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推行市場經濟，驅使所有類型的企業，特別是私營的企業，全力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為此想盡辦法加強對工人的壓搾，從各方面侵害工人的應有權益。這種侵權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化，有許多更是非常嚴重，造成工人向各有關部門上訪和投訴的人次日增，各地報刊（特別是《工人日報》、《南方工報》等）都不時有報道。本文根據它們的報道，綜合出如下的述評。

全面性的侵權惡行

對勞工權益的侵害，主要表現在：

一、用工制度不規範。《勞動法》規定，用工單位與職工應訂立書面的勞動合同，列明其期限、工作內容、勞動保護和條件、報酬、合同終止的條件等條款。但當前許多企業，一方面大量裁員下崗，另方面又招用農民工、臨時工代替，與後者大都不簽訂勞動合同，他們一旦與企業發生糾紛，便無根據可查，以致其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還有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私營等企業，多拒絕簽訂勞動合同，即使簽訂了，也片面地列著有利於企業一方的條款，使職工吃虧、受騙。在很多場合，即使簽有合同，企業一方也會隨意不履行，以至撕毀它。

二、剝奪無數職工的就業權利。過去的「鐵飯碗」被「改革」成「泥飯碗」，企業經營者握有絕對的用工權力。國營和集體的事業和企業單位，在國家推行的裁員減薪、「減員增效」的號召下，紛紛裁減「冗員」，使大量職工下崗、失業。國家把許多國有事業單位變成企業，不再作經濟投資支持，也迫使有關事業單位大量裁員。例如：黑龍江省地礦局屬下的地球物理勘察院便因此而迫令260名職工同時「集體辭職」，且只是一律給予每人二萬元一次性補償，便算終止勞動關係，買斷工齡和社會保險。他們長期為國家從事野外地質勘察工作，很多都患有多種職業病，而「院方」在95至98年，每年都盈利數十萬、上百萬元，今年的「效益」也不錯；在辭退了260名職工後，又招聘了一批新人。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尚且如此，私營企業便更加跟風效法，有過之而無不及了。絕大部份的工人在下崗失業後，要再就業便非常困難，特別是遭到種種歧視（性別、年齡、身份、面貌等歧視）。國家雖訂有下崗後再就業的優惠政策，但都難於落實，口惠而實不至。而大部份企業在使用下崗職工時，也沒有為他們辦理養老、工傷、生育、失業等保險。

三、工資無保證。現時企業剋扣、拖欠工人工資的情況嚴重。99年11月1日的《工人日報》指出：「現在能按月發工資倒算是『新聞』了。無論是企業單位，還是事業單位，無論是國有還是私營，都普遍存在拖欠勞動者工資現象，拖欠數額令人驚心」。這不僅僅是由於那些企業經濟困難，而且是要與其他企業鬥拖欠，即使有錢發工資，也寧可把錢用到其他方面（這是《工人日報》作的調查證明的）。還有些企業把積壓難銷的產品（如服裝以至煤）發給工人作為工資。有些企業則以「打白條」支付工人應得的經濟補償金、社會保險金、養老保險金等等，使工人遭受損失。有些企業以「試用期」為名，廉價僱用工人，幾個月期滿時辭退，由另一批人補充，從而長期用低薪工人工作。更壞的是建築行業，層層轉包，工頭得款後逃去，建築民工無法追討被欠工資，這種情況十分普遍、嚴重。

四、隨意加班又無加班費。許多企業違反《勞動法》規定的加班最高時數，任意加以延長，剝奪了職工休息的權利，同時又不付加班費。例如：廣東中山市一間大型中外合資鞋廠，半年內每天都加班到午夜12點，連「五．一」節都沒休息；番禺合資大企業興泰鞋廠大半年來每天加班至少4小時，無雙休日。此外，還有些企業實行「包工制」，只包任務，不包時間，且故意把任務指標提得很高，要工人加班加點才能完成。

五、強收工人抵押金、入股金及「借用」款項。許多企業強迫每人繳交數千元的抵押金或入股金，否則便不給工作和應有工資待遇，或者被令下崗。在全國，交抵押金問題非常嚴重。單在1999年，吉林省勞動部門在專項執法檢查中，便為20多萬名勞動者追討回非法抵押金5,500萬元。同一報道在繼續舉出其他地方的事例之後說：「這種現象已不是哪一個地區的問題。它在社會上帶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相當嚴重。」它為何屢禁不止？該報道解釋：一是那些企業藉此籌措資金，無償佔用和變相歛財；二是作為弱勢群體的勞動者為了保住飯碗，缺乏直面抗爭的勇氣；三是缺乏相應的硬性法律保護，且執法過寬。

六、工業生產安全難獲保護，勞動條件和設施差劣。由於企業主只重追求最大利潤，輕視投入資金改善保護設施，而且高度加強勞動強度，加班加點使工人過度疲勞等等，造成工傷數字大增；同時職業病害嚴重，使工人健康大受損害（有關這方面的較詳細評析，請參考筆者在上一期《十月評論》的《市場經濟導致生產很不安全》一文）。儘管國家法例規定企業必須為職工參與工傷保險，但大多數企業並不願意參保及繳費。截至99年底，全國參保的職工人數，只佔全部企業職工數比例平均的37.6%，且連上海也未開展工傷保險。

七、職工人身安全和尊嚴遭受侵犯。大陸報章時有揭露：有些企業對工人非法搜身、侮辱喝罵、體罰毒打工人（甚至在廣州，一私企為了怕投訴而非法禁錮受傷工人達個多月），這類事故常有發生。

一間「五毒俱全」的私營企業事例

上述的侵權行為，在私營企業中更為嚴重，且幾乎是「五毒俱全」的。這裡試舉出一間私企為例：8月25日的《南方日報》報道，廣東順德市一間集體所有制的陶瓷公司，未經職代會開會討論、未依法安排好保障員工的權益，便於99年1月轉為私營企業。其後，私人老闆並沒有把主要心思放在發展生產、辦好經營上，而是竭力壓搾工人：拖欠及任意剋扣工人工資；拖延、欠交員工的社會保險費；只與員工簽訂全利於老闆的內部《合約書》，違反了國家有關的規定；非法收取員工的違約金每人1,000元；隨意濫罰、亂扣工資及解僱工人；取消員工依法應該享有的福利待遇……。這些苛刻措施使員工及其家屬的生活陷入極大困境，有病沒錢醫，有工不能做，有錢拿不到，工人一日三餐只啃麵包；住的宿舍似「貧民窟」，日子難熬。工人們多次抗爭，屢向市政府投訴，但後者遲遲不見採取有效措施，最後工人揚言將會告到省裡和中央，市長才指示有關單位進行研究解決方法。而順德市還被官方定為即將率先基本上實現現代化的先進市呢！

這個事例清楚表明：原屬國有或集體所有的企業，在轉為私營後，往往給予私人企業主以可乘之機，任意剝削壓迫工人；這種「改革」，革掉了工人經過長期鬥爭爭取到的合理福利待遇等權益，工人是企業私有化的最大受害者。大量的報刊披露的資料說明，上述這間公司發生的各種壓搾工人情況，也不可免地發生在全國其他的私營化後的企業裡。

侵權加劇的原因

為什麼工人群眾的應有權益會受到如此多的侵犯、損害呢？這是由於：

一、企業經營者握有絕對的用工權力，勞動者處於被支配和被管理的地位，無權也無力抗拒對方的決定。由於工作職位減少，而失業後備軍又眾多，在可能被辭退的威脅下，在職者被迫要忍受不利的工作條件和待遇；而求職者也被迫要接受苛刻的條件，以求獲得工作；

二、政府的法律條例既不完備，保護企業一方的比保護勞動者的更週到；

三、許多官員幹部著重於發展自己管治地區的經濟，偏幫企業經營者，以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對工人權益被侵犯損害，往往不加干預；

四、不少企業工會幹部則採取「知白守黑」的態度，使勞動者得不到工會的支援，從而更加陷於勢孤力弱狀態。

今年9月20日的《工人日報》一文總括其原因是：企業改制不規範，勞動法規執行難、工傷待遇難落實。以上所述各方面的因素，便造成企業主有恃無恐，不斷地對工人權益諸多侵害。

上述的不利因素，使得勞動爭議發生時，企業主也具有很大的優勢，而工人則相對地處於劣勢，難以得到法律的保障。

有壓迫搾取就有抗爭

儘管如此，工人群眾普遍不滿於企業經營者的侵權行為，在忍無可忍之下，已不斷地起來反對、抗爭，以至於罷工，並爆發出越來越多的勞動爭議、上訪，控告企業主的案件與日俱增。例如：北京市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據統計，1999年全市共有5,234起，涉及職工11,183人，比上一年增加64.2%，其中集體勞動爭議案件242件，涉及職工6,191人，比上一年增加78.5%。僅北京的一個遠郊縣，從95年到99年，4年間勞動爭議案件增長了5.7倍。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與該市總工會的統計數據也表明：1998年以來，涉及勞動關係的問題每年上升幅度為35-42%，勞動爭議案每年增長30%。

今年上半年，首都北京的集體勞動爭議，更是急劇增加。據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仲裁處處長徐樹理今年9月初對《北京工人報》記者說，「北京市今年勞動爭議的形勢是十分嚴峻的。」因拖欠工資、生活費引發的集體爭議案件和涉及的職工，比上年同期分別上升了120.37%和118.1%；因欠繳社會保險引發的集體爭議案件和涉及職工，同比分別上升了252.9%和80.69%。而且，這些爭議更「呈複雜化」，「已成為影響首都改革、發展、穩定的重要因素。」「長期拖欠職工工資，造成部份職工生活困難。……目前還沒有較好的解決辦法，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隱患。」

從這些話中，可反映出勞動爭議所造成的影響是嚴重的，深使官員擔憂的。但當許多工人們先想通過勞動爭議爭回自己的應有權益、爭議得不到合理解決、令工人不滿、對官方裁決失望時，工人便被迫把行動升級，要用自己的力量去爭取滿意的解決，亦即包括採用怠工、罷工、街頭示威、堵塞交通抗議等行動。

由於中國當局的新聞封鎖，國內的報章傳媒絕少報道工人的上述鬥爭行動，極少消息傳播到海外。不過，經過一些難得的渠道，使「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和《中國勞工通訊》（英文版雙月刊）等，仍能獲得很少部份的資料，從這些十分有限的資料中，仍不難看到工人們的維權行動是與日俱增的。

據《中國勞工通訊》今年5、6月號詳細列出她所搜集到的各宗工人罷工、上街抗議等維權行動，在1997年全年共有10宗。參與人數約18,300人，其中1宗人數未詳；1998年共有14宗，其中7宗已列出參與人數為4,000人，其餘7宗的人數未詳；1999年共有21宗，其中18宗的參與人數超過39,500人，另有3宗人數未詳；今年1至3月，共有5宗，其中3宗的參加者有11,500人以上，其餘2宗人數未詳。

該刊隨後兩期，繼續報道了不少的鬥爭行動。其中有：

從今年7月10日開始，成都3508軍工廠超過1,000工人和退休工人在廠門外靜坐抗議，要求該廠關閉時應與工人協議給予良好條件，在持續7日後結果如何現仍未探聽到。（轉引自美聯社電）

8月5-6日，四川省宜賓一間大型國有煤礦（富榮煤礦——音譯），超過1,000名工人和家屬阻塞主要街道，抗議不敷的生活津貼，要求給予法例規定所保證的津貼。當局出動清除了障礙，拘捕36名組織示威的工人。全國總工會人員同意這次抗議是合法、合理的，但卻認為抗議的組織者應予譴責。

9月25日，雲南省一間國有鋼廠500名工人阻塞成都至昆明的鐵路幹線，以抗議傳說中的解僱工人。

由於中國工人現時仍沒有獨立的各級工會（中共只容許單一的官方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屬下各級工會——存在，中國工人階級還不能很有組織地廣泛聯合起來，進行維護和爭取權益的鬥爭。但現時以全廠職工為單位的集體勞動爭議，已表現出他們的組織力、團結力量是比過去大大增強了，因而在鬥爭中可能迫使企業主和當局作出讓步，爭取到不少的成果，從而加強了他們的信心，儘管今天所面對的侵權、失業等困難在許多地方已比過去惡劣。不過，這許多的工人鬥爭，往往都被當局出動軍警鎮壓下去了。

另一方面，中國的「三農」（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也在日益嚴重化，農民權益被來自各方面的壓搾所侵犯，其難以容忍程度並不下於城鎮的工資勞動者所遭遇的，許多地方的農民的反抗鬥爭已時有所聞（關於這方面的問題，以後會另文加以論述）。城鄉工農的維權鬥爭將不會是長期孤立、分離，而會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最後達到強有力地反對、抗衡共同的敵人的。

2000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