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繩時代》報上，關於「沖繩主導權」的論戰在繼續進行。按參加爭論的原社會大眾黨書記長、現縣政參事比嘉良彥6月6日見報的話說，「5月初的長假以後，早報和晚報上都展開『沖繩主導權』論爭的狀況」形成了。《沖繩時代》報上的論戰發生之前，《朝日新聞》報從5月15日至17日分三次介紹了關於「沖繩主導權」的提案。此外，進入6月，在另一份沖繩的主要報紙《琉球新聞》上，論戰也開始了。

到6月17日為止，參加《沖繩時代》報上的論戰的已達12人，包括了「沖繩主導權」提議人之一的高良倉吉和剛才提到的比嘉良彥。其中，來自日本「本土」的只有一人，是民族問題研究者太田昌國。論戰呈現出沖繩的知識份子總動員的模樣。進一步說，或是從「論戰」來說，除了提議人高良、大城倆，以及事實上是稻岭知事為首的沖繩縣政府的智囊，立場與高良等人相近而又巧妙地避開贊成與否表態的比嘉良彥外，佔壓倒性多數的論戰參加者對於「沖繩主導權」的觀點從正面給予了批判。

為日本的國家戰略做貢獻

那麼，稱為「沖繩主導權」的是什麼呢？是琉球大學的高良倉吉、大城常夫、真榮城守定三位教授在向今年3月於那霸市內召開，由日本國際交流中心主辦，讓亞洲各國的研究者交換關於文化、經濟、安全保障的意見的亞太地區待議事項研究計劃「沖繩討論會」提交的報告中共同提倡的觀點。《沖繩時代》報從5月3日到1日分7次連載了這份報告。

這份報告提出的問題是其所謂的：「我國要進一步發揮作為亞太地區負有責任的主體的作用，同時作為全球性大國而做出獨自的貢獻的一種存在，不能迴避關於沖繩的再評價及其活用方法的問題」。說到底也就是，為使「我國」成為面向亞太地區的全球性大國，沖繩必須起怎樣的作用。那也就是說，沖繩決定自己的未來而形成「日本的國家戰略」這一不可動搖的前提。為什麼呢？因為說是沖繩的居民通過回歸本土「自己的適合歸屬的國家是日本的選擇」。

當然，並不是否定那些提倡者——他們提倡沖繩和所謂的生根於沖繩的歷史經驗的「日本」的特別關係（即應該稱為因與大和的關係而生的沖繩的「歷史意識」）的存在。但是他們否定「要求負起對於歷史做過度說明的責任的理論」，主張作為「現在活著的人」，「我們不能認為『歷史問題』只是沖繩的問題，要為了整個日本，進而為了亞太地區和全世界來通盤考慮怎樣努力解決」。這種所謂面向「全球主義」而揚棄「地域感情」的主張，讓人很容易地看出和認為其意在於使沖繩最終完成與日本國的自發的合併。

這種立場歸結出了露骨地允許美軍基地在沖繩存在的論調：「我們三人基於評估存在於亞太地區進而對於國際社會的日美同盟所起的安全保障作用的立場，同意以此同盟的必需為限的美軍基地存在於沖繩。就是說，具有從保障方面來說沖繩作為我們國家裡貢獻度最高的地區而存在著這一共識」。

基於上述立場和認識，他們三人因認為「對於妨礙和平與安定的主要因素，作為通過聯合國做媒介的最大限度的選擇，行使軍事力量是必要的」，而極端地認為，「對現在的美軍基地問題，不是追究它的存在是好還是壞的問題，而是能否和怎樣調整、消除有效的運用與居民生活的安定之間的矛盾問題」，在沖繩美軍基地的是非「作為問題已經不存在」。他們三人還主張，（沖繩人）不是作為「基地的檢舉人」，必須成為「對安全保障做出很大貢獻的地區」的「檢查」「基地使用應有規範」的當事人。

這裡，他們提出的是（沖繩）作為構築「21世紀的日本的國家像」的「共同事業者」的形象；他們還為表現這點而提議在沖繩建碑，並擬了兩句碑文：「這裡是日本的盡頭、亞洲的起始」，「這裡是亞洲的盡頭、日本的起始」。

這碑文的底稿，正如共同通信社的伊高浩昭指出的那樣，是模仿了位於歐洲西端、突入大西洋的葡萄牙的羅卡角的碑文「這裡是陸地的盡頭、海洋的起始」，而且將沖繩作為與「日本」有別的亞洲諸國的一員的交往的經驗，徹底地吸收到「日本身份」裡，由此明白地把授予沖繩以「全球性大國．日本」朝向亞洲的最前沿的地位的意圖包括了進去。

「海洋的起始」的羅卡角的對岸，是隨著五百多年前哥倫布的到達而開始遭受西歐的侵略和殖民地統治、原住民族成為了大屠殺對象的美洲大陸。「亞洲的起始」連接的亞洲，是成為舊日本帝國主義軍事侵略對象的亞洲，是現在仍是謀求生存的「全球性大國」日本的霸權的對象的亞洲。

為日美安保體制積極做貢獻

上述的提議人的中心人物高良倉吉，是戰後（1947年）出生的充滿銳氣的沖繩的歷史學者、受到注目的人物。他是NHK的電視連續劇《大河》中《琉球的風》一集的主編，並作為岩波出版社的新書《琉球王國》的作者，為發掘和喚醒歷史的「琉球身份」盡了力。在《沖繩的自我驗證——三人談．從「情感」到「道理」》那本他兩年前出版、發行的書中，他和這次「沖繩主導權」共同提議人之一的真榮城守定及現任沖繩縣副知事牧野浩隆（當時任琉球銀行常勤監查役）進行了三人談，反復強調了「沖繩有提出問題的能力，但是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出秉持「優質的馬基雅弗利主義（譯者註：權謀術數主義）」，「沖繩有決心自主經營日本中的沖繩」。

他所說的「優質的馬基雅弗利主義」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要把沖繩現今積極地推上對日美安保同盟「貢獻」最大者的位置，最終使之自願、主動地成為尖兵。

高良到處說，「（沖繩）是這樣一個地區，人們懷著對自己的歷史、文化的自豪，帶著作為少數民族而感受到的悲痛和苦惱，抱著憎惡戰爭、愛好和平的強烈意念和把這種經歷、體驗轉告給廣大世人的願望」，也就是在說，不僅是對於日本，也對於亞洲，沖繩持有的「財產」是種「柔軟的力量」，因而要呼喚沖繩通過這種「柔軟的力量」為塑造將來的日本的國家像做貢獻，而且作為前提地容納美軍基地這一最大的侵略的「堅硬的力量」。真可謂是日本政府為沖繩八國首腦會議所提宣傳口號「發自沖繩的和平信號」的忠實翻版。

記者新川明（沖繩時代報社原社長）批判說，這個「提議」「只是督促、鼓勵沖繩人『大政翼贊（譯者註：協助、輔佐國家大政）』，向日本國政府宣誓成為日本國的『尖兵』的標語」。島嶼研究家松島泰勝說，把共同提議的三人放在出自沖繩、朝向近代日本國家的「同化主義者」系列的位置上。琉球大學的教員保板廣志認為，「提議」是「努力制作新的國家像——神話的政治的祝詞」。沖繩大學教員新崎盛輝斷定其罪說，是「現狀追認論者的語言遊戲，觀念論」。季刊《EDGE》的總編輯仲里效稱高良是「流亡到和沖繩的歷史與經驗相反的『新日本』的國家主義者」。

這些話都尖銳、中肯地批判了「提議」的本質。所謂的「沖繩主導權」，與它的字面所表示的正相反，其目的只是要讓沖繩接受「日本國家的主導權」乃至「美日防務合作指針的主導權」。

共同提議人之一的大城夫說，「如果沒有沖繩是日本的一個縣的認識的話，談論沖繩的21世紀像、國家像、聯邦制、沖繩特別自治區．地方分權的擴大等地區像、安全保障問題、美軍基地和地方振興問題都將是不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批判者們首先應該表明對沖繩歸屬問題的態度」。同時，他還強調了美軍是亞太地區的「安全的保證人」、「地區均衡的維持者」，並把俄國、中國和亞洲各國對在日美軍基地所起作用的評價作為自己等人立論的根據。

可是，沖繩「歸屬」到哪裡的所謂問題，以及對日美安全保體制和在日美軍基地的作用予以積極的肯定，都完全是另外的話題。即便是承認沖繩為「日本的一員」的話，將其和接受日美安保體制及在日美軍基地的存在直接聯繫、等同起來，也是很不對的。

他們的主張和去年由於篡改重新建造的沖繩祈禱和平資料館內容的問題所顯示出來的想要瓦解生根於沖繩的戰爭、戰後體驗歷史意識的動向是一致的；身為歷史學者的高良倉吉對於這個篡改展示內容的問題只是完全沉默，但是他寧可站在篡改歷史的稻岭之流之一邊的做法，顯示了他的意向和稻岭知事為首的沖繩縣政府的動向是緊密結合的。

（馮克瑞2000年8月於美國歐德道明寧大學節譯自日本時代社同年7月3日發行的第1639號《橋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