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鮮成長、在中國從事活動的安齋庫治（日共中央委員、候補幹部會成員，67年被開除）晚年反省到：「日共在戰前、戰後總是在鬥爭的最困難關頭把朝鮮同志們分派到最危險的地方。這樣做，即使自身沒有意識到，也反映了日共的民族排外主義與皇道思想。」（72頁）

保縣（因與日本人醫生結婚而改成日本姓）在戰爭時畢業於東京大學，在46年1月的日共五大上是三名朝鮮人中央候補委員之一。他在京成電鐵、京濱的東芝、讀賣新聞鬥爭等運動中出盡風頭，在49年時作為東北地方委員會議長指導佔領平警察署以及東神奈川人民電車事件等極端戰術。他在日共六中全會的會議上自我批判時同時也承認「因為自己是朝鮮人始終受到歧視，因而發展成那樣的極端行動」，使整個會場肅靜無聲（74頁）。我與他共事三年，儘管他比我輩份高，也因為不滿他的權力慾而提意見批判過他。

後來讀到他的遺稿集，其中提到他與典代戀愛時，同時戀慕典代的日本人警察調查保縣的出身，在典代面前辱罵他：「朝鮮人也想靠近日本姑娘！」並毆打他。沒想到他受到如此歧視。這使人想到美國白人革命家拒絕與黑人同志握手的情形，這在日本也長期存在。出身沖繩的德田球一又是一例。

德田在故鄉名護市自80年代以來由市政府公報等追頌為「鄉土英雄」、「國際政治家」，由社會黨的戶口市長到保守派的比嘉市長、今天的岸本市長帶動，出資四百萬日元（加上各界捐款共兩千萬日元），花三年時間建成德田紀念碑。自民黨、公明黨、社會黨的市議員們都贊成此項提案，只有共產黨的市議員沒有表態，這是因為日共黨本部的宮本對德田的偏見所致。

70年「沖繩回歸運動」時的日共相關負責人牧瀨恆二曾對增山講過：「德田實際上不認為沖繩是大和（日本）。沖繩共產黨不應從屬於日本共產黨。那樣的話，沖繩人的自主性就喪失了」（250頁）。牧瀨還說：宮本堅持把（沖繩）人民黨組織解散、把沖繩的共產主義運動置於日共的中央集權之下，高安重正（戰後日共的沖繩政策負責人）可能是因為堅持德田的意見而被日共開除的（255頁）。

在日本革命運動史和日共黨史中，最「空白」（或者稱為歪曲）的部份是在朝鮮戰爭時日共的軍事鬥爭準備。

《日共五十年史》把朝鮮戰爭定義為「美帝國主義在朝鮮發動侵略戰爭」，稱日共的武裝鬥爭是「極左冒險」。《日共六十五年史》稱為「德田派極左冒險主義」，《日共七十年史》又稱為「德田野縣分裂派別的武裝鬥爭路線的破產」。總之，這不是以宮本為正統的日共的行為，而是在中國、蘇聯指使下德田等分裂主義者們的自殺行為。

這是很奇怪的，因為在50年代，斯大林作為國際共產主義（第三共產國際）的絕對領袖，日共不可能違抗。實際上，宮本等在「恢復黨籍」時承認「我們必須開始武裝鬥爭的準備」（220頁），雖然他們可能沒有被安排到直接的這一類工作。但是，我們知道，早稻田大學的日共支部負責人由井誓在恢復黨籍後，作為懲罰，被派到東京最艱難的奧多摩的小河內工作隊，準備建立毛澤東那樣的山村政府。

50年秋天，九州地方委員會山本議長因為持有麻藥而被逮捕，被新聞大肆報導為日共地下武裝準備的證明。我們黨員一直聽信正統黨史，以為那是日本政府的謊言，但後來知道那是事實。

按照本書的材料，在山村建立武裝鬥爭據點是日共四次會議（51年2月）軍事方針「志田構想」的一部份，由被麥克阿瑟肅清出日本社會的黨員等兩千五百多人組成五十五個中核自衛隊與獨立遊擊隊（213頁）。據小松豐吉證實，他看到「從日本偷渡到中國的青年組成『日本人民軍』在沿海接受登陸作戰訓練」（215頁）。與此相關的是在與中國往返中活躍的「人民艦隊」組織者永山正昭以及為了「特殊財政」（搶劫資金）組成的「卡車部隊」隊長大村英之助。大村曾是日共的文化部長，頗有文才，是植村申午郎（經團連會長）親戚。但他被任命為「卡車部隊」隊長，成為日共武裝鬥爭失敗的替罪羊，被日共在六次會議上以「貪污無恥」罪趕出日共並因此被投入監獄。我們長年以來都認為那傢伙臭名昭著、罪有應得。而實際上，「特殊財政」的部份資金被志田重男貪污，在東京的神樂縣高級餐廳揮霍浪費。此事被佐和慶太郎揭露後（235頁），宮本只好開除了他的這個親信。

誰也不知道因「貪污無恥」罪入獄的政治犯大村的命運。還有小松豐吉，姐牙仁郎等成為「廢物」在新宿開小麵館為生的人，他們曾經忠實地執行黨中央的政策迫害他人，最後又被黨開除，無法回歸社會，他們的心靈會安寧嗎？與那些被敬貢的「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之墓」、被合祀在「日本共產黨常任活動家之墓」（東京都八王子市上川靈園）的幸運左翼人士相比，誰去悼念那成千上萬的為日本革命事業奮鬥犧牲、經歷悲壯人生的「無名戰士們」呢？

（趙京摘譯自《橋樑》週刊2000年10月23日——12月4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