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安排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在1999年11月達成的協定，令此處的主流報章議論紛紛，大談這次交易將帶來民主的收益。《遠東經濟評論》稱這項協議為「世紀交易」，謂這將「對貿易帶來好處的同時，亦為人權和法治帶來好處」。克林頓的安全顧問珊地．伯格聲稱，該項協議安排將令中國成為「更開放，及更富多元性的地方」。不過，從中國處理王有才案件中可見，中國向民主的過渡仍然是遙遙無期。

王氏是中國小政黨民主黨的4個發起成員之一，他們由於企圖註冊成為合法政黨而被捕，判刑5至11年不等。王有才在去年聖誕節前夕上訴，但被駁回。

事實上，種種跡象顯示，國家的壓制行動在有增無已。眾多的民主活動人士備受滋擾和逮捕，地下宗教活動和崇拜活動被掃蕩，因搶劫或被判以叛國罪名而被處決的數量持續增加。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由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所帶來的社會後遺症，只有用打砸壓的途徑，才能夠加以克服。

鄧小平在1970年代末打垮了毛派一翼之後，中國統治階層中的多數一直致力於扭轉毛澤東治下佔主導的經濟政策。就如前蘇聯的狀況一樣，經濟政策之改弦換轍基本上是著力在出售國營企業和集體農場，向各國的貿易大開門戶。不過，中國領導人是在小心翼翼之下推行改革的步伐，不似前蘇聯的斯大林派那樣，在1989年戲劇性地垮台。此所以中國與世界大國進行磋商，希望融入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一部份。世貿的交易只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最為成功的階段而已。這同時也意味到，中國正在持續建立對外的軍事力量，和用以操縱人民的對內的保安機器。

改革只富了一小撮人

鄧小平的改革，毫無疑問的為國家的原始經濟數字帶來實質的改善。從1978年到1994年，中國的全國生產總值躍升了4倍，貿易額從1980年的381億美元增至1993年的1,958億美元。不過，這些原始數字掩飾著內部收入和財富的懸殊。這一邊廂，企業家們響應鄧小平所號召的「光榮致富」而聚積財富；另一邊廂，人民每年的平均收入只有6,000元人民幣，而農民平均更僅及這個收入的3分1。所以農民會冒著嚴竣的禁制而流向沿海城市，成為沿海城市8千萬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的一分子，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我居住和工作的南方一個城市，是中國進行資本主義實驗的先鋒，帶有累累傷痕。現在，天際充斥著摩天高樓和半落成的樓宇，豪華房車和名貴車車與仍然用腳踏車載貨的苦力爭路，成千上萬焦慮重重的流民到處可見，他們為掙一口飯而吃盡苦頭，活在生活的邊緣。

即使生活是這麼困苦，農民仍是從各地流到深圳之類的經濟特區去。香港的廠主越境設廠，工人工資只及買一把煤球，而工作環境及工作安全又是甚為疏忽。據《南華早報》在去年聖誕節前報道，在深圳，每周約有1-2名工人死於工傷，逾400人肢體傷殘。

比起這些農民們稍處優勢的國營企業的工人，也同樣岌岌可危。勞工及社會安全部長張泰基在上個月承認，在未來數年裡，隨著中國市場改革升級，將有1千2百萬名國營工人失業。至於原有的上千萬下崗工人，他們每月僅得100元人民幣的收入，而且發現今後要由自己支付醫療及教育費。更有很多工人，由於所屬的國營企業把他們的退休金拿出炒賣股票而受虧損，從而失去退休金的依傍。加上難以數計的貪污自肥的黨幹部，令人民在百上加斤的艱難生活下更加怨聲載道。

中國鋌而走險

中國領導人正在採取鋌而走險的政策。中國現時僅僅是藉著大規模的鎮壓來維繫中國資本主義不平穩的發展。全球經濟的下滑將會令前述的緊張狀態加劇。克林頓政府最真實的目的，是打開中國市場，令美國商人有利可圖。他在1月間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支持一份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決議案，事前已向中國領導人作出知會。中國領導人將會作出投訴，決議案將不獲採納，以鬧劇結束，而兩國的統治者們便會重新回到他們的實在事務：盡其所能令人民生活的利益屈居在製造（商）利潤之下。

（史丹譯自《社會主義評論》2000年2月號）