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名中國移民在多佛港的一輛貨車裡窒息致死，令許多人震警不已。這宗事件殘酷地顯示了移民的淒涼景況。移民在本國的處境絕望，因此挺而走險，不惜經歷慘無人道的偷渡條件，冒著生命威脅，只為了避過過關的移民管制，追求他們以為在英國能有的較佳的生活。

多佛港的悲劇的震撼之大，使到那些渣滓小報也放下一向把「非法」移民當作代罪羔羊的謾罵，改而對偷運人口的販子進行攻擊，指他們不應把那58名中國移民從比利時偷運出口。只不過，在這種道德責難的背後，其實仍然是把矛頭指向那些因「貪婪」而來英國「撈油水」的「外國人」，指他們把英國人民的資源吃掉。它們的論調仍然是那老一套的仇外情緒，只不過這次是披上了道貌岸然的外衣罷了。

英國和歐陸政府排外

英國工黨政府及它在歐洲大陸的同道中人所採取的路線，實與傳播媒體大同小異。英國首相貝理雅及歐洲其他國家元首，在葡萄牙舉行的歐盟高峰會議的講壇上，為多佛悲劇的死者洒下偽善的鱷魚淚，之後，他們便立即呼籲加緊對全歐洲的邊關管制，加強對偷運人口的販子的鎮壓。而由於往往不易在偷運者的行動過程中把他們捉拿，所以上述呼籲實際上就等如是加強對「非法」入境者的鎮壓。

歐洲政府向偷運人口的販子發動戰爭的宣言，是一場犬儒主義的鬧劇。要是沒有這些富裕政府的壓迫性的移民法律，這幫偷運人口的販子還能夠存在嗎？像那58名多佛港的死者，還會冒生命之險把自己生命交給那批惡棍嗎？事實是富裕國家的壓迫性的移民法律令偷運人口的行業得以肥大。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字，這行業的營業額高達每年度3-4億英鎊，這宗金錢全部都是由來自貧國的人民支付！

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政府之手，是和它們所譴責的多佛港的偷運人口的販子的雙手一樣，都是血淋淋的。尤有甚者，西方政府每次加緊移民管制，皆是在它們向選民鼓吹仇外情緒，企圖挑起選民間的仇外意識而實行的。

這些政府宣稱，加緊移民管制會防止多佛港悲劇的事件再發生，會增加對「非法」入境者的保護云云，這實在是偽善的假大空話。統計數字說明，實際情形是正好相反。在經過20年來一再加緊移民管制之後，不僅試圖非法入境的人不斷增加，而且冒著生命危險付費給偷運人口販子以進行偷渡的人也是不斷增加。

西方政府道貌岸然的虛偽性，尤其表現在它們對本國內部剝削這些現代奴隸以自肥的資本家所採取的不聞不問，不作一事。譬如在英國本土的二手市場，向來都是依賴於來自亞洲及近期依賴於來自土耳其的「非法」移民，這方面早已是聲名狼藉。又如在建築業，是廣為僱用來自東歐的「非法」移民，在飲食業裡則是中國移民。但在這些血汗工場裡，又有多少個僱員被判刑以至有多少個僱主被起訴呢？這些僱主不僅破壞移民法，況且也破壞保健、工作安全及國民保障制度各方面的規例。

但是對於英國的部長們來說，把「非法」移民強行遣返是一回事，而要向老闆剝削工人的權利來挑戰卻是另一碼子的事了。

移民潮的成因

西方政府時常吹噓它們在限制移民潮方面的成就。但在現實裡，它們對行之已久且愈演愈烈的移民現象卻是束手無策。西方政府的壓迫性的措施，只是能夠把移民潮壓往地下發展，僅是在門面上看不到暗裡的潛流而已。

對於許多移民來說，他們亦唯有非如此冒險不可；對於他們，離國到英國或任何歐洲國家居住，實在不是一個輕易的選擇。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為了本人或留國親人的基本生存。他們全部都是出於一系列互為有關的因素而被推上前往富國之路：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在過去多年來陷入了一再惡化的貧困境地，戰火連年，獨裁者或軍閥的兇殘統治，等等。所有這些因素，都是由富國政府通過經濟、政治、並且往往是軍事手段所維持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所直接或間接造成的後果。資本主義在這個星球上的巧取豪奪而造成這許多地區的赤貧，而又是這種赤貧反過來造就了在窮國裡的大部分的地方衝突，為這些衝突造就了軍隊。而最後，更通常的是由於帝國主義間的爭奪而使貧國裡的衝突火上加油。

不過，向富國奔流的移民潮不僅來自於遙遠的第三世界。自從10年前開始，歐洲也產生來自本土的難民大軍。

這首先是從東歐的倒台和蘇聯的崩潰而開始。原先在整個東歐集團間進行勞力的國際性分工為基礎的經濟體系，滑落到亂局裡。在7年之間，即從1988至1995年，每日維生費用不超過4美元的人口從4%躣升到32%。從而便開始了來自波蘭、羅馬尼亞、俄國及其他東歐國家的「非法」移民潮；這些人在西歐國家的建築地盤業內尋找工作。至於工程師和其他專業人士，則前往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尋求更佳的事業前景。

但這僅僅是個開始而已。在南斯拉夫，你爭我奪的政治，又再重新逐鹿鐵托的寶座，再度挑起舊有的民族緊張。這些政客得到了西方強權的青睞。而在西方大國看來，南斯拉夫聯邦的四分五裂，正是大好的機會，以便把一個能夠相當地抗衡帝國主義奴役的強大國家從地圖上一筆勾銷，並從而擴大西方影響的幅度。南斯拉夫最終是朝內爆破了，而且還有兩場延綿十載的血腥戰爭。

結果是眾所周知的了。南斯拉夫的狀況與非洲最惡劣的衝突大可比擬，而且幅度更大，整個市鎮、整個村莊的人民，在槍桿子下被迫流離失所；他們蒙受恐怖主義的手段，或乾脆被縱火焚毀家園而被逐離本鄉。在南釿拉夫內戰的第一階段，戰火從克羅地亞廣及波斯尼亞，產生了350萬難民；這些難民或是在本國內到處遷移，或是流往國外。在戰爭的第三階段，在科索沃，由塞爾維亞民兵和「北約」的轟炸，又製造了150萬名人民喪失家園。與此同時，在塞爾維亞，有10萬人前往西方找尋護身之所。

由戰爭造成的物質破壞，把前南斯拉夫的大部分範圍推回到上百年前的局面，令大部分人民貧苦無告。還不過在10年前仍然是個半工業國的國家，現在比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不如，所以使很多人除了離開國家到別處尋找較佳的生活之外，別無其他選擇。

歐洲圍城

歐洲聯盟從1985年開始，在它們的國界範圍樹起了名為「神根區」的無形圍牆。從表面來看，新制度相當自由開放，因為任何一個非歐洲公民「只要」取得「神根區」內的任何一國的簽證，就能在「神根區」各國內通行無阻。只不過，設立這項制度之時，卻也同時收緊對旅遊入境證和居留簽證的簽發，而這又由各國警察使用高科技的電腦資料來加強，所以實際上是製造了更加嚴密的邊關管制。

而即使這樣，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及現行的貝理雅，皆選擇廁身在「神根區」之外。這個做法，一方面是為了討好保守黨的反歐洲派的選民，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留英國國家對入境者的選擇權，以便能採納某些第三世界的人士而排斥其他。

而結果，隨著申請政治庇護的人日漸增加，「神根區」是一再收緊入境管制。歐洲政府在1991年達成協議，訂立了一張所謂「安全」國家的名單；來自這些「安全」國家的尋求政治庇護者，將毋須經過審理而立即被遣送回原地。從那時開始，便在包括東歐和南歐國家的歐洲國家的範圍裡，訂立了一個緩衝地帶。

過了數年，在1998年，有2千名庫爾德族難民乘坐小艇在意大利的海岸線登陸。這件事令歐洲再一次收緊大門。這一次，歐盟政府向土耳其提供金錢和技術協助，以讓土耳其加緊本身的邊防控制，並且為「非法」移民設立拘留中心。土耳其向來就是來自中東和亞細亞移民的轉口站。此外，歐盟也向波蘭和捷克共和國等國提供同樣的協助。

在「神根區」的外圍，同時亦設立了監視線。這監視線在德國與波蘭的邊界尤其嚴密，彷彿鐵幕國的歷史重現，只不過這一次是方向對調而已。而從德國與波蘭邊關，一直伸延到西班牙的南海岸線，直達直布羅陀海峽。在這個海峽，本來用來監視海底潛艇的高科技系統，現在被用來監視從摩洛哥開來的載有移民的船隻。

繼此後，歐洲政府還實行了其他方案。其中之一，是把第三世界政府扯進其中，運用撤回歐洲援助的威脅，強使第三世界政府採取必要的步驟，嚴防潛在的「非法」移民離境。而這一點，其實是從英國帝國主義方面學來的。英國對其下的許多英聯邦國家已經施用這套方法經年，使許多可能留境者不能進入英國旅遊。

所以，歐洲是一磚一瓦的砌起了圍牆；英國是在這堵圍牆之外，但它們的調調兒是不相伯仲。富裕的歐洲國家，把它們國家的資產階級向全球散佈的貧窮和絕望堵截，自我圍封起來。

資本才是外來者

可是，無論有多麼嚴的鎮壓和監視，皆無法把歐洲國家密封起來。上述所有手段，只不過使移民的風險更大，費用更加高昂，使偷運人口的販子的利潤更大而已。

問題的根源，是在於資本主義制度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的不平等正在與時俱長。富國愈富，則貧國愈貧。這種狀況一天持續下去，則人們還是會冒著生命危險，企圖在富國找得安身之所，以便尋得較好的生活，或乾脆只是與免死於飢餓或土豪的槍彈下。

歐洲最朝不保夕，最低劣的工資，對於他們也是要比在本土裡活活等死的強。

在今天，社會累積迄今的科技知識，已經足以把世界上大多數人民被迫過著的貧困生活徹底中止。貧困和社會剝奪實非必然。它們兩者皆是由通過剝削大多數人，為極少數人生產利潤的一個全盤地倒向少數富裕資本家的經濟組織所造成的結果。這樣的一個經濟組織，從很久以來已經是無法應付人類的需要。它不能向人類提供未來，而只能提供歐洲圍城的猙獰面孔，提供一個由芒剌和機槍守衛著的人工的「天堂」，而且只是向一小撮富人提供而已。

在交通運輸工具已經發展至能夠讓人們全無限制地在全世界各地通行旅遊的時代裡，民族國界的尚存及一再嚴守移民管制，只不過是維持一個已經過時的社會秩序的其中之一個手段而已。這個手段不僅是不公義和壓迫性的，而且從人類總體的觀點來看，更是荒謬而不理性的。

尋求庇護者和「非法」移民不是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威脅。真正的威脅，是那些為了保護那個阻礙社會前進的社會秩序的政客和政府。唯有在摧毀這樣的一個社會制度之後，社會才能繼續前進。

2000年7月3日

（史丹摘譯自2000年7-8月號《階級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