性工作的形式，是不會依循原公司所在國沿用的形式方法，反而是根據實際製造地點的當地條件來選取方式。換言之，採用彈性工作是一個總的趨向，但具體的形式，則視乎各國的建制結構而定。

再者，在一些「新經濟」行業，它們的生產力的得益，是得助於把工業中慣用的古典的管理方式，應用到新領域。例如阿馬遜網上傳銷公司（網上書店）在德國巴特．赫爾斯菲德市的工場，工人在每7天裡工作6天，每天從早上7時工作至午夜；而工人收集訂單的時間，是有監工看視的。還有，那些書本不是按作者或範圍而分類，而卻是按被訂書的次數來分類；也即是，最多人訂購的書本是最容易取得。

利潤率和金融市場的角色

踏入1980年代中以來，西歐主要國家的利潤率（按工資和利潤所分享的價值增生來計算），回復到高水平。在法國，不僅平伏了「石油震盪」帶來的衝擊，而且也平伏了由1968年5月和6月的大示威所帶來的衝擊（法國一份經濟雜誌《新經濟》用這樣的一個頭條，來形容法國工人每週工資的實際價值：＜工人賺取相當於1958年時的工資＞）。

而早在那時之前的數年，已經回復到高利潤率。但長時間以來，這並未有反映到投資去；其中一部份的可動用基金，用在給金融市場的增長鞏固基礎的方面去。在近期，在美國開始，繼而是歐洲，開始恢復了投資，但各公司在全球間卻能輕易的在財政上自足。我們面對著一個看來吊詭的局面：金融市場的肯定作用是可觀的，而大公司卻並非經常需要金融市場的資助。

在法國，公司的財政自足率，在過去數年間已經超過百分之一百；而在美國的公司，它們在全球把資本吸納到金融市場（通過金融投資的方式），比它們從金融市場拿取出來的要多。所以，金融市場的作用，看來是：用來為投資而集資的少，而更多是用來確保股票資本的流通，和首要的，更是用來訓導股票持有人和工人的紀律。

不過，與新科技有關的公司（電訊、生物工程，及尤其是電子商業）則在很大程度上使用金融市場來為它們的發展獲取基金，及把它們的競爭對手買下（用股票來償付）。有數量重大的資本是按有發展希望而集結得來，而不是按具體的表現數據得來（一些入於「新經濟」的公司，至現時為止，是一再的累疊了虧蝕）。

當前的形勢還有另一種吊詭：一方面，公司所要滿足的投資回報和盈利性的準則是不斷的高揚（例如有名的15%純利）；另一方面，一些危乎其危的計劃也輕而易舉的找得投資者，例如Boo.com（網上銷售成衣）公司在2000年5月下滑之前，在2年裡「燒」去了1.35億美元。

在1999年和2000年春，美國的妠斯達克指數出現了一些重大的調整。在2000年8月，阿馬遜上網傳銷書店的股票值，相較於1999年12月的歷來最高紀錄，下跌了72%。很難知道，這些現象是不是標誌著市場方面是愈趨審慎，新經濟是不是需要根據更為嚴格的原則標準來集資。

有一些人，他們用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與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聯成一氣，來解釋金融市場和股票持有人增進了的作用。這一類的分析是可爭議的。就如法國經濟學家F.羅爾敦（F. Lordon）所言：「毋須懷疑，美國的資本主義有好長一段時間以來，已經是一個以股票為基礎的資本主義，但這不等如它是經常的處在股票持有人的權力的左右之下。」羅爾敦就這一點還援引了美國經濟學家J.K.加爾布雷斯（J.K. Galbraith）在1960年代，就美國公司和「科技結構」內的「經理」的權力而作的分析。

不過，不論上述有關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類型的分析是多麼的有爭議，但亦不能否認，雖然美國發生的比歐洲早，美國也是曾經經歷過決策機制崩潰，而致讓股票持有人的權力更為直接（即「法人管理」）。而這種崩潰，現在似乎是普遍化了，它在法國發生了，而且更主要地在德國和日本發生；在後兩國，更是有著公司與銀行結聯的挑戰。股票持有人對工業資本的直接權力，是依仗於在資訊、控制和準則之產生的可及性而得到鞏固。

大型核數公司和顧問公司在國際間廣佈辦事處，但權力的重心基本上是以美國為根基。金融資訊方面的代理公司的情況也相同。上述這些器官，皆是製造行為準則的產生，以把「經理人員」的管理方式規範起來。還有另一點也同樣值得指出來的，就是大公司趨向於把提交業績的報告的規則齊一化，此舉容許了股票持有人有更大的空間，以對他們持有股份利益的各個公司的演進，提出見解。

「新」資本主義的權力擁有者

有數點值得弄清楚，它們都是圍繞著這個中心問題：在這個「新」資本主義裡，權力在哪裡？要展示所謂的持股人民主只是個神話，展示「小持股人的權力，在週年大會的象徵式姿態之外，只不過是形同虛設，或只是從屬於大型的中介者」（F.羅爾敦語），是毫無困難的。

同樣不難展示的（雖然有些人幻想這會很困難），是工會的退休基金，或一些所謂的「倫理」基金，並不構成足以對抗制度邏輯的工具。以下是更準確的分析：

■ 作為公共機構的資本主義（這可以由僱員來管理）與嚴格意義上的資本家（收入主要來自資本所有權的那些個人）的接合點，部份來自於那些傳統的、或新興的資產階級家族；另一部份，是那些由受到選擇股票或其他參與資本的方式的恩澤，搖身「變為」資產階級的受薪經理。

■ 在法國，有家族資本主義捲土重來之勢：在1999年，家族擁有30%的50所最大公司，較1984年的11%激劇增加。而在同一段時期裡，國家所佔的比例下降了3分之2，從74%。劇降至25%；相形之下，一些家族集團卻是得利於私營化而得到鞏固。這會是法國才特有的現象嗎？還是一個持久的趨勢？

把羅爾敦在《外交世界》強調的「退休基金」的「支配地位」這項總結性的分析擱在一邊不論，上述第一點看來是尤其重要的。米修．平松（Michel Pincon）和蒙尼卡．平松一查爾洛特（Monique Pincon-Charlot）在近期一篇辯論文章裡寫道：「有關於經理人和公共機構投資者（退休基金及盎格魯撒克遜的互助基金）的論說，一般傾向於把資產階級及其家族之身為從新增財富抽款的實際受惠者這一點，像變戲法般打消了。所有這些，皆把那些與或此或彼的父姓有利益勾連的狀況隱藏起來。這是為了造就一個抽象的圖解法，旨在要我們相信，存在有一種無原則的〔資本〕擴散，和資本所有權無限度的擴散。」

工資關係的演進

國家公共機構的構造在這個領域裡，仍然有著重要性。不過，刻下發展中的普遍意義，看來是清楚的：工作條件個別化（在美國，從1991年至1997年，全職工人採用彈性上班時間的比例，大約從15%升至30%）和工資關係個別化。工資關係個別化，是由下述狀況得到表述：相對於「不規則」的工作合約，「傳統」的工作合約日漸衰落，而且，在一些極端的例子裡，工作合約是由商業法取代勞工法而對工資關係作管制，而那些管制則令人聯想到勞工法面世以前的時代。

這種狀況，事實上是對所有生產領域裡的受薪者的進攻。資本主義在戰後的蓬勃期裡，老闆有權決定工作的節奏，也有權解僱工人；不過，就在這個框架內，工人的工時和月終發放的工資將是若干，會有相當的確定。而且，工人也能夠從服務的年期裡，得到一些優勢（起碼在某些有著集體力量關係的行業裡是這樣）。

所有這些方面的保證，現在是掃蕩一空。〔資方的〕中心目標，是取得人力最大限度的可用性，同時又削減開支。除了少數的例外，取得員工的忠心已經成為次要。

值得指出的是，工資關係的這種演變，是與「科技革命」（用時髦的用語來說）只有十分間接的關係；而且，這種演變涉及所有行業。在運送工、建造工等方面，可以看到修正傳統工作的極端例子。

《商業一週》的一篇社論，就美國維力生公司（Verizon）工人在2000年8月和9月進行的一次勝利的罷工（美國本地電話和流動電話最重要的接線生之一）事件，作出了如下清醒的總結：「所謂舊經濟和新經濟的區別，往往是個神話。在電訊行業內，工會化的〔傳統電話的古老公司裡的僱員〕裝配工、技術員和推銷員，是和他們非工會化的同業〔新式的公司〕做著相同的工作，有著相同的技術水平。最大的分別，是工會化的員工，享有更大的僱佣保障，有較佳的工作條件，而且，通常都享有更高的薪水。」文章的作者還補充說，美國經濟近期在生產力方面取得的收益，將會在總裁和股票持有人之間瓜分；至於顧客和工人〔的得益〕，將更多地有賴於來自政治強制的政治關係，而較少會來自經濟和技術的強制。」

在個別化之外，我們應該注意報酬不均的發展趨勢，而這方面，只有在顧及到兼職工的發展，才會完全理解當中的狀態。一般來說，過去的20年，是由大部份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愈趨強化的不平等打上印記。不平等的狀況，讓資本的收入大有盈利。

國際分工和權力的等級制

權力的等級制可以十分提要的總括如下：

■ 美國的軍事掛帥和經濟權力，是與歐洲聯盟旗鼓相當的。美國是不容置疑的「捲土重來」，而有關於美國沒落的假設實在不大站得住腳。

即使美國的財政預算案能夠回復為有盈餘，美國現有的財政赤字，仍然是很可觀。美國家庭的儲蓄率是非常的低，而私人代理公司的負債率卻是十分的高昂（佔全部生產總值140%）。

美國經濟之沒有外在的箝制，無疑是它的經濟增長的有利因素：美元仍然獨立於美國的貿易赤字之外，是貨幣的避難所。

■ 在軍事層面，歐洲仍然處在從屬地位。而在貨幣政策、競爭和外匯兌換的領域，由歐洲中央銀行和歐洲委員會（在歐洲會議主席的支撐下）施行的歐洲共識，要比大西洋彼岸〔美國〕所實際施行的，是更為教條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歐洲聯盟的經濟增長既有限而且是名多於實，所以使貿易在賬面上有盈餘，但卻無從阻止歐元貶值。

■ 至於日本國，她似乎正在從一種經濟管制模式邁向另一種經濟管制模式，或至少，它那種特有的資本主義受到很大的侵蝕。這可以從銀行——工業的關係，資本的開放，及對外來產品相當程度的開放這方面顯示出來。在宏觀經濟的緊要關口，局面仍然不明朗；不過，日本現有的盈餘，使它能與歐洲聯盟一道，在財政上支持美國的增長。

隨著歐幣的誕生，具有國際地位的貨幣不再超過三種：美元、日元和歐元（英鎊無疑注定早晚要加入歐幣的）。在過去18個月裡的外匯兌換價的走勢，顯示了國際間在防止貨幣反復上落的動勢上，合作協調不夠。不過，這卻不表示，假如局面真的有這個需要，7大工業國集團是不能夠建立起更加鞏固的協調的。

對國際間的景象的迅速審視，應該把國際機構也包括在內；美國在此間經常扮演著主要的角色。就有關經濟規條方面，「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這個三組合，就它們的真正目的來說（而不是就推廣人類整體的福祉來說），除卻不可知的因素（西雅圖、俄國危機）之外，它們遠遠沒有被癱瘓下來，並且也遠不是沒有效率。在這一點上，這對7大工業國集團（加上俄國，便是8大工業國集團）同樣適用。在軍事的層面上，「北約」在經歷「冷戰」之後存活下來了，並且還贏得蘇聯過去在中歐和東歐的同盟者，加入成為「北約」的新成員。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美國帝國，在當下是由各個「平等」國家之間的協作替代了；在這些「平等」國家當中，有一個國家（美國）是可見地比其他國家（歐洲和日本）更加「平等」。

工人組織的倒退

工人階級在數個國家內局部的挫敗，或在全球的挫敗；生產機器的重整；西歐社會民主黨領導層政府的政策，及斯大林主義的倒台，這些皆對工人階級的覺悟水平具有嚴重的影響。在下文裡，我們僅就這個景象的若干元素作出掃視：

■ 在被統治者之間的階級覺悟裡，一些有重大意義的內容成份（顯見的例如由集體而生的希望）衰而不振，但在統治者方面則是心安理得。就像平松和平松一查爾洛特就有關資產階級所寫的：「在今天，唯具有階級本體，為本階級效勞的這些性格，對一個實在的階級能夠被動員起來，最是重要。」

■ 工會運動內，雖然顯示了一些反趨勢（美國「勞聯——產聯」有較為戰鬥性的領導層、1995年12月運動，及在法國產生的「團結統一民主工會」（SUD）），但總體上，工運是在全球間削弱了，沒有了方向。

例如，在西歐，主要工會聯合會對國家、僱主和布魯塞爾的公共機構的依賴相當大（不僅在意識形態方面，同時也在物質方面）。由此而造成的影響，是為工會的官僚製造了物質的基礎。法國的「工聯會」是其中的表表者。

■ 普羅大眾與政治機器的日益分家。源出於斯大林派的共產黨相當嚴重的衰落，而社會民主黨派與民眾層份間的聯繫卻是趨於大幅增加（尤有甚者，是這類黨派的領導層愈來愈多的技術官僚，很少有戰鬥背景）。由這種局面而產生的後果之一，就是不投票主義。這種不投票主義是據入息而分。從樂觀的觀點來說，也可以解釋成是某層份的人民的意識覺醒，因為他們看到，據各個黨派當前的構造來說，選舉將不會造成什麼變化。另一種非政治化的形態，是和中層「精英」有關；他們部份地相信，選舉所作的，只是技術性的選擇而已。

在這種種演進裡，不是沒有著抗衡的趨向。除了在工會層面標示的現象之外，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新經濟」的某些行業裡，僱員已經開始有所組織，而且是有所鬥爭；另外，也有著新起的反帝國主義的激進性，及在數個歐洲國家內（葡萄牙、英國、法國……），革命左派的力量有了增進。所有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上述的興起，都是新時期的矛盾下的產物，而不是1970年代的懷舊回潮。

同化和壓迫

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看來是採用了兩種手法，而這又按不同國家而各有不同的程度。

第一種手法是同化的取向，即是通過把報酬或退休金聯結到公司的利潤的機制，把一小部份人力融入到資本主義的邏輯裡去；這當中使用的手法，包括有分股給僱員、設立僱員儲蓄、退休基金，等等。而其中，一般只有經理級的人員才分得股票份額，或分紅的多寡上下有別。運用這些手法的動機，可以是各有不同：訓導一部份僱員的行為紀律（使他們接納較低幅度的工資增幅、促進「效忠」公司，等等）；又或者，是用與金融市場聯結起來的工具，逐步取代建立在集體保證上的制度。

在上述的手法模式內，存有一些意義重大的細節。一些細節暗藏著針對大部份人力的潛力，另一些則是指向更高層的管理級人員。另有一些，是試圖把持有股票的僱員組織成一支特別的代表，又或是使工會具有某種特定的作用，等等。

新自由派每每強調假設會有的增長，以使那些現行收入是相當地依賴著公司的業績，或那些未來的收入是相當地依賴著公司的業績，或那些未來的收入是與退休基金的表現聯繫起來的人力，懷有積極工作的動機。

有一些理論家（如法國經濟學家米修．阿列塔（Michel Aglietta）或英國的羅賓．布萊克本（Robin Blackburn），或社會民主派中的某些派別，都主張持有股票的僱員應該參與到決策層，或僱員對退休基金有控制權（通過工會的代表來行使）。不過這些都是次要的矛盾；而且，社會民主派的論述，基本上是給自由派的計劃以「左」派的認受性。

第二種是壓迫性的手法。即是用無社會保障和邊緣化來懲罰性對待；而這一方面，基本上是新自由派政策造成的後果。歐洲政府（包括那些所謂「左派」政府）採用了美國的模式，趨向於運用「警察和監獄來管理貧窮」的手法。在發達國家的貧民區裡，除了警力充裕之外，國家和公共服務的設施都是不足夠的。

再有甚者，是居民中有某些部份人，他們由於受到一些青少年的犯罪行為和「不文明」所害，會不時要求動用「維持秩序的武力」。不過，在未來，要是社會緊張白熱化，警察還可以派上其他的用場。

結論：資本主義建立了新生產秩序

上述綜論的一切，是否已經成為了一種秩序，以讓我們能夠下結論說，一種新的生產秩序已經到位？

至少在本文作者看來，答案似乎是「是的」。從社會來說是退化的，而從資本主義的角度來說則是不無效率，某種特定的管制模式是裝置了起來。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可以說，資本主義是從「危機」中冒出頭來了；或許，用曼德爾的術語來說，就是資本主義從1970年代開始的衰退長波期中，冒出頭來了。有這樣的一個時期的變易，不是由新科技釋放出來的——不管科技有多麼大的衝擊，但科技並沒有自動模塑經濟和明日社會的能力。

相反來說，就是由於在主要的發達國家內的部份僱員，他們蒙受的局部挫敗一再積累起來，從而容許了資產階級不僅能「使工人為危機付出代價」，並且還能夠為新規例建立基礎。

在這個分析裡，無疑應該融合其餘兩個重要的因素：第一：西歐統一的框架，在結構上是朝著施行新自由派計劃的方向而作的部署；第二：蘇聯倒台。蘇聯久矣乎不構成有別於資本主義的另類出路，它的倒台不會惹人落淚，但儘管這樣，它的倒台卻相當地代表著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勝利，並且讓資本主義能夠自由自在，毋須要證明它在經濟以至社會領域方面的合理性（還有，我們應該把中國的因素考慮在內。中國在官僚層的驅使下，已經展開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這個過程誠然還未完成，但卻使中國成了國際投資首要的目的地）。

「新經濟」的局限

創立「新經濟」的基礎之所在，是在過量臃腫的資本裡，拿出一部份可供調用的份額，用在一些有更高利潤率的投資裡，這些投資尚且往往是相當冒險的。為免有任何含糊之處，我們應該強調，「危機」之終結，絕不表示重回到戰後的蓬勃期。美國和西歐經濟在當前的擴張，代表著捲土重來，但這個捲土重來的表現，是遠不能和1948年——1970年的表現相提並論。

這種增長假如能夠維持，從而最終令歐洲的失業率大幅削減（但這是沒有保證的），亦不會使人力回復到同一化；而且剛好相反，歐洲倒是會追隨美國的模式，維繫人力的分割化，和維繫著大比數的貧民。

我們並且應該把下列因素考慮在內：聯繫到建制的條件，資本主義的新規例內在含有的限制：

■ 市場機會的限制：由於發達國家的緊縮工資，及南方和東方國家的「結構調整政策」而造成；

■ 商品供應的利潤取向之與社會需求之間的不調和；

■ 很大程度上依賴著金融市場而佈置的宏觀經濟的脆弱性。

上述因素，都能導致類似於1992-93年般的重大動盪和衰退。政治權力者和經濟權力者都意識到發生這種事態的可能性。指「石油出口國組織」「不負責」的運動之發生，就是一個明證——在再一次的擾攘不安裡，「石油出口國組織」的國家，便將成為方便妥捷的代罪羔羊。

不論這種模式有著怎樣的起伏，它薄弱的社會認受性（在許多「潦倒者」和「貧窮工人」——大部人力都有相當穩定的職位，但他們都備受著長期的壓力，並且對自己及其子女的未來並不明朗——的眼中，這種模式的社會認受性是薄弱的），提供了一個支點，使反資本主義的激進性得以重建，使任何改良主義的出路成為不堪一擊的選擇。

（本文作者是第四國際法國支部「革命共產主義同盟」內的「經濟工作組」的成員，是一名經濟學家。）

（史丹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