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維亞革命有著歷來的民主革命的所有標記，它有著把古老歐洲所有專政制度全線掃蕩的1848年大革命的迴響，它與1980年震動菲律賓的人民權力和印尼在過去兩年的人民權力相似。還有一種不斷出現的說法是，把東歐共產主義政權推翻的1989年底從下興起的群眾抗議浪潮所未完成的功業，這次由塞爾維亞革命來完成。

塞爾維亞革命都像上述所說的所有革命事態，它是由普通人民所爆發的群眾力量。在其中，佔有關鍵地位的是兩批人：塞爾維亞工人，尤其是科盧巴拉的礦工，及群眾性的學生運動（OFPOR！）。他們通過大無畏的行動，一再不畏強權，激發起波瀾廣闊的運動。工人和學生是在政權的一再高壓、廣泛的查禁言論及選舉舞弊的虎口下造成革命。

不過，有些人卻要把這一場革命描黑為擁護資本主義。但絕不是這樣的。塞爾維亞人有不勝枚數的理由憎惡西方及西方所代表的制度：這個國家就在去年裡被「北約」聯軍猛烈轟炸長達3個月。所以，米洛索維奇在競選裡打出的牌，就是聲稱他把塞爾維亞守衛免受西方的進侵，而他的支持者亦聲稱，攻擊米洛索維奇將會被西方所利用，從而就是攻擊全體塞爾維亞人。

所有反對米洛索維奇的反對派領袖，無一不在某個時候支持過西方，或是採取親西方的政策。正是由於他們這種態度，使他們在群眾的眼中全無信用。被推上權力的科斯圖力卡的成功包含了兩點：他在人們眼中，是眾多反對派政客中最有原則性、最不搞投機；他發動運動，反對「北約」及西方插手科索沃，反對把米洛索維奇帶上海牙國際法庭受起訴，並反過來要求起訴美國及其盟友。倘非有這些立場，他是不會當選的。正如在革命後，街頭上的一個店員所說：「使米洛索維奇滾蛋的是塞爾維亞人而不是『北約』，應該是由塞爾維亞人民來懲罰他。」另一位女士說：「你們『北約』絕對沒有懲罰米洛索維奇，他躲到地底去了，他的子女也在安全的地方躲起來了。受到懲罰的倒是我們。」

革命荊棘滿途

在「北約」轟炸塞爾維亞期間，許多人在反對轟炸的同時，為了不讓西方有機可乘，所以感到有需要支持米洛索維奇。最近的事態表明了這些人是錯誤的，事實上可以有另一種出路。

革命在早期的階段便取得了勝利，不過，倘若要從革命裡得到真正的成果，便有需要把革命繼續下去，而這點對社會的底層人士，尤為真實。革命迄今所達到的成就是重大的，但來臨中的問題和危險也同樣的重大。警察和軍隊仍然完整無損，而且不願交出權力。他們看到抗議的力量是那麼巨大，他們的介入將要引發內戰，而這並不值得。他們隨時準備拋棄米洛索維奇，但會盡一切所能來保存原有的地位，使新政府按軍方的利益而行事。科斯圖力卡看來是不能，也不願承受太多來自軍方的壓力。科斯圖力卡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例如他對科索沃的立場便與舊政權無有二致。而且，在事態朝向革命發展，及在革命期間，有跡象顯示，科斯圖力卡是畏縮的，他害怕在不獲軍隊保證之下而行動，並且需要軍隊保證不會起而反對人民。他對塞爾維亞的政策，是要使它更大程度地與歐洲融為一體——這對飽受戰爭煎熬及經濟孤立的塞爾維亞是有著虛假的吸引力，只不過，這種被西方納入懷抱的政策在實際上只會帶來經濟緊縮、削減職位和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

所以，在街頭上那個把米洛索維奇推翻的運動，是代表著與西方列強所宣稱支持的那種利益直接地對立的。科斯圖力卡是這個街頭運動的首腦，但他的政策最終會背叛這個運動。他和西方都不願意街頭的運動會有進一步的發展，因為他們都害怕，那些採取直接行動以爭取自由民主的人，也將會為保衛本身的經濟利益而戰。在一個矛盾重重的社會裡，人們為了爭取更好的生活而革命，但他們現在或許便會發現，有一個「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結構調整計劃強塞給他們。

此外，戰爭也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就在巴爾幹地區的中部，波斯尼亞實際上是一個由西方管理的殖民地；在科索沃，西方的管治主持了由阿爾巴尼亞人對塞爾維亞人及羅曼人進行的種族清洗。有鑑於「科索沃解放軍」相信，倘若米洛索維奇繼續在位，科索沃便有很大的機會贏得獨立。所以，「科索沃解放軍」對於科斯圖力卡的登位，是不無忿恨的。「科解」現在繼續對塞爾維亞警察戰鬥，以圖通過動蕩來取得獨立的機會。黑山的民族主義者，也要求獨立，但西方似乎是愈來愈不願意讓黑山取得獨立的。在地區上爆發更多戰事的危險仍然存在。米洛索維奇儘管退位，但導至戰爭的各種因素尚存——尤其是西方介入的因素。

把民主革命變為社會革命

革命可以怎樣前進呢？工人學生要繼續採取攻勢，以確保他們的要求得到實現。把舊政權支撐起來的舊有老闆、行政管理人員、軍隊將領和政客，應該經由學生和工人的普遍決定而撤除——工人學生已經走上這條道路了。自由新聞媒介的內容及工作條件，需要由工人控制管理。工人必須提出把權力擴充、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並且運用直接行動來爭取這些要求。必須從下而上的對警察和軍隊作出控制。必須通過平等的聯邦而不是武力，使不同民族統一。唯有這種種方法，革命才是真正的開始面對塞爾維亞社會的基本問題。

在戰爭期間，塞爾維亞人被醜化為種族清洗的惡魔，而現在，一些人又把他們讚美成民主的英雄。這兩種圖象都不準確。塞爾維亞人就像其他民族一樣的被政治所分化，而首先更主要是受到階級所分化。每一場革命的開始，都首先是廣泛的團結，因為大多數人都超越階級，團結一道，先把可憎的獨裁者趕走，及爭取最基本的民主要求。而當經濟課題和階級課題走到前列，每一場革命皆是按著階級的路線而分化。工人要取得成功，他們便不僅需要力量，而且也需要一個獨立的政治組織，可以為工人本身的利益而鬥爭，把民主革命扭轉成為一場社會革命。

在公元2000年發生的塞爾維亞革命，比起1989年發生在東歐的革命已經是更好的了。兩者的關鍵性的區別，在於工人階級在塞爾維亞革命裡發揮了中心的作用。民眾反帝國主義及不信任西方的情緒仍然強烈。人民能夠看到東歐推行市場的效應。而即使在塞爾維亞內部，市場效應也是同樣的到處可見，發生了許多的影響，以至這一場革命，是在西方本土日漸增加的反資本主義的背景下發生的：在美國西雅圖和捷克布拉格反「世貿組織」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全球化組織的運動的教訓，在塞爾維亞的學生組織OFPOR！是不會視而不見的。在西方出現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在帝國主義的心臟地區造成了日漸增加的動蕩。

所以，塞爾維亞的十月革命很可能是一個漫長的變化過程的開始，而不是變化的結束。我們可以通過許多方法來表示我們的團結——更不用說，我們可以通過與我們的統治階級作鬥爭，以使造就了革命的那邊廂的人知道，在西方這邊，也有著許多的同路人。

（史丹摘譯自《社會主義評論》2000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