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本書（柘植書房新社出版，2,300日元）作者是戰後點燃革命運動火炬的「讀賣（新聞）鬥爭」的領導人，由他來對那些共同戰鬥過的人物寫評傳是很合適的。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歷史書物成千上萬，在日共的正統歷史中，就有《五十年黨史》、《六十年黨史》、《六十五年黨史》、《七十年黨史》等。在日共黨主流以外，有《德田球一》、《神山茂夫》等個人傳記，但卻沒有像《史記》那樣的列傳。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界關於日本革命運動持有的「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日本帝國軍隊式性質。本書可以說是日本第一本革命列傳。

書評作者1947年加入日本共產黨，歷經兩次被開除仍堅持勞工運動，他對於「日本革命史＝日本共產黨史＝宮本顯志史觀」有深切的體會。除了「日本的列寧」（宮本）以及作為批判、迫害對象的「日本的毛澤東」（德田）、「日本的劉少奇」（志田重男）外，日共正統史觀裡的日本革命運動、勞工運動史上看不見「人」的影子。為了對日本革命的失敗進行歷史性的總結，首先必須不分功成名敗對代表性人物進行綜合評論。本書雖然對個別具體人物的評判不一定正確，但從整體上看，是非常有價值的。

本書列傳的一百人中，有29名日共「職業」黨員，兩名非日共職業革命家（平塚、凡岡秀子）、11名勞工運動組織者（包括日共黨員）、13名文學家、13名藝術家、10名學者、13名新聞界人士等。我雖然比作者年輕15歲，但也直接在書中30多人的領導下工作過，與書中數人也共同工作過。

除了山口武秀（農民運動）、鈴本市藏（國鐵工會與「2．1」總罷工）沒有列入外，結集在列傳中的人物代表了日本「革命黨」第一流的良心、正義感、人格與事業。其中包括日共的德田、野阪參三、志賀義雄（所謂「三巨頭」），金天海、神山茂夫、宮本、褲田里見、黑木重德、志田、椎野悅郎（所謂「再建七幹部」）、春日庄次郎（社會主義革命與構造改革論）、西澤隆二、安齌藏治（「毛澤東派」）等；也有戰後工運巨頭細谷松太、高野實。書中特別提及在日朝鮮人日共幹部（上列）金天海、保阪浩明、車永秀，沖繩人德田、高安重正。至於文學藝術家太宰治、河原宏等，今天的日本人一般只讀其作品，不知道其政治立場。可以說，在戰前天皇制國家、軍國主義統治下奮鬥的日共的道德與良知，在戰後的民主革命鼓舞下一舉開花結果。可悲的是，如書中所列大多數人物一樣，成千上萬的革命者、活動家，都被日共踢散了。

在1947年的日共創立25週年紀念集會上，中野重治作詩《那些人們》歌頌那些沒有正式成為黨史卻為日共犧牲、奮鬥的人們，今天讀起來還令人感動。那是對日本革命、對日本共產黨充滿希望的時代。可惜，中野三年後作為「國際派」被開除；後來雖然在日共六中全會恢復名譽，卻於64年再與神山一同被「永久」開除，此後在日共黨史等文獻中再也見不到其名。「人民之敵」中野去世時，在宮本、藏原支配下的日共，沒有人敢表示悼念。

今天，研究中野的單行本就有247冊，這是任何日本文學、特別是無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學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諾貝爾獲獎者大江健三郎就公開表示：只要日共不改變對中野的態度，他就不會與《赤旗》交往。增山在書中高度評價中野：「我對於文學家中野重治曾經是日共黨員這一事實充滿自豪。我們之間當然有細微的差別，但日共黨員中野的存在，本身就為日共的馬克思主義增添了人性良心的光輝。」除了中野外，野間宏、佐多稻子、安部公房等等，都沒有出現在日共的宮本史觀中。日共的《六十五年黨史》只提及宮本百合子（宮本顯志夫人）的《播州平野》等作品。在宮本40餘年專制性地支配日共期間培植起來的龐大的宮本史觀，將來總會遭到徹底廢棄，但我本人卻是50年日共分裂時宮本的最熱烈支持者。

書中的長谷川浩（原日共政治局委員、工會部部長）晚年表示：有上百萬人脫離了日共。日本研究馬克思、列寧、格拉姆西的泰斗石堂清倫也說有50萬人脫離了日共。總之，這是非常龐大的數目，更令人寒心的是：這些人中，有95%以上的人都不願再提日共了。我自己認識的人當中，只有一位被開除的原日共東京都委員表示如果日共自己批判，願意回日共。實際上，此書的百人中，竟然有60人是脫黨或被開除者。

戰敗後的數年中，日本的民眾為每日的食糧奔波。我這樣48年成為黨專職（職業革命家）的人常常領不到工資、空腹工作。井上光晴的「反黨小說」《不能書寫的一章》就寫實地描述他在長崎縣作為黨專職工作人員的生活之苦。白川晴一（政治局委員）、渡邊四郎、內藤知周（曾是宮本派中心人物之一，當上中央委員後脫黨）等形容自己到70年代還是「赤貧如洗」，更不用說在日朝鮮人黨員們的生活貧困了。車永秀80年以後與我親交，告訴我他48年時在黨本部工作時午餐就是一個乾麵包、一杯白水，但宮本在大家面前獨自吃著白米加炒雞蛋。志賀與野阪也同宮本一樣，而志田、德球則與大家同食，很得人心。增山曾去宮本、志賀家作客，為其豪華住宅驚異。

比起經濟生活的貧困，政治生活的變幻更令人心寒。小松豐吉可能是命運最悲的黨中堅幹部吧！他是東京的三大日共據點工廠組織的領導者，特別在朝鮮戰爭中作為軍事委員會負責人鋒芒畢露。54年被志田委派與椎野、吉田同赴北京（後兩者知道命運不祥拒絕前往），在北京被褲田里見徹底整肅，對黨絕望之餘以酒消愁。歸國後無法工作，被開除後病死在路上，連家人也不認他。我當時所屬的川崎市東芝堀川町組織，在4,500名工人中有380名黨員，是「日本最大」的共產黨支部。當時的支部長K才23歲，他後來與小松命運相同，死在橫濱的街路上，無人認領。黨中央的S也是如此。我自己想來，雖然自己應該負一部份責任，但多數的責任是由於日共黨的政治方針從來沒有為「專職黨員」的生活著想。結果，那些把生命獻給黨的事業的人，或者死心塌地追隨宮本迫害同志，或者被開除出黨又沒法在社會中生存。在日共，宮本的「輝煌」路線下，堆積著過去的同志們的累累屍骨。

（譯者不由得對比托洛茨基臨終前在逃過一次謀殺後對KGB的揭露，指出正是那些犯過錯誤但已經緊密依附黨的機器、沒有能力幹別的工作並習慣於特權位置的人，可以被格柏烏變成唯命是從的工具，擔當無惡不作的勾當。（註1））

（未完，待續）

（趙京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0年10月23-30日號。）

註1：李時譯《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斯大林謀害我的生命》，刊香港《十月評論》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