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在德國《新德國》報，作者安多爾是布達佩斯社會科學及公共行政大學的副教授，著有《匈牙利邁向歐盟之路：藍色的過渡》〕

從匈牙利左派的組織結構來看，只能夠從「匈牙利社會黨」來開始談。這並非由於匈社會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屬於社會主義，也非由於它在黨政治方面是唯一的一個左派組織，而只是因為它是一個大集燴：首先，它是唯一一個在競選基礎和組織能力方面有著堅實組織的左派團體；其次，乃由於許多其他左派的組織、綱領和出版方面，皆與匈社會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左派大阿哥：社會黨從共黨脫胎出來

「匈牙利社會黨」是在匈牙利老共黨「匈社會工人黨」在1989年10月最後一次大會上誕生。舊共黨當時有超過70萬黨員，然而加入社會黨的只有3萬人。社會黨成立後，脫離了舊日共產黨世界的聯繫，改而在1996年投進「社會主義國際」的陣營。不過，雖然匈社會黨一再強調與昔日決裂，但它繼承了昔日共黨的許多資產，而新黨的大部份領袖和成員，都是新瓶舊酒，來自昔日的共黨。

在1990年代，除了社會黨外，其餘左派組織皆無法躋身到匈牙利國會。不過，就在1990年那時，有4個左派組織仍是旗鼓相當，而事實上，正是這樣而造成了右派上台，因為左派的票數由數個組織互相分薄了。

在1989年之前，舊共黨擁有大部份報章。而就在1989年，許多全國報章和地方日報陸續的成為上市報章，由公司擁有，或由大財主收購。匈社會黨的一些工會組織仍然出版本身的刊物，甚至發行新刊物，但俱不能取得全國重要性，只能在所屬的特定地區具有重要性。

匈社會黨在1998年之前仍然能夠出版月刊，之後便無限期停刊。所以，到了1990年代末，市場上只有兩份左派刊物流通。其中的一份是季刊Eszmelet，在1989年由產生自「另類左派協會」的小型團體的「新左派」代表所創辦，在當時是雙月刊。這支運動在1988年發軔時有300名成員，在1990年代初期的左派政治圈裡，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在匈牙利，這是唯一一支宣揚用左翼另類批判的政治傾向，探討在失敗的國家社會主義政體之外另找出路，並且主張在民主的政治制度內實行工人所有制。

「另類左派協會」的領袖們是匈社會黨內的激進聯盟「左翼集團」的重要人物，而與黨有關的刊物基金經常都向Eszmelet提供支持。

另一份重要的左翼刊物是Ezredveg，這是一份由「工人黨」支持的文化及政治月刊。Ezredveg定期翻譯世界當代重要的左翼思想家的著作，並且為匈牙利優秀的社會主義文學和詩提供園地。

在匈牙利，在國家及索羅斯基金會贊助下有各種各類的自由派雜誌和保守派雜誌；在一些有代表性的自由派雜誌裡，不時也刊載進步作家的文章。此外，有關環保問題的雜誌也紛紛出場，但這類刊物的政治取向卻不太明朗。隨著索羅斯基金撤出而右派對政府機關的影響力增強的形勢下，展望未來，進步報刊的地位將會更為弱勢。

1956年革命的神話長存

自1990年鐵幕垮台、匈牙利進行了首次大選的繼後10年裡，國家的政治景象無大變動。在國會方面，在共產黨倒台後的3次大選，一直都是同樣那6個黨當選，期間，只有在1998年發生小變動：小黨「基督教民主黨」潰倒，由極右的「匈牙利公義和生命黨」取代。而事實上，這個極右黨也不是首次登場，因為該黨領袖伊茨凡．佐爾卡是共黨倒台後首屆國會的執政黨「匈牙利民主論壇」的副總統。至於在國會外的黨派，死灰復燃的匈牙利共產黨擁有最強力量，它自1990年代初迄今都是在野黨派中最強大的一個黨。

在政治意識形態的範圍裡，圖象也是大同小異，無大變更。在1989年時，新興力量的政治論調和道德本錢是和達成一個制度性的變革和過渡相聯繫的，這個變革是把國家從中央計劃經濟的一黨專政，邁向一個市場經濟的民主多黨制。這個共同目標在1989年一旦確定下來，繼後的政治議程便是使匈牙利逐漸在市場民主政體下走向完善。對執政者的批評，就是他們未能恰當地完成這個制度性的變革。而執政者的回覆，則是只有在或此或彼的情勢下才能完成那樣的變革——也就是說，他們需要再當選來實行。

在匈牙利過渡期的政治思想裡，有關1956年「革命」發揮了一個關鍵的作用。在1989年發生的變動，是由修正1956年革命來開始的，因為執政至1980年代末期的卡達爾就是在鎮壓1956年起義後才為政權獲得上台的認受性。不久之後，各種左派俱明白到，在共產黨下台之後，對1956年持負面態度的政治力量，是無法生存的。

在1990年代初期，右派政府企圖把國家從國家社會主義的狀態中推回到過去——而不是推向未來。政府的施政主要是企圖令社會和文化懷舊復興，以致令某些人把戰時那個半法西斯獨裁者霍爾蒂美化起來。

可是，甚至左派中人也同樣的面朝過去，而非未來。例如，說匈牙利當代的「工人黨」是懷舊的左派，乃不是誇大之詞，因為這個黨的主要訊息，就是匈牙利人在1950年代末年至1980年代末，即卡達爾治下的年代，活得遠比今天更好。黨最大型的集會（吸引全國數千人參加）就是7月初紀念卡達爾逝世的日子。

信奉市場民主政體

社會黨人時常都希望和舊共產黨劃清界線，所以他們也拿黨的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用作為劃清界線的工具。這個現代化的綱領認同市場民主政體及歐洲與大西洋一統化，從而使社會黨與匈牙利其他政治菁英的總趨勢沒有分別，都是把歐洲視為烏托邦，作為過渡邁向的目標。政客和社會科學家凡是談到什麼是好或會更好，都會把好的稱為歐洲的。可不過，他們所指的歐洲烏托邦，卻是用歐盟在奉行新大公司制、社會——基督教民主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之前的歐洲為範本。匈牙利社會很少分析到冷戰結束在西方世界引發的變化，以及實施單一市場和單一貨幣而對歐洲社群的社會政治模式的損害。

社會黨在1998年大選落敗之後，匈牙利展開了走「第三條路」，或走「匈牙利式貝理雅之路」的大辯論。尤為諷刺的是，倘若要走上這條路子，那麼唯一合適的人選，倒是曾經在以倫敦為根據地的「歐洲重建及發展銀行」出任副總裁長達9年的前匈牙利總理內梅特。在當下，在社會黨裡，現任黨領袖科瓦奇與曾任前總理的內梅特和霍恩，及內梅特任內時期當部長的邁傑希，這4人正為逐鹿出任2002年大選中社會黨總理候選人的位置而明爭暗鬥。這4個人都是老黨時期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經濟學家出身。社會黨在1999年引入了比例代表制，以提拔年輕黨員及女性黨員有代表廁身黨的領導機關，但這個措施大概幫不了什麼忙，解決不了4人競逐總理候選人位置的鬥爭。美國政治市場顧問專家向社會黨提議，應該側重關注婦女問題，以爭取在2002年能組成中間左派大選聯盟。只不過，在「四人幫」互相角逐而佔盡傳媒注意力的情勢下，黨的運動宣傳攻勢或許無補於事。

缺乏21世紀清晰視野

黨由於看到過去的實用主義的短處，而且也想把注意力抽離開人事鬥爭，所以在1998-2000年期間推出了一連串政策文件，包括有《社會民主黨憲章》，和黨在今後15年的政綱。策劃這些文件的是黨內右翼代表人物、老社會學家維坦伊。隨同這兩份主要文件面世的，還有林林種種小號文件。然而，上述所有文件俱無法創出一個清晰的另類道路，而沒有這一點，是無法吸引年輕一輩追隨左派的價值觀。而沒有新一代的加入，社會黨便無可想望在2002年取代右翼聯盟，因為後者由「年青民主陣線」及「匈牙利公民黨」組成的右派聯線，得以在1995年以後，藉著社會派——自由派執政時期增加大學學費而發展起來，在青少年間取得支持。社會黨為了爭取年青一輩，已經開始在電腦互聯網上組織宣傳運動，可是，黨就平等的學校制度問題總是欠缺一個清晰的視野。

在21世紀的政治裡，除了對青少年的取態和展望，就是生態問題，需要一整套進步的左派綱領。在匈牙利，生態問題也是沒有進展。

當匈牙利踏入過渡期伊始，環保主義之作為一個政治課題是落到右派手上，而這很大程度是由多瑙河水庫的爭論造成的。這項在1980年展開的工程是斯大林派好大喜功的象徵，而在當時的爭論之下，形成了這麼的一幅圖象，即左派主要都是技術官僚，妄顧天然生態環境。右派於是便能夠爭取到同情，獲得了那些看到由商業本位出發而對生態環境造成威脅的人民的投票。

來到1990年代，環保問題的唯一成就，就是沒有在多瑙河上建設水庫。至於生態的其他方面，卻是持續地惡化，危機重重。

社會黨推出的新憲章和新綱領的最基本的缺失，就是執筆者不敢放棄把過渡期的制度變革推至完善的念頭。但在事實上，人民現在已經不同10年前，他們對於制度變革不再抱許多期望，而且也不完全抱歡迎的立場。而且，在這同一時間裡，情況愈來愈顯然的表現出來，左派的綱領和說詞，實在是有需要重新思索，重新制定。

例如，社會黨領袖科瓦奇聲稱，匈牙利的失業問題不是嚴重的問題，因為匈牙利只有百分7的失業率，落在歐洲平均失業率的數字之後。這個數字無疑不錯，但這只是數字把戲，因為非勞動人口的人數在1990年代初期有急激的增長，而匈牙利社會的僱佣比例仍是十分的低，在1990年代末期，比例仍是在54-55的水平。在這種情勢下，即使官方的失業數字不高，但欠缺職位實在是一個迫切的題目。

社會邊緣化日趨惡化

倘若我們正視匈牙利的吉卜賽人——羅曼人的淒涼處境，就會更為明白失業問題的嚴重性。匈牙利有50萬羅曼人，他們大部份沒有工作，而且國家提供的福利金的實際價值每時下降，所以景況十分悲慘。在1999年時，甚至歐盟也談到，匈牙利發展中最大的負數、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羅曼人問題。只不過，歐盟的立場與匈國的自由派一樣，僅把羅曼人問題視為少數民族問題和種族問題，假設透過倫理觀和政治代表性方面便可以把問題解決。而其實，除了要解決這兩方面之外，我們也應該看到，羅曼人的貧困化，只是匈牙利從1990年代開始形成一個低下層的廣大過程中一個並行的發展。至於這個過程，則是由「國基會」和「世界銀行」提議的經濟、福利改革政策所造成，而那些提議並且得到歐盟的積極支持。所以，歐盟在1999年把羅曼人問題作為匈牙利加入歐盟的障礙提出來，實在是歐盟的虛偽。

對於羅曼人和新生的低下階層的問題，應該由匈牙利的左派來提供一個恰當的分析；他們並且應該就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提出一個藍圖，以令社會的內聚力在市場經濟全球化的情勢下得到鞏固。而要是對新資本主義的制度沒有採取一個批判的立場，今天便不可能提出一個經濟和社會改革的藍圖。而採取批判的立場，就是提出注意力放在糾正刻下進行中的制度變革，而不是著眼在制度變革要完成什麼。縱然在21世紀的最初10年內，要使國際主義摻進平權主義的社會政策，不是容易做到。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